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翰
内容摘要：本文在梳理我国语言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阐述专书语法研究对于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专书语法研究是断代研究的基础和三千多年汉语语法史的基石，并介绍三种学界常用且重要的研究方法：穷尽式调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比较法。其中，比较法包含共时比较与历时比较、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比较两种。
关键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比较法 历时比较与共时比较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学科，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语义学、語法学、词汇学、语用学、文字学等。
中国的语言学研，上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自发、自觉地关注和研究语言，如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对《春秋》一书词汇、语义和语言结构的注释和分析;《论语·颜渊》中“政者，正也”等词汇训释方法。到秦汉时期，出现了《说文解字》《方言》《尔雅》等我国古代辞书、字书，涌现了一批以郑玄、许慎、杨雄为代表的学者，很大程度促进了我国语言学的发展。
然而，传统的语言学是经学研究的附庸，缺乏独立性，语法分析都只是训诂学、文字学的“副产品”，尚未形成一个独立和系统的学科。如郑玄所著《三礼注》、《毛诗传笺》等书，成为后世研究“三礼”、《诗经》必不可少的注书，然其注释是以“解经”为目的，服务于经学及古文经学派。许慎的《说文解字》能够历史地、唯物地看待语言本身，创造六书理论，以部首为划分标准对汉字进行分类归纳，对汉字形、音、义进行系统地分析，开启了文字学研究的大门。然而，后世在图书分类中，依旧把语言研究的著作列在经学之下，如《隋书·经籍志》中，将古代训诂、音韵、文字等“小学”一类专著，列于“经部”名下，位于其他经书著作之后。可见当时学界主流依旧把语言学研究认为是经书研究的附属品，是研究经书、阐明义理的工具，语言学研究的独立地位尚未获得，本体性尚未得到承认。
从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明时期，因诗词创作需要而发展兴盛的音韵学成为当时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学者开始系统地进行语音研究，出现《切韵》、《广韵》、《集韵》、《经典释文》及“三十六字母”等音韵学重要研究成果。历朝历代研究所积累的成果，为清代语言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清朝在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研究均有很大进步，出现戴震、钱大昕、孙诒让及“说文四大家”等影响后世至深的学者，促使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进一步走向独立化、科学化和现代化。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语言学开启于1898年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得到了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黄侃等学者很高的评价。“《文通》使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文通》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在新的起点上，中国语言学学者们开始了新的探索。
简单梳理完我国语言学至《马氏文通》发表为止的发展历程，接下来将主要以二十世纪以来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学者学者们提倡、研究的重点之一，专书语法研究为主，梳理介绍专书语法研究的几种主要研究方法。
专书语法研究对于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郭锡良在80年代曾强调，“当前最需要提倡专书的语法研究和断代的语法研究。三千多年来的汉语语法史必须建立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而断代研究又需从专书语法研究开始。”何乐士亦提出，“专书语法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石”、“是专题语法研究的重要依据”、“是比较研究的必要准备”和“建立新的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认识是正确、合理，而且准确的。语言的发展虽不同科学的发展，有明确的步骤和可观测的体系，但也具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生命力。
对一本专书的研究，即是对一个时代书面语言的集中研究;对多本同时代专书的研究，可以归纳、提炼出该时代语言的特点和规律;不同时代专书研究成果之间的对比，又可以得出不同时期语言发展的特点和程度，并对我国整个语言发展历时规律进行探索和描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专书研究相比零散句子的研究更富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又比一次性研究整个中国的书面语料更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因此，专书研究成为二十世纪以来语言学学者所奋斗的重点领域，其研究本身既是基础，也是方法。
下面，开始梳理专书语法研究的几种常见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之穷尽式调查
穷尽式调查是收集资料的研究方法，是指将所选的专书，进行穷尽性、全面性地调查和整理，一个不漏。如研究《左传》的虚词，便需要将书中的所有虚词整理出来，每一个“之”、“乎”、“所”、“以”等虚词的用例都需要罗列、整理。研究《左传》的句式，便需要收集书中所有的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和省略句，并进行归纳整理。
穷尽式调查是进行专书语法研究的基石和前提。倘若缺乏全面地调查分析，只是抽取部分例子进行研究而得出得结论，这是不严谨、不可靠的。抽样语言研究的成果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局限性，不能概括和反映该书的语言特点，更不能反映该时代的语言特点。
何乐士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受学界高度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古代汉语虚词通释》一书，便是作者对多部专书中的虚词进行了穷尽式调查。“它不是采用照抄其他虚词书例句的方法，而是对大量古籍尤其是对先秦几部影响较大的著作中的虚词作了认真全面的调查和统计，在分析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出各虚词的特点，选用了5000多个例句。”许世瑛亦从语法的角度，穷尽性分析了《论语》中的所有句子，从而概括出八种古汉语的句式。通过穷尽式调查，《古代汉语虚词通释》、《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等书的选例便具有典型性、结论具有可靠性、结构具有完整性，才能成为二十世纪语言学重要成果之一。
二.研究方法之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是语法研究的基础。在通过穷尽式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语言进行共时静态描写，归纳总结出这一时期某个语言现象的使用情况和普遍性规律。如管燮初《西周金文语言研究》一书，是首部对金文语法系统进行全面分析、描写的语法学著作，为西周时期语言面貌构建了系统的语法系统。张玉金结合出土文献，在《西周汉语语法研究》一书中将西周的语言现象分类、归纳为实词、虚词、短语、句子成分、单句、复句和句类七个板块。这都是学者运用定性分析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通过定性分析，学者可以对单个语料进行分析，得出某个字、词的用法或某个句型的特点。然而，单个语料得出的结论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甚至可能是特定语境下的特例或错用，如古文中常见的“通假字”，或版本校勘学中提到的“衍字”、“形讹”，如有注意，则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因此，定性分析需要和定量分析两种方法结合使用，通过大量的统计使结论趋向于正确，上升到普遍规律的层面。
如程湘清在研究《论衡》一书的复音词中，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得出“据统计，语法造词数共计2199个，占全书总词数的95.61%;语音造词共计101个，只占4.39%。这表明语法造词已经占了绝对优势”、“语法造词中运用词序方式造词数共计2136，占语法造词数的97.14%;运用虚词方式造词数共计63个，只占语法造词数的2.86%。这说明语法造词中又以词序方式造词为大宗”等结论。通过统计方法得出来的结论，更能揭示语言本身的规律性，其结论亦具有可靠性。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使用，能够获得大量语料、减少个例影响，以获得具有普遍性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之比较法
研究方法之比较法很朴实，但十分重要，是专书语法研究更进一步的关键。比较法即不同语料、不同语法现象之间的比较，从异同中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按照不同的比较对象，可以分为共时比较与历时比较、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比较等类型，本文暂且只谈论上述常用且重要的比较研究方法。
（一）共时比较与历时比较
共时和历时的概念是由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共时比较主要指同一时期、时代语言现象的比较，包括同一时代的专书对比，如春秋时期的典籍对比、战国时期的《孟子》、《韩非子》等典籍对比;也包括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语言现象对比，这在方言研究中更能体现。专书语法研究下的共时对比，有助于更全面、系统地分析一个时代的语言现象，是断代研究的基础。如在何乐士编写的《〈左传〉的范围副词》，在以《左传》本身的范围副词为研究语料的同时，结合同时期其他古籍中范围副词的使用情况，以辨析范围副词与句中其他成分的关系和使用特点，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
而历时比较指的是不同时代同一语言现象或相似语言现象的对比，有助于分析某个语法现象的发展和演变情况。缺乏历时比较，语法的研究是断裂、不完整的，只有将共时比较与历时比较两者相互结合使用，才能勾勒出我国语言发展的脉络。
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他”字为例。“他”在现代汉语中用于第三人称代词，代指自己和对方以外的男性第三者。而郭锡良在六十年代认为，第三人称代词在上古时期是由指示代词兼任，发展还不成熟。为此，郭锡良对先秦时期至唐朝期间，具有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语言发展的古籍专著中的“他”字用例进行了分析和统计，成功探索出了“他”字意义的演变规律：从先秦的“别的”意义，再经汉末、初唐的发展，最后在盛唐时期正式确立了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郭锡良对于“他”的第三人称代词用法的研究，将定性和定量两者结合使用，通过同一时代的“他”字统计分析得出该时代“他”字意义，再通过不同时代的“他”字意义对比得出一条“他”字意义发展的规律和演变轨迹。这既是一个成功、精彩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值得学界学习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二）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比较
对语言学学者而言，语料分很多种，按照载体的不同可以分成口语语料和书面语料，其中专书语法研究的对象均是书面语料。专书语法研究的对象往往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书籍专著，从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左传》、《尚书》、《礼记》等，到元明時期《西厢记》、《牡丹亭》戏曲台本等，均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这些专书学界往往称之为传世文献，其特点在于流传于世，经古人之手流传至今。然而传世文献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被人篡改，在流传过程中失真。同一种传世文献可能存在不同版本的问题，版本之间存在差异，这都是需要专书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
因此，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另一种文献。出土文献指的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字材料。这种研究方法这与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有相似之处。王国维认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对学者而言，获得“地下之新材料”可以补足“纸上之材料”的不足，从而辨析、重新审视过去学者的研究。尽管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是用于历史学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思路同样可以作用于语言学。
由于长期保存在地下，未经世人的流传和修改，因此出土文献能够较为真实的反映当时某书的原貌。朱德熙、裘锡圭在《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一文中指出：“那些现在有传本的古书抄本，由于与原本比较接近，作为语言资料，其价值也远远超过今本。”
因此，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比较，成为二十世纪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帮助解决专书语法研究中版本、异文、异体字、通假字等问题。如传世本《论语》的研究可以和定州汉简《论语》比较，帛书《战国策》可与今本《战国策》、《史记》中的相关内容相比较。同时，出土文献可以作为语料，补充某个时期尤其是上古时期的语言研究，这种金文、铭文和陶文等古文字学中显得尤为重要。如董琨的《郭店楚简〈老子〉异文的语法学考察》、胡平生的《阜阳汉简〈诗经〉异文初探》，均是基于出土文献开展对专书异文的研究。
四.结语
汉语语法的研究对象包含从古至今使用的汉语，直接从整体进行研究是困难的，因此，断代语法研究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切入点，而专书语法研究又成为断代语法研究的切入点。通过专书语法研究，学界学者们可以形成一个整体，分而攻之，化整为零，逐渐攻克汉语语法的大山，并为后世贯穿古今的汉语语法研究奠定基础。
研究离不开方法，文中提到了三种研究方法，分别是收集资料阶段需要的穷尽式调查，分析研究阶段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方法相结合，以及比较法。其中比较法又包括共时比较与历时比较、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往往是多种研究方法的同时使用，如研究《论语》虚词，则需要穷尽式调查、收集《论语》中所有的虚词用例，并将同时期先秦典籍中虚词的用法一并收集对比，这就是穷尽式调查与共时比较的同时使用。在虚词进行定性分析描写后，还需要对每个虚词的使用频率、使用场合做一个统计，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方法相结合使用。倘若遇到异文、通假字情况，还需要与出土文献进行比较，如与定州汉简《论语》进行比对。因此，这要求我们熟悉、掌握各种研究方法，并熟练运用于研究之中。
最后，在撰写查阅文献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也为先辈们一丝不苟、把冷板凳坐实、坐暖的精神所感动，我们青年学者应当以之为榜样，学习和基础先辈们对学术的态度和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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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