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虹飞
“校勘”是古籍整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是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也是一件看似单调枯燥、实则妙趣横生的事情。在我看来，校勘好像哆啦A梦的任意门，可以带你走进不同的世界，开启一场又一场充满奇妙与未知的探险。经典名句的另一面
在综艺节目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几位嘉宾通过表演，依次传递一则信息，由于辗转误解、错上加错，最后一位嘉宾给出的，往往是与原始信息风马牛不相及的答案。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同时在场的四五个人传递信息尚且如此，那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些千古名句，它们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又会发生多少变异呢？我们今天吟哦背诵的，真的是陶渊明、李白笔下的原句吗？
校勘，就是能解开这些问题的钥匙。如今我们能读到《饮酒》《静夜思》等名篇，要归功于它们在古代被传抄、被刊刻。明抄本、清刻本等诸多版本如承载文字的扁舟，漂流在千百年时间的河，将美好的诗文送到我们眼前。对于同一首诗，不同版本的记载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因此，校勘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广泛搜辑一部作品的各种现存版本，然后对比、罗列不同的记载（我们称之为“异文”）。
于是，仿佛任意门被打开。通过校勘，我们看到了经典名句的另一面。如“举头望明月”，其实在宋刻本《李太白集》中，是作“举头望山月”的。在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清代《全唐诗》等重要的诗歌总集中，也都是作“山月”。我们熟知的“望明月”，其实是在明代中后期李攀龙的《唐诗选》中才首次出现。再如“悠然见南山”，这一句中广受赞誉的“见”字，同样存在异文。在南朝梁昭明太子编选的《文选》宋刻本中，它是作“悠然望南山”的。
还有更有意思的情况。我们不妨再来看一首陶渊明的名篇《归园田居》，这首诗的尾声，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据此，诗人虽然曾“误落尘网”，但总算回归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心念及此，身为读者的我们，也颇感慰藉。然而，它其实存在一则异文，是作“安得返自然”。一个“安”字，瞬间将诗人的田园生活蒙上了不安，也让我们感到了无奈与怅惘。异文在一字之间，意义却截然相反。校勘者的推理路径
校勘的精彩，还远远不止于此。在罗列异文之后，校勘工作的第二步，是要分析、考证异文产生的原因。正如一则信息在嘉宾的表演过程中发生变异一样，一部作品也是在其流传过程中产生异文的。常见的情况，就是抄手抄错、刻工刻错，于是误字保留在了手抄本、刻本之中并流传至今，作者的正字却被掩埋。因此我们需要校勘，来对作品“存真复原”。校勘者就像一位侦探，异文则像散落的物证。校勘者需要推理出哪些异文是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并将其剔除，从而努力恢复作品原貌，并将其呈现给读者。
这种推理，具体是什么样子呢？不妨以我自己的实际工作为例。从2016年起，我就和北大历史系的老师、同学一起，共同整理一部明代笔记《万历野获编》。几年间，我们数度前往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单位查书，老师更是不辞辛苦，先后从台湾、杭州、重庆等地复印回来各种版本，供我们查阅。我在东京大学访学期间，也专程前往京都的立命馆大学访求异本。就这样，我们校勘了十几个不同的《万历野获编》版本，收集了眼花缭乱的海量异文。其中有一处，是关于明嘉靖年间的一位方士。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版本，都记载这个人叫“胡元玉”;只有两个本子，写作“胡玄玉”，且玄字缺最末一点;还有一个本子，说这个人叫“胡亥玉”。那么，哪一个名字才是《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在数百年前写下的呢？
答案是“胡玄玉”。在明代官修的《明世宗實录》里，清楚记载了这个名字。沈德符是明代人，而我们今天搜集到的《万历野获编》版本，基本都是清代抄本或刻本。清圣祖（也就是康熙帝）名玄烨，因此清康熙年间以来的抄手和刻工在传抄、摹刻“玄”字时需要避讳。有的采取缺末笔的方式，有的就径直改“玄”为“元”。而“玄”的字形又与“亥”相近，所以就有抄手误抄“玄”为“亥”。异文，就是这样出现的。
甚至在没有异文作为“物证”的情况下，校勘者也可以运用相关知识，推理断案。还是在《万历野获编》中，沈德符写到了明成化年间一位僧人的封号，其中有“宏度妙应”四字。这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查阅其他版本也没有异文。然而我仔细一想，觉得可能暗藏玄机。因为在我们搜集的《万历野获编》版本中，多个清前期抄本都没有这则内容;而写到“宏度妙应”的，是年代较晚的清道光刻本、同治刻本。我不禁想，清高宗（亦即乾隆帝）名弘历，那么道光、同治本中的“宏”字，有没有可能是避讳了呢？于是我去查考《明宪宗实录》，果然，明代人的记载是作“弘度妙应”的。
像这样的校勘考证还有很多，它们好像一场场推理戏，令我乐在其中，也颇有成就感。异文才是常态
当然，在校勘的推理世界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悬案。比如前面提到的“复得返自然”“安得返自然”，二者都没有史实、语法错误，文义俱通，二处异文的出现时间也没有明确的先后顺序，所以我们就很难断定，千百年前陶渊明写下的究竟是哪个字。
校勘《万历野获编》
《湖南文化遗产图典》中的文物“对书俑”
我在校勘《万历野获编》的过程中，也总会遭遇棘手“案件”。比如道光刻本、同治刻本都记载，弘治十年三月，皇帝“召对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商议处分本章”。然而在五个清前期抄本里，这句话中的“议”都写作“辂”。区区一字之差，意义却大不同。“商议”是个动词，“商辂”则是人名，而且是位名人。他在科举考试的乡试、会试、殿试中，都取得了第一名，集解元、会元、状元于一身。明朝一代近三百年，能做到“连中三元”的，也仅有黄观、商辂二人。
然而问题是，商辂在成化年间就去世了，不可能出现在弘治年间的故事里。《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熟谙史事、藏书万卷，照理不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可“商辂”这个异文就是出现了，而且是在多个更早的版本里。考虑到异文出现的先后，我推测，很可能沈德符当时写下的，就是错误的“商辂”。而后，抄手们照抄了原文。再后来，主持刊刻《万历野获编》的人注意到这个问题，遂将其改为没有史实错误的“商议”，然后刻版印刷。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我不敢保证。因为这个“案件”还存在很多的可能，而我的推理只是其中一种。我没有哆啦A梦的时光机，无法回到数百年前沈德符写作的那天，去验证自己的判断。在校勘中，这样的悬案还有太多。太多时候，我面对着复杂的异文、思考着各种的可能，最终无奈地承认自己的推理未必正确，作品的原貌难能复原，这些都让我感到困惑与无助。
于是，我慢慢学着去接受这一事实。在此过程中，我也收获了新的领悟。在进入大学以前，我们长期以来习惯的，是一种没有异文的、“定本”式的学习生活。它正如语文考卷上的诗词默写，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然而大千世界、你我人生都不是“定本”，充满“异文”才是它的常态。我们要勇敢地接受这种复杂，正如承认“明月”“山月”的共存。这，也是校勘带给我的意外收获。
责任编辑：曹晓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