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晓莉
内容摘要：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隐士的姿态显露于公众视野之中，素有“隐逸诗人”之称。殊不知，他的一生都徘徊于仕与隐之间，仕隐冲突是其思想人格的突出表征，始出便思归，归来又思仕成为一种常态。而这一常态主要是内外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既是儒家传统思想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信念双向作用的结果，又是社会现实和陶渊明自我人格两相冲突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陶渊明 仕与隐 家世家风 儒道思想
入仕与归隐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生存常态，“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可以视为一种人生进退之道，表明文人的仕与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时局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于东晋乱世之中的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陶渊明最早就是以隐士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线之中，钟嵘就曾在《诗品》中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一.陶渊明的仕与隐
1.一仕一隐
太元十八年（公元393），陶渊明二十九岁，当时出任江州（今属江西九江）祭酒，《宋书·百官志》刺史条对此有相关记载：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设別驾祭酒，居僚职之上。从这段材料中可看出，让陶渊明担任别驾祭酒这个职务，在当时看来，也算得上是一个清贵之职，这无形之中也给早期渴望建功立业的陶渊明以极大的鼓舞，希冀从此可以有所作为，所以在一接到召令之后，便欣然动身前往江州赴任。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没过多少时日，他便以“不堪吏职”自动挂冠归隐田园，第一次入仕以不完美的结局而告终。此后，将近五年的时间，陶渊明一直赋闲在家，但仍难以忘怀自己入世做官的远大志向。
2.再仕再隐
隆安四年，陶渊明时36岁得以再次入仕，此次仕桓玄长达两三年之久，期间也受到过桓玄的重视，但不久，陶渊明发现桓玄有谋朝篡位的野心，与儒家提倡的忠君爱国思想大相径庭，遂于隆安五年（401）冬，以母孟氏卒而请假还家居丧为由，远离桓氏集团纷争。“元兴三年甲辰（404）四十岁二月，东下赴京口，为刘裕镇军参军。”[1]不满一年时间，又因种种原因离开刘裕军中，请求转入刘敬宣处为参军，由于不堪忍受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向他人卑躬屈膝之态，没过多久，又再次去职归田。二次入仕失败后早年萌生的雄心壮志在心底“慢慢冷却”，心中愈发萌生出归隐之意，但始终在仕与隐的边缘徘徊不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幻想，难以下定决心与仕途彻底决裂。
3.三仕三隐
二次归隐之后陶渊明得以不受世俗所扰，尽情享受田园生活，后又得家叔推荐，得以出任彭泽县令，这也是他仕途生活所仕的最后一任官职，同样也是他最后一次在田园躬耕与出世做官之间摇摆。但此次出仕没过多长时间，其任彭泽县令不到八十天便再次辞官归田，因本性淡泊，不愿为五斗米而向乡里小儿折腰，最终以“程氏妹丧”为措辞，潇洒离开污浊的官场，彻底地结束了时仕时隐的生活，真正地回归田园生活。此后虽然朝廷曾多次征召其出仕，但他都严词回绝。
二.“仕”之缘因探析
1.家世家风熏陶
陶渊明出生于浔阳陶氏家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历史和祖辈的行为处事方式，对其早期性格的形成产生过深远影响。“陶渊明在少年时期喜好儒家经典，具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雄心壮志，希望能够抚剑独游，建功立业，以安邦治国为己任，实现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理想。这一价值取向与前辈先人潜移默化的精神影响有关。”[2]24曾祖父陶侃早年家境贫寒，以军功起家，官至大司马，死后被追封为长沙郡公，陶侃在世期间陶氏家族可谓荣耀一时，时与东晋王、谢两大家族分庭抗礼。祖父陶茂，曾担任过武昌太守，处事认真，堪称一位勤政爱民的优秀地方官。外祖父孟嘉作为东晋一代名士，性淡泊宁静，不为世俗名利所困扰，为陶渊明所敬慕。祖辈的丰功伟绩以及处事方式，对早期陶渊明渴望积极入世，以求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儒家价值取向鞭策
陶渊明的母亲孟氏为东晋名士孟嘉之女，后来嫁于陶逸为妻，夫妻相处融洽。早年在其母亲孟氏的悉心教导之下，刻苦研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激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3]（《饮酒二十首》其十六）最终形成了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性格。再加上陶渊明非常仰慕祖辈的辉煌功绩，深受祖父重视儒家道德伦常与立德修业思想的影响，渴望在社会中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3]（《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诗句满怀昂扬斗志，从中便可传达出陶渊明强烈的远大志向，以期重塑昔日门楣之光辉。
3.生活拮据不得已而为之
曾祖父陶侃去世之后，曾经辉煌一时的陶氏家族，渐渐走向破落，时陶渊明生活拮据，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和常人一样时常陷入贫富交战的苦恼之中，为衣食而忧愁。陶渊明仕途上的穷与达多有不如意之处，在潇洒回归田园生活之后，等待着他的仍是“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酌”[3]（《咏贫士》之三）的煎熬。陶渊明曾在《归去来兮辞序》中对自己入世为官的原因有过详细的说明：“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故便求之。”[3]可以从中看出，早期生活的贫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陶渊明迈入仕途的一个现实原因。
三.“隐”之缘由析论
1.无可奈何的群体之悲
“关于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既有当时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又有儒道两家思想与传统隐逸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是魏晋隐逸文化的产物。”[4]陶渊明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一个被贵族名士把持朝政的时代，寒士出身的他很显然不得不遭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样的歧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想要积极入世为官有所作为，但因受时代局限性所致，不得不在对时局有所了解的情况下以投靠当权者的方式，赢得进入官宦阶层的机会，以此作为“终南捷径”，而这一选择主要是由当时知识分子尴尬的地位所决定的。多次入仕的经历也使得陶渊明深感生于乱世之中，入世为官，自己无论是侍奉哪个政治集团随时都有可能遭受飞来横祸，而儒家一贯所提倡的“仕而达则济天下”的远大政治抱负便如过往烟云。动荡的社会和现实的黑暗，一次次消磨了陶渊明积极入世的激情，而这正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文人普遍存在的群体之悲。
2.仕途坎坷的自我救赎
儒家提倡士人积极入世，通过建功立业从而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而道家则主张出世，超脱现实社会和生活，更多的是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并以此成为“神人”或者“至人”。陶渊明在儒道思想的冲突之中，由于意志不够坚定终其一生都处在仕与隐徘徊不定的困局之中，苦苦挣扎。从他的多次归隐之后又选择多次出世之举来看，“他仕有仕的苦恼，隐也有隐的不安。”[5]这样的状态也决定某种程度上陶渊明在官场失意之际必然会自然而然地以归隐田园作为人生选择的另一条退路，而这样的心理在他身上最终将会发展成为一种常态，三仕三隱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证明。他笔下的桃花源，作为古代原始自然社会的一个缩影，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没有王税，没有社会分工，没有家国存在的“异托邦”社会，实为作者心灵深处远古情结的具体化，而这种情结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与儒家提倡积极入世的思想背道而驰的，陶渊明正是难以调和诸多矛盾冲突，最终只能以归隐田园的方式作为仕途坎坷的自我救赎之道。
3.质朴自然的真天性凸显
从陶渊明三仕三隐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成为其仕宦历程的真实写照。宋代大文豪苏轼曾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对陶渊明此举大加赞赏，认为此乃陶为人之“真”的一种表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3]（《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便是对他归隐田园之后喜悦心情的真实写照，远离官场生活的应酬和诸多人事牵绊，再次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田园生活，恰如回归到自己生命的原初状态，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3]（《归园田居》其三）的生活何等惬意融融。由此可见他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实为本性使然，“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3]（《归去来兮辞序》），自己本性如此，忍受不了官场的约束，而守拙归真的性格又使得他宁可挨饿受冻，也绝不做出有违本性的事来奉承上司以求得到赏识。总得来看，陶渊明最终选择归隐既可以说是其身处乱世，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无奈之举，同时亦是其对几经浮沉的官场生活的消极反抗与自我言说。
四.结语
陶渊明生于东晋乱世之中，各种思想高度活跃的时代，深受儒道思想影响颇深。一方面积极入仕，另一方面又无法忍受官场生活的虚伪矫作，终潇洒辞官而去，但始终在仕与隐之间摇摆不定，在保持自我本性与向世俗屈服的二难选择之间，很显然，他选择了前者。归隐田园，不仅仅只是一种身体的回归即“身隐”，在很大程度上陶渊明也在试着寻求一种更为本源的回归即“心隐”，只不过他终其一生都难以实现“心隐”，对他来说，归隐田园之后，隐有隐的不安伴随其一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只是做到了“身隐”，他的心仍为世俗之事所困扰。
参考文献
[1]陶渊明：《陶渊明集——名家选集卷》，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
[2]孙晓梅：《陶渊明诗歌典型意义的文化解读》，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3]唐满先注：《陶渊明集笺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56页，113页，134页，169页.
[4]邓安生：《从隐逸文化解读陶渊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5]戴建业：《六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