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凤妍
1
水井巷子没有井。
所以说它是水井巷子，其实名不副实。
我曾用了一个完整的周末，找遍了水井巷子的大小角落，也没有发现一口可以称得上井的东西，甚至连一处低洼的水潭也没有。当然，大人们并不十分关心水井巷子为什么没有井这个问题，每当我向他们问起这个问题时，他们的回答都如出一辙：谁知道呢？又或者是：小孩子家，净关心些没用的。
真的没用吗？或许对于长年累月居住在这里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不会因为水井巷子没有井而有任何的改变，那么过分去深究一些对生活并无影响的东西确实毫无意义，既然如此，又何须耗费精力和时间呢？
但我不同，我是个孩子，我有着许多闲暇的时光和旺盛的精力去对自己所好奇的事情刨根问底。遗憾的是，最终我也没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仍旧困扰着我的年少岁月，直到我渐渐长大，在不知不觉中也如同大人们一般丧失了原有的好奇心，不再过问。
我们家是三年前搬到这里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三年前租住在这里。比起去买一平方米四千元左右的商品房，父亲更愿意在这座城市的老城区租人家一套旧屋子来住。母亲对租来的几间房子十分厌恶，她总是在昏沉的屋子里抱怨与之相关的一切。是的，母亲希望在小城市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她不止一次地问我：“幺女儿，妈妈的要求过分吗？过分吗？”我摇头，似乎在表明并不过分。事实上，我之所以摇头是我并不知道她的要求是否过分，我只知道父亲和母亲大部分时候的争吵都是因为房子。
我写作业的时候，我翻看漫画书的时候，我在客厅看时常断掉信号的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在饭桌上大口扒拉米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因为房子而争论不休，相互赌气。但很快他们又和好如初，似乎那些争吵很容易就被遗忘了。他们又一起融洽地生活在这个暗沉的屋子里，一起经营着单薄乏味的日子。
在这座连“线”都够不着的小城市里，物价水平与经济发展格格不入。有人毫不吝啬挥金如土，也有人精打细算把生活过得小心翼翼。人们竭力在失衡的状况下寻找生活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不至于沉入生活中涌动的浪涛之下。人们过着自己的简单生活，娱乐消遣也毫无新意。很少的一部分人会抽出一部分时间来看书，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显得不同。
2
这座小城位于大巴山腹地，站在城里的任何角落，放眼四顾，皆是掩映的青山。水井巷子就坐落在城东偏僻一隅。
虽然水井巷子没有井，但在巷口长着一棵高大的银杏。层层的叶片像是一只只跳动的精灵，春风来时，它就不断地吐出绿色，秋风来时，又渐渐染上金黄。
我每天像风一样从树下刮过，回家，或跑去学校。清晨，清新的空气袭来；午后，阳光簌簌落下；晚间，有冰凉的风吹过。这样的日子不断地重复，苍翠的绿色就在不经意间变得青黄，再变得深邃。人们的生活也如同一条比喻中的河流，在巷子间，或者说在银杏树下，悄悄地流淌。
这里的房子大多是千篇一律的低矮楼房，早年的墙砖在岁月里愈发地黑。楼房次第排列，水井巷子就從中穿过，一些叫不出名字来的小草从硬化了的道路的缝隙间倔强地冒出来，很快，就会被来往的行人一脚踏上去。
我们租住在一栋四层高的楼房的底楼，房子坐南朝北，但由于前面楼房的阻挡，这里几乎没有阳光到访。夏天太阳升得很高的时候，有阳光落在院子里，我就坐在门口的阴影里，翻漫画书打发时间。父母不大赞同我看漫画书，说是与学习无关，看了无益，但每当我翻看这些书时他们也未严厉地制止。后来他们给我买了许多被称为“名著”的书。
作为一个外来者，和从小住在这里的孩子不同，我没有什么能够在巷子里嬉闹的朋友，而我也没有多大意愿去参与他们的游戏，更多的时候，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成为自己的英雄、敌人、朋友。
彭山爷爷住在对面的那栋房子里，我们屋子里的阳光就是那栋楼拦截了的，对它的不满与抗议由来已久。如果非要明确时间，那大概就是从我住到这里开始的。而它铁青着脸，从来不接受我的抗议。同样是底楼，两家的门巧妙地错开，似乎这样才能为彼此留下更多的隐蔽空间。但长年昏暗、窗户狭小的屋子，唯有打开门，才能获得更多的光线，况且来往的人也多，再有心思的设计，又能藏起些什么来呢？
紧邻彭山爷爷那栋楼房的是一栋低矮的两层砖房，三栋楼之间有着整个巷子最宽阔的路段，像是凸出的肿块。矮砖房里住着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妻，两人都胖，男的患有腿疾，行动不便，整日坐在院子里听广播；女的带孙子，傍晚的时候用男人听广播的收音机播放广场舞音乐，肥胖的身子跟着音乐扭动，全然不在意过往行人的眼光。
精打细算的本地人总要想方设法在院子里占一块地，以此拓展自家的空间，人们也习惯把这里叫作院子，似乎这样更能强调一种所属关系。人们在院子边上拴了铁丝，用来晾衣服。除了晾晒外套，一些人也会无所顾忌地把内衣挂在铁丝上，他们从来不会计较行人多余的目光。我不止一次从晾着三角内裤和女性胸罩的铁丝下走过，偶尔头顶上滴下几滴水来，打在皮肤上，荡漾开层层凉意。
也会有人晾晒细长的豇豆或者腌制的青菜，我有时忍不住伸出手去捏一捏那些在空气中一点点失去水分进而变得卷曲的腌制品，但我却从不敢把手伸向头顶那些湿漉漉的内衣。
彭山爷爷在院子里种了许多盆景，有芍药、仙人掌、吊兰，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有趣的是，他养的花不只是他自己的，有的还是院子里其他人的，如果来往的路人喜欢，他也会毫不吝啬地送出去。
是的，除了出摊，他还热衷于经营院子里的绿色植物。他把鸡蛋壳、泡过的茶叶一一扔在花盆里，过上一段时间，花盆里的茶叶就腐烂融入了泥土，而那些蛋壳则会被彭山爷爷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他说蛋壳里残余的蛋清和茶叶能给植物提供更多的养分。
彭山爷爷祖上是苏州人，当年日军侵华，为了躲避战争，他的祖辈举家迁入四川，从此他乡作了故乡。他的父亲在当地结婚生子，他自出生起便是地道的四川人。
通常情况下，他会踩着三轮车到菜市口卖水果，种类各异，因季节而变。夏季时，他又换辆手推小车沿街卖冰粉，他对顾客从来都不吝啬，塑料小碗装得满满当当，浇上兑好的红糖水，最后在上面撒一撮碾碎的花生米。冰粉细腻，入口即化，花生米酥脆，口感极佳。做冰粉的手艺是他年轻时在成都学来的，他说他学的都是皮毛，手艺比不上成都人，更比不上……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没再继续说下去。改革开放之后，他走南闯北，去了不少地方，包括他父亲和他提到过的“故乡”，只是到了那个吴侬软语的城市，除了沉醉于南方水乡风光，他心中没有产生丝毫的眷念之情。祖祖辈辈繁衍的地方，对他来说，不过是从未涉足的陌生之地罢了。
在外奔走多年，生活也没有大的改变，他最终认了命，回到巴山腹地的这座小城，先是成了一名煤矿工人，在山区的煤矿采煤。后来随着市场能源需求的变化，大大小小的煤矿相继关停，他不得不另谋生计。随后他又到建筑工地给人打零工，工作和工资都不稳定，好在一步步地走过来了，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十年步入尾声时，他的大儿子成了家，小女儿大学毕业步入社会，恰逢花甲之年的他，才算卸下挑了一辈子的重担。
只是那些年里他绷紧了弦过日子，终于可以松开的时候，他才惊觉，自己闲是闲不下来了。他买了辆脚踏三轮车，做起了水果生意，收入并不可观，但他乐得自在。
3
几年前第一次见到彭山爷爷时，我才刚搬到这里不久。那天傍晚，他推着装了水果的小车从菜市口回来，我拿着皱巴巴的零钱到他的小摊上买菠萝，他见了我笑笑说：“小孩儿，搬来多久了？”人们总是热衷于探究别人的生活，似乎那样才能为自己乏味的生活添上些许滋味。“半个月，也可能八九天。”我若有所思地回答。
我买菠萝，他让我多等一会儿，理由是刚削好的菠萝要在盐水里泡，去酸涩。他将小车上破损的水果一一挑出，嘴里还不断念叨：“可惜了，可惜了，多好的果子。”我就静静地站在一旁看他仔细地拣水果，心想：坏掉的果子，有什么好可惜的。当然，这样的话我是不会对彭山爷爷说的，往往在我们眼中一文不值的东西，或许在他人心里便是敝帚千金的爱物，他觉得可惜定然有他的道理，我只需耐心地等我的菠萝就好。
矮房子里的胖女人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她丈夫的小型收音机。她一边打开她的收音机，一边大声和彭山爷爷打招呼。嘈杂响亮的声音从收音机里面传了出来，她该扭着肥胖的身体跳舞了。
我说：“我不喜欢那个跳舞的肥胖女人，她总是将收音机的声音调到最大，吵得人心烦意乱，我连作业都写不好了。”彭山爷爷有条不紊地忙着手里的活儿，嘴里责备道：“小孩子家，出言不逊。”我诧异，瞪大了眼睛问：“不逊？什么是不逊？”“逊，遁也。”他回答。
他把口中的“也”字拖长，有意地晃了晃头，像极了电视里古代的教书先生。事实上，他的解释更加让我疑惑，很显然，他高估了一个十一岁孩子的认知能力。
他说：“儒家四维，‘礼为首，凡事要懂礼，尤其小孩子，从小要养成好习惯。”见我不语，他又说，“下次叫她张阿婆，巷子里的小孩子都这么叫。”虽然我有些不乐意，但还是点了点头。
他把插了竹签的菠萝从盐水里取出递到我手上，“这菠萝不收钱，就算是我送你的。”我心中释然，脸上露出腼腆的笑。我接过菠萝回身往屋子里走，没有再去追问“不逊”的意思，我想我迟早会明白的。长大后，我才为当时的行径感到惭愧，同时也十分感激他，感激他在我最初的人生道路上，给予了我正确的引导。
后来我才知道，彭山爷爷早年读过书，尤其古文念得最好，他有意做名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然而时运不济，恰好赶上动荡时期，学校停课，他不得不听从安排踏实下乡去务农，也正因如此，他平稳度过了那十年。塞翁失马，祸兮福兮？
第二次见到彭山爷爷，是在我上学的路上。他让我坐在他的三轮车上，顺道载我去学校，我一个劲儿地摇头拒绝。他洞察了我的小心思，但却并未道破。他顺手从小车上抓了一个苹果递给我，“那吃苹果吧！”我笑着接过苹果向他道了谢，并没有往嘴里送，而是径直把苹果塞进书包里。他嘴里噙着笑，不语。
早上七点多，马路上行人拥挤，汽车发出的喇叭声不时响起。晨风缕缕拂过，花的芳香、小吃摊上的诱人香味、垃圾桶的恶臭、汽车尾气的汽油味……都一一混入空气中。
菜市口宽阔显眼的位置早早就被人占了，蔬果摆得琳琅满目。彭山爷爷把车放在了最边上的角落里——他从来不赶着去占什么好位置，也不去抢别人生意。或许是性格使然，或许是他养育儿女的重担已然卸下的缘故。
我和他道了别，便撒开腿风一般地离开了。恍惚听到他在身后对我说些什么，但是在菜市口，人们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轻易就把他的声音盖过去了。我来不及仔细分辨，彭山爷爷的声音便彻底在身后消散。
4
彭山爷爷家少有人往来，连他经常提起的儿子和女儿也很少回来探望他。那个堆满杂物的屋子，除了他每日進出，几乎很少有人踏进去，于是那些本该属于他孙子的糖果和宠爱，他都尽数给了我。
几乎所有的闲暇时光，我都是在彭山爷爷的昏暗房子里度过的。我和他一起坐在破旧的沙发上，看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
也许是长时间独居，心中积郁乏闷，每每有人愿意与他谈话或是愿意听他诉说，他总是会滔滔不绝，把那些陈年旧事反复提起，毫无保留地对人说起他早年的经历，说起定居成都的儿子和在成都工作的女儿，说起他生命中许多的人和事。
早年他辗转成都时，没想过自己最终会回到大巴山脚下的这座小县城安度余生，他满心地以为自己会将根扎在富饶的他乡。这样的想法和他最初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教师是一样的。
在成都，他结识了自幼生长在成都的刘云芝，他们相恋，谈婚论嫁，他说这个女人就是命运对他最大的馈赠。他们很快结了婚。凭着刘云芝的父亲，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为此，他惭愧多年。生活中有温情，也有争吵，但并没有泛起大的波澜。
他对生活寄予了最美好的期望，他不曾想过命运也会捉弄安分的老实人。
结婚后第三年，刘云芝被检查出患了癌症，他变卖全部家产为妻子治病，仍旧无力回天。刘云芝去世后，他在成都除了和刘云芝生下的唯一的儿子，已经一无所有。他不得不带着儿子回到故乡。他按月给刘云芝的父母寄去一笔生活费，直到二老去世。钱不多，但却是尽了他最大的能力。他知道这笔钱无法支撑二老的生活，但好在刘云芝的兄弟们始终照顾着老人。
人们都劝他再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一个大男人带着孩子总归不是个事儿。
他最终并未再和人组建家庭，但他却从别处抱养了一个刚断奶的孩子，他说两个孩子一起长大，童年才好有个玩伴。庆幸那时候彭山爷爷的母亲尚健在，教养小女儿的事便交给了他的母亲。
5
我在地方电视台的新闻里看到老城区改造的新闻。电视镜头扫过一栋栋老旧低矮的建筑物，我没有认出哪一栋房子是我们一家人所生活蜷居的，我更没有看到我走过了无数次的水井巷子，它们太小了，小到很少有人去关心它们无声的命运。但是我很清楚，在不久的将来，那些斑驳的墙体会倒下，发出沉闷的声响，水井巷子也会被倒下的墙体掩埋，被岁月遗忘。那些生长在巷子里的不知名的杂草，或许会被弥漫的尘灰呛出眼泪，但是它们却来不及也无法喊出疼痛。
巷子里的人很长时间没有共同关注某件事了，对于拆迁，他们议论纷纷，各怀心思。
彭山爷爷端着茶杯在院子里踱步，他意味深长地说：“拆？哪儿有那么容易？现在的人都精明着呢！”母亲笑着打趣他：“彭山叔倒是看得明白啊！”彭山爷爷也跟着笑：“都活了几十年呢，能看不清楚吗？”他弓着背将茶水浇在花盆里，又用力倒出里面的茶叶，还不忘拍打几下杯子。彭山爷爷嘴里不经意地叹气道：“你们也在这里待不了多长时间了哟！”母亲不知道他是说给自己听，还是说给那些在花盆里吐露绿色的植物听。她若有所思，转身进了屋去。
比起其他人，彭山爷爷对拆迁的事确实没那么热情，也没那么多的想法。他明白，无论人们在其中搅出什么波澜来，这都是迟早的事，没有人能够单枪匹马去阻挡一个时代向前的滚滚车轮，固执的反叛者，注定被抛弃，被碾压。
不久之后，彭山爷爷的女儿却回来了。这让院子里的人都很意外，因为在人们的记忆中，除了逢年过节，彭山爷爷的女儿从未回来过。
那天我晚自习下课回家，走在昏黄的巷子里，远远地看见一个女孩蹲在彭山爷爷家门前的台阶上，正翻弄着手机，纤细而洁白的手指十分好看。她穿着杏色宽松短外套，搭配一条黑色阔腿裤，脚底穿着玩偶拖鞋，裤脚耷在了地上。看上去有些滑稽。
走近后，我小心翼翼地将目光投向她，她自顾自埋头玩弄手机，无暇顾及来往的行人，包括我。她涂了厚厚的粉，勾着浓浓的眼线，脸白得仿若月光一样，手机里的光托着她的面颊，让她看起来和恐怖片里的女鬼有几分相似。我承认，她妆容浓厚的样子，令我心里有过一丝寒意。
昏黄的灯光从门口和积满尘垢的窗户溢出来，流淌在巷子里。
“你们两兄妹都一个样，一年到头也不晓得回来一次，电话也懒得打，不知道整天忙些什么……”彭山爷爷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蹲在台阶上的人一言不发，像极了我被父母责备时的样子。
“就知道盯着个手机看，就没个正经事做。”
“头发搞成这个样子，像什么话？”
“头发怎么就不像话了？”门口的女孩有些不满地回答。
……
彭山爷爷在屋子里喋喋不休，她时不时反驳几句。
我用手敲家里的门，那连续的“咚咚”的敲门声有些唐突地响起（我并非要表明我听到了什么）。很快，母亲开了门。我跟着进屋，随手关上门。屋子外面的声音低了下去，但仍旧会有来往的路人捕捉到只言片语，进而去猜测揣摩事情的缘由。又或者，根本就没什么值得揣测的事。
那个把手机按得“嗒嗒”响的女孩叫作巧儿，也就是当年彭山爷爷抱养的孩子。
巧儿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我和她的交流也十分有限。
我们家刚搬来时的某一天，我已经记不清那天有着怎样的天气以及发生的其他事，但我却清楚地记得巧儿把糖果递给我时，脸上温柔的笑，像一点点溢出的蜜糖，像缓缓盛开的花儿，像三月里软绵的风……像这个世界上许多美好而温暖的事物。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读肯尼思·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她双手抱胸倚在门口，静静地打量我，我羞怯地不敢看她。只听得她问我：“小孩儿，你看什么书呢？”我抬头看她，她的脸上挂着温和的笑。“一个外国人写的书。”“好看吗？”她问。我摇摇头，转而又点了点头。我想告诉她，我才刚开始看这本书，没办法告诉她我明确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本书很好看，因为老师说这是一个温情的故事。
她从衣兜里抓出一把糖果来问我：“吃糖吗？”我迟疑着，不知所措。父母从小教导我不要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但她手中颜色绚丽的糖果直叫人垂涎欲滴。她說：“想吃就拿去。”我起身怯生生地从她手中接过了糖果，并向她道谢。她脸上笑容更加明朗了，发出银铃般清脆的笑声，最后还不忘说一句：“小孩儿，你这样害羞，将来找不着男朋友的啊！”
说来荒唐，她那句无心的玩笑话竟使我忧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害怕我真的找不到男朋友，害怕像夜里睡在后河桥墩下的乞丐一样，始终孤零零地一个人。当我上了初中后，收到一个男生写来的情书，才最终释然。
那时候巧儿已经在县城里打了好几年的工，我不知道她大学读的什么专业，但是她的工作却是五花八门，什么行业都有。巧儿准备离开小城，去成都。她说这座县城太小了，像一口井，除了一方面积狭小的天空，她什么都看不见，她害怕一辈子困在这里。
后来她就离开了，离开了这座四面环山，在巧儿眼中如一口井的小县城。
6
巧儿回来后的第二天，彭山爷爷没有出摊。他一早上都在屋子里忙个不停，没人知道他在屋子里忙些什么，只是时不时地听到他的屋子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响声。
除了下雨天，每到傍晚都要打开收录机跳舞的张阿婆，抻长了脖子朝彭山爷爷的屋子里张望。
“老彭头，一大早就开始忙，忙些什么呢？”她扯着嗓子喊。
“女儿回来了，做几个菜。”彭山爷爷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
“哟，巧儿回来了，这快一年没回来过了吧？！”
“孩子们都忙，哪能天天都回来？”
“是是是。”张阿婆讪笑道，“这说巧儿，咋没见着人呢？”
“街上去了，说是去买烧腊。”
“两个人哪儿吃得了那么多的菜？”
“没多少，随便弄了几个。”
“也是，难得女儿回来一趟。”
“对了，巧儿这次回来是做什么？”张阿婆压低了声音，意味深长地问道。
“说是公司放假，特意回来看看我。”彭山爷爷爬满皱纹的暗沉的脸上堆满了笑，那些横卧的“川”字也更加明显了。
“巧儿是在大公司上班吧？老彭頭老了享福哟……”没等张阿婆说完，巧儿便从转角出现了。巧儿的脸在白天里不再像皎洁森冷的月光一样冰凉，看起来有些温和。可是那些月光，已经洒在了我的心里，久久不散。
张阿婆热情地招呼巧儿去自己屋里坐，巧儿笑着回了句：“张阿婆，改天吧，吃完饭还得出门呢。”说完便进了屋去，没人注意到她嘴角不经意的一撇。
“哎哟，我得去看看我小孙子醒了没有。”说完张阿婆也转身往回走。才走出几步，却又转过头来突然问道：“对了，老彭头，最近都在说拆迁的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正打算跟儿女们商量呢！也不知道能赔多少。”
“老彭头，咱们老百姓可千万放聪明点儿了！”张阿婆满面春风，扬扬得意，为她所谓的“聪明”窃喜。说完，她摇晃着臃肿的身体，走开了。
我想，巧儿是知道张阿婆在背地里说的那些话的，但她一如既往地生活，似乎从未打算去反驳些什么。
张阿婆说她的儿子在省城亲眼看见巧儿深夜穿着短裙和低胸装，总之在大家看来不那么正常……
有人应和：“哦……该是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吧……”
“难怪一天到晚打扮得花枝招展。”
……
如此云云，不胜枚举。人们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总是令人难以想象。
爱嚼舌根的妇人们在背地里添油加醋地反复提起，她们对此嗤之以鼻，同时，她们也为自己的贤良而感到骄傲自豪。
7
作为租客，我们无法像当地居民那样，拥有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理由，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尽早寻找新的安身之所。
父母开始商量买新房的事了，尤其是母亲，十分上心。买新房也是她提出来的，经她百般陈其益处，并且强调，一家人在城里住了好几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农村生活。父亲最终和她达成一致——买房。
做决定容易，但实践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楼盘地段，房屋采光，相对实惠的价格，装修……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他们除了上班，便是整日忙着买新房的事。
张阿婆下午也不再跳舞，她到建筑工地上找了些破烂砖头在院子里砌了一圈矮墙。她说，等墙砌好了，再去河里背几背篓泥土回来，种上菜，到时候又能多量几平方米了。人们在背地里议论纷纷，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她围的是自家门前的地。
巧儿在家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通常，她会认真地打理家里杂乱的事物，有时也在外面整晚不回家。很多时候，院子里的人都能听到巧儿和彭山爷爷争吵。人们说，她回来是想从彭山爷爷那儿分一套房子。彭山爷爷的屋子虽然破旧，但是占地面积大，到时候赔两套肯定不成问题。巧儿一如既往没有理会闲言碎语。
倒是彭山爷爷对那些人说了句：“房子终究是两个孩子的。”那些人也就不再说什么。
令我疑惑的是，巧儿向来恣意随性，偶尔性情暴戾，但她却从不愿和巷子里的其他人有过多交集，她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也从未为自己争辩什么。
待了一段时间后，巧儿走了，走之前给家里买了许多日常用品和易保存的食物。
已经是夏天，天气渐热，彭山爷爷开始每天下午三点之后推着冰粉车，车上放一个录音喇叭沿街叫卖。事实上，冰粉生意并不好，他总说，这里的人更喜欢吃凉虾，喜欢冰粉的人不多。事实也确是如此，我知道城西有一处凉虾摊子，生意红火，每到夏天，许多慕名而来的人将摊子层层围住，等着买两块钱一碗的凉虾，但我对彭山爷爷做的冰粉却是偏爱至极。
比起凉虾摊子，彭山爷爷的生意确实冷清了许多。通常推出去的冰粉卖不了多少，只好又推回家来，放在冰箱里，第二天又重新装在冰桶里带出去卖。周围的很多人都劝他，大热的天，何必要去做不赚钱的生意，劳神费力。
没有人会去在意，他之所以年年如是地沿街叫卖冰粉，是因为做冰粉是刘云芝教给他的。他总想着，自己记着这简单的手艺，也算是心里最大的安慰了。
8
父母已经贷款买下了新城区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装修工作也已经开始。
我重复着上学的日子，想象着远方的世界。偶尔，也从水井巷子出发，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穿过城市里温热的风，去看我不久之后就要搬进去的家。
水井巷子仍旧行人不断，拆迁的事似乎并无大的进展。张阿婆的“园子”已经砌好，除了带孙子、跳舞，她生活中又多了一件事——打理“园子”。她用小锄头刨开一个个坑，往里面撒种子。施肥，浇水，井井有条，仿佛她经营着的不只是一个窄小的“园子”。
傍晚时分，闷热的空气中混杂着丝丝凉意的风，彭山爷爷在院子里打理花草，张阿婆打理“园子”，尽管他们栽种的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仍会相互分享种植经验，并且谈起生活中更多的琐碎。
“几十年没种过菜了，也不知道能种出什么来！”张阿婆感叹道。“一天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打发时间了。”彭山爷爷摇着蒲扇半坐在门前的凳子上说道。
“可不是，子女都忙，谁有空来整天陪我们这些老家伙？”没等彭山爷爷回答，张阿婆又问道，“老彭头，搬迁的事你们商量得怎么样了？听说不少人都搬出去了。”彭山爷爷感叹：“是啊，搬出去了不少人，昨天拆迁办的人又来了一趟，我想着尽快把协议签了，何况巧儿和她哥也是这个意思。”
“都说老彭头一辈子是个老实人，不怕吃亏……”张阿婆脸上堆着笑。“亏不了，亏不了！”彭山爷爷拖长了语调说。
天色渐渐沉了下去，他们各自回了屋。巷子里的灯光又相继明亮起来，才刚刚围拢的夜色又被渐次划破。
9
秋天已经来临了。
旧的事物一点点褪去明亮的颜色，人们很难再从记忆中打捞什么，巷口的银杏被一点点染上金黄的颜色。
我们就要搬离这个在不久之后就会消失的巷子了。
巧儿又回来了，一同回来的还有彭山爷爷的大儿子，这一次，他们是來接彭山爷爷到成都去。
几个月前，巧儿特意回来和彭山爷爷商量这件事。起初，彭山爷爷怎么也不答应，说一辈子在这里生活，都习惯了，况且小地方日子过得慢，适合养老，去了大城市反而不适应。而且过不了几年，赔给拆迁户的安置房便修好了，自己搬回来就是，何必要去叨扰子女，徒添麻烦？现在随便去租间屋子住就行……
但无论是巧儿还是她的哥哥，他们都明白，父亲这辈子承受最多的不是苦难，而是孤独。他们不忍心留下父亲在偏远的县城，清苦而孤独地度过晚年。
最终彭山爷爷在儿女和院子里邻居的劝说下答应了去成都。其实彭山爷爷答应去成都还有一个原因——刘云芝墓地在成都。
我们搬离的那天，彭山爷爷亦忙着翻腾屋子，大儿子指着那些破旧家具器物不断地说：“这不要，这也不要，都扔了……”“这个用不了，也扔了。”“哪儿是你说扔就扔的？当年买这些东西，花了不少钱。”彭山爷爷不满道。巧儿在一旁劝他：“爸，离成都那么远，这些东西都搬不了！”
经过巧儿两兄妹的反复筛选，最终彭山爷爷搬走的也就寥寥可数的几样了。
彭山爷爷从屋子里找出一摞厚厚的书，一一堆在阳光照射的院子里，书落满了灰尘，书页泛黄，走近能嗅到朽木的气息。他挑出几本书送给我，说：“你喜欢看书，这些书都拿去读，有意思着呢！”我一边向彭山爷爷致谢一边接过书，用手轻轻拂去书上的尘灰后放进了箱子里。
张阿婆手里剥着糖炒栗子，嘴上和我们一一寒暄道别。临行前，她还不忘把已经剥好的糖炒栗子塞到我手里。
我有些难过，但却说不清为什么。我要告别的事物太多了，不论是我所热爱的，还是我所厌恶的，都将逐渐离我远去，甚至永远失去音讯。
走出巷口时，我抬头看那棵高大的银杏树，满树的叶片都闪耀着熠熠光芒，阳光从叶片的缝隙间穿过，洒在了地上，风轻轻刮过，几片叶子滑落。
（明天摘自《广西文学》2019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