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枫
内容摘要：《史记·平准书》肯定了汉初至汉武帝朝以前民殷国富的经济状况，但对武帝朝时采取的一系列“敛财”政策则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此乃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所致。但笔者认为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作战是必要的，它不仅有助于维护边境的稳定，更重要的是能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本文将以《平准书》中的经济政策为出发点，论述对匈奴作战的必要性以及由此采取的敛财政策的合理性。
关键词：《平准书》 匈奴 战争 敛财政策
一.引言
《平准书》位列《史记》八书第八，记载了西汉初年至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阐发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并对汉武帝一系列聚敛财富如卖爵令、入粟除罪等政策进行了评判。目前学界对于《平准书》的研究可大致归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对西汉初期到武帝时期经济状况的分析，以《平准书》为基础，联系《货殖列传》探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经济主张，杨科谈到司马迁对货币的主要职能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有明确的认识，指出货币流通伴随于商品流通，支持由政府统一货币的铸造权[1];姜树认为司马迁强调“农工商虞”要协调发展以实现经济振兴[2];加晓昕提出《平准书》中反映了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肯定“民欲”、以“富利”为核心的经济观和主张劳动致富，批判奸富[3];而詹朝阳则认为“承秦之长，易其之短”才是《平准书》中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4]。此外，王雪农以《平准书》为史料，对荚钱这一钱币进行了考证[5]。第二类是以《平准书》为基础，分析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政策，多集中于对其敛财政策的批判，徐日辉提到汉武帝穷兵黩武、穷奢极欲，致使国库入不敷出，经济发展由盛转衰，于是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迅速聚敛财富，出现了“百姓不安其生”的惨状[6]，薛振恺还指出敛财政策破坏了生产力、盐铁收归国有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致使许多农民破产、被迫流亡，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7]。第三类是将《史记·平准书》与《汉书·食货志》进行比较研究，游翔[8]、王小梅[9]、李云飞[10]和于泳[11]都有撰文从几方面进行比较，其中游翔分类最为细致，论述也最为详尽。他从范畴与内容、立意与风格、史识与影响三大的个方面，详细地将《史记·平准书》与《汉书·食货志》进行了比较研究。例如，游翔指出《平准书》的“平准”二字泛指“贵贱相权输”的经济活动及其相关政策，而《食货志》的“食”指农业，“货”则是手工业与商业，“食货”便可视为是“经济”的代名词;《平准书》在内容上侧重于经济活动中的流通，仅相当于《食货志》中“货”的部分，而《食货志》的内容则更为完备。第四类是针对《平准书》文本的研究，如李庆善谈到其在注译《平准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12]和张家英举出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中《平准书》的句读、误字、衍文等问题[13]。另徐承娟以《平准书》为史料，分析汉武帝对匈奴问题的做法[14];李明和李大晋分析了《平准书》中“以事系人”的写作手法对撰写方志经济部类人物的借鉴意义[15][16]。
由此可以看出对《平准书》的研究多聚焦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状况与财政政策，而对其“敛财政策”学者们也是多持批判态度，但笔者认为虽然这一系列迅速聚敛社会财富的财政政策有不可忽视的弊端，但在当时，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汉武帝一朝，征伐匈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匈奴也是武帝对外用兵的主要对象之一，而武帝时推行的经济政策则是为了迅速增强以对抗匈奴。不可否认，战争会带来流血伤亡以及国力的消耗，但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作战是必要的，它不僅有助于维护边境的稳定，更重要的是能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本文将以《平准书》中的经济政策为出发点，论述对匈作战的必要性以及由此采取的敛财政策的合理性。
二.《平准书》中对支持战争而实行的敛财政策的批判
《平准书》在《史记》“书”中位列第八，司马贞在《史记索隐》解释道：“太司农属官有平准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国转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贵贱相权输，归于京都，故命曰：平准。”（1）因此，“平准”可基本理解为国家运用计划、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和稳定物价。《平准书》将其范围界定为“平准”，因此其内容也是围绕“平准”而展开叙述，所记载的内容侧重于自汉初至武帝时期铸币、物价、盐铁等经济情况及相关的经济政策。
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创作宗旨，而主要论述典章制度的八书则是最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篇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提到：“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於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2）由此可以得知《平准书》的论述中心在于“以观事变”，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载录来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那么具体是什么规律呢？司马迁在论作八书时则指出：“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3）此句中的“承敝通变”一词应该就是“以观事变”中“变”字的解释，也就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承敝通变，是指事物都是承接前面的弊端发展而来的，前面的弊端是事物向前发展变化的原因，弊端的解决则是事物发展的结果。旧的弊端一旦解决，新的弊端也会随之产生，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向前发展。类似于唯物辩证法中提到的，新事物在旧事物的母体中孕育产生，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旧矛盾解决后，新矛盾也会随之产生。因而，《平准书》是为了揭示“承敝通变”的规律性，行文重心在于揭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弊端，所以笔端所及之处大多是对武帝朝时经济活动及经济政策之“弊”的揭示与批判[17]。
《平准书》中对于经济政策的记述和批判与对外用兵相关的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武帝朝时期与周围蛮夷之间的战争不断。“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馀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4）、“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锺致一石，散币於邛僰以集之。”（5）连续的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与人力。第二，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匈奴长达几十年的用兵。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使强盛的大汉帝国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第三，平定周围少数民族后，设郡进行管理，“灭朝鲜、平南越、击西羌，筑会郡，置张掖、酒泉、朔方诸郡，前后几十年，征调几十万民力，耗财累巨万，这不仅影响国计民生，而且严重加大国力负担。”[18]对外战争的记述在《平准书》中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可见此事的重要性，而作者对此也是持反对意见的。司马迁认为汉武帝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乃是穷兵黩武所致，不仅消耗国力，而且使黎民重困，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且长时间的战争需要大量的军费支持，因此中央不断实行经济措施进行敛财，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太史公站在民生的角度进行考虑反对对匈奴长时间的用兵固然是体恤民情，但如果从整个国家的情况来考量的话，则显得有些狭隘。汉武帝作为一国之君，需要对整个国家以及周围的国际环境都有一个宏观的把控，视线不能仅仅只停留在经济领域。而基于当时的汉匈关系，征伐匈奴已是势在必行。
三.对匈奴作战的必要性
匈奴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是我国的边患，西汉时，匈奴日盛，汉匈接触频繁，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西汉初年，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国力衰弱，面对匈奴的连续侵扰，汉朝无力反攻，只能采取被动防御的战略进行防守。汉高祖刘邦曾尝试主动出击，集结三十万大军进攻匈奴，双方爆发平城之战[19]。高祖被匈奴围困平城白登山达七日之久，后采纳陈平计策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逃脱。
“白登之围”后，高祖采纳刘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以宗室女为公主远嫁匈奴。和亲政策暂时缓和了汉匈关系，匈奴的南下侵扰活动也有所收敛。这为新生的汉王朝政权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因此，此后惠帝、高后、文帝、景帝及武帝初年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和亲政策。期间，双方虽有交战，但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大体上还是维持和平的局面。
通过和亲来维持边境安定，在汉初是必要的，也是明智之举。但和平往往是需要妥协的。毫无疑问，在汉匈和平关系中，在敌强我弱的和亲形势下，汉朝是妥协退让的一方。每次和亲，西汉都会赠送匈奴大量的粮食、布匹、金玉等。这种类似于进贡的和亲实质上是屈辱性的妥协[20]。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且和亲对于汉匈双方的约束力并不对等，匈奴还是时常侵扰西汉边境，进行抢掠。
汉初的几十年间，匈奴频繁侵扰西汉。从高后六年至景帝后元二年四十年间，匈奴侵扰掠夺多达十次，平均每四年一次，每次出动数万人，有时达十几万人[21]。《匈奴列传》中对其有详细的记载，如“其（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6）“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7）“匈奴日已驕，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馀人。”（8）如此频繁的侵扰，使西汉边疆长期处于战争的紧张状态之下，各边关重要隘口不时会有匈奴骑兵侵袭，以至于城门昼闭，使边境百姓饱受战争之苦。且匈奴时常侵扰的上谷郡、上郡、代地、云中郡等地与长安相去甚近，因而也对都城长安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而西汉与匈奴之间边境线漫长，西汉政府也只能被迫采取收缩防御的战略，无法发动大规模全面战争。
和亲政策在汉初国力衰弱的时候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西汉创造了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发展。但屈辱性的和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且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因此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在西汉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固的基础上，武帝改变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一改过去的以防守为主的战略，主动出击，对匈奴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22]。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汉初的和亲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无法从根本上解除匈奴这一边患问题，且都城长安也时时处于威胁之下。因此，只有主动出击，彻底击溃匈奴，使其无力再与西汉抗衡，才能彻底解除匈奴这一威胁。
四.“敛财”政策的合理性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论述过，因和亲政策无法根除匈奴这一边患问题，且经由西汉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武帝时期已经具备了同匈奴作战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基础。因此武帝一改先朝对于匈奴的和亲政策，决定主动征伐匈奴，以彻底解决北方边境问题。
但战争并非只是短兵相接，它需要多方的调动与支持，财政支持与后勤补给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因此自元光二年的“马邑之谋”失败之后，汉匈交战已在所难免，汉朝也进入加紧备战状态。元光五年，汉武帝征调一万余人修建雁门关隘，拉开了对匈奴作战的序幕，而相应的敛财政策也相继出台。
战争财力消耗是多方面的，《平准书》也有相关记述，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战马，而是赏金。《平准书》中多次提到有关马匹的消耗，“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9）尽管养马的代价如此之大，但武帝仍然坚持，从侧面印证了马匹在对匈奴作战中的重要性。
汉初的军制，以步兵为主，骑兵则相对较少。“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0）尽管这是汉初经济凋敝时的状况，但仍然可以反映当时国营养马业的衰败。但匈奴逐水草而居，来去迅速，擅长骑兵作战。骑兵作战机动性强，行动迅速，善于长途奔袭和迂回包抄，这也是匈奴对于西汉而言极为有利的作战优势。高祖被围于白登山之时，“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11）这与“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西汉马匹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匈双方实力差距由此可见。因此发展骑兵则是西汉能否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
因此，为了增强抵抗匈奴的骑兵力量，高祖之时，西汉政府就十分注重养马业的发展。高祖定都长安之时也有对于养马业的考虑，长安靠近胡地，地理位置优越，水草丰美，适宜畜牧。文帝时期，大力提倡养马，马政得到进一步发展，文帝在西北边境设立了30个牧马所，并用3万人从事养马业[23]。景帝时期，是马政发展的重要时期，景帝积极发展马政，还在西北地区设置了养马场——牧师苑，训练了大量精良的军马以备战时之需。
武帝时，养马业继续发展，骑兵力量也不断增强。军制上的变革，以及雄厚的国力的支撑，武帝朝时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其中以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最具决定性意义。西汉骑兵采取了远距离奔袭追击的战术。卫青率西路军越过沙漠北进1000多里，霍去病的东路军跨过沙漠，深入2000余里，均大败匈奴[24]。没有战马的增多和骑兵的训练，击败匈奴的可能性则大大降低。
以上论述了骑兵在对匈奴作战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拥有了骑兵的力量，在与匈奴的交战中才拥有了更大的胜算。但饲养马匹耗费甚巨，且在对匈奴作战中，马匹动辄损耗数十万，因此马匹数量的保持是需要相当财力支持的。
对匈奴作战中另一笔大的开销便是给将领的赏金。武帝朝时，对于战胜归来的将领的封赏是颇为丰厚的，尤其是赏金，多时可达几十万斤黄金。例如，“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12）“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馀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13）武帝时对于匈奴的大规模取胜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丰厚的赏金也是无可厚非的，不仅可以鼓舞士气，还能增强军士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勇气与韧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匈奴作战，骑兵是必不可少的力量，而对凯旋将士的封赏既必要也无可厚非。而这两项重大开销则需要政府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因此敛财政策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五.结语
行文至此，结论也基本清晰。必须承认，对匈奴的长时间大规模作战，消耗了大量了人力、财力与物力，使国库日渐枯竭，也使整个繁荣昌盛的大汉帝国慢慢走向衰落。但在武帝时期，无论是出于都城长安的安全考虑，还是为了边境安定，都必须彻底根除匈奴这一边患，征伐匈奴势在必行。而战争发动乃至最后的取胜必须要有财力支持，如何能够迅速聚敛社会财富，则只能实行敛财政策。因此，尽管敛财政策存在种种弊端，但在当时仍然具有合理性。
注 释
（1）（10）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11页。
（2）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013页。
（3）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027页。
（4）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15页。
（5）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16页。
（6）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01页。
（7）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06页。
（8）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507页。
（9）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19页。
（11）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99页。
（12）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16-1717页。
（13）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23页。
参考文献
[1]杨科：《对司马迁货币思想的一孔之见——〈平准书〉、〈货殖列传〉读后》[J].《金融理论与实践》，1985年01期。
[2]姜树：《试论司马迁关于农工商虞的整体构思——读〈平准书〉和〈货殖列传〉》[J].《齐齐哈尔社会科学》，1991年03期。
[3][18]加晓昕：《从〈平准书〉和〈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03期。
[4]詹朝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新论——以〈史记·平准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为参照》[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年12期。
[5]王雪农：《对〈史记·平准书〉中荚钱的考证》[J].《中国钱币》，1993年02期。
[6]徐日辉：《〈史记〉八书序列新论》[J].《学术月刊》，1996年10期。
[7]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04期。
[8][17]游翔：《〈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比较三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1期。
[9]王小梅：《“食货”杂说》[J].《经济论坛》，1995年09期。
[10]李云飞：《〈汉书·食货志〉与〈史记·平准书〉比较》[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年11期。
[11]于泳：《浅析〈史记·平准书〉与〈汉书·食货志〉异同》[J].《商业经济》，2017年03期。
[12]李庆善：《读〈平准书〉注译发现的几个问题》[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03期。
[13]张家英：《〈史记·封禅、河渠、平准书〉标点举误》[J].《蒲峪学刊》，1995年01期。
[14][21]徐承娟：《论匈奴问题对司马迁〈史记〉叙述的影响——以〈史记·平准书〉、〈匈奴列传〉为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S2期。
[15]李大晋，李明：《方志经济部类人物撰写谈——读〈史记·平准书〉的几点体会》[J].《中州今古》，2002年02期。
[16]李明，李大晋：《志书经济部類要写人——读〈史记·平准书〉有感》[J].《中国地方志》，2015年10期。
[19][23][24]何茂云：《“卫青不败由天幸”疑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S1期。
[20][21]吴海平：《西汉与匈奴关系演变的原因及影响》[D].渤海大学2017年中国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第8页。
（作者单位：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伦敦大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