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雯
这事说来话长，扭扭是我养的一只象。
不用误会，她不是你在动物园里能见到的那种重达几吨、浑身皱纹、在泥坑里打滚的象，也没有通过某种神秘手段从印度或非洲运到北京，以一种神秘方式安置在校内的某个神秘角落。从普通人的意义上讲，扭扭只是一个批量生产发往世界各地零售店里销售的毛绒玩具。
但我不管这些。
寒假和朋友在香港最繁华的那块地盘上乱晃，每个免税店都被拖着旅行箱的代购打劫一空，我因为到处都买不到惯用的面霜，在尖沙咀的大街边皱着鼻子哭了起来。虽然对我来说这事常常发生，但朋友显然还是慌了，拖着我往商场里走，说随便逛逛，应该能找到。
然后他把我拽进了一个毛茸茸、软绵绵的家居店。那家店仿佛深不见底，货架上摞满了蜡烛和香薰，以及一个“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所应该摆放的那些东西。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些针脚密实的纺织物该如何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布置在一个家里。
但这种想象反而让我更难过了，我怀疑我在这个小岛上也好，或在其他任何小岛上和大陆上也好，都不会拥有一个家。我明白这种无聊的悲观想象完全是胡思乱想，这场难过来得也莫名其妙，但套用一种王家卫式的台词，“那一刻我觉得很惨”。
即使心里自导自演了一场“就当我在宇宙漂流”的大戏，我表面上还是维持着一种平静的难过。朋友好像觉得我依旧因为没买到面霜伤心，一口大气也不敢出。我们停在一个堆着毛绒玩具的推车前，然后我东翻西翻，在一堆长耳朵兔子下面发现了一只象。
这只象和那些白白软软、耳朵里甚至还有铃铛的兔子没什么共同点，看起来脏兮兮的，鼻子还很滑稽地歪掉了。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那被毛几乎遮挡住的眼睛里有一种荒谬的温柔，抓住她就不肯撒手。朋友像看到救星一样，说：“那我们养只象好啦。”
就买了。
我把象装在帆布袋里，头露出来，好像这样她就能看见尖沙咀路上那些来来往往无聊的人的脸。我心里想着，别人可能买到了一拉杆箱的愚蠢的奢侈品，但我有一只象。我立即高兴起来，就像此前那种此生都将要流浪的幻觉一样，这种踏实的“拥有感”来得飞快。
在香港接下来的旅途中我都带着象，朋友给她起名叫“扭扭”，意思是她的到来把我那些“别别扭扭”的感情都赶走了。和一件东西产生感情最快的方式是为它起名——名字是密码，装着一小段或一长条只有某几个人能够解码的甜蜜暗号。我喜欢这种共享秘密的感觉，它令我感到安全。
离开香港后，我在深圳的姥姥家住了几天，之后再飞回家。回家前一天，姥姥怕行李箱装不下，就打算把衣物先装进纸箱寄回去。当时我正在种满榕树的南方街道上漫无目的地瞎走，回家后却找不到扭扭了。
姥姥说，衣服装完之后箱子还挺空，于是她就动用老一辈人特有的“不能浪费一丝一毫，即使是纸箱子里的空间”那套理论，顺手把我那不会反抗的小象也塞进去了。
我小时候在奶奶家长大，从中学起住校，和姥姥的相处时间相当有限。我猜她只觉得我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会帮她在微信上猜字谜、也会认真做她发来的链接里“看看你左脑发达还是右脑发达”的十道题的、不负众望地考上了北大的、不算那么乖巧但也无伤大雅的小女孩。
但那晚我在客厅里号啕大哭。从童年开始我几乎再没有在长辈面前这样发作过。我受到的教育一直告诉我，不论感觉如何，起码要维持表面上的得体。她也很不解，但还是唠叨着“不就是一个玩具吗”，下楼去问快递小哥那个箱子有没有发走。
显然当代物流效率并没有所有人想象的那么高，我在睡前把扭扭弄回来了。我告诉朋友，他说：“那还好，扭扭自己一个人坐车回去会孤独，像她妈。”
这种小学生式的“家人同乐”在任何十四岁以上的人眼中都会显得幼稚，甚至我八岁的表妹也会嘲笑我，“哇，都大学生了还在玩玩具”。我也并不期待其他人会懂。在我漫长的青春期，我一直觉得家庭的一些变故对我来说无伤大雅。你瞧，我还是顺利长成了一個健全的女孩，很厉害，也不依赖什么人，座右铭是“你是浪子别泊岸”。
但在成年之后，那些隐而不发的疾痛还是找上门来了。我发觉自己在表达积极情感上的无能，发觉自己难以依赖和信任其他人，也难以对自己产生任何信心；我觉得我似乎不值得被爱，也不值得体会电影和小说里那些“温情一刻”。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解释这只象对我的重要性：她可以一直陪着我，即使我背出门的包里塞满了书和电脑，装不下她，她也会乖乖地坐在我离开时的位置上，等着我回来；在我失眠的时候，她会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来，告诉我不用害怕。
我也开始觉得我可以和这只出生在香港（但尾巴旁的标签上写着“Made in Indonesia”，所以我猜她归根结底还是一只印尼象）的小象一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长到像看不到尽头的海底隧道，即使昏暗，但隧道两壁上的灯光依然规律地排列在我们周身，直到我们见到那个透着光亮的出口。
不过，我也不算入戏太深。我知道给我这些温柔的从来都并不是一只象。
（罗名摘自《北大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