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石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寻找各类图书资源变得越发便捷。
电子阅读器的出现也使得阅读图书的方式更加多元，这些科技的进步让阅读者摆脱了时间和地点的桎梏。
实际上，在七八百年前的南宋，古人们已经开始思考书籍的制作方式。
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王耀南 摄
《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在制作之初就着眼于读者的便携阅读，现在仍是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惠泽后人的古籍。这本书为南宋理学家吕祖谦所著《十七史详节》中的一部，是他读史节抄备检的本子。吕祖谦，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他和朱熹同为宋代大儒，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从浙江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研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著作，感其“廣大闳博，若无津涯”。为了让初学者更易把握其要义，他们辑成14卷《近思录》，嘉惠后学。这本切磋论道之作，成为研究南宋理学不可绕过的著作。
《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也是南宋建阳书坊（今福建省南平市的福建建阳书坊）刻书的传世之作。南平地处武夷山北，盛产竹子和榕树。竹子可以造纸，榕树能够雕版，这就为建阳书坊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制书条件。因此，南平是古代著名的雕板印刷集中地，在宋代时就有“图书之府”的美誉。宋时建阳书坊所刻印之书统称“麻沙本”或“建本”，与浙江临安刻印的“浙本”、四川成都刻印的“蜀本”齐名。
形制
为了让书籍便于携带，现代款式图书的开本多为32开和16开。而中国古代线装书的开本，常见的有6裁、8裁和12裁。在宋代，除了注意书籍的开本外，将书籍制成巾箱本也是一种使书籍便于携带的做法。《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的形制便是巾箱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
实际上，早在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中就出现了“巾箱本”的记载，但是这并不代表使用“巾箱本”这一形制是当时刻制书籍的通行做法。到了南宋，戴埴《鼠璞》记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这一文献才明确了巾箱本的形制特征。
除了《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是巾箱本，根据《天禄琳琅书目》记载，宋版的《东莱家塾读诗记》《南华真经》和《玉台新咏》也都采用了巾箱本样式。
由于现存的宋刻巾箱本数量不多，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这套巾箱本《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便更加珍贵了。
价值
从历史角度看，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吕祖谦《十七史详节》在元、明两代都有刻本，但题名为《吕东莱十七史详节》或《东莱先生南史详节》的刻本，皆不同于南大图书馆所藏的这本。今天可以拿来比较印证的，只有缪荃孙所藏的宋刻巾箱本《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节》，它的版式、字体、墨色、纸张等均与《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类似。因此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是极罕见的宋刻珍本。
不仅如此，从书籍上钤盖的印章来看，仅在清代和民国，《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就经过了季振宜、鲍廷爵、石谷风等贤人雅士的前后递藏。
从书迹版刻艺术的角度上说，《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这几册书细黑口，四周边栏为单边，是典型的南宋建本样式。书籍封面撒金，纸叶发黄，每半页10行，行20字。从字体上看，笔画刚劲，字硬如骨，有大家风范。书中墨色历经千年，依然鲜艳，清晰可辨。
责任编辑：陈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