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飞
，意思是“我”，客家人念作“ngai”，但它在字典里是不存在的。
这是客家人独创的文字。从字面上看，是走到了悬崖边上，再无路可走的人，就是客家人。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这个在闽粤赣边区择山而居、喜欢穿蓝色布衫，并操着一口古老方言的群体被认为是一个“夷蛮”部落。就连客家人自己对自身的来历也不甚明了，他们只记得祖祖辈辈似乎总是在不停地迁徙，从一座大山走向另一座大山。
在梅州客家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关于客家源流的描述：“原本的汉族中原人士，历经五次大规模的迁移，在南方多地逐渐形成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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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在汉语中最早是对来访者的敬称，后来也用于称呼旅居他乡的人，比如“独在异乡为异客”。魏晋以来，那些依附在地主豪绅门下充当佃农的流民被称之为“佃客”；到了宋朝，官府录入户籍时会依据有无田产将人口分为“主户”和“客户”；明清时期，为了和土著居民加以区分，那些寄居本地的外地人都被称为“客籍”。
与“主”相对，“客”总是一个无所倚恃又疲于奔忙的形象。一声“客家”也道出了这个背井离乡的族群1700多年来颠沛流离的辛酸史。
客家大迁徙，除了在清朝时是因为人口膨胀而向外省搬迁外，其余均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兵革互兴的时期，分别是：两晋时的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 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与唐末的黄巢起义、宋朝的靖康之变与元军南下、明末的流寇之祸和清军入侵。五次大迁徙是接受度较广的论述，也有学者认为早在秦汉时期客家人的南迁就已经开始。
清朝之前，客家人一直游离在社会的边缘，不为人所注意。甚至连“客家”这个称呼以及客家的群体意识都还没有出现。
这大概也正是客家人的本意。他们为了躲避战乱而告别故土，从黄河与洛水之畔，举家南迁。走到淮河时，停下来看看，走到长江时，又停了下来，可战火总是不期而至，裹挟着他们一直南下。
越往前，离家越远，脚步越重，但客家人始终抱着一个执念，那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份安寧。
他们不屈不挠地翻越一座座山岭，最终走到了广东和福建。在看到大海的那一刻，明白这已是天涯海角，他们才终于互相看看，说：行，那就这样吧。
但客家人并没有就此开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因为海边的冲积平原早已被先来的移民所占据，于是，他们又一声不响地转身藏进深山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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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作为华夏民族的摇篮，诞生了古代中国最辉煌的文明成果，但同时也承载了无数的战乱与灾祸。每当中原陆沉，大量的官宦士民都会携家带口，向外迁移，他们所到之处，无不为这个地区带来一波前所未有的改变。
古徽州曾因中原人的到来，孕育出博大精深的徽文化；河西走廊因为中原人的进入，演绎出风起云涌的五凉文化；有了中原人断发文身的启蒙，太湖流域才有了豪情万丈的吴越文化。
在众多南迁避乱的队伍里，客家是性格最沉稳的群体。作为中原士族的后裔，他们带着深厚的中原文脉，却自始至终不愿意去影响谁。
大概他们是真的厌倦了斗争，厌倦了混乱的世道，只想找一片远离人群的土地，种豆锄禾，安安心心地过上“悠然见南山”的日子。
陶渊明仿佛是客家的精神导师——其实陶渊明生活的年代在东晋至南北朝，也恰是客家人第一次大迁徙的时期。
“无山不住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对山的偏爱，以及对定居点的选择似乎也是受到了陶公的影响。
实际上，正是因为这种避世情结的存在，一个新群落的形成才有了可能。
客家人最初和其他的中原移民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离开家乡的时候，原本是同一个群体，分化是在南迁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客家的先祖往往喜欢在人烟稀少的群山中辟谷而居。这些地方道路险阻，舟车不通，极少受到外界的干扰，他们原有的语言、风俗和文化便很容易保留下来，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慢慢演变。
到了两宋之交，这个深山里的族群已经累积了足够多的人口，他们和其他族群的差异也已十分明显，虽然一个统一的称呼还没有出现，但“客家”这个与众不同的群体已俨然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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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粤赣湘桂，中国东南五省（区），武夷山脉、南岭山脉、罗霄山脉、云开大山和十万大山，纵横交错，形成了一片密集的山地丘陵带。最早的客家移民就是在这片山岭中，拓荒开垦，定居繁衍。
然而，到明清时期，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山地中的资源捉襟见肘。为了生存，客家人又不得不走出大山，继续迁移。
新来的移民在获取土地和水源时，不可避免地会同土著居民以及旧移民产生纠纷和矛盾。当纠纷越来越大，矛盾就变成了仇视与对抗，若再加以别有用心的挑拨，武力械斗的爆发便不可避免。伤亡最为惨重的械斗，发生在珠江三角洲的西侧，核心在鹤山至恩平一带，械斗持续了14年之久，波及17县3000多个村庄，土客双方的死伤均在数十万之众。
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让社会各界对客家移民的歧视和诋毁越来越重，而“土客械斗”也无意间促成了客家人群体意识的觉醒。众多客家有识之士开始为客家人的生存权益发声呼告，并对社会上的谩骂和偏见撰文驳斥，还言之凿凿地指出，客家人并非蛮夷，而是和广府人一样都源自中原士族。
“客家”这个名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取代了来人、客仔、棚民、崖佬等各种称呼，成为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族群标识。
20世纪30年代，出身客家的学者罗香林先生投身于对客家源流和客家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他开创了将历史文献和民间族谱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首次提出了“民系”的概念，大意是指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分支。
比如汉民族主要分为北方、晋绥、吴越、湖湘、江右、客家、闽海和广府民系，在北方民系里还可以继续细分为东北、燕幽、冀鲁、胶辽、中原、关中、兰银、湖广和江淮民系。
我们很难去具体呈现每一个民系的形成过程，不过大部分民系，都有过不同族群相互碰撞融合后从荆棘莽荒跃升为开化之地的蝶变。新的知识不断被激发、被创造，并约定俗成地传承下来，形成一种带有地域性的文化认同。
唯一和所有民系都格格不入的，就是客家。
它是汉民族中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而客家话，也是汉语中唯一没有冠以地名的方言。一个“客”字，仿佛永远地将客家人与周围的一切划分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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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终究会带着保留与矜持，有着尊重与警惕，也藏着不愿告人的思念与坚韧。
传统的客家民居便有着这样清晰的表达，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将自己的房屋修成了一种合围式的建筑，被称之为“客家围”。
客家圍不仅有圆形、方形和半圆形，还可以呈棋盘状或者排列状。但不管形制如何，无不反映着一种强烈的向心力。
漫长而艰辛的迁徙，并没有让客家人忘记祖先的门风遗训，反而使他们对家的渴望和对宗族的坚守来得更为殷切。
客家人说“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所以，“客家围”最核心的位置永远是一个家族的宗祠，宗祠在，家族的根便在。
建筑是一种可以解读人们精神世界的语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客家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一定是有所戒备的。他们把房子盖成高大且封闭的圆形或方形，最明显的用意便是防御。
一座围屋，不仅是一个由血缘亲属组成的小社区，而且也是一座牢固的堡垒。围屋的内部被平均分割成数十个小面积的居住单元，几十户人家同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有困难可相互扶持，闲暇时也方便插科打诨。若是有匪徒来袭，只要把包裹着铁皮的大门一关，再凶的盗匪也只能望“楼”兴叹。
这种相依相靠、同舟共济的生活方式，在那些漂泊的岁月里，无疑给了客家人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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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博物馆的广场上竖立着一座《客家母亲》的塑像——母亲头戴凉帽，手扶犁耙，赤脚绾裤地在田间劳作。她的背上，一个神态安详的宝宝正在酣睡。
因为要下地干活，所以客家的女人不裹小脚，但封建礼教的影响仍在，她们出门时还是要戴上一顶可以用纱布遮住脸庞的斗笠。
这是客家人早期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荒山野岭，一餐一饭来之不易，使得客家人不分男女都要承担起耕田养家的重担。
在客家人心中，母亲的意义显然更加深刻——母亲的足印，背负着客家人的轨迹；母亲的耕耘，培植出客家人的体魄；母亲的哺育，创造了客家人源远流长、枝繁叶茂的奇迹。
因此，就算身处贫瘠的山野，客家人也能从中汲取到生生不息的动力：生活的艰辛炼就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性；资源的匮乏使他们不畏险阻，勇于拓荒；聚族而居的习俗让他们易于组织和领导；尊师敬祖的传统又塑造了他们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所以，当客家人走出大山，他们便成了一支不甘屈服、开拓进取的力量。
无论是宋末抗元、明末抗清，还是近代的抗日，但凡民族危亡之际，客家人的身影总是活跃在战斗的最前线。等到刀枪入库，天下太平，他们又在商业的战场上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这个曾经漂泊无依的民系，如今已繁衍了近一亿人口，他们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声望，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注意，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客家学。
从避乱逃荒，到扬帆出海，客家人的脚步其实一直都未曾停下。世界上还有一个总是在迁徙的族群——吉普赛人，他们流落天涯，被人四处驱赶。但不一样的是，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感到孤独，因为还有一个永远的家——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