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莉
1
看了一个视频。
某中学门口，老师提着水桶，举着抹布，给几个女生卸妆。他的动作极为粗鲁，如对待牲畜一般，抓住女生的头发，然后在女生抬脸的刹那，用抹布大力揉搓。四周都是围观的家长与学生，受罚的女生站在人群中，神色戚惶，如临末日。
更出乎意料地，是视频下面的评论。大部分人站在了老师这边，认为“学生化妆是不学无术，是自甘堕落”，认为“化妆违反校规，活该被罚”，认为“这种县城三流学校应该以维稳为重，杀一儆百是好事”……偶尔有网友站在受罚的女生这边，说一句老师行为过分，也会被人辱骂，问“何不食肉糜”。
我有些难以接受。
我的初中便是网友口中的“县城三流学校”，甚至比这个更不入流，是“小镇三流学校”：教学楼只有三层，操场上的塑胶跑道因为老化破损，变成一地斑驳；学生们只知道混日子，成绩极差，时不时还有斗殴事件发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所让人看不到希望的学校，是不值得被尊重的学校。
可是，他们并不都是坏孩子，他们只是成绩不好的孩子。
那时，班上有一个叫袁嘯的女孩子，胆子极大，敢徒手捉蛇，每次放假后，都会和人一起上山掏蜈蚣卖钱，补贴家用。她学习成绩不好，又常常惹事，因此被老师所不喜。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她因为没有交作业，被老师叫到讲台上，一下又一下地扇耳光。每一下都是春日的惊雷，在绽放花朵的同时，也唤醒了藏在地下的虫蚁。后来，她的确没有再不交作业，而是直接抄袭，抄完了事。
那时我便知道，所谓的“羞辱教育”虽然可以让人因为恐惧而服从，却不能真正地从根本上去改变什么。它像鸩酒，纵然解得一时之渴，最终仍会走向末路。
年前，我回老家，再次见到袁啸。她早已嫁人生子，然而提及当年的体罚，仍是余恨未消。她告诉我，真正困扰她的并非肉体上的疼痛，而是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她的羞辱。十余年过去，她仍然走不出阴影，因此她憎恨一切。
2
在那件事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我小时候不太会用筷子，手握的位置太高，像鸡爪子一般突兀地支起来，每每夹菜，都像是在踩高跷。母亲嫌弃我的姿势不雅，常常在吃饭时钉着我，每当我拿筷子的姿势出错时，就会当着众人的面，用筷子敲我的手背，“啪嗒”一声，疼极了。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正确的握筷子的姿势，不再在饭桌上挨打，取而代之的，是我特别喜欢观察他人的用餐姿势，稍有不对，便忍不住出言提醒——这其实是一种很讨人嫌的行为，却是我维持自己内心秩序的合理手段。
对年幼的孩童来说，对与错都是狭隘的，是一道单选题。我们会本能地认为和自己不同的行为是错误的，然后对它施加惩罚。而羞辱教育无疑是对它的加固，是给不恰当的行为披上一层“正义”的皮囊，仿佛一切只要是为了他人好，便可以肆无忌惮。
善意也可以是一种伤害，更何况在大部分时候，羞辱教育只是因为发泄。
成人社会的艰辛足以磨灭一个人所有的温情与柔软，稍微遇到一点火星，便会引爆全部的戾气。乡镇中学的老师大多过得极为清苦，微薄的工资，繁重的工作，家里长短，世事寡淡，因此，当他们遇见学生违反校规时，想的并不是如何在维护对方自尊的前提下进行教育，而是在发泄中达到教育的目的，杀一儆百：“只要打怕了，他们下次就不敢了。”
杀鸡儆猴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可这依然不代表它是绝对正确的。
3
大学专业课，我们要种地。在一个个浅坑中埋下种子，等它们吸饱水分，破土发芽，抽条爬藤，最后，满地枝枝蔓蔓。我们要蹲在地上，一点点地剥落多余的、不好的叶子，像是在修剪一个个不完美的灵魂。
人也是这样的。在风吹起叶子，露出翻卷的、银灰色叶背时，我忽然如此想：在时间的旷野中，我们都是寂静的、葳蕤的植物，有人耐心地帮我们剪去不好的叶子，也有人试图将我们连根拔起，以此来彰示力量。
修剪是一场教育，而教育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它无法通过暴力来完成。
高中时，我一心只想写小说，成绩下降得厉害。有一次，班主任在课堂上没收了我的小说集，并让我下课后去他的办公室。我忐忑不安地过去，本以为会挨一顿暴风骤雨的责骂，却没想到，老师会夸我有写作的灵气，然后询问我以后的打算。
“我想成为作家，像韩寒那样的作家。”
老一辈的教师并不能理解韩寒的闪光点，因此不能赞同我的理想。他试图说服我学历对一个创作者的重要性，却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他对我说，我不能理解你，但我尊重你，希望你日后能证明你是对的。那是我第一次被当成大人的平等的对话，为此，我感激至今。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仔细考虑过如果自己是校门口卸妆事件的老师，会如何去做，去引导这些学生的人生。我想了很多办法，几乎都不可行，最后丧气地承认，“知屋漏者在宇下”，视频中老师的做法的确是最符合当时境况的，是最省力的。
人生如梦，各人都有自己的隐晦与苦衷。然而，夏条绿已密，倘若一棵树无法笔直生长，成为栋梁，那么旁逸斜出也是好的，起码它可以遮阴。
编辑/梁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