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能想起我在图书馆度过的那些日子。高高矗立的书架，一册册书井然有序地排列。我清楚地记得那些在图书馆消磨的日子。那些书架上的书都是不知被多少双手抚摸过、检阅过的。有的封面微微翘起，有的空白处有不易为人察觉的铅笔的痕迹，然而于我，却是亲切，仿佛看到了一个个灵魂自由交谈的样子。到了黄昏，图书馆里是沉默而寂静的，一束光线照射进来，打在书脊上，轻尘在微光里飞舞，这一情景总让我想起一段温暖孤独的旅程。这样的回忆并非我独自所有。曾经有一个朋友就谈起过类似的场景。他说，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因病故去，留给孩子的似乎只有沉重的书了。几个大书架立在屋子里，像矗立着几尊巨大的雕像，占去大半空间。当他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光柱裹着微尘照到书架和屋梁上，将整个屋子衬托得既明且暗。我想，这大概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吧。温暖的阅读时光是与纸张、与图书馆、与一瞬间丰富的感受联系在一起的，这可能是现在的读屏长大的一代年轻人所很难体味到的一种美好。他们可能也很难理解我们对图书馆所蕴藏的“旧”的一种眷恋。在我看来，我们不能没有旧，因为在旧事物中包含我们所有的过去，我们所有的记忆，我们所有的智慧。在“新”与“旧”之间，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文化，是人类不断更新自己、走向完善的不竭动力。
无论是书展还是图书馆，无论是“新”还是“旧”，当我们面对这浩瀚的无穷无尽的书的时候，除了觉得温暖以外，一种焦虑感时常会紧紧抓住我。书的世界，是一个不断生长不断蔓延，边界在扩展的世界。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即使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阅读中去，终其一生，究竟能读多少书呢。我想，可能数字也是非常有限的吧。这也许就是我们需要经典的原因。这也是今天我们所有爱书人、读书人所面临的最切身最永恒的一个问题：何为经典？经典何为？美国耶鲁大学有一个叫哈罗德·布鲁姆的学者，他曾经就谈起过我们需要经典的原因。他说：“我们拥有经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姗姗来迟。人生有涯，生命终有竟时，要读的书却前所未有地多。从耶和华文献作者和荷马到弗洛依德、卡夫卡及贝克特，经历了近三千年的旅程。但丁、乔叟、蒙田、莎士比亚及托尔斯泰是这一旅程所必经的深广港口，每一位作家都足够我们以一生的时间去反复阅读，实际的难题在于每次广泛的一读再读都要排除掉一些东西。于是，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为此，他写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一书，深入分析了从但丁到贝克特等二十几位西方文学大师的经典著作，引领我们去阅读这些文学大师们。其实，关于经典这个话题，就像星辰一样，从来都不乏最优秀的作家对此反复加以言说。1944年，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在伦敦就任维吉尔协会会长时，就发表了《什么是经典作品》的演讲。他说：“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赋予经典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个文明、那种语言的重要他以及那个诗人自身的广博的心智。”意大利有一个小说家叫卡尔维诺，在中国影响很大。他甚至专门写了一篇《为什么读经典》的文章，里面提出了许多有趣而不乏真知灼见的观点。譬如，他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看，在这一点上，他与布鲁姆殊途同归。重读，意味着被归为经典的书是经得起一读再读的，甚至每一遍阅读都有与人生经验相匹配的发现，都会产生独特的滋味和意义。它的意义是如此深邃丰富，永远不会耗尽它所要向读者讲述的一切。2001年，南非的一个作家库切沿用了同样一个题目，他说：“经典之作便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作品，幸存于最恶劣的攻击之下，幸存是因为数代人不愿放开紧握住它的手、忍眼看它就此流逝，以至于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愿一直将它保留着——这即真正意义上之经典。”当这些作家们或激情洋溢或冷静沉着地谈论经典的时候，经典仿佛就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那泄露出来的一点点就是如此流光溢彩，吸引着我们去探寻属于经典的宝藏。
我也常常问自己这样一个被一代代作家反复思考过的问题，为什么要读经典。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得追溯那些我们不能不错过的好风景。就像现在，我们在法兰克福，就不能不为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经典而感到震动。文学家歌德，哲学家阿多诺都出身于此。不仅仅如此，德意志民族给世界奉献了歌德、席勒、贝多芬、莫扎特、康德、黑格尔等文化精英，创造了辉煌的哲学、音乐、文学经典。且不说“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所象征的德国哲学所给人类思维和智慧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单就文学而言，德语文学经典早已跨洋越海，生活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早在上个世纪初，歌德、席勒、海涅的诗歌已在中国被翻译;托马斯·曼、黑塞、里尔克的名字也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卡夫卡、格拉斯、耶利内克也以其独有的魅力影响着人们的心灵。我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卡夫卡几近成为所有中国文学青年的偶像之一，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甲殼虫的情节人所共知。还有布莱希特，他的戏剧理论对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学院派戏剧理论影响深刻。这可能就是经典所具有的最为广泛的吸引力吧，正如艾略特所说：“在它自己的人民中间，它将听到来自各个阶层、各种境况的人们的反响，当一部文学作品除了在相对本国语言时具有广涵性外，相对于许多别国文学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时，我们不妨说它也具有普遍性。”
除了普遍性之外，经典还具有一种与时间抗衡的力量，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就是阅读经典的教育。中国的经典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具体而言，指的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可以说，这些书，是煌煌中国古籍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从汉代以来，小孩子上学就得背诵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在孩子的朗朗书声中，这些文化经典穿越漫长的时间，到今天依然构成了我们文化心理结构的根基。而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而不衰，依然生动、鲜活，我想，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吧。中国文学对人的影响就更深了。当小小孩童牙牙学语似的念出“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的时候，我总是被深深地打动。这样一轮明月，它的清辉，洒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上，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在唐诗宋词里浸润过的人，心灵会更丰富，按照叶嘉莹老师的说法，就是有一颗“不死的心灵”，它让我们自如地与那些有着很高文化修养的古人进行心灵的对话，并在对话的过程中，提升我们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还有《红楼梦》，这部代表中国古典长篇的巅峰之作，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几乎是一本无所不包的书，著名红学家吴世昌曾经用一句诗来评价它：“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这大概就是文学经典的力量吧，它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
所以，人们谈起“经典”，总是会跟一些“大词”，诸如普遍的，永恒的联系在一起。而在我看来，经典是个别的。因为，不存在不被选择的经典，所有的经典都要经受读者的选择，因此它与读者建立的是个人关系。我们读经典，仅仅是因为喜爱而读它们。这让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些阅读经验。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阅读中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并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宁、契柯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品貌各异的著作。我与他们相逢了，他们都从不同方面给我以影响。然而，有一次，有媒体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两本文学作品。当我回望的时候，留在我视线里的，竟然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聊斋志异》这样两本书。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70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时代，那是一个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文化荒凉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还有后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她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真正领略到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另一本中国文学，我选择了《聊斋志异》这部中国清代的短篇小说集。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生活在同样也很压抑的中国清代，他却有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鬼怪实在是比人更像人。《聊斋》里有一篇名叫《婴宁》的小说当时我读过不止一遍，婴宁即是女主人公——一个美丽狐仙的名字。在中国古代小说里，如果哭得最美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笑得最美的则是狐仙婴宁。她打破了中国封建时代少女不能笑、不敢笑、甚至不会笑的约束和规矩，她是天生爱笑，笑起来便无法无天，率性自由，哪怕来到人间结婚拜堂时也可以笑得无法行礼……正是这样一些善良狐狸洒脱而又明亮的性情，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打击”具有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经典是个别的，这么说也许有些冒险吧，但是，我依然认为，只有出于个人兴趣的阅读，你才会碰到将成为“你的”书的书，它唤起你内心所有沉睡的能量，让你与内在的自我狭路相逢，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时至今日，当阅读早就自由，而中国作家趁着国家改革、国门敞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的时代大背景，积极审视和研究各种文学思潮、自觉吸纳和尝试多种文体的实验，当代东西方名著也源源不断地扑面而来，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仍然怀念过去的岁月里对那些经典的接触。那样的阅读带给我最大的益处，是我不必预先接受评论家或媒体的论断，我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其实若把文学简单分为两类，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它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
然而，即使我将一小部分书目从书的海洋里挑选出来，将其视之为经典，可是，我们的焦虑仍然存在。我甚至相信，这焦虑是所有写作者共同的命运。写作一部让世界不会遗忘的文学作品，大概是所有写作者对自己的期待。然而完美距离我们始终是陌生而又遥远的，因为陌生，才格外想要亲近;因为遥远，才格外想要追寻。作为创造事业的文学，与精神的不安和灵魂的冒险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势必要承担寂寞的命运。它需要数不清的高难度的训练，数不清的预演，数不清的或激昂或乏味的过程。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够追寻到那遥远的完美。
写出属于自己的那一本书，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前代经典。海明威深刻地洞察了我们所处的困境，他说：“如果文学创作仅仅是用一种方法重复已经写好的杰作的话，那么未免太容易了。正因为我们前辈的大师高高耸立在我们面前，所以现在的一个普通作家往往要被迫抵达比过去的成就更为遥远的境地，陷入孤立无援的状况。”要摆脱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能从前辈大师身上汲取力量。在我看来，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吸收了人类文明所积累下来的一切有价值的精华，包含了涉及人类社会与人生的重大思想，参与了人类文化传统的积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布鲁姆所说的，“创造力强的作家不是选择前辈，而是为前辈所选，但他们有才气把先辈转化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并使他们部分地成为想象性的存在。”创新者知道如何借鉴。我看到在文学和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从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作家、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那些大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并使自己能够不断爆发出创新的能力。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
所以，每当我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会让自己的思绪重新回到那片孕育我的土地上。那里是一个人生命的源头，是所有快乐和悲伤的起点。我曾经听过一出京剧，叫《乌盆记》。整出剧讲述的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有一个叫做刘世昌的商人结帐回家，行至一处遭遇大雨，于是借宿在某一个姓赵的制窑人家。谁知，这人家见财起意，将商人用酒毒死，将尸体烧制成乌盆——黑色便盆，被别人要帐索去。某一夜，乌盆开口说话，向主人哭诉自己的冤屈。于是，这位主人和这个乌盆又历经曲折，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一切得到昭雪。这出剧让我感到无穷的乐趣，它飞扬的想象力令人着迷。正如我的同行苏童所说，“最瑰丽最奔放的想象力往往来自民间”。我还看过一出中国的地方戏，叫《借髢髢》，讲的是乡村的两个妇女为了在借不借髢髢（一种已婚妇女装饰用的假发髻）之间一场无比琐碎的对话。只是，这琐碎蕴含了日常生活的质地，是如此精彩。让我们发现原来人是这样说话的。我相信，民间、大地是有无穷无尽的智慧，这不禁让我想起古希腊神话里我们都熟悉的安泰的故事。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他力大无穷，只要保持与大地的接触，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也许，中国的大地就是我们的“盖亚”，只要立足于大地，我们就有创新的动力与源泉。
铁凝，1957年生，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笨花》《麦秸垛》《哦，香雪》《孕妇和牛》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电影《红衣少女》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部分作品译成英、法、德、日、俄、丹麥、西班牙等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