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摘要：目前对中国民俗剪花的当代再生方式探讨，主要从美术创作、时尚设计两个方面展开，其均从动态角度诠释中国民间艺术形式的文化特质与价值擅变。本文着重讨论在弘扬文化自信、民族自强的时代际遇中，民俗剪花以“时尚”为驱动，通过“设计”这层区别于“美术”而显得中立的造物行为在当代谋求再生之路径。通过艺术语境塑造以及一系列设计造物手法的实施，展现出剪花一直以来被纳入民间艺术，而尚未充分被时尚设计开发后的时代价值与当代文化意义。
关键词：文化自信;剪花;语境;建构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7053（2019）03-0100-03
在都市语境与现代设计视野下的传统手工艺当代建构（本文以剪花的创新设计为个案），势必需要借助设计的力量，去挖掘其美感与当代内涵要素，在现代都市生活语境中，经最广泛的民众使用后进行重新诠释，并结合经济力的加推，即现代时尚品牌架构、产品设计、服务配套、系列化延伸、国际化推广等多维度的设计、运营支持，才可能充分实现其传统美感在当代都市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再生，重塑其经典文化内涵的当代价值。
1 艺术语境建构角度下的剪花艺术发展
现代主义使得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径渭分明变得逐渐柔和，甚至还表现出强劲弥合的趋势。上述趋势也契合了剪花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其作者群体多为具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中下层百姓，以及其创作明显区别于专业人员的特征属性。可以说，原本属于大众文化的民间艺术，正是在反对专业化与两级分化的艺术观下开始蓬勃发展。无论是曾经精英艺术元素辐射到设计领域，还是从民间艺术中得到启发，进而重新对其进行连释的设计活动，它们所拥有的共同语境结构特征为：各类艺术的生产语境不再是过分独立和各自封闭的，艺术与设计的实践回归到了生活，回到最现实的当下，与其他社会生活，如时尚、科技、跨文化交际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为此，从艺术语境建构的角度讨论剪花的发生与发展，目的是在“合理利用”的方针指引中，为剪花在当代建构起时尚艺术语境，以时尚语境为基础，催生剪花在都市背景下的再生，同时以语境为铺垫，提供一种形而上的思路与可行路径。并由此催生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姿态与时尚审美态度的剪花创新设计方法论，推动以剪花为个案的民间艺术与当代大众时尚生活、与其他周边文化生产、与跨文化交流下的互通，最终使得生活在当下具备不同时尚编码、解码能力、不同经济状况的大众，都能找到符合自身时尚诉求的时尚剪花终端产品。借语境塑造之力使得原本源自民间，具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剪花，在经过创新设计后重新回归到当下民间的怀抱。
2 剪花艺术日常生活化的发展和建构
剪花与众多民间艺术一样，起源于日常生活，自初生演变至今依旧是一种为主动适应当下生活语境而发生、发展、变异的艺术形式，艺术理论界将其多元的语境结构普遍表述为‘旧常生活审美化”或者‘旧常生活艺术化”。将上述艺术语境内容协同民间艺术“与生活零距离接触，以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从生活中诞生，在实践中完善”的概念进行比较，虽然各自的表现形式错综复杂，但表象下的真实状态却一脉相承。
2.1 剪花艺术发展的四个阶段
剪花在‘旧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其艺术语境的成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零散的剪花作品从不完整能指形态，发展至有所指的完整符号，剪花作品的语境结构开始初步建构。在此阶段具体表现为，剪花由最初单一装饰性母体形式“华胜”开始分化，出现了吉祥、祈福、丧葬、巫术等各种符号能指。
第二阶段：剪花作品的语境特征表现为注重创作的秩序与规则。在此阶段具体表现为，剪花的题材开始固定，表现形式也逐渐统一。
第三阶段：剪花作品开始突破规则，打破作品原有语境的完整结构。
第四阶段：剪花的语境结构被时代扬弃，剪花从内容和形式都在社会主流层面消失衰退，被所属时代的日常物品所替代。
而在上述四个阶段中，剪花艺术的成长语境与社会语境层面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第一阶段中，剪花作为一种艺术的生产融合在社会生产之中，无法完全离析出来;第二阶段中，剪花艺术附庸在社会生产之中，或以技术的姿态服务于社会生活生产之中;第三阶段中，剪花艺术逐渐独立于社会生产，形成可以自我运作、完整独立的语境结构并与其他社会生产并行;第四阶段中，剪花艺术生产在社会语境中逐渐封闭固化，走向衰退。
2.2 剪花不同阶段的艺术语境
剪花的艺术语境成长过程与之生产、社会语境层以及时尚之间的交叉比对，总结见表1所示：
结合上述四阶段理论框架，沃尔夫冈·威尔什再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进行了细分，理论上可以区分为“浅表审美化”与“深层审美化”两个高低不同的层次。沃尔夫冈·威尔什认为“浅表审美化”主要包括：审美装饰、作为新文化基体的享乐主义，以及作为经济策略的审美化。而“深层审美化”则包括：生产过程的变化、新材料新技术的加入，以及通过大众传媒促成的建构。剪花初始的装饰审美性以及自宋代起逐渐浓郁的商品意識融入创作（即其艺术语境的1-3阶段），符合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中“浅表审美化”的特征描述，其更倾向于剪花“物性”层面的审美化。
2.3 剪花艺术形式的建构“新”机制
在当代，作为民间美术形式的剪花在‘旧常生活审美化”中，尚未完全走出其艺术语境第四阶段——“在社会语境中逐渐封闭固化”的境遇，但如今依托“中国设计”口号的提出与时代指引，剪花正在力求主动通过当代建构的方方面面，获得顺应时代白勺突破。
作为以“形而上”方式引领都市时尚审美之一的城市美术馆，在当代为剪花提供了一种居于都市的艺术叙事语境。但是，在美术馆中的剪花与各类民间美术，由于以往通常具备极强的实用功能，或因其中的封建糟粕，被排斥在主流造型艺术与理论研究之外，被处于边缘位置。但是一旦通过另一种形式、脱离了实用功能，进入纯粹的审美领域，从民俗放置到了美术馆，它们又会以“当代艺术”的形式，被人们所接受甚至追捧。
客觀而言，在都市美术馆、博物馆中被“当代艺术”化了的民间乡土剪花，为其在当下的生存提供了一种方式，以当代艺术的形式展现了较之以往全新的视觉审美、材料语言、场域氛围等等，成功地实现了作为民俗的剪花，在当代都市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
就本质而言，在脱离了实用功能之前的民间艺术（民间乡土剪花）与主流艺术理论中所指的艺术（都市美术馆或博物馆中的“剪花艺术”）往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所涉及的范畴大不相同。理解和认识这些由于空间和时间交错位移，而产生于当代的艺术形态与生产机制，还须从其艺术语境入手，将时间性、空间性因素看作影响其形成和发展的必要语境环节，研究它们与当代艺术生产的必然关系，才能更准确的解析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各种艺术现象，并从中凝练作为分支的、基于时尚与民间艺术交融的“时尚剪花”生产规律，从而进一步对剪花在都市语境下的当代建构做出准确的、贴合当代艺术语境的判断（图1）。
本雅明在其研究中提出：艺术生产力对艺术形式的前进或者后退，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语境”则包合在艺术生产力之中。依据现代艺术语境研究历程与理论倾向，以下四大艺术语境理论体系占据了主导地位：首先是基于传统艺术与社会研究下，对艺术创作起环境制约作用的“环境决定论”;其次是以个体艺术家为中心的创造理论;再次是关注各类艺术作品的文本中心主义;最后是关注艺术被接受环节的接受者中心主义。上述四大艺术语境理论一直被沿用至今，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解析了各类艺术品的创造过程，及其环节中人与物关系（图2）。
依据上述理论，当代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最直接的“人”的表征，是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作为“物”的民俗传统剪花艺术，其赖以生存的农耕文明正在不断消失，但同时依托都市化下的时尚语境，正在逐渐形成新的、与农耕时代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语境），但尚未形成系统，两者彼此消长。
但是，艺术的语境结构是一个不断生长演绎的过程，直到现代主义时期才彻底地从社会生产中挣脱出去。自20世纪后半叶起到都市化、全球化的当下，更多的事实证明，艺术生产与日常生活逐渐趋合，渐进的形成了‘旧常生活艺术化”以及“艺术日常生活化”这两种曾经截然相反的艺术实践走向。日常生活艺术化是将当下“美术馆中的剪花”重新回归到当代生产和消费市场中去，换言之，将曾经的民俗剪花在被“艺术化”的放置于都市美术馆之后，再次投入到当下都市生活中，一场轮回后再次实现剪花作为曾经的民间艺术在当代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黑格尔意义上的艺术之“扬弃”。
当代以时尚为基点、创新设计为手法建构的时尚剪花，更多的突显了沃尔夫冈·威尔“日常生活审美化”定义下“深层审美化”中不可避免的新材料、新技术因素，以及依靠大众传媒促成建构起的当代语境，顺应了时代的内在需求。
当代中国都市化中的艺术开始走向生活，试图走出封闭已久的精英艺术生产语境，把曾经是民间艺术而后升级到“美术馆艺术”的民俗剪花及其文化元素，释放到当代中国的都市社会生活中去，使生活艺术化、生活审美化。
当代“艺术的设计”则是促使艺术开始走向生活最直接的释放途径，而“设计”又往往与“时尚”紧密关联，通过“时尚的设计”手法将民间艺术活动渗透至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随着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到来，当下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已经对“艺术的设计”做出了积极的反馈。
3 剪花艺术日常生活化的再现
伴随着“艺术日常生活化”对艺术本质的不断揭示与重写，长期而普遍处于被忽视状态的民间艺术，则通过时尚的名义在当代异军突起并备受关注，一改之前被排除在精英艺术话语权之外的境遇，得以“再生”。实用主义美学代表人物理查德·舒斯特曼⑧曾经指出：“人类通过以往的审美经验，来追求艺术性自我塑造的冲动是不可被抑制的，即便受到体制性美的艺术传统框架的置换……”⑨。在当代都市社会中，民间艺术最典型的艺术语境结构特征为：曾经在精英艺术领域默默无声的普通欣赏者，在此却拥有了对艺术的话语权，并能参照各自不同的理解，以及对时尚解码的实现，与艺术家、设计师进行平等的对话与反馈。换言之，在当代通过“艺术日常生活化”的建构，民间艺术再次回到了当下最广泛的民间。在这些贴近日常生活、潜移默化中出现的艺术与设计活动过程中，普通大众的艺术欣赏与消费体验更加圆满且愉悦，他们通过自己的日常消费行为，给出经过创新设计后的民间艺术产品在当下的认可，促进其良性循环。上述过程也保证了普通大众的审美权益受到新创作者（设计师）的高度重视。
剪花作为典型的民间艺术形式，质朴保持着的精神特质恰恰在于“一种毫不暖昧的现实主义、在于一种线性的叙述方式、在于与内部心理波折相关的情感参与”⑩。当代剪花通过创新设计的参与，以“似与不似之间”的形式出现在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是日常生活消耗品也可能是奢侈品，大众则通过欣赏、购买、评价等方式直接反馈给设计师，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剪花在当代作为新民间艺术形式，在生产链上的完整与平衡（图3）。
4 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艺术日常生活化的双向动因，各类艺术生产均会不自觉的借用其中的一种方式——以“时尚”的名义，开始了一个艺术语境和社会语境相互渗透的新时代。随后，艺术理论界与设计实践界逐渐对这些可拓展范围广阔的“新艺术”领地做出积极的回应。而“剪花”作为典型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在都市化、全球化语境下，通过“时尚指引导向”“艺术语境建构”“设计手法呈现”等各种不同层级的要素，促成剪花艺术在当代的时尚转型与重构。以创新设计的方式转化这种处于边缘的民间艺术，使其在都市再生，成为了剪花当代建构研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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