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欣宇
内容摘要：为何《燃烧的荒地》中带着左轮手枪，一开始便以“复仇者”的英雄般姿态出现的郭子龙迟迟没有行动，而深受“精神奴役的创伤”因而温顺、谦恭、麻木的“奴隶”的张少清老二最后却杀死了伪善的地主吴顺广。本文试图从荣格的人格构成理论解答这个问题。第一部分论证郭子龙表现的复仇姿态只是他想攫取利益而戴上的“人格面具”，第二、三部分探究张老二才是真正复仇者的原因。“土地”原型是张老二的精神安慰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压迫得喘不过来气是张老二拿起武器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从郭子龙、何秀英那里接触的关于“平等、反抗、复仇”的观念最终从无意识领域中浮到意识层面，激发了张老二身上的“原始的强力”，使得他终于迈出了复仇的一步。
关键词：《燃烧的荒地》 荣格 人格构成理论 复仇者
路翎的小说历来被研究者关注的比较多的是《饥饿的郭素娥》和长篇《财主底儿女们》，而同样是创作于四十年代的小说《燃烧的荒地》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既往研究注意到了小说中的人物郭子龙形象的复杂性，但是忽视了小说的另一主人公张老二。路翎对于这两个人物心理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细致地展现，挖掘他们身上的特质和可能性。本文则运用荣格的人格构成理论解剖两位主人公的深层意识，探究张老二才是真正复仇者的原因。
一.虚伪的复仇者——带着“人格面具”的郭子龙
《燃烧的荒地》在简单介绍了时代、地点之后，直接让郭子龙出场，并且单刀直入地叙述了二十年前郭子龙和吴顺广的恩怨。郭子龙在二十多年前和吴顺广家起了冲突、吃了官司，为了洗刷自己的耻辱杀了吴顺广家的狗腿，逃了出去。后来，他家的田地大部分落到了吴顺广手里。现在，在外漂泊了多年的郭子龙拿着把左轮手枪回到了故乡。当他在客栈里安顿好，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解下一把左轮手枪，问的第一句话是“仇人”吴顺广的情况。郭子龙就以这一个动作和一句话明白宣示自己的复仇者角色。
但是他的复仇对象吴顺广是掌控兴隆场一切的大地主，在既剥削农民又安抚农民的手段下，整个兴隆场平静得如一滩死水。郭子龙渐渐地发现吴顺广家在兴隆场的势力更为稳固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有吴顺广存在的兴隆场，他才明白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他想要做的事情是十分困难的。而吴顺广得知郭子龙回乡后，主动出击，他的策略是先以柔和的态度对待他，然后再冷了他一下，慢慢消耗掉他的热情。
而郭子龙在复仇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精明的心智，也没有那么勇敢，他不过通过暴力来震慑别人，同时为自己摇旗呐喊。他在大家面前表现得像个英雄一般，时不时摆出傲人的态度和决绝的姿态，希望以此来使吴顺广屈服。当然，吴顺广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然而，一旦吴顺广以“友好”的态度对待郭子龙的时候，这位复仇者的内心居然充满了感动，感动的情绪完全压制了复仇的决心。他渴望获得新地位，渴望施展自己的所谓英雄本领，渴望在家乡立足。为此，他可以把复仇扔在一边。
换句话说，英雄般的复仇者只是郭子龙戴的“人格面具”，所谓的复仇也只是一种表现在外的姿态，他内心渴望的不是复仇，而是一个归宿，一个新的地位。他想以这个“人格面具”重新融入家乡，重新获得原来的一切。所以，当吴顺广和他第一次交锋时，郭子龙并没有直接伤害吴顺广，而是通过和乡保队队长一起演了出戏，这场虚构的战争使得郭子龙有了小小的胜利。当吴顺广一次次给郭子龙钱，主动向郭子龙示好，言语中透露出想要把乡保队队长的位置给郭子龙时，这个复仇者又一次被感動了。这是他带着复仇的“人格面具”所获得的很大的胜利，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被兴隆场最大的地主接纳了，这个地主能够给他所想要的一切，他能够回归家乡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原野》中的仇虎和《燃烧的荒地》中的郭子龙两人同样都受“父仇子报”宗法制的观念影响，都是多年后回乡寻仇，但是仇虎报了仇，而郭子龙没有能够复仇，因为仇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回来找焦阎王报仇，而郭子龙只是带着复仇者的人格面具以求获得利益。
当郭子龙家原来的田地全部归还给了他，郭子龙到兴隆场真正的目的实现了，他摘下了复仇者的“人格面具”，不再摆出一副英雄的姿态。于是，郭子龙原本的人格变得明显：精神空虚、卑劣又容易感伤，有着纤弱和冷酷的灵魂。但是，有了田产、房子，回归了家乡的郭子龙很快感到了寂寞空虚，他过着舒服而无所事事的生活，所以他厌倦这种生活，他沉溺于无聊的英雄故事，不断回忆过去。他突然变得渴望充当英雄，也就是说他渴望已经摘掉的复仇者的“人格面具”。根据荣格的理论，如果一个人过分地热衷和沉湎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他把自己仅仅认同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人格的其他方面就会受到排斥。像这种受人格面具支配的人，就会逐渐与自己的天性相异化而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因为在他过分发达的人格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就郭子龙来说，他想要把自己认同于所谓“光辉的英雄般的复仇者”，但是他人格中的软弱自私、缺乏意志力以及多年漂泊积累的疲惫终究占了上风，这种心理上的渴望和真实的天性之间的矛盾始终折磨着郭子龙，使得他精神处于混乱无章的状态中，于是他不断怀念过去，吹嘘自己的功绩，试图找回自信，甚至拼命酗酒麻痹自己。此时他的对手是他自己，所以得到田产后的郭子龙根本无暇他顾，向吴顺广复仇自然而然被悬置一旁。
这部分论证了郭子龙为什么没有完成复仇，复仇者的形象是郭子龙为了获得利益而戴上的人格面具，得到祖产后的郭子龙却陷入了人格中弱点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博弈中，精神极度混乱，更无暇顾及复仇。下面探究为什么是张老二最后拿起了武器，变成了真正的复仇者。
二.“土地”原型——张老二的精神抚慰剂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养成了安土重迁的脾性，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更是把土地当成了一切。土地成为了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原型，拥有土地是农民的最大心愿，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耕作于斯。《燃烧的荒地》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张少清，别人都叫他张老二，以被压迫的农民形象出场，他老实勤恳而生活贫苦。张老二曾帮助过寡妇何秀英，两人因之互生情愫。但何秀英的两个嫂子以此为要挟想收回何秀英的土地，后来何秀英真的失去了耕作多年的土地。张老二此时却安慰她，“我们是苦命的人，女子，我们忍受就是了！只有能够忍受的人，将来在地狱里才不受罪！”并且说：“我不指望那些人会帮你的忙，也不跟别个寻仇。上天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上天是仁慈，有好生之德，叫人忠实跟诚心，上天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所能讲出的大道理，这是何秀英失去了土地，而不是张老二自己，所以张老二不能够感同身受。
当吴顺广的魔掌伸到张老二的地势优越的良田上时，张老二小小地反抗了一下。但遭到了又一轮更大的打击，他的水沟被吴顺广的人掘断了，并且被四面八方地堵塞了。大量的稀烂的污泥一直掀到他的田里来，毁坏了一大片稻子，此外人家还在他的地里倾倒了两大桶的热开水。张老二愤怒了，他掘开了水沟，把污泥掀到了吴顺广田里去。他的锄头不小心倒到左边的田里，并且打坏了两颗稻子，但是这位农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要把这可爱的稻子扶好。这就是世世代代的庄稼人对于土地、对于粮食的潜意识里的爱惜。土地是农民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意象，从个体出生的那一天起，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给个人的行为提供了一套预先形成的模式。“一个人出生后将要进入的那个世界的形式，作为一种心灵的虚像，已经先天地被他具备了。”这种心灵的虚像和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物融为一体，由此成为意识中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土地在农民头脑里是需要被爱护、珍惜的意象，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意象实际化为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张老二才下意识地爱护一切人的一切土地。
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显现还会和个体意识相抗衡，张老二突然意识到了这两颗正是吴顺广家的稻子，他举起锄头来就要对那些稻子掘下去。但是他立刻停住了，它们是那样青翠、挺秀、丰满，在凉风中轻轻摇动。对于土地、庄稼深切的爱使得张老二对于仇家的田地也抱着一种爱惜的心理。
张老二的土地终于被吴顺广霸占了，他的母亲也去世了，然而他变得有些麻木，只知道做苦工。反复无常的郭子龙在一种歉意的心情里帮张老二还了一个地主的债，还让张老二到家里做工。当张老二站在春天的逐渐解冻的土地上时，他的感情也逐渐解冻，他觉得这土地是属于他的，并开始期待郭子龙再次说一句把土地送给他的话。很显然，土地是张老二的安慰剂，是他的命、他的感情、他的生活的动力。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张老二看不下去郭子龙糟蹋祖产的做法声称要走，郭子龙简单回答说那就走吧。可是，出乎意料，张老二并没有走成。外面飘来的稻田的暖香，阳光下闪耀的锄头的光泽拴住了他，是的，对于土地的悬念就这样逐渐地完全控制了他。对他来说，只要有土地，一切创伤都能被治愈，土地是张老二的名副其实的精神安慰剂。
在郭子龙一次醉酒后暴打他并叫嚷着今后主人家的事不许管时，张老二终于明白这土地不是他的，是别人的，他只是郭子龙的佃户，既然土地从来没有属于他，他何必去留恋别人血腥的田地呢。可以说，他又一次失去了土地，真真正正彻底地失去了所有土地，失去了精神的安慰剂。张老二受到的压迫太深了，即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但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让他暂时的麻木。
失去了土地是张老二采取复仇行动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从来逆来顺受的张老二怎么会有勇气拿起武器杀了吴顺广，这就不得不说到张老二从外界接受到的“复仇”的信息。
三.真正的复仇者——个人无意识的积淀与爆发
就像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张老二所在的社会教给奴隶们忍受统治者，要人们把统治者的罪行当做无辜的弱点去怜恤，而奴隶们则是生活在黑暗里，被强制着不能感觉到他们自己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的张老二，“被这生活和传统的东西压得太残酷了”①的张老二是怎么变成了一个反抗者，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首先是郭子龙给予的刺激，在一定意义上，郭子龙是外来者，是多少接触过新思想的人，他给张老二带来了不曾听过的新的思想。当郭子龙第一次邂逅张老二时，他在张老二母亲的哭诉下说，“我替你报仇”，报仇是张老二从未想过的，此时的张老二并没有受到鼓动，只是觉得“迷惑而苦痛”。当吴顺广不许张老二的耕牛从他的地上走过去故意刁难张老二时，这个老实的农民想到了“慷慨而善良”的郭子龙。张老二是亲眼看着郭子龙如何向地主示威，如何对着桌子摔出了手枪。在吴顺广的步步紧逼之下，张老二小小地反抗了一回，却遭到了残酷的地主更大的报复，郭子龙并未真正为这个贫苦的乡下人考虑，而是随口说“要打死他，有一个办法。有一个人要打死他，这个人是英雄，不轻易动手的。但要是时机到了，这个人就会出来就你们这些人，不过现刻时机还没有到。”郭子龙其实说的是他自己，他这么说不过是给自己接受吴顺广的施舍一个合理的借口，而这个软弱的人最终也没有勇气真的拿起武器。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郭子龙随口一说的话却使张老二呆住了，这些观点是他先前所没有听过的，所以使他感到震惊且暂时不能为他的意识所接受。根据荣格的人格结構理论，自我作为意识的门卫担负着至关重要的任务，某种观念、情感或记忆，如果不被自我承认，就永远也不会进入意识。每个人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体验，自我会把那些不符合人格同一性的心理材料淘汰掉。但是那些不能被自我认可的体验并没有从精神中消逝，它们被储存在“个人无意识”中。“个人无意识”相当于一个贮藏所，容纳着所有那些与意识功能和自觉的个性化不协调、不一致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内容。所以，郭子龙一次次在他面前说的那些话相当于在张老二心中埋下了一颗颗种子，那些关于复仇的话其实进入了他的无意识中待命。
尤其是郭子龙最后一次说关于复仇的话，“在这个社会上，你们这些人是永远爬不起来的！到处你都要受压迫！除非你们有一天起来革命，杀死那些地主老爷，把他们的地拿起来。不然，你们休想有田地！”张老二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他像触电一般在黑暗中站着，他觉得郭子龙说的话很可怕，但是又和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吻合，于是他害怕这些思想，害怕它将要鼓动着他去做的事情。之所以这些话和他内心深处的东西吻合，就是因为他被压迫得太残酷了，“这种压迫，跟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要求已经在他们内心里开始了强烈的矛盾和斗争”②。然而又因为张老二身上的“在重重压迫与摧残下的麻木，病态和软弱”这样的所谓“精神奴役的创伤”不能一时消除，所以张老二又害怕这些想法。因此，这些思想暂时不能为“自我”承认，只能先放入无意识储藏所中。
其次是何秀英带给张老二的影响，相比于张老二的本分老实，何秀英有着原始的野性，有着对生活的渴望。何秀英在种种伦理规则纵横交错牢不可破的包围下，仍然跃动着令人悚然动容的生命震颤力。她敢于当着大家的面说出“吴大爷说话管我屁事！我又没有请他吴大爷！”;敢于宣告自己对于生活的主宰：“哪个都管不倒我，我说的！”;敢于和放债毒辣的地主王华卿斗争;敢于反抗生活中种种的不公。爱人何秀英的行为和观念必然也影响着张老二。最后也是何秀英大喊着“报仇啊！报仇啊！”使张老二更加坚定了报仇的决心。
这些观念和经验可以说都作为被压抑的心理内容进入了张老二的“个人无意识”领域。而在某些情况下，无意识可以变成意识。张老二的意识告诉他要忍受，无意识中那些反抗的观念在努力挣脱出来，在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之下，张老二终于爆发了。通过使本来是无意识的东西成为被意识到的东西，一个人就可以与他自己的天性保持更大的和谐。张老二是在近乎狂热的心情下提着斧头杀死了吴顺广，但是他做完这件事后变得异常明澈和冷静，包括面对死亡时也是从容不迫。就这样，失去了土地这个精神安慰剂后，复仇、反抗的观念在一次次刺激下从张老二无意识中挣脱出来，浮到意识层面，使得原本老实忍耐的农民张老二拿起来斧头，劈开施暴者给予的枷锁，也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原始生命强力”历来被视为路翎小说的基本特征与终极追求，在紧张的外部世界对立与缓慢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双向促进中，他笔下的主人公被赋予顽强的反抗欲望，压抑愈烈，反抗便愈悲壮。之所以谓之“原始”，就因为他笔下的主人公所做出的种种反抗行为并非受新思潮启发，而是源自本能的渴望生活的力量，是“初级形态的‘人的尊严的觉醒，是对‘非人的生活与地位的本能的反抗”。③《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是这样，《两个流浪汉》中的流浪汉也是这样。但是通过运用荣格人格构成理论分析，发现张老二最终的反抗行为不能不说和个人无意识领域里积淀的新思想有关，是他接触到的零零碎碎的有关“平等、反抗”的思想唤醒了他的最基本的“人的要求”，释放了他身上“原始的强力”。
参考文献
论文：
[1]李亚奇.论路翎小说（1940年代）的生存哲学意蕴[D].西藏民族学院，2015.
[2]刘云.为生命而战——路翎前期（1937-1949）小说中的生命意识浅析[D].复旦大学，2009.
[3]罗俊.路翎小说中的流浪与复仇的關系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6.
[4]谭旭虎.生命的畸变与异化——路翎《燃烧的荒地》之郭子龙形象解读[J].名作欣赏，2006（18）：31-33.
书籍：
[5]路翎：《燃烧的荒地》，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年，第1版.
[6][美]卡尔文·霍尔、弗农·诺德比：《荣格心理学七讲》，冯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版.
[7][瑞士]F·弗尔达姆：《荣格心理学导论》，刘韵涵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注 释
①②③杨义、张环、魏麟、李志远编《路翎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55页，143页，142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