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建鼓的结构特征探析

张慧丹 姚君

关键词：汉代;建鼓;结构特征

建鼓，是一种起源于上古时期的乐器。据现有文献记载，“建鼓”这一词最早于《仪礼· 大射》中出现，描述了其在仪礼中的方位。《国语》《礼记》《淮南子》等文献中都能找到“建鼓”存在的信息。陈旸《乐书》云：“魏晋以后，复商制而植之，谓之建鼓”，魏晋以后至隋，将“建鼓”与楹鼓对比联系在一起，说明其造型为“植而建之”，才有了“建鼓”的称谓，并一直延用至今。所以目前对建鼓约定俗成的概念和魏晋以后大体一致。建鼓是由鼓座、鼓楹、鼓身组成，鼓身一般呈现中空桶形，两面蒙有兽皮，鼓楹贯穿鼓身，将鼓托起，插在底部鼓座中。底部鼓座也称鼓跗，起稳定作用。符合这种基本形制的鼓则可称之为建鼓。

汉代建鼓的资料可以从汉画像石中获取，虽然汉画像石依旧是诸侯贵族的象征，但从画像中的题材来看，建鼓已完全不同于周朝时期礼典中那种庄严的礼乐风格了，而以一种轻快、明亮，且以铜民舞与杂技结合的俗乐方式呈现出来。下面将从汉画像石中对汉代建鼓的结构进行分析。

1 贯接、悬接与放接的连接结构

史籍记载中，建鼓的特色为“贯中以柱”。在出土器物与汉画石像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楹柱是贯穿建鼓。然而，在笔者广泛收集建鼓图像，并经过细致观察后发现，并非所有在建鼓画像中的楹柱都是贯穿鼓身，有些建鼓鼓腔中间的楹柱是可以被看到的，且这类图像占据着一定的数量。如图1 和图2，图1 中的鼓腔十分特别，中空形制，楹柱非常明显。然而中空式鼓腔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幅画像采用线刻的工艺，后以填充涂满的形式拓印展现，所以其中有一定的可能是拓印的问题。图2 则很明显可以看出鼓楹并未穿插鼓腔，而是固定在鼓腔旁边。这提供了一个新的猜想，即建鼓的鼓楹与鼓腔是否只有单一的“贯中以柱”的连接方式。

贯穿鼓腔的方式虽然较为常见，也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固定方式，但其也有一定工艺上的要求，楹柱与鼓腔的连接需要严丝合缝，才能保证腔体气密性，否则音质则会受到影响。然而在长期的敲击使用的过程中，鼓楹与鼓腔的接口处常受到横向敲击的力，对接口处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从而影响腔体的气密性。

由于汉代未有出土的实物建鼓，对于其连接方式只能通过合理的推测来完成。第一种推测为悬挂的连接方式。1982 年绍兴坡塘战国早期越墓出土的伎乐铜屋中有一大鼓模型[1]，与建鼓极为相似，皆是自地而建，不同的是该鼓以悬接的方式连接，该模型可作为蓝本，所以不能否认当时社会存在这种形式的鼓;第二种推测为放置的连接方式，即鼓楹做一些弯形处理，使得鼓腔可以架于其上。魏晋时期，《西方净土变》中的一例建鼓，其鼓身下方有一勾状物，孙晓峰先生考证其为“L”形[2]，建鼓架于其上，并非贯穿鼓身。由于魏晋时期建鼓与汉画石像中建鼓的整体形制多相契合，且时代相近，所以该结构也也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2 竹钉蒙皮结构

汉代建鼓中鼓面与鼓腔的连接沿用了先秦时期的竹钉结构。蒙皮是制鼓中技艺要求较高的一个步骤，从选皮到蒙皮都有很多步骤。原始木鼓采用皮绳与振膜捆绑的方式，但是这会导致能量更快地消逝，从而影响鼓体的气密性，使得声音较小。后来便开始采用竹钉固定膜与腔的方式，竹钉不仅可以使大部分振动能量转化到鼓身，保留了震动的能量，同时也提升了腔体的气密性，使得声响与时效得到了提升[3]。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便是用竹钉的方式，且用了三排竹钉加强固定。建鼓汉画石像中也不乏能看见很多鼓腔左右两面饰有钉状物体，一般2—4 排，应该也是采用竹钉来固定膜面与腔体的，这种竹钉固定鼓面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3 三鼓合制结构

汉代建鼓的鼓身不同于周悬鼓，而是将应、鼙、建鼓三者合一而制。北宋乐学家陈旸认为，周朝时期的应、田在县鼓之侧，不在建鼓旁边，与建鼓不为同一体系，但魏晋后的建鼓，旁挟鼙应二小鼓，建、应、鼙鼓成为了一个整体①。陈氏所描述的形制在《洛神赋图》中可以明显找到对应。根据陈氏描述，汉画像石中的建鼓同样符合其描述的中植以柱、斗方、五彩羽饰杆首翔鹭的形制。在山东画像中有几例汉画石像（图3）与《洛神赋图》（图4）中十分相似，可以看出建鼓旁是附有小鼓的，且都为绳索链接。故《洛神赋图》中这种鼓身携带小鼓的形制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此外，2002 年危山汉墓发掘出土的陶制建鼓（图5）[4]，形制与上述附小鼓的建鼓略有不同，其鼓腔上下携带四个圆形小鼓（图6），很容易联想到建鼓画像中建鼓旁经常出現的圆形物体。关于这个圆形物体的说法很多，有蹴鞠说，也有应鼙小鼓的说法，但笔者还是更加赞同蹴鞠的说法。汉画像的特色是呈现动态的效果，在观察大量携带圆形物体的建鼓画像后，很多画像中的圆形都是不对称的，且蹴鞠在汉代是一项十分流行的体育运动，上至宦官下至百姓皆好蹴鞠，如此看来蹴鞠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不可否认的是，画像中的建鼓并不一定是陶俑的这种形制，但这样建鼓结构也不失为一种存在。

4 鼓车结构

汉代的鼓车使用较为普遍，建鼓常在车船内树立，附有乐伎载歌笙舞。这种车或船内击打建鼓的形式称作“箫鼓”，是汉朝鼓吹乐的一种主要形式，因用箫与建鼓合奏而得名，一般用作卤簿仪仗出行行列中，乐工坐在有楼的鼓车（又称“楼车”）或者有楼的船（称“楼船”）中演奏。演奏时，楼上站立两个乐工敲击巨大的建鼓，楼下车厢里坐四个乐工吹奏排箫。

这种车内建鼓的画像，存于山东省长清县南孝堂山的一幅建鼓车画像中，与当下各博物馆展出复原的记里鼓车形制如出一辙。汉代是否存在记里鼓车也引起学术界广泛的讨论，直至目前，依旧是一个争论的话题。对此笔者较为赞同王振铎先生的观点[5]，虽然汉代并无记道车的过多记载，仅《西京杂记》中提到一句“记道车驾四，中道。”且无考古发现的实物，但晋代卤簿中见有“记里鼓车”之专名，晋代去汉未远，其卤簿中之鼓车，当存汉之遗制，于此反证汉晋之“鼓车”。记道车采用齿轮结构的差动关系促使木人在特定距离内击鼓以计算道路之长，从图像来看，汉画像中的击打建鼓为杂耍人员，而记里鼓车为木人，虽然形制相似，但其结构可能并不相同。

5 总结

综上所述，建鼓源自上古之器，八音之首，在历史进程中，走下先周繁缛的礼乐神坛，成为汉代俗乐的代表，虽不进行实体随葬，却被大量记录于汉画石像中，提供了大量的图像研究资料。相比史书记载，出土器物与图像资料携带了更多的故事，史书中记载建鼓之结构仅为“贯中以柱”，但是通过对众多汉画像细致入微的分析，与出土器物的对比可知，进入民间的建鼓结构并非只拥有一种结构方式。针对汉代建鼓应不止于图像寓意的研究，而材料与结构正是三维器物中的重要环节，也恰是研究二维图像器物的难点之一。由于史料的缺失，该研究也有些许不足之处，也望更多学者投入其研究当中。复原汉代建鼓的整体面貌特征任重道远，汉代建鼓虽无实物所见，但是解决其结构问题则是从汉画石像走向复原关键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