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丽
内容摘要：《爵士乐》是诺贝尔奖得主托尼·莫里森书写非裔族群城市化进程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从南方迁移到北方大都市的黑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的生存境遇。本文主要运用鲍得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以小说中黑人女性的美妆消费为切入点，探究其中的美妆消费文化及其审美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展现在物化的消费社会中，美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消费品，而是作为审美的符号能指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
關键词：《爵士乐》 托尼·莫里森 美妆消费
托尼·莫里森（Toni Morison， 1931-2019）是美国当代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到目前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奖的黑人女作家。她的第六部小说《爵士乐》一经出版并广受好评，被《世界》杂志赞誉为“吟唱布鲁斯的莎士比亚”。该小说以“爵士时代”哈莱姆社区的音乐殿堂“莱诺克斯大道”（Lenox Avenue）为背景，用爵士乐的形式讲述了迁移到大都市的新黑人乔·特雷斯、维奥莱特和多卡斯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他们与当时蓬勃发展的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们从爵士乐式的叙事艺术、黑人传统与城市空间、黑人美学等视角阐述了小说中的丰富内涵，其中荆兴梅[1]、郭昕[2]、王斐[3]等学者在论述中提及了消费主义对小说中主人公的影响，但还很少有学者从美妆消费与审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这本小说。
消费主义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并迅速发展到其他地区。鲍德里亚敏锐地观察到了在消费社会逐渐丰盛中，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不再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4]43 并且“物要被消费，首先必须成为符号[5]200，也就是说，“消费是一种系统性的符号操控”[5]200，在这个消费体系中，人们消费的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隐藏在其背后的符号价值和意义。而人们在追求这一符号价值的过程中会逐渐沦为消费的奴隶从而被消费所异化。美妆消费伴随着消费主义的浪潮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哈莱姆，非裔女性的美妆产品被大批量生产出来以迎合她们对日益增长的美妆消费品的需求。但是，在消费社会中，作为一种审美符号，美妆在消费的背后蕴藏着资本、性别和霸权的压迫与异化。结合小说中的消费社会背景和黑人女性的美妆消费行为，本文试图用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分析《爵士乐》中的美妆消费与审美文化，从美妆机制与审美文化背后的资本结构，性别结构以及美妆消费与审美标准背后的霸权结构这三个方面分析莫里森对身处消费社会中的黑人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一.美妆机制与审美文化背后的资本结构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5]43，这种丰盛现象的出现使消费逐渐“控制着我们的整个生活”。[5]6由此，处在消费社会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被消费所控制的漩涡。
首先，种类繁多、用途多样的美妆产品引诱黑人女性不断进行审美消费。小说中曾多次提及美容院这个与美妆相关的消费场所受到很多都市黑人女性的欢迎，她们想通过定期出入美容院使自己变成“城市气很足的大家闺秀”[6]18往自己的嘴唇上涂上不同颜色的口红，抹上指甲油，用着雪花膏、润肤膏、染发剂和“克里奥佩特拉”牌化妆品。不论是黑人中产、普通黑人女性还是无业女性都和美妆发生联系，不同阶层的黑人女性在消费社会中被物化而陷入消费逻辑的漩涡，使其在摆脱种族奴隶身份之后又成为消费社会的奴隶。
其次，广告的宣传使美妆产品以惊人的速度被黑人女性所熟知。她们不顾一切代价地追寻它背后的审美价值，其结果也是被消费符号所操控。小说中以《危机》为代表的时尚杂志用大篇幅宣传美妆产品，诱发黑人女性通过美妆改变自身形象，让其为了满足审美的欲望而不断进行消费，以至于落入资本控制的逻辑。
二.美妆消费与审美文化背后的性别结构
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5]29也就是说，在消费社会中，身体成为了最美的消费品，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当女性的身体像消费品那样被物化，那么在这种以身体为审美对象的审美文化中就蕴含着女性处于“被消费”的不平等的性别结构中。
在消费社会中，审美化商品的背后是物于物之间的关系。小说中黑人女性在追逐美妆消费品中使自身也成为商品。被物化的黑人女性身体成为男权社会中被观看和凝视的对象，通过美妆消费打扮时尚的街头女郎成为男性的消费品。在小说中，在第五大道上，那些穿着丝袜，浓妆艳抹的黑人女性被男性推销员观赏和抚摸，“就好像她是商品的一部分，由他们来屈尊销售似的。[6]56”在这里，通过美妆增加魅力的女性显然已经被男性物化，被视为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另外，多卡斯在参加聚会前总是会和好友菲丽斯一起精心打扮一番，她们会分外精心画上眉毛和睫毛，会涂上烈焰般的口红，把指甲也涂成红色，因为她们觉得红色是最具诱惑力的色彩。她认为一个“穿着打扮很差劲的身体什么都不是。[6]68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舞会上上赢得男友阿克顿和跳肚皮舞的两兄弟的关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多卡斯为代表的黑人女性想通过美妆的效果释放女性魅力，但是殊不知她将自己的身体暴露在男性的凝视之下，于是再暴露了现实中的男女权力不平等关系。她们为在视觉上取悦男人而进行的美妆消费活动，正是女人在男权社会中依附于男人的体现。所以，黑人女性花大量的钱消费来美化自己的形象，是因为她们理想的观众是男人，而男人在权力关系中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在生活评价中，如果说对男人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和业绩来评价的话，那么，对女人常常是根据她们的外表来进行评判。[7]54”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通过美妆获得的审美形象正是男权社会的产物，黑人女性的美妆消费背后隐藏着女性为从属地位的不公平的性别结构。
三.美妆消费与审美标准背后的霸权结构
在小说《爵士乐》中，对于黑人女性的美妆消费来说，她们通过消费美妆获得了审美符号，渴望通过拥有这种符号能够更快速地融入大都市生活。然而，在当时的消费社会中，审美的标准依然是白人的主流审美，20世纪20年代，美国黑人社区流行的美妆消费文化表现出“以白为美”的审美标准，這一审美标准背后，暗含着白人文化霸权。因此，他们通过美妆消费所获得的白人审美价值使其陷入由霸权结构所带来的身份危机之中。其一，由于受种族传统文化的影响，非裔女性在进行美妆消费的过程中一方面会被以符号消费为特征的消费文化异化，造成主体性的散失。小说中维奥莱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她本人非常黑，像个擦皮鞋的”[6]218而她自己却酷爱多卡斯的浅肤色和又平又直的头发，于是她就模仿多卡斯，去多卡斯去过的美容院，询问了她用什么色号的口红，哪位理发师帮她理发，但这样模仿别人的维奥莱特已经和最初的自己相背离，导致她说“我看着自己，就像看一个我在电影里或杂志上看到的人”[6]222，因此，她在美妆消费中使自己散失了主体性。
其二，由于受“以白为美”的主流审美和“以黑为美”的非裔传统的影响造成黑人女性种族身份认同危机。维奥莱特渴望通过美妆消费使自己的肤色变浅，以为自己是白的，“又白，又年轻，再一次年轻”[6]221让自己的头发变直，像杂志封面女郎一样有魅力。她还怀揣着“金发男孩”的童年梦，因此也可以看出，到大都市生活二十多年的维奥莱特向往的是“以白为美”的主流审美，她的美妆消费行为符合的使白人主流审美下的符号价值，与自身的黑人传统“以黑为美”审美价值产生了冲突。因为“消费生活方式是构成民族认同的一个内在的方面。消费习俗、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均同民族认同有密切的关系。”[7]83维奥莱特追求美妆消费背后的审美价值与自身的民族性相悖，因此，她会陷入种族身份的危机之中。
本文以鲍得里亚的符号符号消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以美妆消费作为切入点，结合小说当时美国消费社会的大背景探究小说中黑人女性的美妆消费及审美文化，从美妆消费文与审美消费背后隐藏的资本、性别和霸权三种社会关系结构来分析小说中的美妆消费及其审美文化，体现美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消费品，而是作为审美的符号能指在黑白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美妆作为一种时尚成为消费社会中黑人女性主动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途径，对其提高外在形象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消费社会中，审美化商品的背后是是资本所构筑的社会关系结构，是性别的不平等结构，是物于物之间的物化关系，小说中非裔女性在美妆消费中体现了审美消费文化背后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霸权关系结构，体现了莫里森对处于大城市消费社会中的黑人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1]荆兴梅.移民潮和城市化——莫里森《爵士乐》的文化诠释[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6（01）：214-225.
[2]郭昕.“作为共同体的歌唱队”：论莫里森《爵士乐》的古典叙事和都市生存策略[J].外国文学，2019（04）：40-49.
[3]王斐.追寻城市中的空间正义：美国非裔都市叙事嬗变初探[J].外语教学，2018，21（01）：76-81.
[4]让·鲍德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托尼·莫里森.潘岳，雷格译.爵士乐[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
[7]王宁.消费社会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云南师范大学2020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立项一般项目（项目编号：ysdyjs2010115）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