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嵘
当今的经济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从金融海啸到贸易战，深刻地改变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各种经济流派和经济数据往往让人眼花缭乱，即便是专家的观点也常常互相矛盾，让我们无所适从。一方面，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运用各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游刃有余，但在回答诸如“为何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有”这些基本问题时，常常哑口无言。另一方面，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学习、投资、理财、购物、工作，乃至婚恋都受着经济的影响。
那么，非经济专业的普通人，该怎么观察经济，比如我们的消费到底是升级还是降级了？房价是不是见顶了？怎么样的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其实，万事万物都在释放着经济信号，而发现这些信号，我们不妨学学福尔摩斯的思考方式。
在《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远远地指着一个送信人道：“他是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军曹。”当华生证实后惊讶不已，大侦探却淡淡地说：“这个人手背上刺着一只蓝色大锚，这是海员的特征。况且他的举止又颇有军人气概，留着军人式的络腮胡子；因此，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个海军陆战队员。他的态度有些自高自大……根据这些情况，我就相信他当过军曹。”
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尝试用福尔摩斯的这种方法，来探究事物背后的经济规律，比如观察人的举止。他们发现路人行走速度和经济密切相关。市民的步行速度和道路是否平整有关，漫无目的行走的失业者和行色匆忙的商务人士的多寡对比，体现了城市的失业率水平。
经济学家同样通过穿着来推断经济走向。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泰勒根据裙摆的长度来推断经济荣衰，还有经济学家根据女性鞋跟高度来推测经济的景气度。小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皮帕·马尔姆格把模仿璞琪（Pucci）这样花哨图案衣服的大面积流行看做金融危机的信号，因为这样的衣服大多只能穿一到两次，它们很快就会过时，很明显女性花的钱超过了她们的承受能力，人们的负债开始越来越多。
丹尼·摩西是华尔街的一个证券交易员，他每天要坐开往曼哈顿区（华尔街所在地）的早班列车，他总是像福尔摩斯一样观察着乘客，他发现那些金融人士如果穿得就像是要去观看棒球比赛，说明他们的绩效非常优异；如果他们身穿正装，那通常意味着他们遇到了麻烦，或者他要如约去见某个给他钱的人。如果车厢里穿着正装的人越来越多，那一定是整个经济出了问题。
福尔摩斯对助手华生说：“你是在看，而我是在观察，这有很明显的差别。”经济学家也仔细观察着这个世界的每个细节。1999年，德意志银行证券驻香港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提出了摩天大楼指数，即通过摩天大楼的完工来推断经济的衰退和股市的变化；与此相似的是，2009年传奇对冲基金经理人休·亨德利通过观察巨大起重机和摩天大楼构成的天际线，由此推断房地产泡沫程度；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则通过挖掘机和轮式装载机的销量为线索，来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向，诺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从人们在饭店吃饭时的日常谈话内容来判断经济的“非理性繁荣”。
福尔摩斯能够从报纸中读到别人看不到的信息。比如他有一个爱好，就是把伦敦各家报纸的寻人广告栏和讣告保存下来用以研究犯罪（《福尔摩斯的最后致意》）。二战时期的经济学家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收集德国各地报纸上的讣告，准确地估算出德国损失的兵力。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有高度相似的爱好：他们通过统计一个季度中报纸上“衰退”一词的数量变化来考察经济，该指数精确地定位了美国从1990～2007年之间衰退的开始点，并且比官方的季度GDP提前四周发布。
福尔摩斯还能特别敏锐地注意到收益的反常情况。比如在小说《红发会》中，福尔摩斯得悉长了一头红发的当铺商人杰贝兹·威尔逊遇到的奇怪事件：一名美国的红发百万富翁设立遗嘱，用遗产的利息让红头发的男子有个舒适的差事。所以只要入选，就可以只干很少的工作，每年拿到二百英镑的津贴……同样的思考方法也可以发现，现实世界中那些价格和收益严重背离的泡沫，从古老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到英国的南海股票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股票泡沫，到今天的P2P金融泡沫。
在柯南·道尔的另一篇小说《银色马》中，有這样一段情节：福尔摩斯指出，那天夜里，狗的反应是奇怪的。巡夜人的报告是，那晚狗没有什么异常反应。福尔摩斯提醒道：“这正是奇怪的地方。”狗向入侵者咆哮是很正常的，但是它没有咆哮，这并不能说明没有入侵者，也有可能入侵者是狗熟悉的人，因此福尔摩斯缩小了范围。经济学家用同样的方法提出了“幸存者偏差”，二战时期人们研究飞机最薄弱部位，不单要看那些返航飞机上的弹孔部位，同时也要考虑那些没能返航的飞机。根据这些原则，决策和行为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偏差”，告诉人们决策时不但要考虑眼前的情况，更要考虑那些没有发出声音的事物。
说到底，经济学和“基本演绎法”一样，都是一种思维方式。
责任编辑：张蕾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