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迪
内容摘要：唐宋词中不乏站在女性立场，以女子口吻表情达意的作品。这些词作从创作动机来分，大约有三类情况：赏玩女性;抒发男女缠绵情思;委婉地借女性舒展政治抱负。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词本身的特点有关。主观原因乃是封建文人士大夫长期以来养成的“臣妾心态”。
關键词：唐宋词 女性角色 拟女性 臣妾心态
唐宋词中，有一现象可谓光怪陆离，文人士大夫经常在词中以女性视角，模拟女性的情态、心理，“男扮女装”地以女性身份来抒情达意。例如：
《长命女（一愿郎君千岁）》虽是一歌姬口吻，作者却是以文雅著称的南唐宰相冯延巳。《玉楼春（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的作者也并非豆蔻年华为初恋所恼的少女，或是陷入婚姻围城的怨妇，而是性情持重的北宋名相晏殊。《生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作者也并非人们猜测的“断肠”女词人朱淑真，而是北宋一代宗师欧阳修。窥探不胜枚举的唐宋婉约词约微可知，唐宋词（主要是婉约词）中，确实存在着并不鲜见的男儿好发妇人语的现象。而且，身为高层士大夫的冯、晏、欧诸公尚且如此，那就遑论其他中下层词人了。
男性写手下的唐宋词拟女性作品，按其目的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将女子作为娱情赏玩的对象。词人作词的初衷并非言志，只为应景让主客尽兴罢了。词里的女子多为歌舞伎，多是男性生活里无足轻重的点缀和调剂品。由于作者与被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在现实中两者的互动关系限于主宾，社会地位高下贵贱悬殊，所以词人多用男性视角，以一种“以我观物”的狎赏心态描述她们。例如牛峤《女冠子》中的“玉趾回娇步”;尹颚《清平乐》中的“赚得王孙狂处，断肠一搦腰肢”等。他们多精工细描女性的容貌、服饰，追求视觉感官的畅快，而少有对其内在心理的真切体现。
二是借女性的遣怀来传递、透视自己对情爱的感受和认知。在中国古代表现爱情的诗词及至现实生活中，多是男子在满足情爱的需求后便不复回头，徒留女子怀抱绵长无尽的相思。私意以为，在一场真正的爱情中，若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性别平衡未被打破，双方在精神需求上是平等的，那么所感受到的厮守的甜蜜、分离的痛苦以及别后的相思也理应是相同的。但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导致传统士大夫不写“我想女子”而写“女子想我”，因为在他们的理念中女性的归属即在情爱圆满后的家庭，而男性则要从中抽身，去拥抱更广阔的天地。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文人在和歌女的磨合中总会产生或深或浅的情感烙印，以致他们在词中描写思妇心理时，有意无意地用同理心去关照她们，“代言”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抒”。例如柳永《雨霖铃》中的千古绝唱“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若非柳永与歌女们在互动中真正深有触动，又怎能将自身投入的这份相思描绘得如此刻骨？
三是通过女性角色的哀怨甚至呼告来委婉地言志，来浇胸中之块垒。贸然批龙鳞不仅有违交往做人之道，而且危及生命。风流倜傥的学者只好以男女幽怨托之，讽而不露。这种以妇人自比，以情人、官人拟君的寄托之作在唐宋词中虽不能说比比皆是，但也可说是稀松平常。例如辛弃疾就在好些词中婉曲地经由“蛾眉”、“失宠的妃子”等女性形象，用怨悱的口吻倾吐他对国祚式微的忧虑，壮志难酬的愤懑。
唐宋词中的“男子而作闺音”并非男性文人突发奇想，在这种大丈夫却好发“妮子语”的创作行为背后究竟隐藏着哪几层原因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求。
第一、受社会政治大环境与文化氛围的影响。一方面，宋代统治者鉴于大唐因藩镇割据而亡的教训，在内政上下猛药加强中央集权，重文抑武。但也恰恰因此，当北宋被金人攻城略地时，昏君佞臣大权在握，中原百万官兵武不能战，一味退守南方，都城竟也为形势所逼，由汴京辗转沦落至临安。南宋偏安一隅，苟且偷生。宋军在军事上的不堪一击又从负面刺激了国人厌战求和的心理。其间，虽然也有个别将相乃至帝王的锐意革新、奋力一搏，也终究是强弩之末，垂死挣扎。这样的恶性循环似乎给历史上的宋人心理打上了固定的标签：保守、求静、求安、懦弱，而少有唐人开阔辽远的视域、豪迈疏狂的胸襟、开拓进取的思维格局。
另一方面，宋代的城市经济和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繁荣，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的地位节节攀升，社会上层几乎只享逸豫，不思忧患;只看眼前，不虑将来。此种生活观又进一步磨掉了男子本性中刚猛进取的野性和锋芒。因而，宋人在词中较少表现出逐鹿中原以外的旷野、荒原的追求，却更多注重“自我”性灵抒发的意趣，更多关注“小我”的温馨满足。唐代诗人感兴趣的边塞狼烟、戍边苦寒、秦时明月、田园牧歌、百姓疾苦、朱门酒肉，在宋人看来或许远不如掌中的一杯美酒、指尖的一根银箸、女子惹人生怜的盈盈粉泪、宴上的一曲靡靡之音来得动人，来得有吸引力。
第二、词自身的原因。一方面，词产生的环境决定了文人们偏好“妇人语”。酒筵上，多由酒酣耳热的文人即兴根据词牌写词，然后交由伶人伴奏演唱。自晚唐渐降至两宋，艺术审美风潮发生了变化，士大夫们由欣赏如汉代的李延年、唐代的李龟年那样的同性歌友，转而欣赏如莺歌燕啼、娇浓软语式的“萌妹子”、“金嗓子”。在这样浓重的充满了女性脂粉味的音乐环境中，文人词不自觉地屈从于女性偏于细腻、柔美的歌喉的需要。
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大多文人基本认同文要用来载道，诗要用来言志的观念，而词最初只是难入大雅之堂的诗余、“小技”。这种反差性的认知反倒使词在抒情方面更加直率袒露，担当起了抒发诗文所忌讳的，其实是人之平常，也是人之所大欲的某些情感的任务。这些正常人的感情被积蓄压抑了太多太久，因而“闸门”一开，自然迫不及待地左冲右突，形成一道绮丽柔婉的风景。下至风流文人如柳永，上至名公大臣如范仲淹、司马光，几乎都曾沾染此风。
第三、中国士大夫男子根深蒂固的“臣妾心态”是使拟女性作品逐渐发展起来的深层原因。专制时代处于“三纲五常”这种特殊伦理关系中的男性，既要做孝子，又要做忠臣，角色负担和责任比只主内的女子更加深重。尤其当他们仕途失意感慨关山难越的时候，更会意识到自己在朝中犹如弃妇的处境就好比在闺中企盼良人眷顾的怨妇的境遇。他们可以在女性面前耀武扬威，却要在人主面前，在庙堂之上伏低做小。所以，当士大夫们仰天长叹“谁悲失路之人”时，心理不自觉地向社会处境和自己相似的女性社会角色靠拢，寄寓于弃妇贱妾来表达宦海沉浮之感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中国士大夫深层的“臣妾心态”脱胎于“三纲”中一味强调单方面付出这一单向伦理法则。关于这一点，叶嘉莹先生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在这种关系中，为君、为父与为夫者，永远是高高在上的主人，而为臣、为子与为妻者，则永远是被支配的对象。不过此‘三纲中，‘父子乃是先天的伦理关系、所以‘弃子的情况，不仅发生得较少，而且复合的机会也比较多。可是‘君臣与‘夫妻则是后天的伦理关系，其得幸与见弃乃全然操之于高高在上的为君与为夫者的手中，至于被逐之臣和被弃之妻，则不仅全然没有自我辩解和自我保护的权力，而且在不平等的伦理关系中，还要在被逐和见弃之后，仍然要求他们要持守住片面的忠贞。”①因而，中国古代男性词人的这种“臣妾心态”也可说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并且较深地影响了唐宋词的发展。
在以女性口吻言说的唐宋词出现前，中国古代文坛多是男性的天下，不仅作者是男性，作品中塑造言说的对象依然多是男性。结合当时女性在社会上没有话语权的实际情况，唐宋词中拟女性作品的大量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男性作者群对于女性的注目与关心。除了部分民歌和女性自由自发抒写的少量作品，以及一些可能无法流传的作品外，女性的遭际、女性的诉求，在文学舞台上，常常是被男性冷落的存在。而唐宋词中，一些男性文人能放下身段，和女性的内心世界共情，表达对她们的同情与关心。尽管这种男性视角在男性统治视野下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只能是沧海一粟，只能是万紫千红中单薄的一朵小花，但它所体现出的隐约的人文情怀，和反映出的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演变情况，却也值得我们探讨。
注 释
①《迦陵论词丛稿》，叶嘉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230。
参考文献
①《花间集校》[M]李一氓，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②《词话丛编》[M]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1。
③《唐宋词风格论》[M]杨海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牡，1986。
④《唐宋词拟女性心态探析》[J]，王乾，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7。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