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铃
初感压力，被迫休假
今年腊月二十九，身在荷兰的我通过网络获悉了武汉封城的消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考虑到在封城前还有武汉游客来往欧洲旅游，我即刻打电话给在巴黎出差的老公，提醒他注意安全。很快，新冠病毒的大名传遍了世界各地，不仅我老公的旅游公司，世界各地的第三产业几乎是同一时间采取了行动。
本来正值春节这一旅游旺季，但因为疫情，来自中国的游客们纷纷取消了出国订单。众所周知，中国游客是全世界旅游公司的主要订单来源，可由于新冠，老公所在的旅游公司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就损失了1/2的订单，收入锐减，甚至许多前期的酒店、餐厅订单由于无法取消，订金也打了水漂。上到老总下到导游、客服，每个人都在忐忑，明天是否还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而我所在的酒店行业也不好过。连锁品牌酒店本来就靠旅游团的预订走量产，突然间涌进的退订邮件几乎让我们来不及喘息。次日，总经理召集全员开会，总公司的销售部门决定在下月调低预订价格，同时推出一些“家庭周末stay”的促销活动，用以吸引本地消费者。一边忙着处理退订邮件，一方面推出新活动，一方面还要采取一些防疫措施，所有员工三管齐下，忙得不可开交，只希望国内能够控制住疫情传播，如当年的非典一样速战速决。
二月下旬，老公结束出差回到荷兰，我们同时开始“被迫”休年假。本来，这次长达一个月的年假是为回国准备，我们本打算在三月份补办中国婚宴，国内的场地、婚纱照、机票全都预订好了，甚至连请柬喜糖都由国内的亲戚们准备妥当，就差二月底陆续送出。谁知一场疫情打乱了所有计划。家庭可支配余额已不足
最初在家“隔离”，我们还十分幸运自己请年假的时机：那时正是潜在阳性患者到欧洲后显露症状的时期，我们窝在家，也算是规避了风险——毕竟我和老公的工作每天需要接觸很多人，被传染的可能性很高。那个时候，唯有我们俩是全小区出门戴口罩的人。
可是很快，我们就“幸运”不起来了。一场疫情的来袭，使得生活全部变成了待定状态。
三月初，新冠确诊病例在欧洲呈井喷式增长，各国政府也纷纷出台了禁限令，由此彻底为服务行业判了“死刑”。我老公的旅游公司在处理了最后一份退单后暂停营业，我所在的酒店也由于政府政策无限期关停，本来每天忙碌的我们彻底清闲了下来。而由于我们在二月下旬就开始休假，这份“清闲”足足比同事和朋友们早了两个星期！
比起被病毒感染患病死去的风险，没收入无尊严地苟活着更悲惨得多！
隔离初期，我们想着既来之则安之，一切顺其自然，相信政府，社会很快会恢复正常。我们在隔离的第一个月补上了家中蜜月之厨房客厅游。以往，老公的工作使我们总是聚少离多，隔离期间，算起来还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第一次一起生活。如同国内大多数隔离期的人们一样，我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买菜做饭上，每天拍照修图发照片，意外地得到了大家对我们厨艺的肯定和赞赏。那段时间里，荷兰的天气出奇地好，日日明媚、万里无云，真是让人比宠物狗都想出门溜达。尽管疫情给部分行业按了暂停键，但难得的闲适稀释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考量和焦虑。
很快，到了四月份，银行和政府的账单把我们拉回了现实。过去几年，由于老公的收入较好，我几乎从未有过生活上的压力。充足的收入使得我俩花钱大手大脚，时不时还来个五星级的海岛之旅。加上欧洲的保险和医疗制度，我们根本无需为未来储蓄，也因此手头并没有能抗住长久生活的积蓄。在疫情初期，很多品牌为了促销开始打折，我和老公又入手了一堆名牌时装和高级电器，等我们意识到疫情要打长久战、我们很可能长达一年都没有收入的时候，惊觉银行的可支配储蓄只有四位数欧元了。高学历跟体力劳动者抢饭碗
这下可惨了！在欧洲，以我们二人为例，每个月房屋的水电、物业费、管理费、清洁费、垃圾污水费、地税、垃圾污水税等等生活开销就需要七百欧元;二人的医疗保险、工作意外险、公民纳税、车辆税、公路税等等，又是几百欧元;再加上吃喝开销，可以说，我们每个月仅仅是睁开眼活下来，就需要一千五六百欧元。按照未来一年内无收入的最坏打算来看，我们最多支撑到夏天结束，就要喝西北风了！
算到这儿，我们终于体会到了那些上街举牌抗议政府禁限的人的心态了——比起被病毒感染患病死去的风险，没收入无尊严地苟活着更悲惨得多！按照政府政策，老公的旅游公司只能得到四千欧元的补贴，而这甚至还不够各地办公室一个星期的租金;我所在的酒店更是早在半个月前便直接裁员，作为老外的我当然被首当其冲pass掉了。
那个时候，我和老公已经在家“逍遥”了两个月，但事业心还是有的。不过立刻，我们美好的冲劲儿就被现实狠狠泼了一盆冷水。由于疫情，经济大萧条，与第三产业相关的行业都在疯狂裁员削减开支，我们上网找兼职的时候，往常日更几十条的招聘网站上，竟然连续一个月无一条新职位发布。我们随即联系了自己的同事和朋友们，发现大家要么已经被裁，要么自身难保，都在这场疫情大潮中战战兢兢。
本来在“饿死”边缘挣扎的我们，靠着跨行硬拼，愣是在后疫情时代半民失业全民焦虑的现状中暂时维持住了基本的生活。
无奈之下，我和老公只得降低要求，转而去寻找一些不限背景和经验的体力劳动。疫情时代，物流行业崛起，许多大小件的快递都需要人运输，恰好我老公持有所有类型的机动车驾照，便想到去开送货大巴。可惜打电话一问，按照法律规定，开货车的司机必须连续两年保持每年至少35小时的驾驶记录，而我老公并没有。
如果此时去驾校补上之前的70个小时，期间产生的租车、开车、出证等费用也需要两千多欧元，而当时的我们哪舍得这么大的支出？
随即，我老公又想到了送外卖，可惜这个工作有大批的大学生等着干，而商家也更愿意雇佣年纪轻、办事利索、纳税少的大学生，而不是我老公这种需给政府全额纳税的中年工作者。看着原本衣食无忧、名校高学历的老公，突然间去跟体力工作者抢饭吃，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然而，现实不等人，我们的积蓄确实日渐见底。我从一个平时购物不看价的人，变成了一个对一两毛钱都斤斤计较的主妇，甚至会为了一盒打折的鸡胸肉，骑车两公里去各个超市比对一番，挑最便宜的那家入手。我们的生活标准从天上掉到地下，连洗澡的时候都在脚下接个盆，因为热水8欧元1吨，可以循环利用。一天，我在做饭时手滑打碎了一个盘子，处于重压下的我竟然当场蹲下嚎啕大哭，因为一个盘子4欧元，如今的我们，是一分钱的额外花销都禁不起了。
看到我变成这样，老公更加内疚，认为是自己平日做得不够好，才让我们面对危机时如此捉襟见肘。其实他的压力比我大得多，他不仅要担负家庭的支出，还有公司的支出和未来道路的考量。每天从睁眼到睡觉，他几乎是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在刷招聘网站和打电话，彷佛只要给钱，他什么都干！一天又一天，我们眼见地开始消瘦、焦虑、抑郁。新闻越看越烦，余额越来越少，后疫情时代的我们，眼前一片迷茫。旅游经理转头寿司师傅
天无绝人之路，眼看病毒继续肆虐，解封似乎遥遥无期，餐饮业开始了自救，纷纷与团购网站合作，开启了外送业务，甚至连火锅都能外卖，而这在以前的荷兰是不敢想象的。同时，一些只做外卖的小型餐厅也在各地陆续兴起，其中最受欢迎的便是日本寿司——占地小、租金低、无需明火或保温、量产利润高。于是，五月上旬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招聘网站上有了更新，其中80%都是招聘寿司大师傅或者学徒。
我的公公是香港人，早年在荷兰便是开餐馆起家。看到有机会，老公第一时间约了面试，表示愿意当学徒，不用提供食宿，每月拿到荷兰最低工资，基本能保证我们的基础开销。面试过后的次日，老公就上岗开始学习卷寿司和给大师傅打杂。为了尽快学会，他每天在收工后还要多留三个小时不断练习，甚至回家已近凌晨，还要在自家的厨房复习当天学会的技能，老公说他的目标不是一直做学徒维持生活，而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大师傅，掌握一门技能。即使旅游公司就此倒闭，我们将来也至少有口饭吃。就这样，靠着这份压力和动力，他在后疫情时代从一个旅游行业的经理转头成为了寿司师傅，这是我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职业，而生活确实就这么过下来了。
期间，寿司店老板突发急病入院，老公一边忙厨房，一边管理进货和记账，在老板康复后，发现一切井井有条，次月给我们发放了比大师傅还要多的薪水。那是我们长达四个月来账户的第一次进账，长期紧绷的精神总算松了一口气。
同时，我也没有闲着。作为老外的我，在荷兰疫情期间找工作简直是难上加难，在经历了无数次碰壁之后，我也不再拘泥于荷兰本地的公司和自己熟悉的领域，开始在华人网站上找寻一些兼职。期间，一所中文学校由于把所有课程换成了线上，有些老师们并没有条件开展线上课程，我靠着自己标准的普通话和对中文的资深运用，临危受命，接下了最难的华裔幼儿班。从备课到撰写教案，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边请教有相关教学经验的朋友，一边上网看优秀教师的公开课，在准备授课的同时，几乎是重新走了一遍自己学习小学语文时的路，每天做梦都是声母韵母、部首笔顺。就这样，一个前身专业为政治学、前身从事服务业的“三无”教师上岗了！出乎意料地，我自创的谐音式记忆法获得了孩子们的好评，连家长们都说，孩子们学习中文的热情明显比以前更高，他们认可并愿意让孩子继续跟我学习中文。
就这样，本来在“饿死”边缘挣扎的我们，靠着跨行硬拼，愣是在后疫情时代半民失业全民焦虑的现状中暂时维持住了基本的生活。这当然不算是个好消息，但比起仍在纠结下月的银行贷款、信用卡账单的人们来说，找到一份营生的我们还是幸运的。七月一号开始，荷兰全面解封，除了在室内的公共场合还需保持社交距离外，人们似乎已经渐渐回到正轨，社会也在慢慢复苏着。
伴随着解封，又恰好赶上了欧洲的summer sale（夏季促销），各大商场开始了诱人的打折，我又跃跃欲试忍不住刷卡了！关键时刻，老公断了家里的网，捆住我欲迈进商场的双脚：“老婆，忍住！革命尚未成功，收入犹如一阵风，你若此刻太放纵，之前努力一场空！”
责任编輯：陈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