王胜群
彼时，我刚入职不久。在一节自习课上，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玩起了魔方。看到我走进教室，他赶紧将魔方塞到抽屉深处。我有些生气，站在讲台上对他说：“请把你的魔方交到讲台上来。”同学抬起头看向他。没想到这个师生眼中品学兼优的孩子很冷静地对我说了句“我没有玩魔方”，然后若无其事坐下。
我更生气了，问：“你确定没有玩？”“没有！”他答。我惊讶于这个孩子撒谎的时候竟然面不改色，更因此而愤怒。我很遗憾没有在他玩得投入的时候拍照留下证据，以至于现在陷入僵持局面。我当时甚至觉得这是一场斗争，它关乎一个班主任的威信，我不能输。
我当即将他的同桌和后面两个同学喊到教室外面，要求他们各自站到不同的地方，书面反馈在我进教室之前的真实情况：他在干什么？是否玩了魔方？三个同学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教室，看得出那是一种鲜明的两难。约五分钟后，他们各自将纸条交到我手中。
我一边打开纸条，一边向同学们公布情况：第一张，“在玩魔方”；第二张，“在玩魔方”；第三张，“在玩魔方”！就这样，他的两重“罪名”实锤了。他孤零零地呆坐着，神色黯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此刻，跟他一样尴尬的还有刚才写书面反馈的三个同学。
不知为何，看着他们的神情，我情感的天平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开始的我，气势汹汹，一心想证明自己，一心想揭露谎言。现在的我，一点也没有“胜利者”的喜悦，心里反而很不是滋味——他撒谎是不对，但我用了最粗暴的方式剥离谎言的面具，致使真假之间“血肉模糊”；我让三个孩子分头反馈情况，暗藏的心思是我不完全相信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我把这三个孩子推到了两难之中，逼迫他们在“庇护朋友”还是“还原真相”中做出选择。
这件事情之后，有个问题总在我脑子里绕：如何看待谎言？因为有怎样的“看待”就会有怎样的“对待”，因为有怎样的价值取舍就会有怎样的性格塑造和文明塑造。有些教育问题需要教育者自己慢慢地“嚼”。
我想到了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谎言是不应该存在的，哲学家奇迪更是把“不说谎”凌驾于所有道德冲动之上。
我想到了电影《闻香识女人》，影片中查理明明目睹了自己的同学对校长的新车所做的恶作剧，但当校方要求他作为目击证人时，他却声称自己没有看清。这不就是撒谎吗？然而在电影最后，斯莱德中校在学校模拟法庭上那段辩护却更令人热血沸腾，他指责校方以保送哈佛名额为诱饵鼓励查理揭发自己的同学是在摧毁灵魂，是在培养告密者，是在扼杀学校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他认为不因自身的利益而出卖朋友就叫正直和勇气。
当然，我也试图到他人的论文、书籍当中寻找答案，我甚至发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撒谎是孩子接触人群、社会后的一种交际策略，是孩子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其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与人类发展系教授李康对儿童撒谎动机的研究，他和他的团队用十年的时间研究发现说谎的动机可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谎言是白色谎言，是为了客气而说谎；第二种谎言是橙色谎言，是为了拍马屁而说谎；第三种谎言是蓝色谎言，是为了集体而说谎；第四种谎言是黄色谎言，是为了谦虚而说谎；第五种谎言是黑色谎言，是为了自己而说谎。他们的研究还发现，面对一个撒谎的孩子，打屁股是没有用的，它不仅会增加孩子谎言的次数，还会逼迫孩子提高说谎水平，给他们讲“匹诺曹”和“狼来了”的故事也没有用。
那么，怎样才能帮助一个爱撒谎的孩子改掉撒谎的毛病呢？答案是：尝试理解孩子撒谎的动机和创造诚信的环境。
在长郡双语校道的宣传栏里有伟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以前的我更加折服于“求真”和“做真人”这五个字，忽视了“千教万教”的“教”字。我发现一些看似明朗的“道理”背后也是有博弈的，因为道理背后藏着“人”，而教育的学问就是关于“人”的学问。
怎么教呢？我们要做“识谎者”，知道谎言的形式有很多种，如捏造假象、隐瞒事实或隐瞒部分事实、暗示、伪装等，面对孩子的谎言，要有回溯求证的意识。我们要做“知谎者”，面对孩子的谎言，不要轻易作出道德判断，要仔细分析孩子撒谎的动机。我们更要做“救谎者”，要以身立教，在潜移默化中引领孩子发展和完善自我，要穿针引线，正面教育，告诉孩子，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在谎言中尝到的甜头将远不及失去他人信任和失去诚实品质所带来的伤害那么大，勤奋、担当、宽和、诚信才是塑造自己良好形象的最佳路径。当然，教育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带着爱和理解栖居在孩子心灵的一角，找到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最佳结合点并加以正确引导。
无独有偶，在三年前的一节自习课上，我看见班长正在看一本小说。我悄悄走进教室收了他的书。凭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书不是他的，他只是借来看看。我问他：“书是谁带来的？”没想到班长眼睛一闭，说：“我的……”这回，我没有急于去作真假判定和道德评价，而是选择了剑尖倒悬，温柔以待。
我把班长领到办公室，告诉他“老师知道，书不是你的，是你同桌的，你是不想把他连带出来，才选择了一个人承擔所有的责任”。也许正是因为我也给他留了把“剑”放下的余地，我们接下来的交谈反而变得温和、坦诚。我表示，在一定的背景和因果之下，谎言是可以被理解的。我们也分析了，在同样的背景下，除了撒谎，我们还有其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的处理方式会有不同的结果和影响。而哪种处理方式会更好呢？我依旧把问题抛给了他。但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神情是放松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发现人最舒服的时候不是撒谎成功的时候，而是谎言卸落、心里的石头放下的时候。
在教育历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很多与“如何面对孩子的谎言”类似的问题。我们发现用固定的道德标准或法则对孩子的行为作出评价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要把它放到人生的尺度和人性的尺度中去梳理因果、加以理解并进行智慧而有温度的引导，却需要教育者把速度慢下来，细细品，慢慢嚼。
编辑/梁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