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琬莹
摘 要 “后真相”是相比于客观事实，情绪和个人信仰更能影响舆论的特殊现象，“后真相”时代便是这一现象成为普遍的时代，对于“后真相”时代的成因，从受众角度讲主要有四点：观展/表演范式下修辞劝服常态化让谎言的成为艺术，整饰而不是真相成为表演的主要道具；草根失望后的犬儒解读让服务自我成为选择性接触的动机；震惊过度后的潜意识抑制成为讯息泥沙俱下中的自我保护；最后全球化浪潮中的民粹主义对抗让挑衅精英政府成为自我建构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受众；后真相时代；成因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20-0075-04
近年来国际政治事件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莫属英国脱欧的公投和特朗普的逆势当选，这两个黑天鹅事件使“后真相”一词的全球使用率飙升了2 000%①，2016年9月《经济学人》的《谎言的艺术》以及随后《纽约时报》网站的《后真相政治的时代》径直呼告后真相时代的来临，《牛津词典》更是将“后真相”精选为2016年度的热词之一。对于“后真相”时代的成因，学界的研究或立足全球经济视野，或回归人的主观能动性，或从社会共识崩塌的危机中、媒介发展对人的交往方式影响中寻找“后真相”时代的成因，笔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选取“受众”的角度，认为“后真相”时代的成因包括：观展/表演范式下修辞劝服常态化、草根失望后的犬儒解读、震惊过度后的潜意识抑制、全球化浪潮中的民粹主义对抗。
1 “后真相”时代的定义
“后真相”时代一词是美国畅销书作家拉夫尔·凯斯最早提出的，凯斯发现美国政治环境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网络舆论操控或影响民意。1992年塞尔维亚裔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希在美国《国家》杂志中也用“后真相”一词描述海湾战争，他写道“作为自由人，我们自愿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世界中”[1]，可是那时后真相现象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英国脱欧后人们才在反思中意识到“后真相”的时代症候已经蔚然成风，诸如“教皇背书支持特朗普”“奥巴马说非法移民可以投票”“希拉里将被定罪”之类的假新闻不胫而走的时候，“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不证自立。
美国《国家》杂志用“情绪影响力超过事实”来描述“后真相”时代，《经济学人》对“后真相”时代的注解是“政治谎言的目的是为了制造错误的价值观”，《南方周末》的记者望清秋用“情感太多，事实已经不够用”描述“后真相”时代，最终牛津大学给出了权威解释：客观事实对公众意见的影响没有感性诉求的影响大。这些定义都将“真相让位于情感”作为“后真相”的主要表现，本文笔者采用2016年11月16日《牛津词典》的定义，“Post-truth（后真相）”即为“相比于客观事实，情绪和个人信仰更能影响舆论（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2]“后真相”时代便是这一现象成为普遍的时代。从定义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真相”一词虽然出自政治领域，但是在虚假宣传盛行的今天“后真相”现象已经渗透到流言、谣言触及的各个领域，谎言走上前台，真相在受众任性的选择性倾向中隐于后台，信息传播中的看与被看不再是对事实的展示和真相的追查，投其所好的伪装艺术反倒成了讨好受众的不二之选，而受众似乎也是看破不说破的在欺骗的游戏中自得其乐。
2 受众视域中“后真相”时代的成因
不同于过去“全景式”的监狱，网络沟通个人之后受众开始对抗“管理者”的信息控制，然而突破管理者“信息不对称式”的控制之后，受众又陷入了自己茧造的“共景式”监狱，本以为真相越来越近却总是事与愿违，手握失去魔力的魔杖，受众的集體失望和对传播骗局的讨伐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中形成情绪泛滥的后真相时代，立足受众恐怕才能解开这一时代症候的谜团。
2.1 观展/表演范式下修辞劝服常态化
在“后真相”影响力最大的政治领域，我们发现选举变成了网络红人式的选秀，选民变成粉丝，围观着政客们脱离现实的表演，政治家的人格和策略已经不是胜负的关键，信口开河，抹黑描红，大量吸粉成为上位的关键。美国本来就是迎合式民主，选举游戏规则的改变自然要跟着受众的口味来，社交媒体的属性已经将受众变成了观展/表演范式下的观众和演员，“表演”成了受众习以为常的接受方式。
1998年英国社会学者阿伯克龙比和郎赫斯特在专著《受众：展演和想象的社会学理论》中将过去50年来受众研究范式的变迁概括为行为范式、合
作/抗拒范式（又译纳编/抗拒范式）以及观展/表演范式（又译景观/表演范式），行为范式着重研究传播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合作/抗拒范式着眼于受众对意义的建构，而社交媒体环境下催生的观展/表演范式则将受众关注的“我是什么”“我有什么”变成了“我看起来是什么”，什么才是出场的正确方式是这一时期受众关注的重点，而受众自己不仅是不断整饰的表演者同时也是观看他人表演的看官，看与被看的角色可以灵活切换。在这一范式下自恋、扩散受众、观展等词成了景观中的独特风景，表演欲和自我中心成了受众的独特心理。
观展/表演范式形成了流量即金钱、围观造就话语权的游戏规则，为了争夺这些资源并获得传播力量，古典修辞学的“修辞文辞以达到最佳演讲效果”的策略有了很大的用武之地，修辞劝服高潮之际也成了“谎言艺术”滥觞的地方。实际上，修辞劝服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为盛行，1927年拉斯韦尔出版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就系统的介绍了各种战争劝服的修辞手段，但是不少人将该书定性为教唆战争的教科书，惊恐的建议“马上销毁它”，当社交媒体让这种手段重回话语的角力场时，定义霸权和专制修辞在华丽表演的掩护下通行，毫无根据的“抹黑”，歪曲事实的解读、四处飘溢的谣言成了暗潮翻涌后留在沙滩上的垃圾，而谁又愿意在一片狼藉中费力寻找稀珍的真相？这时后真相时代的大门有了开启的理由。endprint
2.2 草根失望后的犬儒解读
犬儒主义最早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这一流派追求自然脱俗的生活，主张摆脱物质偏见的束缚，向往自由追求真理的境地。但是现代犬儒主义却曲解了这种骨子里的高尚变成了照猫画虎的玩世不恭、消极不为、戏谑冷漠，对周围尤其是权贵精英采取不信任、愤世嫉俗的态度，因此人际关系非常脆弱又时常因为内心的不满而感到愤怒、辛酸、憎恨和神经衰弱。斯洛戴特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中给现代犬儒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犬儒主义是一种启蒙的虚假意识，它是现代化的不幸意识，在它身上，启蒙的努力既成功，又不成功。它在启蒙中学到一些教训，但它并没有，也许也不能将其投入实践。”[3]这个定义揭示了现代犬儒主义与古典犬儒主义大相径庭的原因——现代化的不幸。
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和权利的联姻被新自由主义鼓吹成正义的秩序，我们以为话语权利回归草根但是真相和权威仍然被少数组织、机构和个人垄断，网络虽然众声喧哗但更多的个人被淹没在噪音中，大批的乌合之众被强有力的舆论领袖所引导，权利从来没有雨露均沾，民主的乌托邦没有实现反而破灭，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的描述，中国社会就像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就是经济精英，“一盘散沙”就是社会大众。一方面社会大众企图以日常的讽刺、挖苦和不屑对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控制，企图以“神马都是浮云”的戏谑态度掩藏高贵伪饰下对权利的渴望，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又常常因为理想的破灭而陷入无望，理所应当的走向孤独虚幻的内在，顾自沾沾自喜和洋装崇高。
犬儒主义总是以一种病态的、自我毁灭式的价值观诉说着对世界秩序的不满，在犬儒主义那里“正直、诚实被想象为不诚实的最高形式，道德被想象为放荡不羁的最高形式，真理被想象成为谎言的最高形式，因此为了自我保存，我们应该放弃诚实、道德和真理。”[3]这时，真相变得不再重要，取悦自己，逃避普遍和崇高才是选择性接触的标准。一定程度上，网络的定制推送功能也迎合了犬儒主义的心态，信息经过过滤气泡后变得同质并且符合犬儒主义的审美情绪。在自掘坟墓和媒介迎合的双重助推下，犬儒主义彻底背叛真相，走向情感营造的虚假的乌托邦。
2.3 震惊过度后的潜意识抑制
如果说犬儒主义的解读是对真相的背叛，那震惊过度后的潜意识抑制还多少保留着对真相的敬畏，只是前者是一种怪诞的逃亡，后者是一种保守的自我保护。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谈到“倘若我们完全而直接地接受作用于我们各种知觉结构的每一次神经冲动，我們很快就会成为神经质的人，就会随时心惊肉跳、掀动警铃。潜意识抑制保护我们的核心价值系统，正如它借助一种简单的机制，大大缓解经验（极热属性）的冲击，从而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一样。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冷处理系统会导致终身的心理僵化或梦游症。”[4]现如今，我们与世界的距离用“地球村”来比喻再适合不过了，相隔万里的人因为媒介技术的发展仿佛步次就能到达，讯息频繁的在受众中间穿梭。最大限度地突破时间和空间界限的讯息在与受众的互动中被重新解读、建构和传播，以至于该信息重新传播到发起者的耳中时完全变了样子，连发起者都分辨不出来，安徒生有关一只鸡掉了一根鸡毛最后被讹传成扒光了全身鸡毛的故事是对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生动解释。互联网时代的自由体现在这里，乱象也出自这里，真相的查证也只会掀起又一波的热议和震惊，互联网时代真相离我们更近或许不是一个真命题。
交往范围的扩大使我们对信息的获取逐渐脱域，媒介信息成为我们感知、监测社会的工具，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帮我们延伸了我们对世界的知觉，但如果这种延伸长期被暴露在各种反转、震惊的伪真相后，并且每次都“心惊肉跳、掀动警铃”，我们早晚会成为神经质的人。弗洛伊德将人的潜意识比作一个“大前房”，各种兴奋在这个大前房里相互拥挤，而我们向外界展示的也只是与这个大前房相连的很小的一个“接客房”，可想而知，如果大前房的所有潜意识都冲进接客房，你恐怕早就要被关进精神病院了吧，所以做梦是我们的潜意识逐渐释放的过程，释放的过程中身体的“审查机制”会抑制潜意识的破门而出，只释放“符合标准”的潜意识形成梦境，呼吸急促、梦话或者梦游症就是潜意识抑制相对失效的结果。由此看来，不让全部意识爆发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常态”，只有将部分自行繁殖的“真相”关在不被我们解封的“大前房”中，我们的神经系统才能正常运行，不被过度消解。用潜意识抑制进行自我保护的受众如同接受心理治疗的病患，将鱼龙混杂的信息降温压制甚至直接漠视，不去剖开一切非要寻个真相才能不致精神失常，谁又在乎是不是真相？挑几条自己喜欢的信息赏味即可。
2.4 全球化浪潮中的民粹主义
前面三个观点皆是从微观的受众心理角度讲，全球化浪潮中的民粹主义则是立足宏观的受众视角，另外犬儒解读更多是服务自己的解读方式，民粹主义则是更富张力的对抗式力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资本、人才、技术等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通，参与国家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出现重重矛盾，因为新自由主义的逼迫而无法维护传统公平的国家先后掀起民粹主义的风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民主和福利维护的公平被市场不平等的本质不断冲击，贫富差距的沟壑愈撕愈大，“红利主要被精英阶层攫取，中产阶层所获甚微，劳工阶层更是频遭重创。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中产阶级朝不保夕，数量大幅度下降，如美国的中产阶级就从危机爆发前总人口占比的70%下降到不足50%。”[5]华尔街游行只是矛盾爆发的小疱疹，如同哈贝马斯的预见，福利社会中国家制度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失望的情绪却在逐渐蔓延，国家的结构性危机最终会使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新自由主义复苏，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婚姻面临危机。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由于发展根基薄弱，再分配制度滞后和国家体制的限制无法适应全球化浪潮的突然袭来，本国资源、文化、民族认同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在这样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成了国际政局博弈中对抗资本贪婪的新势力。endprint
民粹主义以草根性、非理性、批判性为主要特点，比起同向建立起来的认同，对抗式尤其是对精英、政府和资本的对抗是民粹主义建构认同的常见方式，多数国际恐怖组织的源起也常常是在宗教问题上得不到同向认同后建立起对抗式认同的组织，可见民粹主义很容易发展成极其强调平民价值的偏激主义，对政府和精英采取彻底的不信任态度，企图维持旧式的社会秩序不愿在全球化浪潮中成为边缘的、被遗忘的或是被压榨的群体。我们看到民粹主义的极端形式——恐怖组织已经非常善用网络，他们之中不乏黑客出身，通过抵制和破坏新秩序显示独立性和完成自我建构的过程因为网络的出现显得隐匿和可怕，凯恩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的预见，新媒体可能造成传播的分裂，网络集群的极端化更容易发生，这会对西方的民主政治造成威胁。精英相信真理，极端民粹主义者就破坏真理，政府追查真相，他们就用情绪掩人耳目，恶搞即存在，对抗即独立，民粹主义无疑是后真相时代到来的助推器。
3 结束语
后真相时代的成因相当复杂，从5W的任何一个角度讲都可以长篇累牍，笔者选取了受众的角度，从观展/表演范式下修辭劝服常态化、草根失望后的犬儒解读、震惊过度后的潜意识抑制、全球化浪潮中的民粹主义对抗四个方面对后真相时代的到来进行了浅析，其间不乏对新媒体推波助澜的补充。其实，后真相时代在中国早已崭露头角，富人原罪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虽然后真相的政治危机在我国还未被广泛挖掘，但事实的危机案例俯拾皆是，作为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者，中国也应高度关注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就像美国《经济学人》的警示，真相不会因为表演的加入而退居后台，面对后真相时代的事实危机我们必须牢记：“求真乃是一条不可逾越的人类道德与政治底线。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5]
注释
①维基百科.Post-truth politics[EB/OL].2017-06-28.https：//en.weikipedia.org/wiki/Post-truth politics.
参考文献
[1]黄玉敏.“后真相”时代下媒体职责思考[J].新闻研究导刊，2017（5）：112.
[2]开薪悦.“后真相”时代里的“新闻反转剧”——对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的再思考[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7，2（1）：84-90.
[3]Peter.Sloterdijk.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translated by Michael.[M].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3，5.
[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2000：53.
[5]王金林.后真相政治探幽[J].探索与争鸣，2017（4）：21-23.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