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勇
直到多年以后，面对书架上永远读不完的书，我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带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去西昌师专图书馆看书的那个遥远而近切的下午。
这事得从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说起，说来话长，但再长也有个头。故乡大中坝夹在两条南北走向的大山中间，一条公路，一条铁路，北通成都，南达昆明。我的父母均为农民，在他们的四个儿子中，我是老大。我爷爷是旧时的读书人，吟诗作对，卜卦择吉，样样精通；还写一手非常隽秀的毛笔字。在我没出生的时候，他老人家曾放出豪言：“待我的孙子能握笔，我要手把手教他练毛笔字。”爷爷奶奶的“富农”身份，带给他的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到我真正蹦跶到这世界，他老人家已陷于泥淖中，哪还有心思教我学啥？从三岁起，我就开始在收过庄稼的土地上，替家里看鸡群或者鸭群。每一群都有四五十只。这些鸡和鸭让我较早地学会数数。长辈对我的期望，是长大以后给生产队做会计。而我的期望是做个电影放映员，一辈子有看不完的电影。
发蒙入学后，我们每天上午到学校上课，下午替家里做事，打猪草或者放牛。农忙时节，我们可连续多日在家帮忙，老师不会责怪我们。大忙季节，学校还要统一放农忙假，一放就是一两个星期。那时候，乡村孩子上小学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扫盲，将来进城能分清楚男厕所女厕所。不管学校老师还是我父母，对我是否用心学习，是从来不过问的。
我自幼喜欢语言类的东西，刚识字，便喜欢卖弄，谁家门上贴了对联，再忙都要停一停，扯开嗓子把对联读完，连横批都读了，才肯离去。接着就能够看连环画了。我看的第一本连环画说的是东北哪个旮旯里一个“知青”为保护一根可能被山洪冲走的电线杆而牺牲的故事。那本连环画的图片画得特别好，但读完这个故事，我坐在我家大门口的大青石上愣了半天。我觉得这个故事编得不好。那时候电线杆都是木头的。东北那地方，找一百万棵能做电线杆的树，比找一个人容易。
我们弟兄四个，大的三个间隔正好两岁，都喜欢读书。我的父亲常常四处为我们找书读。他找到的书千奇百怪，比如《梨树嫁接技术》《赤脚医生手册》《高山马铃薯栽培》之类，有一次找到一本《男性结扎注意事项》，我爹仔细翻看了一下，没有拿给我们看，他不给我们看我们却尤其想看，翻箱倒柜找不到，不敢问他。这本书至今没有看到，算是下落不明。我的两个弟弟不识字的时候，我读给他们听；他俩识字以后，我读完，再让他们读。到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有消息说，念初中不再看家庭成分，不需要到生产队长那里盖章了。为证实这则消息，我父亲放下手中的活儿，花了半天工夫到大队部询问。得到可靠消息，我父亲高兴得几夜睡不着。他培养我们读书的热情高涨。我们读书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认真起来的，外观上看起来仍然吊儿郎当，实则暗地里有所期待。
很快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秋天，我们家除了厨房和床铺，所有地面上都堆满金灿灿的稻谷，年底我爹还多出600多元钞票。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在这之前，每年到了六七月份，家家都缺粮断炊，年底能分得几十元辛苦钱，就算一家四五口人没白替生产队卖了一年命。
有了钱，我爹不再打算让我做会计，再说生产队也散伙了。虽然读了书以后做什么他也说不好，但我爹希望我们能读更多的书。我很喜欢读书，上小学一年级就能读《赤脚医生手册》，到我念四年级的时候，整个村子能搜罗到的书都被我读完了。集镇上供销社里有几本书，都是读过的。我爹常常为找不到可供我们阅读的书籍苦恼不已。也不知受谁点拨，还是他自己突发奇想，有一天，他带我和我两个同样上小学的弟弟进城，到西昌师专找书看。
一大早，太阳还在东边山背后磨洋工，我爹站在屋檐底下，喊了一声，儿子们，跟我上西昌师专看书去！
听说有书看，我和二弟放下手中的弹弓，三弟也从屋子里跑出来。三双眼睛闪烁着快乐的火苗，望着爹。我们早就听说，西昌师专图书馆的书多得看不完。村子里这样骂那些想看书想疯了的人：“有本事你上西昌师专看书去呀！”
我爹那时候快四十岁，长年的辛劳让他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但此时他眼睛里也闪烁着快乐的火苗，冲着我们仨像伟人那样一挥手说，走。
于是，在安宁河谷清晨透亮的阳光底下，绊落一路田埂上的晨露，父子四人像一队咬着尾巴搬家的鼹鼠，从安宁河的河滩心走到黄联关渡口过渡船，赶一个小时一趟的班车进城。那一年我快上五年级，老二快上三年级，老三正好读一年级。
班车在那时候自然是比爱尔兰的戈多还难等的。本来就不宽敞的公路上，半天才有一辆包括羊角叉拖拉机在内的车开过去，更多的时候属于河谷浩荡长风，卷起枯草和树叶，从眼前转眼吹到远方。第一辆班车在我们前面停靠，下来了四五个背背篓的人，车子太挤了，刚才挤变形的人扭了一阵身子，终于恢复了人的形状，被挤扁的背篓，无论如何哄，如何拍，都无法复原，只配做柴烧了。我爹心痛我们，不敢让我们上车。我心想，等下一班也许不会那么挤。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太阳升起老高，才见一辆班车喘着粗气开到跟前来。这次没有下车的，售票员直接就不开门，车已经挤得打不开门了。我們只得继续等车。这时候我才发现，对于上西昌师专图书馆看书这桩隆重的事情，我们父子四人显得多么草率。爹穿着他平时劳动的衣服，两个裤脚挽得一高一矮，从头到脚到处沾满了泥浆。我们弟兄仨穿着平时读书的衣服，浆洗得虽干净，但毕竟旧了，三弟的袖子被树枝丫挂出长长的口子，一片布在风中飘荡。多年以后，这个场景反复在我梦中出现，不同的是，我们父子四人穿着一色的新衣服，气氛隆重热烈，跟过年一样。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第三辆班车开到跟前，毫无悬念，仍然挤得前胸贴后背。我爹和我们弟兄仨都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哪一班都是一样的拥挤，再等只怕今天什么车也坐不上。那时候班车什么都敢装，车厢里鸡鸭鱼兔同欢、人与猪羊共乐。乘客吵吵闹闹，吐口水，抽香烟，给孩子喂奶。路面坑洼不平，班车摇摇晃晃，车身从上到下，似乎每一个零件都在丁零当啷地响。各种声音和气味混合在一道，人的肺和胃都要遭受严重挑战。一路上都有人晕车，最直接的表现是呕吐。各家早上的食物毫无遮拦地暴露在车厢里，经过胃液搅拌，气味刺鼻，让人难以忍受。可是一想到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能在西昌师专的图书馆做一回阅读的君王，拥挤、吵闹、恶臭都算不得一回事儿。该从哪一本书看起呢？《水浒》就不看了，我暗暗下定决心，从《红楼梦》《三国演义》开始，今天至少要读五本书，才对得起这一路的不堪。
汽车走走停停，一路北行。下了缸窑大坡，前面是波光粼粼的邛海。班车又往前开了一阵，我们终于到达了西昌师专门口。走出汽车的那一刻，清新芬芳的空气和透亮的阳光让我一阵眩晕，经历了一路的污浊，这时候我真感觉，空气是甜的，阳光是在微笑的。我爹和两个弟弟跟我的感觉差不多，四个人蹲在马路边喘了一阵气，翻白的眼睛终于恢复原状，脸上麻木的表情终于复苏，大脑重新正常运转。
太阳已经架到了头顶上，正午时分。我爹从挎包里摸出了几块自家做的麦面饼子，分给我们当午饭。三弟咬了一口饼，表示吃不下，对爹说，我想喝水。二弟和我也有同样的想法，非常强烈，嘴巴里藏着一片沙漠。我爹的喉结艰难地上下运动几次，他也想喝水。
我爹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邛海。我心想，只怕他要领我们去喝邛海的水。野水生水以前是不让我们喝的，这时候却可以救命。
我爹毕竟比我们见识多，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说，只要进了西昌师专大门，就不会找不到自来水龙头。
到了师专门口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连师专的大门都进不去。西昌师专背靠泸山，大门正对马路和邛海，大铁门敞开着。门卫死活不让我们进去。门卫是个上了年纪的驼背老头，穿着洗得发白的涤卡中山装。他把我们父子四人拦在大门外面，手往我父亲面前一摊，嘴巴里蹦出一个字——证。
我爹和我们弟兄仨，谁也没听懂这个字什么意思。
老头连说了三遍，我们才懂，这是要我们出示出入证。这东西只有师专的老师和学生才有，这之前，我们哪知道还需要这个呢？
我失望地退到一边，两个弟弟眼睛里全是茫然。我爹摸了一下衣兜，想从里面掏出香烟跟老头套近乎。我爹不抽香烟，香烟自然是掏不出来的。我爹捏了捏前襟衣角。这个动作让我一辈子想起来就心酸。他的身材比老头高大，为了讨好老头儿，他弯下腰去。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不断地捏着自己的衣角。我爹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人，为了我们，他豁出去了，他对门卫说，我是带几个孩子到这儿的图书馆读书的，我们赶了几十里地，一大早出发，到现在才赶到这里，不容易。这位大哥，即使不能借书，您能不能放我们进去，在图书馆外面看几眼行不行？
我爹的声音，满含哀求，到后来，完全是哽咽。
老头最初不同意。我爹就跟他拉家常，那门卫也是农村来的，我爹跟他谈他们家的庄稼、他们家的牛、他们家的猪、他们家的鸡和鸭，还有他那几个整天不读书的儿子。说到痛心处，老头忍不住热泪盈眶。他说，你這几个娃儿多好，都喜欢读书，那就对了，你迟早有出头之日！
到日头过午，他俩已经像失散多年的朋友。我们趁他俩吹牛的时候溜进校园里，找到一个水龙头，饱饱地喝了一肚子水，把手头的麦面饼子吃下去。
等到我们吃好了，擦了嘴，又偏下头去喝了一顿水，回到大门口，日头开始偏西，门卫已经不把我们当外人，我们父子四人可以自由出入校园。
我们很快找到图书馆，这是一幢多层的楼房，分成若干的阅览室和书库。每一间阅览室门口坐着一个管理员，每个管理员都要我们出示出入证。经过了大门这一关，我们已经认可了这种出入必须持证的规定。图书馆任何一道门我们都进不去，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父子的喜悦心情。透过窗户玻璃，我看到无数梦寐以求的书成排成排地站在书架上，带着一身油墨体香，等待阅读的目光。我贪婪的目光，风一样拂过每一个正沉浸在阅读快乐中的大哥哥、大姐姐的脸，他们坐在一排排书架旁边，从容舒坦地翻看着书。我急切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一刻，我暗下决心，无论吃多少苦，遭受多少磨难，这辈子都要为自己争取一个坐拥书城的机会。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个个像读过五百本书的人那样深沉，谁也不说话。
（丁冬摘自《南方文学》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