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佳
我从小就不喜欢哭，甚至觉得流泪是一种无形的示弱。在我青春的坐标系上，汇集泪水的区间只有两个，一个是迷茫无助的高一时光，一个就是让我至今难忘的一次腰椎穿刺经历。
起初我没有注意到轻微的腰骨疼痛，然而在短短两周内，我出现皮下出血点、大面积瘀青和全身骨痛等症状。我被确诊为白血病。不同白血病患者病发的初期状况大同小异，病情的严重程度需要检查骨髓才知道。很多人不了解这种疾病，以为确诊如同被判死刑，然后便不停哭鬧。而我因为小时候多看了几本课外书，略微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所以理智占了上风。
可是没有败给诊断证明的我，居然在一次腰穿治疗中大哭了一场。
血液病人几乎都要接受骨穿和腰穿及鞘内注射的检查治疗，前者一般是从臀部的骨头中抽取一毫升骨髓涂片即可;后者更复杂，需要用钢针扎入脊柱抽取脑脊液并注射药物，这个过程必须非常缓慢，需要花上半个小时，否则容易扎到患者的神经。
因为主任临时有事，所以那次腰穿就让一个刚来的年轻医生接手。一阵剧痛之后，我腰以下的部位麻得几乎没有了知觉。据当时在病床边观察的母亲说，那位医生注射药物只花了一分钟时间，我被弄疼是意料之中的事。
病床上没有床垫，只有一张薄棉被。我做完腰穿以后必须躺平，不能垫枕头，病床的钢板就这样压在我的伤口上。我疼得面部扭曲，最后竟然以近乎哀求的语气，问身边的人：“对不起，我实在太痛了，可以哭一会儿吗？”她们温和地说：“当然了，实在忍不住就哭吧。”
盛满我压抑情绪的玻璃杯终于被打破了，它的碎片却有意无意地伤害了我身边的人。她们没想到的是，我居然不是简简单单地流泪，而是哭得歇斯底里。她们认为我是科室里唯一的大学生，一向不哭的女孩子如果哭了，那么她一定很疼吧。这种心疼让她们跟着我一起流泪。被我的哭声伤害的还有那个为我做穿刺的医生，她担心我出现脑脊液外流等症状，在花了很多时间检测出我的各项指标正常后，她才松了一口气。
我哭了的消息在短短一个小时内，传到了外出归来的主任耳中。她专程来到我的病床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怎么可以随便大哭呢？你可是大学生，是要做骨髓移植的患者。以后几年你要承受的排斥反应会比现在难受几十倍。”
当时的我并不理解主任的话，我也无法预知我的未来具体要承受什么样的折磨。我想：大学生怎么了？我只哭了一次而已啊。
然而现实狠狠地给了我一记耳光。我在腰穿后大哭引发了头部剧痛和身体严重脱水的症状，我穿着的两件衣服和盖在身上的毛巾被全都湿透了。原来生命在脆弱的时候，就连流泪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一次哭完后，我反而觉得更疼、更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只会伤害自己。明白这个道理的那一刻起，我决定要做回那个不爱哭、把泪水一滴滴收集起来的人。
在做了骨髓移植手术之后，我的眼角膜因排斥反应而大面积溃烂。有好几年，我干涩的眼睛需要使用玻璃酸钠来保持湿润，即使我想流泪，也没有了流泪的能力。讽刺的是，我一直认为眼泪是脆弱的代名词，后来才发现它是如此珍贵。
之后更剧烈的排斥反应如约而至：皮肤和指甲大面积脱落，肠道溃疡持续了两个月，还有可怕的肺脓肿，体重最轻时不足三十公斤……我最煎熬的几个月，当老师的父亲还要在家乡工作筹集医疗费，只有母亲陪在我身边。我疼得受不了的那几天，也只是等父亲下课后给他打电话，请求他说一句安慰的话，然后挂断电话。
当我告别排斥反应，进入了复健练习时期，我的干眼症也渐渐缓解。我身边没有了医护人员和病友的陪伴，身体状况也不允许我到人多的场合，只能孤独地面对自己。我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但是请温柔地表达出来，没有人经得起我的伤害，绝对不能把眼泪变成淹没他人的洪水。
几年后我收到同学的一封信，才知道一直在克制泪水的不止我一人——很多同学在我面前咬紧嘴唇，极力忍住眼泪。在医院的这一两年中，我知道经常有护士承受不了精神压力和高强度的工作而转科;一位在神经科工作过的护士说，医生为患者做穿刺时怕扎疼患者，需要精神高度集中，而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做腰穿的次数多得让人无法想象。
他们一直在我面前克制着自己，没有成为泪水的奴隶。而我总有一次卸下枷锁的机会，只是因为疼，可是他们在比自己脆弱的病人面前，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
我终于明白，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我流泪，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些眼泪的重量。学会选择合适的方式与场合流泪，也是成长的过程。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一滴滴泪珠在我的心里早就凝聚成了一片海洋。这片只属于我的泪海，味道的确有些苦涩，但是它很温柔，很广阔，能轻轻地将我拥抱。
我要把这片泪海放进信封里，寄给未来那个因为收获成长、喜极而泣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