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林 王美艳
摘要：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出土的两件“环形对羊纹”手镯，代表着当时金银器加工工艺最高水准，是游牧民族文化与希腊金制品风格的完美呈现。中国南京江宁古墓出土的明代对龙纹金镯应与此有相关性。本文对“环形对兽样式”的起源、特点进行分析，讨论民族文化融合下其流传、演变的过程，并探讨其跨文化艺术美学价值。
关键词：环形对兽样式;艺术美学;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TS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7053（2019）06-0053-03
跨文化艺术美学是指对跨越两种或以上异质文化背景下艺术接触中审美维度的研究，其包含三种不同的情形，即跨横、跨涵和跨移[1]。阿富汗蒂拉丘地墓葬群出土的“环形对羊纹”金镯与南京出土的“环形对龙纹”金镯，不论样式还是装饰手法，既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的艺术文化特点。这明显是艺术样式在跨越异质文化时，不断适应不同文化的审美维度而演化的结果。
蒂拉丘地墓葬群共出土环状腕饰和脚饰六对，皆为开口样式。其中2号墓出土了一对环形开口金镯，镯身呈椭圆形，两轴分别约8.5厘米和6.3厘米，重量超500克;開口处有羊首各一，相对而视，造型风格一致。这对饰物为腕饰，原配于女性墓主的手臂。为突显女主人地位之尊贵，其纹饰设置奢华精致，独具一格，在同期艺术品中具有极高的艺术美学价值（图1）。前人曾称这种圆环饰物且配有兽首于开口处的特殊样式为“环形对兽样式”[2]。这种样式可能由公元前10世纪前斯基泰游牧民族开创，原本启发于动物行为，如进食、争斗或捕猎等。随着各民族间的交流和互鉴，这种游牧民族特有的装饰品样式逐渐在古欧亚大陆各名族文明中广泛流传并盛行起来。本文对“环形对兽样式”的起源、特点进行分析，探讨其流传、演变的历史与社会原因，探究“环形对兽样式”跨文化艺术美学的意义。
1“环形对兽样式”的起源
克里米亚地区出土了一件公元前7世纪的对羊纹纽扣（图2）。纽扣由青铜、黄金和多处使用模冲，敲花、细珠焊接等工艺。纽捆以背向的两个公羊头作为整体造型，公羊头部下倾，似食草状，表现出了典型的斯基泰文化的艺术特征。斯基泰人公元前1 8世纪生活在阿尔泰山一带，后西迂至至今黑海北部【3】。他们掌握了锤鍱、錾刻、敲花、模冲、细珠、焊接、包镶与铸造等工艺，后期将这种纽扣样式进行发展，如兽身分离、拉长、弯曲，逐渐演化成环形对兽项圈或手镯。卡拉沟朵阿希墓曾发现一件公元前4世纪的环形开口金虎噬牛项圈（图3）。这款项圈为圆柱形细条弯曲而成，圈身素净，仅近开口处有环形纹和篦子纹相间的装饰。其最特别之处莫过于两端开口处的猛虎捕牛纹样：健壮的老虎压住公牛身体并做扑咬状，公牛头部上扬，奋力挣扎，艺术表现极其生动形象。两端开口处纹样的动作形态如出一辙，也充分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水平。这一题材来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场景，匠人们将之表现在艺术品中，体现了对力量与胆量的崇拜以及对自身强大的期许。这件器物展现了早期“环形对兽样式”的雏形，并随着斯基泰人的迁移活动传播至周边游牧民族，其样式也随之开始了多元化演变和发展。
随着金器制作工艺的改进，斯基泰文化中“环形对兽样式”的表现既有朴实的平面錾刻也有栩栩如生的立体雕刻，兽首题材也变得丰富，常见有羊首、狮首和人头带翼兽等;饰纹有的为素面无装饰，也有的为金条绞丝等复杂饰艺;饰品方面还出现了以少量绿松石镶嵌在兽首的案例，以及在单一环形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多重环形的手镯样式。
2“环形对兽样式”的流传
民族融合确是“环形对兽样式”波斯化的重要原因。在公元前6世纪，居鲁土大帝创建横跨三大洲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疆域东起印度河平原、帕米尔高原，西至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南至埃及、利比亚，北达高加索山脉、成海。其“礼仪之都”波斯波利斯的东侧台阶的浮雕作品表现了米底人、斯基泰人和吕底亚人进贡时的情形。其中使臣手中的贡品便是“环形对兽样式”手镯（图4）。不难推测，当时这种样式已经非常受波斯帝国国王和权贵们的青睐，这种审美风尚也随之流传至大夏（今阿富汗）等附属国，掀起效仿和迎合的风潮。阿姆河流域（今土库曼斯坦境内）出土了一件公元前4世纪的格里芬对兽手镯（图5），外形与波斯波利斯浮雕中非常相似。该手镯为椭圆形环状，底部内凹。手镯开口处装饰一对鹰头羊身的格里芬神兽，相向而立。鹰喙微微张开，极具叼食的动感;头上的羊角为一丝不苟的流线型，翅膀呈展开之势;毛皮被经纬纹线分割成精细的小装饰块，并镶满宝石（现大多已脱落），羊身巧妙地依附在镯身，高超的透雕技艺完美地展现了神兽臀部肌肉的强健力量，整个纹样线条非常优美地组合在一起，与波斯波利斯万国门中的形象一样，属于典型的波斯艺术风格。
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极力对外扩张，发动了延续半个世纪的波希战争。波斯人和雅典人的战争战况胶着，互有往来。“环形对兽样式”也随着战事的推进而流传至希腊境内，逐步融入希腊文化。公元前334至前324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统治了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大片疆域，推行“希腊化”政策。社会、文化各阶层被强制要求全面接受希腊文化，表现出相对强势的文化压制。这一时期的“环形对兽样式”表现出了浓郁希腊艺术风格。发掘于伊朗帕萨尔加德的环形对羊金镯（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镯身呈椭圆形，主体由黄金空心管绞制而成，层次变化有序，极富美感（图6）;一对羚羊头像焊于两端的开口处，相对凝视;羊头上的嘴、鼻、眼睛均通过錾刻工艺制出，凹凸变化，栩栩如生;羊角造型成细管状，从羊头部顶端发出，往上凸起回落至羊脖，末端再向上内旋收紧，别致异常;羊脖以直简装饰，是典型的希腊金银器的装饰风格。在希腊文化影响下，“环形对兽样式”的表现风格上更趋写实，绞丝、造粒、花丝等工艺技术娴熟，制作的饰样精妙炫目;制造材料上，出现了对合金、水晶等新材质的尝试;表现内容上，虽仍以狮子、羊等草原特色的动物图案居多，但也逐渐出现猎犬、山猫、马等新的动物主题。 公元2世纪中期，西迁而来的月氏民族赶跑了希腊人并征服巴克特里亚（大夏）。大月氏族翕侯丘就却统一该族，建立了贵霜帝国。蒂拉丘地墓葬群便是丘就却之父赫拉欧斯及其家眷的墓葬遗址，属于前贵霜时期。相比于巴克特里亚时期“希腊化”，前贵霜时期游牧民族文化开始复苏，与希腊文化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
本文开篇提及的环形对羊纹金镯便是这种态势的体现，也是多文化、多艺术风格的结晶：希腊工匠精准的金器工艺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准，赋予其明显的希腊风格;而精致细腻、艺术化的纹饰源于波斯艺术;镯身镶满宝石，富丽奢华的风格与斯基泰艺术惊人的接近[4]。
“环形对兽样式”的流行一直深受波斯、希腊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大一统与民族政策的广泛影响;虽然成功“跨涵”波斯、希腊以及游牧民族文化，但在受到异质文化的长期涵濡时又会发生演化与变异，衍生出不同的新的艺术特点，具有极高的跨文化艺术美学的研究价值。
3“环形对兽样式”的汉化发展
每种文化对异质元素的吸收和包容有其特殊的内化和创发的周期与规律。作为阿富汗依山相隔的邻居，中国因帕米尔高原而“幸运”地避免了西方外族的侵略，但也“不幸”地延缓了东西方文化深度交流的进程。这并不妨碍阿富汗充当中西方文化沟通的重要桥梁。与在欧亚大陆的演变不同，“环形对兽样式”的“汉化”之路更加曲折复杂，经历了传播、停滞、解构和融合等时期。战国时期前的环形饰物多为闭口样式。直至战国时期才在蒙古准格尔地区出现单兽装饰的项圈样式[5]（图7），推测“环形对兽样式”可能经游牧民族逐渐传播进入我国。另一条传播路线可能是由阿富汗地区至新疆伊犁河沿岸。新疆新源县的巩乃斯河土墩墓葬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环形对兽铜器[6]（图8）。学界倾向将其归属为塞人的遗物[7]。在随后的汉、唐时代，阿富汗地区的粟特等中亚人往来于“丝绸之路”，连通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商贸和文化交流。虽然汉、唐的金银器受到西域外来因素的影响[8]，但是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风格的“环形对兽样式”少有发现。“环形对兽样式”在中原内陆地区的流传尚未见报道，这可能与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的排他倾向有关。
相对于汉唐时期的“沉寂”，在辽朝、元朝的墓葬中不乏“环形对兽样式”的发现[9]，这与其统治者为游牧民族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实行宽松的对外政策，内外通商活跃，生活往来频繁，对西域游牧文化包容与接纳的程度相对较高。这一时期，“环形对兽样式”逐渐被审美异化，并与中国文化艺术融合，表现出强烈的汉文化特色（图9）：“环形对兽样式”的选材出现了银、铜等其它重金属材料;扁平内凹带状取代了圆柱线条状，镯身錾刻汉族传统的吉祥图案，包括瑞草、牡丹等植物纹和鸳鸯、双鱼、鸾鸟、龙、凤等动物纹;对兽纹样转变为神兽“龙”的形象;模铸成型工艺代替了西域特色的立体雕刻工艺;兽首的精美度降低，而镯身纹饰变为主要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元素。
而至明清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环形对兽样式”在装饰风格上的呈现更加华丽、浓艳，对玉石的使用和镶嵌也更普遍。南京江宁将军山古墓群出土的“对龙纹金镯”（图10）延续了扁平化的镯身，但镯身金片变厚，显示主人的地位与身份;龙首纹样更加生动形象，立体錾刻的嘴、鼻、眼睛、角以及飘动的龙须，与蒂拉丘地的环形对羊金镯有异曲同工之妙，精美华丽的兽首又重新成为这一器型表现的重点。其中沐启元墓出土的金镯还镶嵌有红、蓝宝石，对应着对羊金镯上的绿松石和红玛瑙，彰显了主人的尊贵地位。此两件对龙纹金镯与明人王圻所著之《三才图说》中的插图相似（图11），可见环形对龙头样式在明朝的。清朝时期的“环形对兽样式”继续汉化，即主体材料演变成汉人钟爱的玉石，并巧用繁复的累丝以及嵌玉工艺（图12）以显传统汉文化之温润德行。
4 结论
“环形对兽样式”起源于黑海北岸的游牧民族，繁荣和发展于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贵霜帝国时期，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元朝时期，“环形对兽样式”开始融入汉文化，在之后的朝代中逐漸汉化并发展、演变。在汉化过程中，“环形对兽样式”的“对兽”形式被继承和保留，但“兽首”则自觉地更换为汉文化本地动物形象，如龙、凤等;不仅如此，“兽首”的工艺也经历了从强化至弱化的一个转变过程;其次，因为手镯式样的普遍性和易接受性，该样式仍以手镯“环形”款式为主;而手镯主体的形状从圆形转变为更复合华夏民族佩戴习惯的扁条形;手镯主体也伴随着纹饰的繁复而变得更为突出，至清朝年间，其重要性有与“兽首”相当的倾向。
“环形对兽样式”是古代社会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但不同社会状态下，人们的审美心理截然不同。“环形对兽样式”中“羊首”、“牛首”以及圆形主体的特点与游牧民族生活对草原环境的热爱以及豪爽的个性特点相符合，寄托着这里的人们对自然与自由生活的向往。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人们更加喜爱和崇拜具有神性的、虚幻的动物形象以及各种细腻纹饰，用以表达内心对神灵的虔诚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而样式的内圈从圆形逐渐改为扁形，则是东方民族对饰品讲求佩戴舒适的审美体现。汉文化中，“兽首”重要性的弱化，也体现了儒家的“中庸”、“制衡”等思想。
“环形对兽样式”这一古老样式仍活跃于艺术舞台，对它进行跨文化艺术美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地域及文化中，相同或相似艺术形式所折射的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从而更好地促进这一艺术元素的演化、延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一川.跨文化艺术美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2]于奇赫.图像背后：环形对兽样式的起源、传播与变化[J].创意设计源，201 7，4：1928.
[3]Reeder E D，Jacobson E Scythian Gold： Treasures from Ancient Ukraine[M]. Harry NAbrams Publishers， 1 999
[4]Jarrige J F Cambon P Afghanistan， les tresors retrouves. Collections du musee nationalde Kaboul[J]Muse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2007：16
[5]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玉隆太的匈奴墓[J].考古，1977，2：111-114.
[6]巴依达吾列提，郭文清.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出土一批青铜武士俑等珍贵文物[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 983，4：86.
[7]张玉忠，新疆伊犁地区发现的大型铜器[J].文博，1985，6：82.
[8]王美艳，唐代金银器中外交流初探[J].中国民族博览，2018（7）.
[9]张信.辽代契丹族女性首饰研究[D].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