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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中国式城堡

不一样的中国式城堡

温飞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大概讲了这么一个事:

主人公K应聘某城堡的土地测量员,他在城堡外的村子四处打听、徘徊,想方设法联络城堡办事员,但终其一生都没能踏入城堡半步。

城堡就像是一个不可触碰的存在,它依附于村落,却又和村落完全隔绝。城堡外的人难以进入城堡,城堡内的人也对外面的世界毫不关心。卑微的民众在城堡的阴影下绝望又麻木地活着,既无足轻重,也无能为力。

虽然小说延续了卡夫卡一贯的荒诞基调,但小说中的这座城堡却是众多欧洲城堡无比真实的历史写照。

在我们的印象中,美丽的童话故事总是在雄伟的城堡里上演——王子亲醒公主,美女爱上野兽,灰姑娘落下水晶鞋……城堡也因此被人们贴上了“浪漫”与“梦幻”的标签。

但事实上,城堡从来都不是温情的产物。

在中世纪,城堡是欧洲封建领主们争夺领地、威慑民众的据点;文艺复兴以后,攻防体系被奢华的装饰所替代,城堡亦被贵族阶层用以囤积财富、彰显身份。

正如卡夫卡在小说中所描绘的,绝大多数城堡都只是欲望的堆砌,无论它们看上去是如何的美轮美奂,都无法抹除其自私和贪婪的基因。

然而,深藏在中国太行山中的城堡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

1

在太行山南端,晋城以西约50公里处的沁河河谷中,矗立着数十座明清时期的古城堡,这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堡群。

这些以砖木土石构筑而成的古堡,外表虽朴素粗犷,不及欧洲城堡那样绚丽夺目,但其间的雕梁画栋和高楼邃阁却毫不输风采。它们散落在丘壑之间的一个个村镇里,如历史遗珠,把晋东南四百年峥嵘岁月封存在了沁河两岸。

发源于太行山西麓的沁河是山西省的第二大河,它从太岳山一路南下,穿过汾河平原和上党高地之间的丘陵,在晋城劈开太行绝壁,向东汇入黄河。

作为黄河的一级支流,沁河的径流量和流域面积并不出众,但它是古人类最早活动的区域之一,而素有“河东屏翰”和“三晋门户”之称的晋城也在沁河的滋养下成为一片富庶之地,并有了一个贴切的名号——泽州。

1870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为考察山西的矿产资源,从洛阳出发,经由晋城进入太行山。当他走到晋豫交界处的天井关时,对狭窄古道上依旧繁忙的商旅诧异不已。随后,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中午时分,20分钟内有102辆骡车、108个背货的苦力经过……这一天我在路上遇到的货物总量可以达到150吨,大多是些铁制品……”

对这个现象,《宋史·地理志》早有一句简明扼要的概括:当太行之险,地有盐铁之饶。

盐是后来晋商崛起的敲门砖,铁却是沁河流域自古以来的丰盛物产。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晋城的冶铁技术就已经凭借一把削铁如泥的“阳阿剑”闻名诸侯;隋唐时,整个上党地区的铁器交易中心就在晋城;宋元两朝,官家放开民间冶铁,以“九头十八匠”为代表的铁冶小镇在沁河流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炉火相接的冶铁作坊,络绎不绝的车马驼队,昼夜不歇的装卸与启程,冶铁产业如转动不息的风火轮,点燃了生活中的各类需求,也酝酿着沁河上的所有可能。

明朝初年,草原游牧部族频频南下侵扰,明太祖朱元璋在北部边境陈兵百万,以捍卫国土。为保障戍边将士的后勤补给,朝廷推出“开中制”:鼓励商人将粮食运送至边关,官府用盐价折抵粮价给以凭证,让商人到相应的盐场领取食盐,并允许这些盐贩卖到指定区域。这一政策率先在山西大同施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泽州商人闻风而动,并靠经营盐业迅速积累起巨量财富。

沁河两岸一时间大贾云集,“非数十万不称富”,商贸繁盛,百业兴旺,生活蒸蒸日上,直到明末的农民起义打破这里的繁华。

2

公元1627年,陕西的农民因连年歉收且不堪重赋率先起义。1628年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当年北方大旱,饥荒席卷,农民起义势成燎原。三年后起义军进入山西,开始和追剿的官军辗转作战。沁河流域因地处兵家要冲,且居民殷富,自然成为起义军的重点争夺对象。

从1631年到1644年,起义军曾先后十次进攻阳城,组织混乱的农民军和浑水摸鱼的流寇贼匪肆意烧杀掳掠,而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根本无力保护这里的百姓。

当劫后余生的人们站在惨遭洗劫的村庄上黯然神伤的时候,却发现沁水县的窦庄总能在战乱中幸免于难。原来,曾在朝为官的窦庄大户张五典在天启年间就预感“海内将乱”,于是举其家财早早地将窦庄修筑成了一座坚实的城堡。有了窦庄堡成功御敌的经验,沁河两岸的富商大户纷纷出面牵头,领导族人和村民建起城堡。

虽然时逢乱世,城堡的修建却毫不马虎。

首先是选址,既要风水上好又要利于防守。如此,枕山环水的地势无疑成为最佳选择,而这样的地方在曲折蜿蜒的沁河河谷中比比皆是。

其次,防御工事应尽量完备,最好能让前来劫掠的敌人望而生畏,不战自退。

城墙要高大坚固且四面合围,墙上设置步道、箭垛、炮台和瞭望塔,墙下设置暗道、瓮城和藏兵洞,财力雄厚者还要在城中建造一座牢不可破的碉楼,用以集体避难。

再者,人居环境也要兼顾。建筑布局既要考虑通风汲水的便利,也要尽可能多地营造居住空间,以庇护更多的人口,同时还要为敌人万一破城而入做好打算。

所以,城堡內大都为高低错落的多层房屋,房屋间留有狭窄的小巷,其中有不少是无法走通的口袋巷,巷子上建有过街楼,有的甚至还在地下挖出地道……这样虽然牺牲了交通的方便,却可以让擅自闯入的敌人如深陷迷宫一般首尾难顾,埋头乱窜,而高屋深宅内的居民却可以利用熟知地形的优势坚持战斗。

此外,庙宇、戏台、祠堂、书院等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场所也都尽力配置,让居民在兵荒马乱的世道里也能不失尊严地活着。

3

我们曾在闽越交界处的大山里参观过客家人的土楼和围屋,也在广东开平的田野间欣赏过五邑侨乡的别墅和碉楼,这些萌生于沿海地带的建筑虽然和太行山里的古城堡远隔千里,但它们有着相通的情感——在乱世中自保。所不同的是,相较于客家民居的简洁质朴和开平碉楼的华丽单薄,沁河古堡以更完整的规制诠释着中国古典文化经久不息的韧性和魅力。

驱车穿梭在沁河两岸,流连于壮丽的古堡之间,建筑的精妙渐渐退出我们的视线,读书人登科及第的荣耀却越来越醒目。

每一座古堡虽各有其性格和特色,但浓厚的文化底蕴一定是它们共同的属性。

站在城墙下,迎面扑来的是披坚执锐、剑拔弩张的临战气氛,而漫步在城墙内,细细审视每一个院落的门楣楹联和木雕石刻,我们却看到了耕读传家、书香飘然的安稳自得。

位于阳城县北留镇的“皇城相府”是所有古堡中最为精致的一座,城内高耸的河山楼曾在明末的动乱中保全过上千村民的身家性命。

这座城堡是由陈昌言和陈廷敬叔侄分别在明末和清初主持营建的内外双城式建筑,原名中道庄,因为陈廷敬一代名相的声望,加之康熙皇帝曾两度下榻于此,故而人们又称其为“皇城相府”。

踏入皇城相府,一大一小两座石牌坊跃入眼帘。“冢宰总宪”四个大字记录了陈廷敬生平最重要的两个官职——百官之首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一门衍泽”“五世承恩”和下方密密麻麻的人名、官名则宣示了陈家子弟耀眼的功名成就。

进士九出,翰林六鸣,一个北方文化大族的恢宏气场在两座古朴的石坊下展露无遗。

“皇城相府”并非孤例,隔壁的郭峪堡同样是人才辈出。郭峪古堡由崇祯朝的蓟州巡抚张鹏云和富商王重新组织修建,明清两代,甲第连连,“官侍郎、巡抚、翰林、台省、监司、守令者,尝不绝于时”。

修建湘峪堡的孙氏一家,曾一度出现兄弟三人同时在朝为官的盛况,其中大哥孙居相官至户部尚书,刚正清廉,直言极谏,人称“铁面御史”。

而由明末大兴知县扬朴主持建造的砥洎城也是一座人文城堡,不仅有“一城三进士,寨上十举人”的美誉,还走出了清代著名的数学家张敦仁。

据统计,明清时期仅阳城一县就出了95位进士,其中4名尚书、2名宰相,博学大儒不可胜数……

因商而富,因富而官,因官而显,这是古堡内的名门望族所共有的轨迹:先经商致富,继而重视读书与教育,然后求取功名入仕为官,最后衣锦还乡荣耀故里——这波优秀的操作形成了一个美好的良性循环。

而那些显达的商人和官宦又都是乐善好施的仁义之士,他们在乱世中纾解家财,庇护乡邻,战乱平息后又筹建书院,延师兴学,沁河古堡群中的鼎盛文风就这样代代传承。

4

柳家堡又叫柳氏民居,是一座特立独行的古堡。

它位于沁水县西文兴村一个偏僻的山谷里,四周没有近邻,而且由于营建在一片居高临下的土冈上,城墙也没有合围,所以只能算是一座半开放式的城堡。

从地图上看,柳家堡距离阳城仅三十公里,但好像无论是从哪条路走,我们都不得不在山峦间上上下下地盘行。

不过,柳家堡绝对值得翻山越岭去抵达,因为里面住着河东先生柳宗元的后代,而且那个叫西文兴的村子,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血缘关系世代聚居而成的村落。

柳家堡始建于明朝中叶,柳氏的故事却要从唐朝说起。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风风火火的永贞革新以唐顺宗被逼退位而宣告破产,变法派成员或被诛杀,或意外死亡,身为骨干的柳宗元亦接连遭到贬黜。

在流放途中,柳宗元深感危险将至,于是修书一封遣散族人,并留下了这样的祖训: 耒读为本,族产勿分,合族聚居,勿宣门庭……

柳宗元的祖籍在河东郡(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他们这个大家族被称为“河东柳氏”,是河东三著姓之一。但随着柳宗元的黯然离世,以及河东柳氏匆匆忙忙举族搬迁,这个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不料,越过了宋元的沉寂,到了明清,忽然有柳姓人在民间崭露头角,耀目一方。溯其根源,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正是河东文豪柳宗元一脉同宗的后裔。

是的,五百年了,这个家族一直都在。

当柳家堡的创建者柳琛带领族人从临汾翼城县搬迁至此,并取下“西文兴”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宏愿:柳氏从西而来,子孙文兴为业。

明清两朝,柳家子弟不负所望,他们在经商中所获甚巨,在仕途上同样科甲蝉联,英才辈出。

柳家堡内气派的门厅院落、精美的木石雕刻、稀世的书画收藏和并立的功名牌坊无不在彰显河东柳氏的华丽复出。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庞大的家庭可以做到数百年不分家,世代居住在一起,繁衍生息,人丁逐日增多,直至聚集成一個村落。家和万事兴的终极含义,也不过如此吧。

如果说河东柳氏门第不衰、声望不坠有什么机密的话,还得从他们的家训中去寻找:“世代为官而勿贪,产业阔大而勿霸,金仓银财而勿欺,驷马之门而勿淫……以国为忠,以族为孝,以德为邻,与人为善……成名勿宣门庭,得志勿忘饥民……治文以治天理,治武以强邦安疆,治医以治疾苦,治商以兴族业,酒色财气吾族禁之……”

家法一丝不苟地传承,每一个夜晚与黎明,子孙后人细细诵读,牢记于心,祖上圣贤的亮光始终在提醒他们,遵从祖训就是家业振兴的开始。

在离开前,我们看到了一张贴在墙上的当代柳氏后裔名人录,从省部级领导到民族企业家,从劳动模范到散打冠军,从诗人到影星……各行各业的精英都有,河东柳氏的家族实力果真叫人叹为观止。

用两天时间探访五座古堡,很多东西来不及仔细品味,但有一点可以看得通彻。我们见过的所有碉楼城堡最终都在防御的基础上逐渐升华出另一层含义,比如,客家土楼和围屋以向心凝聚的姿态流露出客家人的内敛与团结;开平碉楼用浮夸的西洋风情标记出海外游子对故乡的牵挂与眷恋;而沁河古堡则以固若金汤的城池托举起一方水土充满张力的文化传承。

所有存留至今的沁河古堡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答案,建筑的声望不在于其本身有多么豪华,而在于能孕育怎样的后浪,那才是它们拔地而起的意义。

编辑/梁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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