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
当我鼓起勇气报考中文系时，我早已预料到父母会反对。但那时的我在心里说：“凭什么你们要干涉我的生活？”所以我不管不顾地对我爸说：“如果你不让我读中文系，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我不吃饭，不说话，在房间里不出来。这样的表现似乎在每一个即将20岁的年轻人身上都出现过。最后妥协的是我妈，那段日子她以泪洗面，她对我说：“儿子，我问了很多人，其实学中文也没什么不好，你如果一定要学就学吧，努力就行了。”我点点头。事已至此，我爸只能接受。
之后便是长期的零交流，大学放假回家，即使两个人坐在同一个沙发上，也不说话。不说话并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跟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他担心的却是我找不到工作。大四那年，我考入湖南电视台，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因为节目主持人请假，制作人让我出镜播报新闻，家乡的父老乡亲突然能从电视上看到我了，我爸爸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年后，我辞去工作，选择北漂。他什么都没说。我临走时，他在火车站塞给我一些钱。我鼻头酸酸的，却突然笑了起来：“这些钱是你的私房钱吧？你给我了，你就没钱打牌了啊。”他当时的表情，尴尬得有点古怪。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不太适应干燥的天气，夜里睡觉鼻血会流得枕头上到处都是。我吓坏了，也不管凌晨几点就给家里打电话，问爸爸怎么回事。他安慰我说：“没事没事，只是空气干燥，鼻腔的血管破裂，多喝水，多注意休息就好。”没过几天，就收到了爸爸给我寄的一箱熬好的真空包装的中药，附了一张纸条：一天一袋，加温。
离开家，离开他之后，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18岁的我，25岁的我，30岁的我，和爸爸的关系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缓和。谁也没有再提过当初的决裂，一切就埋在心底，过去就过去了。
2013年，我和父母参加了一档名为《青春万岁》的节目录制，说到我选择专业那一段，我说着说着，突然发现爸爸半低着头什么都不说，似乎是在沉思。等我再仔细看时，发现爸爸眼睛里全是泪水。主持人徐平姐问原因，我爸低着头，眼泪一直流。那是32年以来，我第一次看爸爸哭得那么伤心，爷爷走的时候，爸爸也未曾这样失态过。
徐平姐问：“是不是当时不能理解儿子的做法？”爸爸点了点头。
徐平姐问：“是不是觉得自己辛苦了一辈子的事业儿子不能继承，您觉得惋惜？”爸爸仍旧点了点头。
徐平姐继续问：“您是不是怕儿子选择了别的专业，未来的生活会过得很辛苦？”爸爸豆大的泪珠滴落在他用力撑住膝盖的手背上，开始抽泣，像个低头认错的孩子。妈妈的眼眶瞬间变得通红，她的左手紧紧握住爸爸的右手，深深地呼吸。
我从来不知道这么多年以来，爸爸的心里一直压抑着莫大的委屈，这些委屈从未得到释放和体谅，也从未有人关心过他委屈的是什么，我甚至不关心他是否有委屈。
因为不愿意多做理解，我在自己和爸爸之间深深地砌了一堵心墙。
妈妈说，因为我高三之前的成績不算好，性格也不突出，唯一能让我生活不那么辛苦的方式就是读一个医科院校，然后进父母工作的单位顶个职位，也许赚不了很多钱，见不了太多世面，但我能不为人际关系发愁，能不为找工作而四处低头。
因为我从未考出让他们安心的成绩，所以他们的安排是由于担心，并非包办。
妈妈继续说：“他从湖南台离职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头发和眉毛不停地掉，他给他爸爸打完电话说完辞职的决定，他爸爸心里特别难受，一直觉得儿子受苦是因为自己没有本事。后来他去了北京，一开始每天夜里流鼻血，后来春节晚上加班回家还被人抢劫。这些我和他爸爸一直很担心。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孩子，谁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能生活得好一些！我们不希望他在外面那么危险、那么辛苦。”
我想起18岁的自己站在客厅里，对我爸大吼：“如果你不同意我读中文系，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再对比今天爸爸妈妈说的这些话，我看着他们，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我懊恼，我想抽自己嘴巴，我想回到过去制止撂狠话的自己，我想开口对父母道歉……
我握住他的手，好想对他说：“爸，我错了。”但我握住他的手，侧低着头，说出来的话是：“爸，别哭了，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父母和孩子对事物的看法千差万别，是因为骨子里都有一根折也折不断的钢筋立在那儿。后来，我再去学校和大学生们交流，每当有同学不能理解父母对他们的教育时，我都会想起自己的故事。
你不好了，他们会失落，他们会用尽全力保护你。
你好了，他们也会失落，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已经保护不了你了。
无论我们好不好，他们都会失落，我们从孩子变成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不再如当年一样任何事都会依附他们。这种失落，也许只有到我们成为父母的那一天，才会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