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论文虽然当之有愧，毕业却真的毕业了。”
“过午考criticism（批评方法），考题非常讨厌，苦坐两小时，而答得仍很少，又不满意——管他娘，反正考完了。”
“今天同星期四是我最怕的一天，因为有王Quinsy的课，上他的课，做抄写机，真比上吴可读的课都讨厌。过午中世纪文学，说下星期又要考，真混蛋。”
“今天最值得记的事情就是接到母亲的信，自从自己出来以后，接到她老人家的信这还是第一次。我真想亲亲这信，我真想哭，我快乐得有点儿悲哀了……的确，母亲的爱是最可贵的啊！”
记得第一次读到这些文字时，我未发一语，只是默默合上了书，闭起了眼，仿若随着那阵阵墨香，穿越回数十年前的清华园。那时节，大师还是一个十余岁的少年，我仿佛能看到他眉眼处闪烁的光，能看到他微微上扬的嘴角，能看到他昂首挺胸、血气方刚的模样。也曾与三五师友聊起这些文字，大家却是笑言“不信”，只觉得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国学大师，又怎会做出“抄论文”“逃课”这等荒唐事呢？
这些文字，正是出自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是多年前季老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写的。刊载之前，编辑也曾问过季老，说里面有爆粗口、逃课这样的事情，要不要改改。季老却说一个字都不改，那就是当时的他，他希望能还原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样貌，他本就不是“圣人”。《清华园日记》出版后，在读者尤其是年轻人中引起轰动，人们几乎都没想到，那个看起来高冷的学者，却是一个如此真实可爱的人。
我想，一个人的起点或许是很重要的，对季羡林来说，清华园是他梦开始的地方，且后期季老虽一直在北大执教，但用他自己的话说，“燕园与清华园相距咫尺，弦歌之声可以相闻”，他的心从未离开过母校清华。清华园给他的烙印太深，或者，他本就是与清华校格不谋而合之人，清华是大学中的“性情中校”，而季羡林本人，亦是诸多亲友、学生眼中的“性情中人”。
乘着时光之舟，让我们回到1930年的夏天。那时节，季羡林从山东到北京来投考大学。别的同学都报了六七个大学，他却只报了清华和北大，这是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学校，是千千万万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季老后来笑称当时的自己是“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幼稚到可爱的程度”，然而，他当时的“狂妄”都得了逞，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季老说自己生平值得骄傲的事情不多，这是其中之一，而他最终选择了去清华大学就读。
当年入学考试时的国文作文题目，让季老在许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北大和清华所出的题目截然不同，清华出的国文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而北大出的则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两校对照，差别昭然。若人有人格，校亦有“校格”，则北大之校格是深厚凝重，清华之校格是清新俊逸，从这入学的题目便可见一斑。数十年后，季老本人这样评价：“北大和清华有没有差别呢？当然有的。据我个人的印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方面，在对中国教育、学术和文化的贡献方面，两校可以说是力量匹敌，无从轩轾。这是同一性。但是，在双方的风范——我一时想不出更确切的词儿，姑且用之——方面，却并不相同。如果允许我使用我在拙文《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的话语的话，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
当时考试时，因为清华离城远，所以借了北大北河沿三院当考场，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到过清华园，仅仅凭借“清华园”这三个字，让自己的幻想腾飞驰骋，所以当真是“梦游清华园”了。入学后，一走进清华园，季羡林立刻对照自己那一场“人造的梦”来检验梦中的清华园和现实的清华园有多大的差距。对他来说，梦中那一团团模糊的影像，此时都化作了现实里巍峨壮丽的校门，古色古香的清华学堂的匾额，美轮美奂的欧洲古典式的大礼堂，绿荫满窗的大图书馆。在自然景观方面，又有水木清华，荷塘月色，西山紫气，三秋红叶……季老说，这一切都是在梦中不可能见到的，但是，梦中的水木明瑟，花草葳蕤，却是一点也不差的。不过，这“清新俊逸”四字，不仅指的是清华园的自然风光，更重要的是指清华精神。什么叫“清华精神”呢？季老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永葆青春，永远充满了生命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
而季老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一生向上，从来没有丝毫懈怠的时候。1946年，留德十年的季羡林毫不犹豫地回国并担任北大的老师，这一教就是几十年。无论是教书、做研究还是育人，他始终兢兢业业，矢志不渝地向前走着，与此同时，他还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那颗真心，虽为大师却没有丝毫架子，虽为泰斗却从不掉书袋，虽为“国宝”却也从无居功自傲之时，是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人。
在季羡林后来执教的北京大学，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北大的新生提着重重的行李箱入学，他看到一个工人模样的老人站在一旁，便对他说：“大爷，能帮我看下行李箱吗？”大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直站在原处帮他看行李箱，直到他忙完。后来，在入学典礼上，这位学生才发现，那个“大爷”竟是北大的副校长，国学大师季羡林。
而季羡林的學生唐师也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
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色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茄”手表外，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些都是世人加诸季老的头衔，而他也着实当之无愧：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可是，他本人却撰文要“三辞桂冠”，一辞“国学大师”，他说：“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二辞“学界泰斗”：“这样的人，涛涛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的泰斗又从哪讲起呢？”三辞“国宝”：“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样坚执辞去“三顶桂冠”，只为一个理由，他想要“将身上的泡沫洗掉”，露出真面目。1999年，季羡林八十八岁大寿，生日宴会在北大勺园举行，宾客云集，高朋满座，人们对季老的赞誉滔滔不绝，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可是等到季羡林致辞的时候，他却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季羡林，他的一生何其辉煌，为学做人，臻于极致，可是他的本心始终未变。多年前写下《清华园日记》的他，和多年后固执辞去“三顶桂冠”的他，脾气、性格、作风又是何其一致。时下有句很“火”的话是这样说的：“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句话或许也可送给季老，纵然相隔大半个世纪，他仿佛还像清华园里的那个“少年”，还是一如既往的真实可爱，不求虚荣，不念虚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