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杰
内容摘要：在范小青的小说中，对于苏州小人物的日常悲欢给予了高度关注，从这些日常悲欢中，可以看到范小青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文中，结合范小青《灭籍记》，就当代人的生存处境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生存处境 《灭籍记》 范小青
江苏作家范小青一直十分关注苏州小人物的日常悲欢，这日常生活书写之中又隐含着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深层思考。其长篇作品《灭籍记》依然是对“身份”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这延续了她多年来的创作取向，从《我的名字叫王村》《香火》《赤脚医生万泉和》，再到《灭籍记》，范小青一直对人的“身份”问题投以关注。在对“身份”问题的不断书写中，是作者对现当代中国人生存处境的思考，作品荒诞的叙述话语和情节结构之下，隐含的是当代人身上存在的深刻焦虑心理。
一.“寻找”主题的延续
《灭籍记》这部作品主要探讨的是当代人关于自我身份确认的问题，这延续了范小青近些年来创作中的“寻找”主题。书名中的“籍”，是指户籍、学籍、档案等各种身份凭借物，所谓的“灭籍”就是要打破各种“籍”对于人的限制，解构各种“身份”对人的制约。这篇小说通过三位讲述者对于“籍”的寻找与解构，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对于当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
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吴正好、郑见桃、郑永梅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展开讲述。第一部分由“假子真孙”展开，吴正好因结婚需要收拾爷爷奶奶的房间时无意中发现的一张“领养契约”，知道了爸爸吴永辉是被领养的，自己的“亲爷爷”姓郑，是郑家老宅子的主人，于是开始寻找和他具有血缘关系的祖辈郑家及其房契，要去“认祖归宗”。第二部分是以郑见桃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她因为丢失了“籍”而一生都在寻找“籍”的传奇故事。郑见桃为了追随自己的未婚夫，从原单位骗走自己的档案后却不慎将其遗失，在那个只有“籍”能确认个人身份的年代，没有档案就等于没有身份，于是郑见桃只能不断骗取、顶替他人的身份而“存在”，直到最后以嫂子叶兰乡的身份安享晚年。第三部分是以一个“不存在的人”郑永梅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他是被母亲叶兰乡用各种“纸”虚构出来的人，只存在于户口本上、各种名册里。他的“出现”是由于母亲叶兰乡因为丢失了自己的儿子而又无法再生育、不堪忍受舆论所强加于她的“特务”身份，她就用一张张“纸”虚构了“儿子郑永梅”的人生，以此破除人们对自己的怀疑。这三个部分的内容互相缠绕在一起，一同围绕着“寻找身份”的主题展开。
《灭籍记》的“寻找”主题是范小青前几部作品的延续，作者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就是现代人如何实现自我确证，这部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对于“身份”的寻找也把读者引入了哲理层面的思考：人究竟如何证明自我？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人是真实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是活在一张张证明材料里？在传统的农耕时代，人与人之间彼此都十分熟悉，不需要借助“身份证”来验明正身，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交际圈里，好像只有身份证、学历证、档案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只有通过这些“证件”来获得社会的认可，一旦失去了这些“证明材料”，人们将无法立足于社会。一如作品中的郑见桃，明明真实的存在于社会中，却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只有通过不断盗用别人的身份“偷生”。而鄭永梅本不存在，就因为有种种的“身份证明”被社会所承认和接纳，直到最后的一纸“死亡判决”才终结他的“存在”。这样用各种“籍”来证明个人身份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它们能让社会运行更加便利的同时，也使人陷入一种无法自证的困境。
二.“多声部”的荒诞叙事手法
叙事手法的荒诞性首先体现在叙述人的“不可靠”上，三位叙述人都体现出“不可靠特征”。首先是吴正好，他作为一名哲学系的大学毕业生，却在酒店做弱电管理的工作，而且整日沉迷于游戏世界，甚至经常分不清楚游戏和现实生活。在他寻找自己祖籍的过程中，经常会在关键时刻“清醒”过来，发觉自己是在梦中“调查”，然而现实与梦境又经常出现“重合”，这就使故事充满了荒诞感。例如吴正好在寻找刘明汉这条线索时，碰见了邻居胡大妈前来借酱油，胡大妈是谁？正是刘明汉的儿媳妇。于是吴正好追问胡大妈当年的“领养契约”事件，胡大妈说了一系列的证据证明郑见桥和叶兰乡是吴正好的“亲爷爷奶奶”后，吴正好突然“醒了”，发觉刚刚的一切只不过是梦境，邻居胡大妈早已经去世了，但是胡大妈在“梦境”中所讲述的内容在经过询问后却又是客观事实。吴正好的“寻找”过程就是这样总是处于梦境与现实之间，连他自己都分不清真假，从而使其叙述话语和调查过程充满荒诞感。第二位叙述人郑见梅也同样是“不靠谱”代言人，她本身就一直在谎言下生存，正如她自己所说：“事实真相，那是什么，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吗？”由于其未婚夫王立夫被下放，她不顾一切地骗取自己的档案追随爱人，却带路途中把档案遗失，于是她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在那个时代，没有身份的根本人寸步难行，她就不得不盗用别人的身份生存，不断地更换“身份”，不停地欺骗，渐渐地甚至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谁，由这样的一个叙述者来讲述故事不免使人感到荒诞和不可信。第三位叙事人“郑永梅”更是一个不靠谱的叙述者，他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是母亲叶兰乡为了打消别人的猜疑而用各种“纸”虚构出来的一个人。以一个“不存在的人”作为在叙事者本身就具有荒诞性，从他的口吻中叙述出来的关于自己的“成长史”更是荒诞不羁，母亲叶兰乡硬生生的把一个不存在的人构造成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以为其存在，并且各种人事信息的都十分完备，无不让人感受到时代的荒诞、历史的荒诞。
小说叙事的荒诞感还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范小青在《灭籍记》中再一次体现出她对语言的实验，整部作品的语言呈现出口语化特色，戏谑、幽默是其主调。由于三个部分都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故而语言的口语化特点十分突出，且三部分的语言依据不同的叙事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诙谐俏皮和幽默荒诞的特点。吴正好的语言与其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十分吻合，最大的特点就是戏谑、俏皮，经常耍弄小聪明，例如他在寻找祖籍的过程中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描写：“那就是大海捞针吧。我没那么傻。我回家了。我家有个废物。我总想着废物能不能再利用一下呢。”由这样一个叙述人讲述的故事，当然会令人感到不可信，尤其是他亦真亦幻的调查过程，更让人感到荒诞。叶见桃则是个人生阅历十分丰富的人，因此她的语言充满了戏弄和嘲讽的味道：“这孙子，以为自己逻辑性强呢，以为只要有逻辑有推理就有一切呢，孙子哎，你差远了去。”她在叙述自己离奇的人生经历时，也是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好像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郑永梅的语言最能体现出荒诞感，他作为一个并不存在的人，却是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无所不知。讲述他的“出生”、小学、中学，到作为知青下乡，再到读大学、工作等一系列“人生经历”，整个的话语系统都处于非现实的荒诞语境中。
三.对当代人生存焦虑的剖析
《灭籍记》围绕人物“身份”的丢失和寻找，在亦真亦幻的叙述话语中，揭示了现代人外在的“身份”与自我的主体之间难以调和的悖论。这其中隐含的是人们对自我身份的一种焦虑感，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们过于依赖社会上的某些成规条例，过于渴望把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从而导致了自我的丢失。假如没有那些外在“身份”的证明，“我”究竟是谁？如何获取自我认同感？人的自我、命运和存在的合理合法性都要依靠那背后的一张张“籍”来正名吗？这些正是这部小说所内涵的对现代人生存焦虑所进行的深入思考与剖析的问题。
吴正好执着追求寻找“亲爷爷”、确认自我身份的背后不过是对利益的追逐，他想要通过确认自己是郑见桥的孙子，从而获得郑家老宅的继承权。小说的缘起就是吴正好为了准备婚房而收拾房屋，狭窄的旧宅根本不够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于是在发现自己“亲爷爷”竟是郑家祖宅的主人时，毫不犹豫的要“认祖归宗”。从这里可以看出，吴正好寻找自己的“身份”不是真的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而是为了得到这个身份背后的利益。吴正好的焦虑就在于他想要得到“郑见桥孙子”的身份而不得，一味的追逐自己想要的那个“身份”却丢失了自我的主体，最终却发现所谓的“房契”不过是一张伪造的纸。而郑见桃一生的寻找与追逐身份，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个生存的凭借，因为没有身份，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她一輩子都在盗用别人的身份，无数次更换姓名，直到晚年还是以嫂子叶兰乡的身份“存在”，从她丢失档案的那天起，她就丢失了自我。而叶兰乡的焦虑在于她无法忍受别人强加给她的“特务”身份，于是苦思冥想之后决定创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儿子”，凭空捏造出各种能够证明“儿子”存在的材料、证明，以此来破除别人的猜疑。郑永梅与郑见桃从名字上就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应关系，一个是“永没”，一个是“见逃”，一个有名无人，一个有人无名，作者通过他们二人的对照传达出了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这种充满了荒诞感的人生境遇，也传达出了现代人在自我确认过程中的焦虑处境。
《灭籍记》中的人物寻找和确认身份的这些行为看似荒诞，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屡见不鲜，当代人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身份符号”所挟持，沦为身份的奴役。可以说每个人都在无法确证自我的焦虑中生存，政治身份、文化身份、职业身份等等这些标签化的身份符号已经无法从人们的自我中剥离，就像吴正好最终找到的“叶兰乡”虽然并不是真正的叶兰乡，但郑见桃的真实身份已经完全被叶兰乡的证明材料取代，也就是说，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叶兰乡。正如吴正好追寻郑氏子孙的身份一样，现代社会中每个人也都在追逐着不同的社会身份，追逐着这些身份背后所代表的权力与利益，从而导致与“自我”的渐行渐远，始终处于游离自我主体的焦虑之中。作者在最后提出“灭籍”，就是要求我们打破“籍”对自我的限制，呼吁人们挣脱“身份”的束缚，做回真实的自己。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