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磊 曹锎
在外人看来，北京电影学院有一大乐事，就是可以把看电影当成学习。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将看电影称为“电影观摩”，这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建校之初就形成的传统。中间因为一些原因，电影观摩停止了，直到1978年才重新恢复。
饿肚子，喝凉水，也要看电影
那时候的电影学院已经落户在昌平沙河的朱辛庄，看电影的地方是在新街口外大街的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厅。当时的北京还没有环路之说，北至和平街北口（现北三环）已经地处荒凉，更何况郊区昌平。
为了不影响学生的正常上课，通常把放电影安排在晚上6点30分。学院下午5点10分下班，让学生跟着老师的班车一起进城。尽管当年没有交通拥堵之扰，但是道路修建也并不发达，通常到了新街口，电影也开始放映了。学生只能买个馒头或者烧饼，就着咸菜在电影院边看边吃，喝水则能省则省，为了防止看电影途中想上厕所。
电影观摩自然是为了学习，遇到特别好的画面构图，学生就用手中的135相机，用买来的廉价胶卷，拍摄下来，回到学院以后冲洗和放大出来，留作以后拍摄的参考资料。
那时，一晚上会放两部影片，看完通常接近23点50分了，学生们再抓紧时间坐班车回到朱辛庄。只是回去后想睡觉是不可能的，奢侈的情况下，一个宿舍会泡上一包方便面，打完牙祭后开始卧谈会，把晚上看过的电影从情节到镜头，从导演到演员，讨论个通透。因为刚改革开放，所以当时电影观摩也主要集中在美国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经典电影、五六十年代的苏联解冻“意识形态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欧洲作者电影和现代思潮的电影，是为了辅助课堂教学的。
1986年，学生们开始陆陆续续地搬到西土城路蓟门桥的新校址，尽管校园还没完全建好，各方面设施也不齐备，但是与电影资料馆放映厅的直线距离却是大大缩短了，这足以让大家欣喜若狂。
以前要饿着肚子，喝着凉水，一路颠簸地从郊区往城里去，如今却是可以从容地走到电影院，并且可以在看电影前饱饱地吃一顿晚餐了。即使看完电影时间晚了也不怕，不用担心赶不上班车，要挤车回学校。可以如此幸福地看电影，这在当时几乎算是一种奢侈了。那时大家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吹着风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1992年，学校决定在学校内建一个标准电影放映厅，专门用于老师和学生进行电影观摩，建筑面积3167平米，可以容纳近千人。建成后，它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标放。
20年来，标放的设备跟随着电影拍摄技术而不断更新，更重要的是这里变成了一个舞台，一个电影学院人的舞台。每逢周一、周二的晚上，都要在“标放”放电影。电影观摩需要买票，可以买套票，也可以单张购买，一般每学期开学后第一二周，学校会发放通知。电影每次放两部，一般周一放的是即将公映的国产电影，周二放的是从电影资料馆租来的外国电影（也叫“资料片”）。
因为电影学院的经费有限，同时也为了支持中国电影教育事业，周二晚上的资料片是电影资料馆优惠租给电影学院的。但是，为了防止资料片发生意外，每次资料馆都会派人随片同来，然后再随片同去。用电影学院学生的话说是“押片儿”，或者“人在，胶片在”。
“黑色星期二”
周一晚上的电影来源不一。有的是电影公司为了宣传国产新片，免费提供的。有的是电影导演把自己刚拍出来的作品拿到电影学院放的。后一种情况尤其多。因为，在中国，电影学院独此一家。当然也有例外，大概是标放刚建成使用后的第二年，原本要放映的国产新片，突然改放侯孝贤送给电影学院的胶片《童年往事》和《风柜来的人》。时至今日，那天未到场的学生，依然为与侯孝贤的失之交臂而痛心不已，并将那天称之为“黑色星期二”。而受益者现在已经成为了著名的电影导演，如贾樟柯。
贾樟柯后来曾谈起过这段经历。
那天放映的是《风柜来的人》，那一个半小时的过程，贾樟柯完全迷失在电影里。电影虽然讲述的是80年代台湾年轻人的故事，但是贾樟柯看完之后，觉得这部电影是在拍他和他家乡的那些朋友。
这场电影放映，让贾樟柯开始反思自己对电影的理解，让他看到电影除了戏剧性以外的一种美感。
回娘家
电影学院的老师或者毕业的学生带着自己的作品回母校做放映，在电影学院被称为“回娘家”。
在电影学院放片子绝对不是一次普通的电影放映，携片者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电影拍得好，获得了学生的认可，那么这次放映就是师弟妹对学长的一次虔诚致敬;倘若效果不好，那么管你是师傅师兄还是祖师爷爷，电影院都会毫不留情的变成一次集体狂欢。正因为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校友敢回学校放片子，以至于很多老师都很扼腕，担心这个传统因为学生的“不羁狂妄”而丢失，直到“第五代”崛起，這算是后话。
现在总结来看，在电影学院看电影，学生反应无外乎三种：
反应一：学生们（黑暗中也难免埋伏着个别教师）起哄，长时间地起哄，花样翻新地起哄，鬼哭狼嚎地起哄，载歌载舞地起哄。然后，走人。现在的电影观摩基本上没有起哄的。
反应二：学生们鼓掌，长时间地鼓掌，热烈地鼓掌。如果是周一，为了避免遭遇上述第一种待遇，拍这部电影的导演往往不在现场，而是通过手机（以前是BP机）与“潜伏”在现场的副导演或者制片保持着联系。如果导演恰好在场，此时此刻，他便会诚惶诚恐地起立，然后，受宠若惊地向自己的师弟师妹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鞠躬。用一位见过世面，获得过名副其实的国际电影大奖的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的话说：“激动，绝对激动。柏林、威尼斯、戛纳，也没这么激动！”。
1980年，郭宝昌带着他的处女作《神女峰的迷雾》回电影学院做放映。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导演系老师侯克明（后曾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的阻止。
侯克明担心片子会被学生起哄，郭宝昌忐忑地说：“我这片子不至于吧！”郭宝昌不仅去学院放了，还坚持坐在大礼堂（当时在朱辛庄，没有自己的电影院）的右前方，隔了五六排的后面坐着电影学院的学生们，当时没有人知道这群学生对未来的中国电影意味着什么。
几次小小的起哄过后，场内安静了，随着剧情，还会偶尔发出一些赞赏的笑声，片子结束后，场内掌声雷动。侯老师对郭宝昌说：“您成功了。”
这些起哄的学生就是十年后声名赫赫的“第五代”。
里程碑
说到张军钊和张艺谋带着《一个和八个》回学校放映，或许是更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在各种思潮涌入中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和八个》对电影语言的大胆创新，可谓是开风气之先的。领导当时斟酌再三，决定为内部观摩，地点定在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小放映间。电影学院的师生闻讯后几乎是倾巢出动都赶来了，主创人员干脆开门迎客，小放映间人满为患，连站的地方都没有，第一排座位的前面地上也坐满了人。
影片开始放映了，一直到结束，甚至字幕升起，全场鸦雀无声，连礼貌性的掌声都没有。张艺谋和张军钊浑身发了毛，既没有起哄，也没有掌声，这究竟？？？？放映间灯即将亮起的那一刻，全场起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整整十分钟，一浪接着一浪，经久不息。鼓掌的人中包括78班的老师们：郑国恩、谢飞、郑洞天？？？？那一刻，所有的老师泪流满面。
从此，“78班”的学生成长为中国电影的创作中坚，“带着作品回娘家”的传统也逐渐恢复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反应三：学生们不起哄，同时也不鼓掌。灯光亮了起来，观者缓缓起身。之后，一个个阴沉着脸离去。再后，几个月内，从黎明到夜晚，从夜晚到黎明，电影学院的教室、宿舍、操场、食堂、澡堂？？？？学生们都在谈论这部电影。
当然，据统计，第三种情况几年中也难遇一次，“黑色星期二”曾经有过这种殊荣。一些电影学院短训班、进修班的学生甚至会只因为自己未遇到过“反应三”就被迫离校而感到“抱憾终身”。
久而久之，电影学院的电影院就像是电影人的一个战场。在这里，即使一部影片有上亿票房，如果镜头用的不够标准，画面剪接落入了俗套，依然会被喝倒彩;反之，即使影片没有机会获得公映，如果那份满满的情怀、坚守的真诚得到了认同，依然会赢得满堂彩。走进这个空间，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大家给予影片的回应都是毫不吝惜的。
责任编辑：徐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