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新
关键词:《圣伯丁年代记》;普鲁登特;兰斯的辛克马尔;简妮特·尼尔森
进入加洛林时代,法兰克社会进抵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所形成的“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一项突出成就就是丰富、多样的历史书写。编年史、年代记、传记、圣徒传记、史诗传奇等各种体裁的史学著述喷涌而出,展示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过往历史、当下现实和未来愿景的种种认识。在《王室法兰克年代记》(Royal Frankish Annals)的引领下,1一批年代记前后相继,接踵问世,构成了一种独具风格且纵贯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加洛林编纂体裁和历史叙事系统。而在其中,《圣伯丁年代记》(The Annalsof St-Bertin)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它上承《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与《克桑腾年代记》(Annales Xantenses)、2《富尔达年代记》(The Annals of Fulda)3等史乘并世比肩而立,下启《圣瓦斯特年代记》(The Annals of St-Vaast),1记述了9世纪中叶前后半个多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各类重要史事,实为加洛林时代一部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然中國学界对于这部文献相对陌生,所知甚少,对其重要性更是很少有人谈及。它不仅没有出现在国内高校历史学专业讲授欧洲中世纪史的课堂上,就是在西方史学史专业领域的研究著述中也鲜有涉及。这种情形,晚近一个时期方开始有所改进。如赵立行先生在这方面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其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诸多解说评析可圈可点,颇值得关注。2有鉴于此,在2013年所主持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的汉译和研究”中,本人便将《圣伯丁年代记》作为主要迻译内容之一。意在通过迻译方式,将其介绍给中国学界,以期能够对西欧中古史教学有所裨益,进而加深、推进中国学界对欧洲中古历史的认知与研究。
因学识有限,功力不逮,在这部文献迻译的过程中,本人参考了许多欧美学者关于这部文献的时代背景、基本面貌、主要特征和历史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著述,目的是为了对该文献所载之内容有更加充分的了解和把握,以使中文译文更加精确地贴近原作。现将本人在迻译、阅读和思考过程中的许多感受和体会呈现给读者,并敬祈方家指正。一、该年代记之基本面貌
从涵盖时段来讲,《圣伯丁年代记》始于830年,止于882年,凡53载。以年份为单位的时间长度而论,在加洛林大年代记系列中,这部年代记所涵盖的时段既短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741—829年,凡89载),也比《富尔达年代记》(838—901年,凡64 载)稍短。但《克桑腾年代记》(832—873年,凡42载)却比《圣瓦斯特年代记》(873—899年,凡27载)和《普鲁姆的勒吉诺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Regino of Prüm,870—906年,凡37载)两部文献要长一些。
从涵盖空间来看,《圣伯丁年代记》书写的空间“覆盖范围遍及整个法兰克王国,甚至超越该王国疆域,将东起君士坦丁堡,西至科尔多瓦,4南始西西里,北抵瑞典的这一广袤世界也都包括在内”。5但其关注的目光,特别是843年以后,主要集聚在西法兰克王国和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的各种活动之上。故而有学者认为,这部文献“呈现出一种地区性的视阈倾向”,6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一部关于西法兰克王国历史的编年史文献。
从篇幅长短分析,《圣伯丁年代记》比《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富尔达年代记》等要丰满许多。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全文仅为88页,《富尔达年代记》为127页,《克桑腾年代记》约为40页,《圣瓦斯特年代记》为42页,而《圣伯丁年代记》则为226页。1
从结构框架而论,这部文献大体上可分为3个部分。自19世纪始,西方学界便形成了一种基本共识,即830年到834年为第一部分;835年到860年为第二部分;而861年及至最终882年为第三部分。这种划分的依据是每个部分的编纂者不同。第一部分仅仅涵盖了5年时光。然究竟作者是谁?是个人独立编写,还是集体合作编撰?学界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未曾得出一个为人共同认可的结论。而第二部分的作者,学界则一致认定是普鲁登特(Prudentius,?—861年)。在其编纂部分,有两个独特之处需加关注:第一,它占据这部年代记最长一个时段(25年),几占全书涵盖年份的一半;第二,在此期间,普鲁登特的个人际遇发生一次变故,即大约在843年年末,原为宫廷教堂教士的他被晋牧为特鲁瓦(Troyes)主教。2在离开宫廷赴任时,他将这部年代记也随身带往外地,继续编修。这意味着该年代记的编纂地点由宫廷迁移到了外地。860年,普鲁登特病故。从此,兰斯的辛克马尔(Hincmar of Rheims,806—882年)接管了该年代记的编纂工作,直至882年。然这位身任大主教的纂修者修史之地点也不在宫中,而是在自己座堂所在地——兰斯。由此而论,《圣伯丁年代记》的主要作者为普鲁登特和兰斯的辛克马尔二人,而且其修史地点均不在西法兰克宫廷之内。对于后世学者关于这部年代记文献的深入研究,这些关于编纂者和编纂地点的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从文献学、特别是版本学角度而言,《圣伯丁年代记》的地位和价值似乎并不高,与《王室法兰克年代记》那种抄本众多、流传脉络清晰、传布甚广的状态不可同日而语。虽有各种抄本存世,但这部年代记却无一全本。这种极为纤弱的抄本谱系势必致使其对后世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是极为微弱的。虽然在18、19世纪,这部年代记曾先后被辑入《意大利史料集成》(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法兰西史料汇编》(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 la France)和《日耳曼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等重要史料文献汇编之中,并且在19世纪,法德两国众多知名学者将其分别迻译为法语、德语,可其整体残缺不全的面貌仍然未得到任何改观。直到20世纪中叶前后,历经格拉特(Félix Grat)、列维兰(Léon Levillain)等人的不懈努力,方使其全本刊行出版。
1991年,该年代记现代英译本问世,译者为简妮特·尼尔森(Janet L. Nelson)。此人系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长期從事西方中世纪史研究和教学,是学界所公认的加洛林王朝史研究的泰斗级学者。2001—2005年,以其在该领域的卓越成就而当选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系该学会首位女性主席,2018年1月皇家历史学会曾设立“尼尔森奖”)。在其学术生涯和旨趣中,关于《圣伯丁年代记》的研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她曾先后发表数篇著述阐明自己的观点主张。不仅如此,她还历经十余载的课程实践,不断修改,将其迻译为现代英语。1991年,尼尔森又联合数位欧美研究中世纪史专家和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出版社启动了一项《曼切斯特中世纪史料译丛》(Manchester Medieval Sources Series)工程,《圣伯丁年代记》便是该套译丛的首部。欧美学界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3著名学者斯艾利耶(Stuart Airlie)就认为:
这部如此重要史料文献的英译本的问世,将使这一历史阶段的教学出现革命性的变革,而其他众多研究者也将会从此书中获益匪浅。在秃头查理研究领域,尼尔森乃是一位资历最深的女性权威(the doyenne),而其对这部年代记所作出的大量内涵丰富的注释,使其译著成为名符其实的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堪与格拉特和列维兰的那部拉丁语编辑本并肩齐名。在其译著中,她所提供的绝不仅仅只是文字注释,还有多达近800条的人物评论性的注释。1二、该年代记之性质属性
《圣伯丁年代记》虽是《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续编之一,但西方学者认为这两部文献在诸多方面却有所差异。除了所述时段、空间范围等差异之外,一个最为重要的不同就在于二者性质属性全然有别。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兰克认为《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一部具有明显“官修”或“官方”特征的史书。2而尼尔森认为《圣伯丁年代记》绝非是一部“官修史著”,而是一部具有鲜明“私人史著”特征的著述。在此,不可“望文生义”,一见到“官方”、“官修”(an official work)的字样,便将其与中国古代历朝那些“钦定”史书归为一类,等同视之。在特有的政治传统和历史语境下,中国古代官修史书最基本也是其主要的特征是,宫廷官员、御用文人奉“皇命圣旨”编纂而成。“彰往察来”、“资治通鉴”乃是其基本功用。而西方学界则是在全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官修史著”和“私人史著”这两个概念加以运用的。
在该文献英译本的篇首,刊有尼尔森撰写的一篇多达一万六千余言的长篇导论,3对该文献的重要意义、纂修的背景条件、纂修者、编纂方式以及各种手抄本和刊印本以及译本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可以说,这篇导论完全称得上是一篇具有上乘水准的专业论文,其中许多剖析、评说具有一定的导引作用。其实早在1981年,尼尔森就曾发表了以《圣伯丁年代记》为题的论文。4此文对该年代记的作者、内容、结构与特征等方面的考证,要比英译本导论更为细密,并展示、介绍了西方学界对这部年代记的探究、认识过程。
在对该文献性质的认识上,尼尔森的分析始终都围绕着作者,特别普鲁登特和兰斯的辛克马尔这两位主要作者而展开。她指出此二人均具有从事编纂年代记之类历史书写的资质、能力和动机。大约820年前后,幼年的普鲁登特就被送入宫中服役。或许他曾参与过《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以及830年以前的《圣伯丁年代记》的编修工作。5而兰斯的辛克马尔在9世纪20年代,便作为圣但尼(St-Denis)修道院僧团一名年轻成员,6常常进出宫廷。对当时担负编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工作的希尔杜因(Hilduin)等人,他十分倾慕。在见到普鲁登特所编纂的《年代记》之后,他不仅要加以誊抄,而且还决意要像当年希尔杜因那样,将其续编下去,以此作为自己效忠君王的方式。7
843年,随着外迁特鲁瓦,普鲁登特虽笔耕不辍,然偏居一隅的他所能获取的信息便呈现出“不完备性和非连续性”,8从而致使其叙事内容也出现忽明忽晦、断断续续的特征。在这两种特征的作用下,必然导致这部年代记著述官方特征的减弱乃至丧失、个人著史特点增强。然致使其性质属性发生变异的最为关键要素还不止于此。因为秃头查理既然允许普鲁登特将此部年代记带往外地编修,就意味着他对此类史著的编修并不关注,甚至毫无兴致。而普鲁登特本人也无意“将国王秃头查理或其群臣视为自己这部史著的潜在读者”。9而随着岁月流逝,普鲁登特的著述流露出一种愈发浓郁的个人主观见解和“私家”腔调。在对9世纪50年代的记述中,甚至出现了对秃头查理的贬责批评,显现出浓郁的个人主观意愿之色彩。倘若普鲁登特在特鲁瓦的个人境遇使其同宫廷之间产生了某种距离感,那么,普鲁登特的个人观点则使这种距离感进一步拉大。这一系列迹象表明这部史书业已毫无一丝宫廷属性意味了,尽管其尚保有继续编纂历史记载的自我期许,但普鲁登特却愈发龟缩到一个私人世界中去了。换言之,《圣伯丁年代记》从此就再也不具有“官方”记载的色彩了。1
当辛克马尔接管此书编纂之后,凭借其身为兰斯大主教一职和位列西法兰克政坛之最重要人物与国王和宫廷有着更为紧密的接触、联系的便利条件,避免了普鲁登特所曾遇到的那种信息“不完备性和非连续性”之缺欠。并且,辛克马尔一直以把“亲眼得见的君王种种行迹”准确地加以记载作为其使命和努力方向。2然而,这些并未致使该年代记的性质属性向“官方”、“官修”方向的回归。尼尔森认为辛克马尔与普鲁登特一样,仍是站在宫廷以外立场上,以一种高层的眼光对各种事件加以书写记载,体现出一种个人的且常常颇为奇特的观点,既不着眼于公众,也不在乎君王的需求。那么,他心目中所预设的读者究竟是谁呢?尼尔森认为似乎就是其本人在兰斯的那些同行和后世人们。当自己与国王关系变疏远淡薄时,如868年,以及降至冰点时,如874—877年期间,辛克马尔就在这部《年代记》记述中宣泄出某种批评态度与愤懑。3秃头查理素以性格秉性的暴戾和对疑似不忠者的残忍而闻名于世。故而,每当无法向公共大众披露真实情况时,辛克马尔便只好以书写述说的方式告知自己属下们。然而,他本人又绝非一个不忠实者:他所倾诉的只是其失去君宠,且遭到那些新近宫廷宠臣们陷害而失去权位时的种种哀怨而已。作为一部历史纪录,辛克马尔所编纂的《年代记》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在于,这是一部与王室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由此而获得接触各类文件档案和各种信息的便利条件)和在不断变幻境遇中表达自己个人意愿的坦诚所使然的历史记载。4
笔者以为对加洛林时代各类史著性质判定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作者所持之立场,即作者是秉持宫廷立场对时事加以所谓的“客观”的记述,还是出自于自己之内心,独自地记录、阐释对过往和当下诸般重要事务的主观认知。这部著述在许多场合对其国君秃头查理的许多做法持批评、指责态度。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加洛林史专家麦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曾指出:“同东部法兰克所续编的年代记,即一直到编写到887年的《富尔达年代记》相比,西部王国的这部年代记在内容上更为详尽,对王朝政治的批评性也更强。”5此外,从其所持有的立场来看,两位主要作者既不站在王朝宫廷的立场,也不是以罗马教廷为自己之靠山,它所代表的是西法兰克的教会组织,即以主教和大主教们为核心的教会上层集团。结合前文对该年代记属性的探讨,笔者以为这部著述是一部私人著述与教会著述两种特性兼具的历史文献。三、该年代记之史学价值
从文献学角度而言,《圣伯丁年代记》的地位和影响似乎并不高,但却不可据此就贸然定论,从而对其独特品性予以忽视,对其史学价值予以低估。因为对一篇历史文献的评估认定是多方面和多维度的,如着眼于对其修史技巧探究,以考究其表述之文字、文辞与文风;如对其作者主体的认识,以辨识主体作者与客体时代之间的关系;如对其内容的辨析,以辨明其所记述内容的简略与丰富,真实与荒谬,片面与全面;如对其性质的认识,以判明其属性究竟为官修、个人修史,教会修史还是世俗之作;最后,还有对其文本流传过程的梳理,以考证其对后世的影响等等。对一篇历史文献史学价值的全面准确客观的认定,则当是建立在上述各种认知基础之上的一种综合判定。此乃须具备相当完备的学识、学养和极高功底方可达成之事,绝非短暂时日间便可提笔一蹴而就之举。笔者在此只是就其叙事中对当时法兰克历史过程的反映谈一些感受。
1,基础性与核心性
坦诚地讲,对9世纪中叶前后的加洛林帝国历史,中国学界的认识还相对薄弱、肤浅。除了简略对“凡尔登条约”(Treaty of Verdun)、“墨尔森条约”(Treaty of Meersen)等有所提及之外,1在各类著述和教材中别无任何系统的内容,甚至关于这一时期历史境况的一部史学译著都不见问世。中国学界的这种现状只能说是一种通史、简史层面上的概說,全无断代史、专门史所应有的深度和细腻。而究其缘故,就是因为缺乏对这一时代基本的核心的史料的掌握,从而致使中国学界对这一历史时期西方社会历史的认知水平长期停留在简陋、粗鄙,甚至茫然的状态之中。
从类型着眼,《圣伯丁年代记》所载内容可以大体划分为这样几个部分或层次:第一,加洛林王朝历史演进的基本过程,这部分内容具有该王朝整体性发展的意义,而在世界史视域下,这部分内容归属于常常被西方学界称之为“加洛林欧洲”的历史,故而其具有早期西方历史的品性。第二,从秃头查理创建西法兰克王国开始,到该王国基本解体。这部分主要关乎西法兰克王国命运的内容则具有一定的王朝史或地方史的意义。第三,9世纪中后期加洛林王朝与其周边的诸种政权、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各种外交往来和暴力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那个世界交往互动的历史状态。
《圣伯丁年代记》不仅紧接着《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将法兰克社会的历史进程基本面貌向后铺展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在9世纪中后期被西方史学普遍视为最为重要的“五部”年代记,即《圣伯丁年代记》、《富尔达年代记》、《圣瓦斯特年代记》、《克桑滕年代记》和《普鲁姆的勒吉诺编年史》中,它也是内容最为丰富、内涵最为厚重的一部。凭借这部文献,可以梳理出9世纪中后期,加洛林王朝统治体制一分再分的3个历史阶段的基本演进脉络,即如何由虔诚者路易(Louis of the Pious)所统治的帝国时代向罗泰尔(Lothar)、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和秃头查理等诸子分治的中、东、西三个王国时代转变,2再向大大小小君王分立的近乎于公国时代过渡;可以对秃头查理治下的西法兰克王国政治、军事、外交和社会存在的大体状况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可以对加洛林世界与北方诺曼人、西班牙的穆斯林和不列颠、拜占庭—希腊等其他地区之间的互动交往的状态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了解。
将其置于加洛林王朝史学著述的整体框架中,这部年代记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也相当独特。若将其与尼特哈德的《历史》(Nithards Histories)、诸部虔诚者路易传记等史学著述相互参照,可使9世纪30—40年代虔诚者路易诸子反叛的过程得到更为全面、客观的反映;若与尼特哈德所著之《历史》相互参照,可对秃头查理这位当时最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深入系统、多维度的探究;与《富尔达年代记》、《普鲁姆的勒吉诺编年史》等相互参照,可对“三国鼎立”形成的真实缘由和演进的具体过程予以深入了解和剖析;与同时期其他年代记编年史,特别是《克桑腾年代记》和《圣瓦斯特年代记》相互参照,可对维金人(Vikings)在西欧大陆的历史活动加以更为充分、贴切的把握;而在研究由《日耳曼史料集成》所辑入的各种9世纪法令、法规文献时,这部年代记又是提供时代背景、考究各种法律成效等方面的一部必要史料文献。笔者就曾结合日耳曼史料文献中的史料与这部年代记的记载相互比对、参照,尝试对864年《皮特雷敕令》这一重要法律文献出台背景、基本内容、主要功用等加以辨析,以求深化对9世纪加洛林王朝制度变革演进的认识。1
总而言之,这部文献不仅是一部9世纪基础性史料文献,同时,也以其独特品性在加洛林时代核心史料文献系列中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是重构9世纪法兰克历史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史料文献。
2,相对的详实性
在对当时各类史事的记载、描述上,这部文献相当连贯、详尽和丰富。无论是描述文风上还是记载内容上,这篇文献可谓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只要对其“不怀有‘枯如尘土的陈年旧账之类的偏见,便可发现其内涵可谓是‘别有洞天”。2它“为830—882年间加洛林世界所发生的各类事件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记载。它构成了当时那个时代史学著述中最为充分而详实的历史篇章”
首先,这部年代记始终以西法兰克王国为主要叙事空间,逐年记载了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政策、举措和主要活动。这与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史事长编”类著述的功能颇为相似。这些记载使西法兰克王国的形成、终结的纵向过程得到了一种相当完整的反映,故而极为珍贵。而且也从横向维度,对9世纪中叶前后加洛林世界中各个政权之间关系演化状况加以长时段的展示,如 9世纪30、40年代,虔诚者路易与其诸位皇子之间的争斗;50、60年代,罗泰尔、日耳曼路易和秃头查理三位君王之间的权力博弈;罗泰尔去世之后,秃头查理同日耳曼路易一道对中法兰克王国的觊觎、吞噬;60、70年代,东、西法兰克两国之间的厮杀。
其次,这部年代记的大部分记载是以秃头查理为中心人物,将这位君主从少年登基为王到以皇帝之尊而终老的生命轨迹、主要功绩和失败以及个人品行、行事风格等一一展现出来。在整个加洛林时代历代帝王中,除了其祖父查理大帝和其父皇虔诚者路易之外,尚无哪位君王能像秃头查理这样被史家以如此多的笔墨载入史册。法兰克王朝历代帝王中,秃头查理乃是颇具个性的一位君主。838年,他正式登上王位之时年仅15岁。840年,仅仅17岁的查理便担负起捍卫自己权位和领土的大任。843年,又独自领有西法兰克王国。875年,登上加洛林帝国的皇帝宝座。877年驾崩,在位凡40年。他一生敢作敢为,不择手段,殚精竭力,励精图强,且大力扶掖文化艺术,可谓一代文功武治有为之君王。有学者将其誉为“加洛林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之一,也是加洛林王朝最后一位伟大的皇帝”
复次,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记载尤为详尽,如罗泰尔二世(Lothar II)之离婚始末;5秃头查理同皇室别支阿基坦的丕平二世(Pippin II)、查理(Charles)兄弟的反复角力;6与权贵豪门塞普提曼尼亚伯爵伯纳德(Bernard of Septimania)、威廉(William)、“狐狸”小伯纳德(Bernard the Hairy-paws)和虔诚者威廉(William the Pious)祖孙三代长达数十年的斗争;7还有各地显贵的崛起等等,这为了解当时西法兰克社会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演进变化提供了许多十分有价值的重要知识和图景。更为重要的是,“在加洛林时代各种政治活动方面,《圣伯丁年代记》不时地放射出眩人目光的光彩,既映照出当时政治不断变幻的各种外在表象,也展示出其各种深层结构”。1因为年复一年的对君王行迹、军国大事和立法、外交等各类事务的记载中,悄然地展示出西法兰克王国乃至整个加洛林王朝的政治制度、军事体制和法律体系等层面和结构不断变化的缘由与演进的轨迹。
再次,对9世纪中叶之后西方基督教发展的记载。这其中既关乎到当时罗马教廷,也包括西法兰克王国境内的各级教会;既关乎西法兰克王权和罗马教廷之间密切往来,也涉及以兰斯大主教区为代表的法兰克主教势力与加洛林王权和罗马教廷在权势方面的争夺;既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数次围绕着“命定论”与自由意志而展开的神学大争论,还含有罗马教廷治下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与君士坦丁堡治下的东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互动交往。
最后,《圣伯丁年代记》通篇都令人感受到当时基督教世界与周边异教邻邦,无论是同穆斯林占据的西班牙还是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居住的北方,正处在一种既极不安定又密切联系的状态之中。2同此前相比,法兰克人与位于其南方的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战争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有所减弱。然《圣伯丁年代记》在838、842、843、845、846、847、848、849、850、851、852、856、866和869年等年份记载中仍有撒拉森人(Saracens)、摩尔人(Moors)十余次入侵之记载。3
从9世纪30年代中叶起,来自北方的诺曼人冲击频率愈发密集,对加洛林诸国构成的危害也愈发严峻。从838年称王以来,秃头查理几乎每年都受到诺曼人入侵的压力,及至864年的26年间,仅有840年一年免于诺曼人的刀兵之灾。而在其在位40年间,也仅有5年时光未见有诺曼人侵扰之记载。4一位当代史家曾断言,这部年代记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来自于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同团伙的维金人几乎每年发起劫掠战争的记载。5而在加洛林王朝应对诺曼人入侵的方式上,这部文献的记载尤为详尽。其中既有动用王朝与地方武装予以正面抵御,也有改革军事作战方式,调动民力构筑桥梁堡寨,阻截诺曼人沿河溯流而上,甚至还有以重金贿买,“以夷制夷”,挑动不同诺曼人团伙自相攻伐等等。在其有关诺曼人的记载中,还有一则关于“罗斯人”(the Rhos,the Rus,the Russian)的记载。据尼尔森称,这是法兰克史料文献首次提及诺曼人的另一支——瑞典人。6
在法兰克人眼中,无论南方撒拉森人,还是北方维金人都是异教徒,与他们之间的斗争就是一场正义同邪恶之间水火不容的较量。然而,从这篇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实际情形十分复杂,远非如此简单。加洛林王朝在与占据西班牙的后倭马亚王朝(756—1492年)交恶对立的同时,却同西亚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即文中所谓的“波斯人”,频繁交往;为防御相接壤地区的穆斯林贵族,而与科尔多瓦政权相互示好,颇有“远交近攻”之意味。为在法兰克内部斗争中获取一己之私利,那些自我标榜为上帝虔诚信徒的王公贵族们却常常是同异教徒相勾结,而向基督教兄弟们开战,如罗泰尔一世就曾与诺曼人结盟,7阿基坦的丕平二世甚至加入諾曼人团伙之中;8而贵族小威廉为了给父亲报仇,也曾与撒拉森人联手。9这些都表明,当涉及具体的实际利益之时,宗教信仰之异同并非法兰克人判断敌友时唯一的考量。
3,一定的权威性
所谓的权威性,是指该年代记容含了相当数量的官方正式文函、文告和其他重要文件,这些史料多见于兰斯的辛克马尔所编纂的那部分。其中有的是一部分,但也有一些是全文。如:851年,罗泰尔、日耳曼路易和秃头查理三位君王就如何治理各自王国协调统一政策,在墨尔森达成的协定;1 863年,就罗泰尔二世离婚案,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858—867年在位)致兰斯的辛克马尔和鲁昂的威尼罗(Wenilo)两位大主教以及所有西法兰克主教的文函;2科隆大主教贡瑟尔(Gunther)和特里尔大主教修特古德(Theutgaud)于864年向罗马教廷递交的自我辩护宣言的要点清单;3 865年,罗泰尔二世悔过书;4 867年,教皇尼古拉斯关于罗马教会与希腊教会之间的分歧,给兰斯的辛克马尔信函的部分内容;5教皇哈德里安(Hadrian II,867—872年在位)声讨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asius)之檄文;6 869年,罗泰尔二世驾崩,秃头查理乘机夺占其王国时,与当地诸位主教相互致辞的文告;7 870年,秃头查理就划分罗泰尔王国疆土与日耳曼路易在墨尔森所达成的协议;8 877年,结舌者路易(Louis of the Stammerer,877—879年在位)登基文告;9 878年,教皇约翰八世(John VIII,872—882年在位)对犯有劫掠教产之罪的诸位臣属施以绝罚的文告;10这些体现了加洛林王朝或罗马教廷意志的官方文献非常珍贵。麦基特里克就认为,作为一位政坛关键核心人物,辛克马尔在整个王国中拥有较高的权威地位,其所记载的内容价值颇高。11
4,独特性
笔者认为,与加洛林时代其他年代记著述相比较,《圣伯丁年代记》尚有诸多自身所独具的特性。
第一,在历史叙事方面,具有驾驭各种复杂历史内容并加以较高水平的组织条理性。这在兰斯的辛克马尔所编纂部分要更为突出一些。尼尔森曾做过统计:《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平均每年为2.5页,《圣伯丁年代记》中普鲁登特所编纂部分为1.5页,而辛克马尔所编纂部分则为5页。12这意味着每个年度记述多达数千言,其内容更为繁杂,若无一定修为,断难落笔成文。对辛克马尔如何搜集处理各种材料,如何以专题化方式组织编排内容等,学者梅耶尔—格贝尔(Marlene Meyer-Gebel)曾做过专门研究。13尼尔森认为,在对来自不同地区各种各样广泛而繁杂的信息加以吸纳方面,辛克马尔比其诸位前任付出了更大的气力。在如何将各种材料转化为叙事内容上,他已抵达年代记这类史著体裁的极限。他具有对多重“故事”加以掌控从而使其具有并置意义的能力,具有将各种情节和更细微的次级情节巧妙地编织,使其结为一体的能力。14
第二,在详尽细腻记载的同时,还以相当生
动文字来状物、写人。如839、841、846、857、862、863、864、866、867、868、869、873、876、877等年份的记载,叙事完整而丰满,有始有终。文笔生动多样,有血有肉,显现出相当高超的修史技艺。因篇幅有限,笔者在此兹列举两例。
普鲁登特以拟人化的笔触对846年的灾荒加以描绘:
是年,整个冬季直到五月初,凛冽寒冷的北风肆虐,一直抽打着大地里的庄稼和葡萄。野狼遍地乱窜,给高卢西部地区居民造成严重危害。在阿基坦某些地区,据说野狼狼群数量甚至多达三百群。如同一排排士卒一样,野狼排成一条战阵沿着大路前行,只要发现有人试图敢于抵抗,就会疯狂地一拥而上迅速地将其吞噬得一干二净。15
而在对877年秃头查理驾崩所做的详尽记载中,辛克马尔所使用的文笔,从技法上看,类似白描,但却映现出一种冷淡,甚至冷峻的心态:
深受高烧之苦的查理,服用了一副御医为治疗其病痛而专门调制的粉状药物,这位御医是位犹太人,名为兹德恰斯,查理生前对其一直格外宠信。然而查理所服下的竟是一副无药可解的毒药。躺在担架上,查理翻越了赛尼斯山口,抵达一处名为布里瓦之地……十月六日,即服用那副毒药后的第十一天,查理崩于一座破陋小茅舍之中。御前侍从们按照传统方式,将查理腹腔打开,把其肠子掏出,又将酒和香草之类的东西填入其腹中,而后将查理遗体摆放在停尸架上,赶往圣但尼修道院,因为查理生前曾希望葬在此地。但是由于尸首腐臭味实在太重令这些侍从们无法继续前行,所以便将其置入一个里外都涂满沥青的桶中,并将所有窟窿都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即或如此仍无法消除尸臭之味。竭尽一切努力,侍从们最后只抵达里昂大主教教区的一处名为瑙图亚的小修道院,并将躺在桶中的查理埋入土中。1
这些记载和叙事反映出普鲁登特、兰斯的辛克马尔等主要作者修史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在考量、评估这部文献的价值时,这是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维度。目前就国内对法兰克史学研究来看,专门致力于对法兰克时代修史技艺、水平方面的研究著述并不多见,是一个亟需着力进行持续拓展、深入和提高的领域,也是一个可能的学术增长点。
第三,载有许多与作者本人相关的描述。这主要是指兰斯的辛克马尔在856、861、862、867、868、871(间接)、876、877、882等年份叙事当中,记载了相当一部分同其自身有关的内容。这些叙事既关乎他与秃头查理和结舌者路易两代君王,也涉及与罗马教廷,还有他与其侄儿莱昂的辛克马尔(Hincmar of Laon)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在这些描述或叙事中,辛克马尔或为自己之言行加以正面的描写,或提供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理由根据,俨然自己就是公正、公义的化身。这种史书编纂者将其自身经历或相关活动载入自己所著史著中的情形,在加洛林时代各类史书并不多见。对辛克马尔的这些记载叙事作何认识,乃是在对《圣伯丁年代记》评价时所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笔者以为,对此可从多个角度展开,既可从内容入手,亦可根据其方式,来判明其叙事的信实程度和价值大小;还可结合其他史料文献,将辛克马尔“还原”为当时法兰克上层社会的一位“参与者”或“在场者”,来考究其本人或其所代表的群体、集团的立场、主张和利益诉求;甚至可以将有关部分的内容视为某种具有“备忘录”性质的书写,来考辨这部史著的类型、形式和性质。
著名学者路透(Timothy Reuter)在其所迻译的《富尔达年代记》导论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笔者颇以为然,兹摘录如下:
在重构法兰克政治世界方面,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这些史料文献,在许多方面仍存在着争议和尚待研究之处,我们仅仅只能做到其中一部分而已,而在阅读这些文本时,重要的是要对那些无声处加以细心倾听,对其强调之处加以密切关注。长期以来,这类体裁的著述都體现出一种貌似公正客观的特征,甚至在《富尔达年代记》中也是如此,其作者似乎都是不偏不倚的事物观察者,然而,真实状况远非如此。2
5,值得持续探究的空间
除了尽快地了解与把握其基本内容和特征之外,笔者以为对这部历史文献研究仍有许多问题值得加以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
第一,进一步提高辨析、解读能力和水平。对年代记之类史学著述的功能、价值,西方学界以往的评价不是很高。如冈绍夫(Ganshof)等人就曾认为:“从积极方面来说,年代记之类史著的优点在于其对事实精细考核审定,在于确凿无疑和对事实年代日期的精心关注。而从消极方面而论,它们太过于简练,除了排列相互间毫无关联可言的政治、军事、教会和气候等各种事实之外,别无任何主观意图。”3当下西方学界的看法大为改观。最突出就是麦基特里克对《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尼尔森对《圣伯丁年代记》、路透对《富尔达年代记》等年代记著述所蕴含的史学价值、意义的阐发。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学界的启示就是一定要深入到各种年代记的文本之中,运用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和阐释学、符号学等新兴学科的各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对其文本内容一一仔细地加以辨析和进行多维度的解读,进而将其置于特定时代背景、社会运动的语境之中,来看取其历史价值与意义。这对处于异度时空之中的中国学人的学养、学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只有迎难而上,尽快地补足短板。舍此,别无它途。
第二,强化对叙事的认知。前文曾多次论及,《圣伯丁年代记》是一部在叙事方式颇具特点的历史文献。借鉴叙事学的理论、方法,对其两位主要作者的叙事话语、方式和技巧展开细密分析,无疑是一个具有相当“光明”前景的努力方向。然而,坚持历史学业已成熟的各种传统方法,继续对这部文献的叙事内容与当时法兰克世界的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考究、辨析与挖掘,也同样是可以获得成就的重要路径。尼尔森等人学术成果便已清晰地昭示出这一点。
西方学界在这一历史文献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中国学界自是应当及时地跟踪和全面地梳理,然不可茫然信从,照单全收。必须要對其予以审慎分析,甚至加以合理的学术批判。笔者对此业已有所感受。在此兹举一例,加以说明。在《圣伯丁年代记》中,大量记载了维金人对法兰克各地藏有大批财富的修道院加以劫掠的内容。一些欧美学者却认为普鲁登特和辛克马尔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有夸张和煽情之嫌,其理由是他们二人本身都是教界中人,他们所在的教会和修道院不仅是维金人劫掠的主要目标,而且还常常要替那些同意向维金人支付贿款以求退兵的君王买单。1这种认识看似有理,因为它是从作者与其所叙史事之间关系入手而得出的,但其结论却不见得立得住。史家与其所叙述史事之间存在关联不是否定史家记载或叙事的充足条件和决定性理由。相反,从一定意义而言,这种关联往往是评判史家所叙史事是否信实的一个重要条件。
还有相当一批学者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维金人对加洛林王朝所构成的危害,虽然持续不断,但仅仅只是一些危害不大的军事威胁。2对此,笔者无法予以认同,其根据就是这种观点缺乏充足史料予以充分的支持。翻检各种历史文献,自782年始,诺曼人便已进入到法兰克史家的视线。3自9世纪以降,诺曼人开始对法兰克王国频繁发动掠夺性侵扰。从9世纪30年代中叶起,诺曼人冲击频率愈发密集,从而给加洛林诸国构成的危害也愈发严峻。初始,诺曼人对西法兰克的北部沿海地区进行侵扰,后逐渐扩展至南方各地。从纯军事角度讲,诺曼人的侵袭的确很少有大规模的军事征战。然其“持续性”、“全方位性”的侵扰,对法兰克世界,特别是对西法兰克王国所造成的威胁却是极其巨大的。不断加剧的诺曼人外部压力与愈演愈烈的法兰克内部紊乱彼此呼应,相互激荡;频仍战乱势必对法兰克造成沉重的军力、人力和财力负担;进而对当时法兰克朝廷的执政效能、谋略水平、应急处理能力等各个方面提出挑战。完全可以确定,这部史书所记载的几乎年复一年诺曼人入侵、袭扰乃是法兰克世界,特别是西法兰克王国最为急迫的要务、沉重的压力和巨大的威胁。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叙事记载不仅可从同时代其他年代记文献中得到佐证,而且也可与存世的其他相关法律文献所载之内容进行互证,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曾被欧美学者视为秃头查理所颁布的“最重要的一部军事立法”4和“加洛林立法的顶点”1的著名的《皮特雷敕令》(Capitulary of P?tres)。2这一切均表明《圣伯丁年代记》关于诺曼人入侵和对法兰克的严峻威胁的叙事记载绝非故意夸大,刻意渲染。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即兰斯的辛克马尔这位西法兰克王国的教会领袖,就是在882年抱病逃离兰斯,以躲避诺曼人入侵的途中辞别人世的。3结语
在迻译这部历史文献工作即将告一段落之际,笔者心中感触良多。无论是对推进法兰克社会历史的研究,还是对深化关于加洛林时代历史编纂学的研究而言,笔者深感尽快地掌握这篇重要史料文献,对于中国学界关于西方中古史研究都具有基础性的价值与意义。笔者对尼尔森教授的一段话语甚为认同,她说:
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9世纪中叶前后都是西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对其认知与解释,现代西方史家们是见仁见智,大相径庭。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勒高夫(Le Golf)、福舍尔(Fossier)等著名史家认为这一时期为一段灾难岁月,其间加洛林帝国倾废崩塌,西方经济再度跌入低谷,在异教徒维金人的冲击下,基督教世界天旋地动,摇摇欲坠。而杜比(Duby)、麦基特里克和霍吉斯(Hodges)等另一些史家则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发展时代,其间各种新的政治共同体、一种崭新且具活力的西方经济和拉丁基督教的自我意识都第一次形成了独特形态。这种对峙、争辩构成了一种挑战。而对任何一位试图对这一时期历史做出自己论断的人而言,在提供基本史实方面,《圣伯丁年代记》一书都要胜于其他任何一部历史文献。4
此外,迻译这篇文献并非意味着中国学界对西方中世纪早期历史和法兰克时代历史已了然在胸。其实,这仅仅只是一个新研究阶段的开始而已。无论是依据各种新近掌握的史料文献,对法兰克历史进行新的一轮探究,还是对这些史料文献本身加以细致而深入的梳理、研析和评估都是如此。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尽量系统而准确地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拓宽中国学界对西方这段历史的研究视阈,推进我们的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进程,进而提高在这一领域中国学界研究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