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子珺 谢秉哲
内容摘要:《牡丹亭》与《西厢记》分别塑造了杜丽娘与崔莺莺这两个中国戏剧史上典型的女性形象,她们的魅力不仅在于相貌才华,更在于她们身上的反抗精神。虽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她们身上都有所体现,但作者赋予她们的反抗精神却各有不同,从崔莺莺到杜丽娘,女性的反抗精神在不断成长,此二人反抗精神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值得探究。
关键词:《牡丹亭》 《西厢记》 女性 反抗精神 封建束缚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她们被当做男性的附属品,被“三从四德”、《女诫》等封建礼教思想牢牢束缚。但她们往往比男性更加感性,所以古代有很多描写女性打破阻碍,追求情感自由的戏剧,如《孔雀东南飞》、《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等。《牡丹亭》和《西厢记》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从崔莺莺到杜丽娘,女性的反抗精神在不断成长,此二人反抗精神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值得探究。
一.《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封建势力代表
要分析崔莺莺和杜丽娘二人的反抗精神,需要从二人面对的封建势力阻碍入手。《西厢记》中封建势力的代表主要是老夫人,她是束缚莺莺的主要人物,也是莺莺反抗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牡丹亭》中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是杜宝,在他身上存在着温情和残酷的矛盾。当然,除了这两个主要人物,两部作品中还有一些其他人物也是封建势力的代表。
在《西厢记》中,老夫人一直坚守“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观,所以看不上张生。崔莺莺原本定下的夫婿是郑恒,老夫人很满意相国之女崔莺莺许给的名门出身的郑恒。在唐代有着“崔卢李郑王门女,不入寻常百姓家”的说法[1],两个大族之家的人必然是门第相配的,而中途出现的穷书生张生自然入不了老夫人的眼。开始的时候老夫人迫于形势承诺把莺莺许给张生,但她心中的门第观念注定了张生得不到承认,后来老夫人通过一顿答谢宴把莺莺和张生变成了兄妹,达到悔婚的目的。在发现莺莺与张生私会后,老夫人气得要“打死”红娘,而红娘则巧妙地运用老夫人坚守的礼教思想说服了老夫人,可见老夫人对礼教的固守。答应了婚事以后她又要求张生去考取功名,理由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要张生“得官啊,来见我,驳落啊,休来见我”[2],这还是她心中“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在作怪。在郑恒造谣说张生另娶他人的时候,老夫人并没有过多质疑,在她看来,张生那样的出身必然是“不中抬举,竟日果然负了俺家”[3],女兒能重新嫁给郑恒也是件好事。从头到尾,她没有因为张生和莺莺之间的情意产生动摇,她并不在意莺莺怎么想,能让她改变主意的是礼教,是莺莺失去的贞洁。除了老夫人,普救寺中的长老和郑恒也是封建势力的代表,长老在张生参加科考时曾说“从今经忏无心礼,专听春雷第一声”[4],可见长老就算已经出家与俗世无关,仍然很看重科考功名[5]。而郑恒则在与红娘的对骂中流露出了他对于张生出身的蔑视,就算张生考得状元,他仍然觉得自己才配得上莺莺,坚持婚姻应当“门当户对”。
《牡丹亭》中的杜宝是一个更加厉害的封建卫道者,他上场便感叹自己没有儿子“中郎学富单传女,伯道官贫更少儿”[6],他的这种感叹贯穿了全书。即使杜宝“重男轻女”,他对杜丽娘还是十分疼爱的,他的身上有着父亲特有的温柔,但这改变不了他身上的死板固执。在《训女》一出中,他严厉斥责女儿“你百日免税,是何道理?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7],可见他认为女性读书只是为了懂得礼仪,侍奉夫家为父母增光的。他还驳回了夫人“要个女先生讲解”的建议,说“后堂宫所,请先生则是黉门腐儒”[8],于是他选中了陈最良——另一个典型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可见杜宝身上浓重的陈腐气息。他的固执则在遇到柳梦梅时达到了最高点,他不相信柳梦梅说的所有话,坚持认为柳梦梅是捣毁坟墓的盗贼,甚至在主考官亲自来说柳梦梅就是状元时他仍不相信。得知女儿死而复生,他并不是高兴,而是认为女儿“成精作怪”,应该“奏闻灭除为是”[9],就算在宫殿上看见女儿,他仍然坚持“愿吾皇向金阶一打,立见妖魔”[10],可见他相信的人只有他自己,任何不符合儒道理学的东西他都认为不应该存在。和崔莺莺的母亲一样,他自始至终看不起柳梦梅,在柳梦梅中了状元、女儿还阳以后,他对杜丽娘说出“怕没门当户对,看上柳梦梅什么来”“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11]的话,可见“门当户对”的观念在杜宝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此外,杜宝的夫人也是一个被封建思想禁锢的妇女,但她毕竟是女性,爱女情切,身上的封建思想也没有杜宝那么偏激,只是她的性格懦弱,谨遵“出嫁从夫”的规定,所以她一直都只能顺着杜宝做事。
如此看来,崔莺莺面对的封建势力主要就是母亲一人,老夫人也是女性,对莺莺的拘束中更多是爱女之心,教导约束远没有杜宝那么严厉[12]。而杜丽娘的处境就要困难得多,杜宝对她的管束近乎严酷,而母亲虽护着她,但常常也是无能为力,并时时教导她要遵守女子应当遵守的礼仪。因此,杜丽娘追寻爱情的途中要面对的障碍就比崔莺莺更多。
二.两名女主角的反抗精神对比
崔莺莺和杜丽娘两个角色有很多相同之处。首先,二人都是出身官家的大家闺秀,这个身份看上去让人羡慕,但从二人的生活就可以看出她们并不快乐。崔莺莺一直被母亲管束,还派了一个侍女红娘来监视崔莺莺的行动。爱上张生以后,碍于女子身份和母亲的监视,崔莺莺不能轻易去看望张生,也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而杜丽娘更是被父母约束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家中有一个大花园都不知道,更不可能见过男人,她连追求爱情都是在“梦中”这种虚无缥缈的地方。古代对女子言行的要求近乎严苛,对她们这样的大家闺秀要求更甚,这种严格的束缚反而更容易容易激发逆反心理。其次,二人都衣食无忧并才华横溢,物质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人们的注意力往往会转移到精神世界中去,崔莺莺和杜丽娘就是这样的,崔莺莺从开始就知道自己最后要嫁给郑恒,但她并不满意,一心想要的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丈夫,所以她会对张生一见钟情,激发了自己内心的反抗精神,一心想和张生结为夫妻。而杜丽娘在开始就有一股愁绪,只是自己不明白愁的是什么,游园时她发出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感慨[13],梦到柳梦梅才知道自己愁的是青春年华无人怜惜,这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她们二人都是能诗善文,家庭教育良好,而这种教育往往是束缚思想的,她们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受到的束缚,开始追寻自己的自由和爱情,内心的反抗精神越来越强烈。
最后,她们在反抗封建势力,追求爱情的时候都有侍女助力,但从这点上又可以看到二人不同的地方。《西厢记》中红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推动者,她先察觉到了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情愫,于是为他们传书、藏书。在老夫人悔婚的时候为他们愤愤不平,更是下定决心帮助二人,崔莺莺自荐枕席背后也有红娘的推动。事情败露后,她在老夫人面前凭自己的聪明勇敢据理力争,为莺莺和张生争取到了老夫人的同意。在郑恒污蔑张生,想强娶莺莺时,她站在了张生这边,痛骂郑恒。红娘在整个西厢记故事中都是主动反封建的,是有意识的去反抗,她的内心有自己的坚守。与红娘相较,崔莺莺就显得有些被动,虽然她深爱张生,在踌躇良久后自荐枕席,在长亭送别[14]时说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这样藐视功名的话,从她对张生的嘱咐“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中也可以看出她内心想要的是纯洁的爱情,因此她会说出与封建社会价值观不相符的话。但她的反抗精神并没有战胜对封建礼教自身的束缚,在母亲悔婚时,她虽不高兴,但并没有表达出自己的不满。老夫人要张生去考取官名时他虽不在乎功名,但也没有和母亲争执。最后老夫人打算把她嫁给郑恒时,她没有反抗,也没有要母亲相信张生。所以,崔莺莺和张生的幸福有很大一部分是红娘而不是崔莺莺自己争取来的。
与之相反,《牡丹亭》中春香的存在只在开篇有意义,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都是因为杜丽娘的反抗精神比春香要强。在没有梦到柳梦梅之前,杜丽娘的反抗精神不明显,这时春香占了主导,在《闺塾》一出中,春香故意捣乱,问个不停不说还故意拿错笔墨纸砚,直接嘲讽古代勤奋故事“待映月,耀蟾蜍眼花;待囊萤,把虫蚁活支煞”“比似你悬了梁,损头发;刺了股,填疤痆。有甚光华”,讽刺陈最良为“村老牛,痴老狗”[15]。她的反抗是很直接大胆的,当然杜丽娘也是故意纵容她捣乱的,她对陈最良也不满意,但并没有表现出来,从“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中可以看出她对陈最良的教学方式不满,但并未直说,在解读《关雎》时她也不认为那是一首有关“后妃之德”的诗,而认为那是一首爱情诗。这个时期杜丽娘的反抗只在心里,却并不外表,可以把春香理解成杜丽娘的另一面。春香只是一个小丫头,并不懂得杜丽娘的内心,她的反抗也是出于天性、无意识的,这个人物存在的意義就是发现花园,就这个情节看,她也是不能缺少的。从游园开始,杜丽娘的反抗精神开始逐渐强烈,开始时是在梦中与柳梦梅缠绵,后来甚至一病不起,为情而死。这是崔莺莺不可能做到的,杜丽娘对真爱的追寻更甚于崔莺莺,为了一段梦中情缘她竟能丢了性命。到了阴间,她的反抗精神更强了,先是在判官面前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为梦中之情而死,随后游荡阳间时又与柳梦梅“幽媾”,还发了“冥誓”,这些已经严重违反了封建礼教思想。还阳后,杜丽娘的反抗精神达到了最高,她不但在皇帝面前陈述事实,证明自己与柳梦梅的清白,还在遭到父亲的训斥“鬼乜邪,怕门不当户不对,看上柳梦梅什么来”时,勇敢地反驳父亲“你女儿睡梦里、鬼窟里选着个状元郎,还说门当户对”,在父亲要杜丽娘与柳梦梅“离异”时,她坚持不离“便作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16]。面对高高在上的皇帝和固执的父亲,杜丽娘敢这样去抗争,足见其反抗精神要比莺莺更强。
三.两个角色的反抗精神产生差异的原因
崔莺莺与杜丽娘的反抗精神有差异的原因,首先是助力角色的差异。在《西厢记》中,红娘是一个十分得力的助手,在推动剧情发展上有很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个角色的存在就注定崔莺莺的反抗精神会稍弱一些。而《牡丹亭》中,春香是个不懂事的丫头,几乎帮不上什么忙,杜丽娘自身的反抗精神自然会更强一些。其次,男主角的差异也会引起女主角反抗精神的差异。张生是一个勇敢痴情的书生,能够轻易地抛弃功名利禄,一生的目标就是与崔莺莺在一起,他会和崔莺莺一起打破封建教条,面对阻碍。而柳梦梅与杜丽娘相见只觉得“夜半无故而遇明月之珠”,他不能像张生那样舍下功名,对杜丽娘反抗封建束缚也帮不上多少忙,这样的差异自然也就使杜丽娘的反抗精神强于崔莺莺了。
产生差异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崔莺莺与杜丽娘两人面对的阻力不同,崔莺莺面对的阻力要小于杜丽娘,这里面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作者所处的背景不同。《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生活在元代,那时的科举基本是荒废状态,文人把追求功名之心转移到追求情感上,这也会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所以王实甫笔下的张生会如此重情。另外,元代统治者是蒙古族,他们虽然继承了汉族的文化和儒家思想,但同时也接纳了其他多个民族的文化,理学在当时几乎没有控制思想的作用,人民当中也不乏具有反抗精神的人。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写出来的作品,封建束缚就会较少,所以《西厢记》中的崔莺莺面对的阻力比较小,反抗精神也就不用太强。而《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生活在明代,这是一个封建专制非常强大的朝代,实行八股取士限制了文人的思想。明代还大兴文字狱,文人渐渐开始对科考失去兴趣,更加向往自由。另外,程朱理学在当时的思想上占统治地位,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但王阳明提出了“心学”来反抗理学统治,他认为人要关注自己的“本心”,这一思想被泰州学派所继承,而汤显祖师承泰州学派[17],自然是更加重视“人”的。在《牡丹亭》的题词中他提出“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尔!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也”,可见汤显祖追求的是“情”,而且是“至情”。受到这些影响,《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面对的封建势力就更强大些,而她是个为情而死,为情复生的“至情”之人,反抗精神就要比崔莺莺强得多。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牛志平.窦娥·崔莺莺·杜丽娘[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25):79.
[4]谢长雷.《西厢记》——人文精神的杰作[J].中学语文,2015(36):64-65.
[5]苏子裕.《牡丹亭还魂记》与《西厢记》之比较研究[J].影剧新作,2017(01):7-17.
[6]吴文昭.两个最佳女配角——《西厢记》红娘与《牡丹亭》春香试比较[J].考试周刊,2007(32):28-30.
[7]张晶.《西厢记》与《牡丹亭》比较之管见[J].中学语文,2012(06):103-104.
[8]高敏.女权精神的突显——《牡丹亭》、《西厢记》主题比较[J].文教资料,2008(11):7-9.
[9]孙雅琼.《西厢记》与《牡丹亭》之爱情观比较[J].语文学刊,2013(17):90-91.
[10]胡广.解读《牡丹亭》中女性主体的觉醒意识.[J].长城,2013(02):115-116.
注 释
[1]牛志平.窦娥·崔莺莺·杜丽娘[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25):第79页.
[2]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184页.
[3]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232页.
[4]同上,第192页.
[5]谢长雷.《西厢记》——人文精神的杰作[J].中学语文,2015(36):第64页.
[6]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9页.
[7]同上,第10页.
[8]同上,第11页.
[9]同上,第290页.
[10]同上,第302页.
[11]同上,第305页.
[12]苏子裕.《牡丹亭还魂记》与《西廂记》之比较研究[J].影剧新作,2017(01):第14页.
[13]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53页.
[14]同上,第192页.
[15]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35页.
[16]同上,第305页.
[17]吴文昭.两个最佳女配角——《西厢记》红娘与《牡丹亭》春香试比较[J].考试周刊,2007(32):第30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