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晗
去河南的中学给青少年做讲座，第一站是在郑州的一个县城。虽然事先已经知道是县城，但学校位置之偏僻还是让我们吃了一惊。汽车在颠簸的土路上七拐八拐，经过一个晒着大蒜的场地，然后停在了一所围墙很高的学校门口。
场地是露天的，一个土地被踩实磨亮的篮球场，台上是几张简陋的课桌和凳子，桌子上蒙着一块旧的红丝绒桌布。这一切的布置让我仿佛回到了小学过六一儿童节的情形。那时的学校操场似乎就是这个样子，墙上还贴着“欢庆六一”的红纸，那是20世纪90年代。
校长是个中年妇女，“微胖界”人士，黄底红花的长衫配着打底七分裤，穿着和举止都很随意，没有架子，说话软软的，走在街上我不太可能分辨出她是一位中学校长。校长是教语文的，对我们的活动还算支持，陆续搬着凳子前来的学生手里都拿着笔和本子就是明证。
讲座即将开始，校长消失在视野中。和我们一起站到那个讲台上的，是学校的教导主任——黝黑的皮肤，身形笔直，穿着地方乡镇男人常见的条纹T恤。他原先也站在校长的旁边，只是我们都没跟他说话，他也就没有开口。而在讲台上，他操着一口河南话指挥现场：同学们都立正……把凳子放下……好，坐下！接下来，他即兴发挥了一段开场白，讲述了我们杂志的悠久历史，以及他有多热爱这本杂志，说他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看一看，然后寻找到前进的力量。这抒情的表达，结合着抑扬顿挫的方言，还有他严肃认真的表情，形成了一种很奇异的效果。台下的学生也捕捉到了某种违和感，开始哄堂大笑。
我们的讲座就在这样欢快的氛围中开始了，现场互动得很好，讲完还被学生们团团围住要签名。教导主任一直等在旁边，等学生们散去后，要送我们出校门。
他紧挨着我走在旁边，让我觉得有义务说些什么，来缓解一下无言的尴尬。对话是这样开始的：“您是教什么的？”“你猜呢。” “您是教数学的？”“不是。難道你看不出来吗？”“您是教体育的吗？”“嗯，对。”
我笑了一下，其实我早该猜到他是体育老师，通常不都是体育老师在集合时管纪律吗？只不过，我觉得猜数学老师是一种恭维。体育老师被猜教数学可能不会生气，反之，似乎就不太好。也许这只是我狭隘的偏见，他并不觉得数学有什么高大上的。但他就此打开了话语的闸门，说：“我很崇拜你们这样的人，我也喜欢文学，可惜被专业限制了，只能教体育……”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我有些意外，只好由衷地敷衍：“其实，作为业余爱好也不错啊。”他叹了口气说：“其实我特别喜欢考古，老想着，要是自己学考古专业就好了。我很喜欢看科教频道那些探秘节目……”
“若不是你们着急走，我很想个人请你们吃餐饭的。”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接着我便上车了，感觉有些复杂——这是一个《立春》中王彩玲似的人物。
同行的化妆师是个年轻小伙，显然对那段河南话演说念念不忘，不断地模仿，然后哈哈大笑，说：“这教导主任也太装了。”我说：“人家是很真诚的，发自肺腑的，好不好？”化妆师将信将疑，一路上依旧时时模仿他，似乎后半生就指着这个段子活着了。
后来又去过几所学校，见过很多领导，有一口方言讲话都要照着稿子念的，有普通话很标准即兴演说的，有大腹便便像商人的，我却总觉得这个教体育的教导主任，要更立体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