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
关键词：壬辰战争;丰臣秀吉;事大字小;明朝;朝鲜
明朝万历年间，在东亚发生了一场关涉中日韩三国、影响深远的区域战争。中国历史上多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朝鲜称为“壬辰、辛酉倭乱”，日本则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近年来，海内外学界更加倡导尽量摆脱民族国家理念的苑囿，从东亚整体视域的角度，来观察这场战争对东亚区域社会的历史影响，因而也越来越多地将其统称为“壬辰战争”。1这场战争起源于日本丰臣秀吉的侵略朝鲜，扩展于朝鲜的“乞师”与明朝的出兵应援，终结于参战方的势均力敌与战争的社会摧残。对于这场没有“胜者”的国际战争，海内外学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2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战争中的各方对自身的行为举措，都在当时东亚区域“华夷”政治理念的框架内，进行过种种的宣传与言说。其中之虚实真假，自有需要商讨检视之处，但这种言说本身，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东亚“华夷秩序”体系的内涵及其演变趋向，或许另有一番意义所在。因此，本文以参战诸方关于出兵、乞师的政治言说与修饰为中心，对此问题略作阐释与分析，以就教于方家。一、“恤远字小”与“守在四夷”：明朝出兵的伦理抉择
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侵略军渡过对马海峡在釜山登陆，而后兵分三路，长驱直入，并预定于五月中旬会师汉城。沿路朝鲜守将或逃或败，溃不成军，日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克尚州、忠州，汉城门户洞开，朝鲜国王李昖慌忙弃城北遁。五月三日，日军攻占汉城，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十多天。之后又继续北进，数月间相继占领平壤、开城，直达会宁，朝鲜“八道几尽没”，1李昖也被逼走至明与朝鲜边界的义州。走投无路的朝鲜君臣，不得不将“复国”的希望寄托在了宗主国——明朝的身上。五月二十九日，朝鲜急遣“圣节使”柳梦井、闵梦龙前往明朝请援，情急中使臣将“方物尽皆抛弃，独持表文而来”。2六月十一日，又派遣大司宪李德馨到辽东，向辽东巡抚郝杰告急。自此，“请援之使，络绎于道”。3
接到奏报不久，万历皇帝就明确表示“朝鲜素效恭顺，为我属国，有寇岂宜坐视”，命令辽东巡抚郝杰“即发精兵两支应援”，并云“如或势力不支，不妨请兵策应，刻期歼贼，作我藩篱”。4但
对于是否大举兴兵入援朝鲜，还是在明朝官员内部引发了一番激烈争论。七月三日，针对兵部意欲“遣文武二大臣，率师往朝鲜剿倭”的建议，兵科给事中许弘纲上疏坚决反对，使万历皇帝不得不令兵部“会议具奏”。在这次由兵部主持的“九卿科道官”會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交锋，据朝鲜史料《壬辰日录》记载：
九卿大臣会议，众皆言朝鲜远在藩服之外，猝被倭侵，至于丧国鸟窜，必有自取之殃。至于伊国情形，俱未谙知，不可轻动军旅，远事外夷。令勅辽左将领，严使防守，勿致疎失。独兵部尚书石星以为朝鲜素称礼义，侔拟中华，首尾二百年，恭慎无他。以是祖宗朝优礼朝鲜，不与他外藩比。况此被兵曲折，前既题奏，明有次序，决非挟诈觊觎之计。若折而入倭，则封疆之忧，不可胜言，亟请发兵救之。5
可见，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援派大臣，侧重从“国益”的角度，论述了出兵朝鲜以解“封疆之忧”的必要性。正如辽东巡抚郝杰所言：“朝鲜傥陷，螫必中辽，则固我藩篱，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6浙江道御史周孔教也称：“朝鲜吾之藩篱也，朝鲜失则辽阳危，辽阳危则神京震，或谓朝鲜当弃者，谬也。”7山西道御史彭好古不仅认为日本的真实目的在于“实欲坐收中国以自封”，而且其之所以“先寇朝鲜者”，是害怕朝鲜断其后路，目前御倭之计，当以“迎敌于外，毋使入境”为上策。8就连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也主张：“倭奴本情，实欲占朝鲜，以窥中国。中国兵之救朝鲜，实所以自救，非得已也。”9
这似乎让人感觉明朝的出兵应援，完全是出于固我藩篱的利益考量。但事实上，无论任何时候，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军事征伐，除了实利性因素外，也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政治伦理的支撑与考量。正如主援派兵部侍郎宋应昌所云：“关白（丰臣秀吉）之图朝鲜，其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蓟、辽，京师巩于泰山矣。”1也就是说，明朝之所以应该出兵，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朝鲜为我藩篱，朝鲜固则中国安;但另一方面还在于朝鲜为我“属国”，“恤远字小”是“天朝”难以推卸的政治责任。也正因为如此，石星在出兵援朝的言说中，才一再强调朝鲜“首尾二百年，恭慎无他”，有其他“外藩”难以比拟的特殊性，目的也是为了在论争中抢占“华夷”政治秩序的伦理与道义制高点。
不过，此时的明王朝并非一片太平盛世，宁夏总兵官哱拜的叛乱，势头正盛，已然消耗了明朝大量的军力、物力。如若东、西两线同时用兵，其后果无法不令人担忧。而一败涂地的朝鲜，不仅无兵，甚至连粮饷都需明朝军队自备，如此巨大的经济消耗，又将给国家财政带来怎样的压力？这都是明朝君臣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石星对朝鲜使臣所云，“皇上亦怜尔国，而宁夏方用兵，以此恐力分耳。”2同时，关于朝鲜“引倭入寇”的传言在明朝内部也流播甚广，而朝鲜出人意料的快速溃败，也引起了明朝君臣的猜疑与担心，甚至专门派人至朝鲜打探虚实，“辽左之人，煽动讹言，或传朝鲜实与倭奴同叛，伪为假王，道倭以来。中朝乃遣镇抚崔世臣、林世禄等，托以探审贼情，驰至平壤，愿与国王相会，其实欲知其真假也”。3因此，很难说反对派大臣的意见，就不是从明朝“国益”角度的考虑，就没有政治伦理的理论支撑。正如兵科给事中许弘纲在针对主援派“中国御倭当于门庭”的意见所反驳的那样：
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篱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请兵则赴援，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望风逃窜，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之乎？夫倭未弱于虏也，在虏则欲抚之大军之前;在倭则欲歼之累胜之后。倐重倭也，即虞内地不支;倐轻倭也，即欲立功异域。又臣等所大惑矣。4
许弘纲的意见归结起来，大体如下：（1）日本的势力未必弱于“北虏”，对于“北虏”明朝尚且心有疑虑，倾向采取军前招抚的策略;而日本声势正盛，却力图迎其锋芒正面征讨，实在是有点搞不清到底是重视日本，还是轻视日本;如果重视日本，就应该考虑到两面作战所导致的“内地不支”，以及对日军事征讨失败可能造成的国家“内外交困”的危局。（2）“恤远字小”固然是华夷秩序体系的一个重要理念，但“守在四夷”同样也是一个基本原则，“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为最上者也”;5朝鲜虽然忠顺有加，但一被敌兵则望风逃窜，本身就没有履行“篱辅”之职，况且明朝业已派兵赴援，给予各种军需物资，可以说已经尽到了“字小”的道义责任;如果再倾举国之力兴兵动师，就已经不是“援”的可控范畴，而是出自天子的“大征伐”了，这无疑是突破了“守在四夷”而不是“为四夷守”的基本秩序原则。不过，反对派的意见总体来说，也绝非是对朝鲜坐视不管，而是希望朝鲜能先反击自固，明朝再根据形势相机区处。
可以说，无论是主援派还是反对派的意见，都有从“国益”角度考量的一面，也都有充分的政治伦理予以支撑。换言之，无论出兵还是不出兵，在一定程度上都符合明朝的国家利益，及“华夷”秩序的伦理规则。兵部在综合权衡双方的言论后，做出了一个折中性处置方案：
臣等初议特遣文武大臣称兵征讨，不独彰我字小之仁，且以寝彼内犯之念。兵贵先声，意盖有在。至于道路难知、刍饷难继，诸臣所议，固为有见。念国王方寄命于我，望救甚急，彼为向导，道路不患难知;彼资粮饷，军需不患难继。又该臣等曾遣精细人员，深入平壤，目睹倭奴招抚人民，整顿器械，名曰二十余万，实亦不下数万。以此情形，宁容轻视。但辽东镇抚，业已发兵往应，特遣文武，似应有待，以辽镇足以当之也。今据诸臣所议，言人人殊，均忠于谋国。内如宣谕朝鲜，号召义兵，犹为振亡首策。乞赐涣发纶音，驰传一使，面谕朝鲜国王，传檄八道陪臣，大集勤王之师，亟图恢复旧业。我则增遣劲兵，共图殄灭，倭奴若先遁去，我亦毋容深入。如其收集盘据，意灭朝鲜，以与我抗，则大彰天讨，断断乎不可已者。
也就是说，派遣文武大臣兴兵征讨，不仅是防范日本借机“内犯”的现实需要，更是天朝“字小之仁”的大义名分所在，这点作为中华上国来说，还是需要坚持的。但从目前形势来看，首要之策还在于宣谕朝鲜国王，迅速集结兵马、勤王自固，以图恢复。明朝也要适量增派援兵，予以支持。如果日本因此遁归，也就没有必要进一步深入了。反之，日本如果确有吞并朝鲜及对抗天朝之心，明朝就只有选择兴兵征伐，“大彰天讨”了。
但此时的万历皇帝，似乎心中已有了一定的谋划。就在九卿科道官员集议的同时，他派遣行人薛藩出使朝鲜，在获知朝鲜“忠顺之诚”的汇报后，最终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圣裁，“上念朝鲜被陷，国王请兵甚急，既经会议，宜速救援，无贻他日边疆之患。”2可见，在“恤远字小”与“守在四夷”的政治伦理纠葛中，万历皇帝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这一抉择，被朝鲜王朝视为恩深如海的“再造藩邦之恩”，3但在明朝内部，一些官僚士大夫们却已私下里将其讽称为“高丽皇帝”。4
对于万历皇帝如此抉择之心路历程，史无明载，难以详知。但从之前他令薛藩带给朝鲜国王的敕书中，我们或可略窥一斑：
尔国世守东藩，素效恭顺，衣冠文物，素称乐土。近闻倭奴猖獗，大肆侵凌，攻陷王城，掠占平壤，生民涂炭，远近骚然，国王西避海滨，奔越草莽。念兹沦荡，朕心恻然。昨传告急聲息，已敕边臣发兵救援。今特差行人司行人薛藩，特谕尔国王。当念尔祖宗世传基业，何忍一朝轻弃？亟宜雪耻除凶，力图匡复。更当传谕该国文武臣民，各坚报主之心，大奋复仇之义。朕今专遣文武大臣二员，统率辽阳各镇精兵十万，往助讨贼，与该国兵马，前后夹攻，务期剿灭凶残，俾无遗类。朕主天明命，君主华夷，方今万国咸宁，四溟安静，蠢兹小丑，辄敢横行……夫恢复先世土宇，是为大孝，急救君父患难，是为至忠。该国君臣，素知礼义，必能仰体朕心，光复旧物，俾国王还都，仍保宗庙社稷，长守藩屏，庶慰朕恤远字小之意。
万历皇帝这份政治宣言的叙述逻辑，是十分清楚的，既然朝鲜“素效恭顺”做到了“事大以诚”，那么作为“主天明命，君主华夷”的大明天子，也必须尽到“恤远字小”之责。其背后自然隐含了未能明说的对明朝国家利益的考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述，无论出兵与否，在一定程度上都符合明朝国家利益的状态下，“恤远字小”的政治伦理显然成为促使万历皇帝作出“出兵”圣裁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明人张岱所云：“朝鲜为我明属国，而平秀吉一旦剪我藩篱，使坐视不救，亦不成其为天朝矣。越江奔命，跋踄为艰，然而兴灭继绝，师名则甚正也。二、“事大以诚”与“兴灭继绝”：朝鲜乞师的道义诉求
一败涂地的朝鲜虽然形势岌岌可危，但在是否“乞师”明朝的问题上，还是有着很大的争议。刑曹判书李恒福在与备边司官员的会议中，首先提出了乞师的主张：
今八道溃裂，无复收拾，虽有智者，亦未知为国家计。昔以孔明之智，及荆州失守，刘先主无托身用武之地，则请求救于孙将军，卒成赤壁之捷，以基鼎足之势。以我国之力，无可为之势，不如急遣一使，吁告天朝，请兵来援，以冀万一，则此策之上也。7
他以中国三国时期刘备与孙权的故事为例，认为在“八道溃裂”的形势下，朝鲜基本丧失了“自救”能力，因此请兵明朝才是解救国家危机的首要之策。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多数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请兵之举，未必能得到明朝的应允;即便应允，所派之兵大概是明朝的辽东军队，这些“辽左之人，与獭无异，必有凭陵横暴侵扰之患”，目前朝鲜只剩下平安道这一片“干净地”，如果再被明朝军队蹂躏，则连立足之处都没有了，更何谈恢复大计。李恒福无奈找到吏曹判书李德馨，表达了“痛陈危迫形势，抵死请援，以决一死”的意愿，并得到李德馨的支持。在李恒福与李德馨的坚持下，备边司官员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建议将意见上呈国王听取上裁。国王李昖在接到奏报后，很快做出了请兵天朝的决定，“乃遣陪臣郑崑寿等，驰往皇京，以请援师”。
事实上，在朝鲜国王李昖的心中，似乎对“请兵”之事早就有所盘算。还在日军攻占汉城之时，他就公开声言“予之失国，非有他罪，特以尽节天朝，取怒于狂贼耳”。2七月二日，在接见明朝使臣夏时、黄应阳、徐一贯时，更涕泣陈言致变之因，“上年倭奴欲犯上国，令小邦向导，而小邦斥绝假途之谋，故肆毒蹂躏”，并云“自古藩邦守臣节，遭如此祸难者，有之乎”。3换言之，朝鲜今日之难，并非自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坚守“事大”之节，竭尽藩属职责，没有答应日本“假道入明”的请求，才招致丰臣秀吉大举军事入侵。李昖对朝鲜“事大以诚”的强调，实际上为要求明朝履行“兴灭继绝”的“字小”义务，埋下了伏笔。
“兴灭继绝”一语出自于《论语》：“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4这一理念也成为后世儒家政治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兴灭继绝，修废举逸，然后天下归仁，四方之政行焉”。5西晋时，杜预又进一步将其阐释为“勤而抚之，五伯之所以役王命”的“帝王远典”。6因此，“兴灭继绝”也日渐成为中华秩序体系的重要伦理典则，“兴灭加乎万国，继绝接于百世”，7也是“天子”得以“统御华夷”的义务与标志，“天子为华夷之主，必敦兴灭继绝之仁;圣人为纲常之宗，必彰讨叛除凶之义”。8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至迟在新罗时期就已经有了“兴灭继绝，天下之公义也，惟大国是望”的认识。9而从明朝出兵相援后朝鲜儒林诸如“兴灭继绝，字小为仁;王师十万，如霆如雷”之类的赞誉来看，10“兴灭继绝”作为“圣王之典”，11在朝鲜王朝的士林中可以说具有很高的认知度。因此，在面临国破家亡的状态下，朝鲜君臣显然是不可能不将“兴灭继绝”的政治伦理，纳入到自身应对危机的思考范畴之内。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朝鲜国王李昖完全不顾群臣反对，很快做出了“以退避为大计”的决定，12毅然弃京逃难，并接受左议政尹斗寿的建议，前往北部与明朝接界的宁边道，声言借此“以观贼势，脱有危急，渐向龙湾，得近天朝，兼请救兵”。13他的这一举动，引发了朝鲜大臣的极大猜疑，认为“退京城一步，则海西而已;退海西不已，则关西而已;退关西不已，则惟有辽耳。殿下其可渡辽乎？”14果不其然，在到达宁边后，他又意欲移驻定州，并试探性地提出了进入辽东、寻求“内附”的意向。此言一出，立刻引起随行朝臣的强烈反对，备边司官员李山甫、李诚中、韩准、沈忠谦等，不顾国王李昖的拒绝，径直闯入行宫进行劝阻。他们认为国土尚未尽失，可避之处尚多，骤然弃国内附，不惟有失国体，且无益于恢复大计，毕竟“入辽之意出，而人心解体，况真入辽乎”
面对群臣的诘难，朝鲜国王李昖表现出了相当强硬的态度，数度声言“予死于天子之国可也，不可死于贼手”，“与其死于贼手，无宁死于父母之国”，并决然宣布“必渡鸭绿江”。2但备边司官员并未退缩，直指入辽“内附”之事，明朝疑虑颇多，未必允许，终将李昖逼入死角。直到此时，李昖才不得不披露了内心深处的隐情：
赴辽，非但避乱。安南国尝亡其国，自为入朝，天朝发兵送之，安南得以复国。予亦虑其如此，故欲入也……予以去我国，事大以至诚，天朝必容而受之，不至拒绝矣……入中国则请兵求救，容有恢复之理。3
“安南复国”之事，发生于永乐时期。当时的陈氏政权为权臣黎季犛所篡夺，诡称陈氏绝后，自立为王。不料，原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历经艰辛来到明朝，遂使真相大白。明成祖朱棣派遣使臣护送陈天平归国，又被黎季犛半路截杀。永乐皇帝大怒之下，下诏兴兵征讨安南黎氏政权，要“扑凶焰于方张，兴陈氏于既绝”。4可见，
永乐皇帝征讨安南，所依据的正是“兴灭继绝”的政治伦理。对于明朝的“勒兵远伐”，永乐皇帝似乎比较关心朝鲜的反应，他在召见朝鲜使者时，不仅特意询问是否看过“平安南”诏书，还详细讲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要求朝鲜使者回国后，“为朕详告于王”。5因此，安南复国之事在朝鲜内部，有着较为深刻的历史记忆。
朝鲜国王李昖以安南故事为榜样，寻求内附明朝，实际上也是想从“兴灭继绝”的伦理层面，将明朝捆绑至自身的利益战车之上。正如朝鲜大臣李恒福所言：“方今乞兵天朝，万一得请，天朝大兵，一朝出来，则平安一路，已为空虚，无人迎接，天子闻之，谓我为何如？不如直抵义州，迎接天兵，以图万一。不幸窘迫，则君臣上下，归死天朝，求为内附，徐观事势，以为再举，未晩也。”6明朝正式出兵后，朝鲜君臣欣喜万分。在收复平壤时，朝鲜儒臣车天辂特作《破平壤城倭贼露布》，对明朝的“兴灭继绝”之恩大加赞颂：
自古蛮夷之患，常为暮夜之戎。或倔强而乱华，或凭陵而猾夏……逖矣日本，迺在海中……负固不服，在历代而常然……新关伯平秀吉，梓匠小儿，仆隶遗种。劫明知而夺位，踵信长而效尤，拟假翼而速飞……幸赖主上卧夫差薪，尝句践胆……大德媚于天子，至诚感于神明。是以，圣天子垂兴灭继绝之仁，严内夏外夷之义。谓诸侯亡而不救，齐桓尚耻;谓卫国灭而复兴，春秋所与也……虎符点辽左之雄兵，龙节征蓟门之坚甲……出颇牧于禁中，来卫霍于塞外。7
文章通篇辞藻华丽、文采飞扬，而且大量引用了中华典故与儒家道义伦理，对明朝的“兴灭继绝”之功，“中华上国”及“圣天子”之“华夷”共主的崇高地位，大肆褒扬。这确实真实反映了朝鲜君臣对明朝能够履行“字小”之责并救属国于危难的欣喜若狂、感恩至深的心态。但如果我们稍作反向思考，不难发现，倘若明朝不能尽到“兴灭继绝”的职责，那么其基于儒家文化道义所构建的“事大字小”之华夷政治伦理，也就失去了支撑的基础，这恐怕也是朝鲜国王李昖所谓“去邠存大计”8的谋划所在吧。三、“交邻以信”与“通贡见拒”：丰臣秀吉的政治诡辩
万历十九年（1591年）三月，即壬辰战争的前一年，丰臣秀吉在致送朝鲜国王的书信中，就隐晦地表达了其意欲出兵朝鲜的盘算与真实目的：
日本国王秀吉，奉书朝鲜国王阁下。雁书薰读，卷叙再三……余当托胎之时，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曰：日光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八表闻仁声，四海蒙威名者，何其疑乎……本朝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余愿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1
按照朝鲜使臣黄允吉、金诚一等人的理解，这封国书将朝鲜国王由原来的“殿下”改称“阁下”、将所送“礼币”看作是“方物”，無疑大大降低了朝鲜的地位。尤其是其中种种“慢胁之辞”，显然是“欲取大明，而使我国为先驱也”。因此专门向日本外交僧人玄苏提出抗议，要求修改书信内容，但玄苏“诿以撰书者失辞”，只是“改书殿下、礼币等字”，对于“一超直入大明国，贵国先驱”等话语，则拒绝修改，并辩称所谓“入取大明”乃是“入朝大明”之意。2
玄苏的辩解自然不足为信，只是一种政治修饰罢了。不过，这种举动也反映出丰臣秀吉意欲“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的志向，3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显然是难以占据政治道义的制高点。因此，在论证自身出兵正当性的诸多政治宣传中，丰臣秀吉一方也不得不进行种种政治修饰。这些修饰，也主要是围绕东亚区域华夷秩序体系的伦理内涵而展开。
在中国传统华夷秩序理念中，虽然有所谓“人臣无外交”的基本原则，“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4但这里的“无外交”并非“无往来”的意思，而是指人臣的往来要合乎于“礼”的基本规则，“朝觐，大夫之私觌，非礼也。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觌，所以致敬也”。5也就是说，大夫作为诸侯国君之“人臣”，如果以私人的名义拜见他国国君，是不合于“礼”的。如果是奉本国国君之命，则是申信义于邻国，是可行的。大夫不私下拜见他国国君，也是对本国国君的一种敬重。因此，“人臣无外交”并非对邦国“邻交”行为的完全禁止，这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要控制在一定的范畴之内，即“应接羁縻”而非“媾款约盟”。正如清代学者盛世佐阐释的那样：“凡言诸侯之邦交，亦惟同方岳者耳，非千八百国而相为朝聘也。夫同在方岳之内，而一往一来，以亲仁善邻、恤小事大，此情之所不能已，而礼之最钜者也。”6于是，在“事大”的前提下，东亚区域也衍生出了各种各样所谓“交邻”的准外交形态，并确立了“事大以诚，交邻以信”7的基本伦理原则。
丰臣秀吉在谋划出兵朝鲜之初，就已经围绕“交邻”问题展开了对朝鲜的政治攻势。万历十五年（1587年），他认为“我使每至朝鲜，而朝鲜使不至，是卑我也”，非“善邻”之举，遂派遣对马岛橘康广出使朝鲜，要求朝鲜加强与日本的“通信”交往，且“书辞甚倨，有天下归朕一握之语”。8朝鲜君臣对此甚为反感，以“水路迷昧”及日本“丁亥损竹之役，掳我边民”为由，予以拒绝。9丰臣秀吉大怒，以包庇朝鲜为名诛杀橘康广，另立小西行长的女婿平义智为对马太守，并于次年再度派遣平义智、玄苏出使朝鲜，“来求信使通好”。1在丰臣秀吉的不断施压下，朝鲜国王不得已于万历十九年，派遣黄允吉、金诚一、许筬出使日本，并带回了那封“欲超入上国，而望吾国之为党”2的“国书”。
耐人寻味的是，玄苏在明面上坚决否认了“入取大明”的侵犯意蕴，而是要“入朝大明”。但在私底下，却有意无意地向朝鲜使臣透漏了丰臣秀吉“欲起兵端”的企图，并以“蒙古来袭”之仇对朝鲜施加压力：
玄苏密语诚一曰：中朝久绝日本，不通朝贡。平秀吉以此心怀愤耻，欲起兵端。朝鲜若先为奏闻，使贡路得通，则必无事，而日本之民，亦免兵革之劳矣。诚一等，谕以大义不可。苏又曰：昔高丽导元兵，击日本。以此欲报怨于朝鲜，势所宜然。其言渐悖，诚一不敢复问。3
这看似不经意的言语，既表达了丰臣秀吉“超入上国”并威逼朝鲜予以协作的真实意图，又占据了“通贡中朝”的政治道义的制高点，也将朝鲜拉入到“通贡”成功与否的政治旋涡中。换言之，能否帮助日本“成功”地“通贡”明朝，也成为朝鲜是否尽到“交邻”之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当然，这里所谓的“通贡”，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当时的朝鲜君臣，自然还很难理解其背后的复杂内涵，但在后来日本关于出兵朝鲜的政治修饰中，这却成为了其正当性塑造的核心所在。
日本兴兵侵入朝鲜后，朝鲜大臣李德馨曾面见玄苏，指斥日本的背信不义之举，希望日本能够退兵讲和，但玄苏却回答道：“日本本欲借道，朝贡中原，而朝鲜不许，故事至于此。”4随着战争陷入僵局，双方不得不走上讲和之路，“通贡见拒，不得已入犯”5则成为日本一方最为常见的政治修饰与外交辞令，甚至将责任完全归结为朝鲜“交邻不诚”：
日本与朝鲜，交邻久矣，别无结怨之事，初非为朝鲜而起兵。前者通信使之还也，请开中原之路。后举兵到釜山，挂书于城外，使之通禀朝廷。则釜山将官，反加乱射，故未能通情，势不得已攻陷釜山，后移到东莱，又挂书于城外，则亦与釜山同。吾等不胜愤怒，欲杀我者，不得不杀。因此转成攻斗，残灭朝鲜，此实朝鲜失待之所致也，何怨于我国乎？
也就是说，日本的本意是想借道朝鲜，“通贡”于中原大国。但朝鲜不仅“拒日本之请”，不将日本求贡之意转达“圣聪”。7还不由分说出兵阻挠，致使双方“未能通情”，残杀顿起。因此，其根本责任在于朝鲜“失待”——即未履行交邻之道——所致。
于是，在日本的叙述语境中，也就呈现出这样的政治修饰与诡辩：日本与朝鲜本为交好之邻邦，日本一直差使不断，但朝鲜却“阙使者久矣”，8显然未能尽到“交邻以信”的义务。尤其重要的是，日本意欲“通贡”天朝，但朝鲜不仅不予转达也不“借道”，还以兵相向，阻挠小邦向化之心，已然背弃了“怀绥接待”9的邻交之道。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出兵朝鲜，也并非完全不符合华夷秩序体系的政治伦理。这一叙述逻辑，也贯穿于所谓丰臣秀吉的“降表”之中：
日本前关白臣平秀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上言称谢者……恭惟皇帝陛下，天祐一德，日靖四方……日本献微，咸作天朝之赤子。屡托朝鲜以转达，竟为秘匿而不闻。控诉无门，饮恨有自。不得已而构怨，非无谓而用兵。且朝鲜诈伪存心，乃尔虚渎宸听。若日本忠贞自许，敢为迎刃王师？游击沈惟敬，忠告谕明，而平壤愿让。丰臣行长等，输诚向化，而界限不逾。诈谓朝鲜反间，构起战争。虽致我卒死伤，终无怀报。第王京惟敬，旧章复申。日本诸将，初心不易。还城郭献刍粮，益见输诚之悃;送储臣归土地，用伸恭顺之心。今差一将小西飞弹守，陈布赤心，赀得天朝龙章赐，以为日本镇国恩荣。伏望陛下……比照旧例，特赐册封藩王名号。臣秀吉……世作藩篱之臣，永献海邦之贡。
当然，这份“降表”也被学界认为并非丰臣秀吉授意，而是小西行长与沈惟敬共同伪造的。2其中真伪我们姑且不论，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封“降表”是在明朝与日本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此，其中也自然包含了日本方面关于出兵问题的政治修饰与解释逻辑。而这一解释逻辑，从文中内容来看，则完全是在东亚区域华夷秩序体系“事大交邻”的基本政治伦理范畴之内。
如果说“降表”尚不足以反映丰臣秀吉的诡辩理路，那么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八月，明朝使臣赴日册封期间，其与沈惟敬关于“兴兵缘由”的一番问答，或可更真实地反映出丰臣秀吉政治修饰的逻辑所在：
惟敬至关白驻寓，差代笔僧人来见，言惟敬：为两国息兵，不惮劳苦，远涉沧溟。惟敬即诘以兵扰朝鲜之故，彼说：日本先年，欲赴天朝纳款，转咨朝鲜，代奏无音，且言语不平，拒绝太甚，因以构怨。今游击亲至，荷蒙大典，日本感恩，仍旧与朝鲜相好云云。惟敬诘问兵兴缘由，回云：朝鲜拒我纳款，天朝轻我日本，命将攻之。先奉天朝命，退兵王京，还王子，朝鲜当感天朝大恩。3
也就是说，日本希望纳款天朝以求“事大”，朝鲜不仅不予代奏且拒绝太甚，难谓“交邻”有道;而明朝也因朝鲜未能“代奏”而有“轻我日本”之心，也多少有失“恤远字小”之义。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兴兵朝鲜，或许固然有失，但也绝非“无谓而用兵”。这自然是丰臣秀吉的政治诡辩，但其与“降表”中的叙述逻辑，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四、结语
前近代东亚区域的华夷秩序体系，是“由‘卑下和‘边缘（夷）依附‘尊贵和‘正统（华）的华夷规则……用中原王朝影响所及范围按照血缘关系的浓淡、地政关系的远近、文明程度的高下、武备能力的强弱、经济实力的大小和道德水准的高低诸标准，构成了一个时空庞大的‘权力—义务关系网”。4因此，除了册封、朝贡等方式外，基于彼此权力与义务关系的“事大字小”之政治伦理，也成为这一体系得以维系的重要支撑。这种政治倫理，一般包含着这样几个基本的逻辑范畴与关系：“事大以诚”与“恤远字小”、“守在四夷”与“兴灭继绝”、“交邻以信”与“人臣无外交（盟）”。这些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履行情况，也成为东亚区域对关系各方进行道义评判的重要标尺。
壬辰之役这场大规模的区域战争，显然已经超出了儒家“慎征伐”5的道义范畴。因此，参战诸方都不得不对自己出兵、乞师的正当性进行阐释与解说。对于明朝而言，从“恤远字小”与“守在四夷”的角度来看，出兵与否都具有政治伦理上的正当性，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明朝的国家利益需求，但最终万历皇帝还是基于“恤远字小”的伦理义务，决定出兵援朝。朝鲜方面则通过对自己“事大以诚”的强调，不断通过请兵、内附等方式，希望明朝履行“兴灭继绝”的职责。日本方面则对自己“一超直入大明国”的真正目的不断进行修饰，并形成了本欲通贡天朝却被朝鲜所阻，因朝鲜“交邻无信”与“通贡见拒”才不得已兴兵相向的政治诡辩。
这些政治言说的真实性，自然未必全然属实。但从其叙述的逻辑脉络来看，还都没有超出华夷秩序体系的基本政治伦理范畴。这也为后来三方“和谈”得以推进打下了一定的政治基础，正如万历皇帝在颁给丰臣秀吉的册封敕谕中所云：
朕恭承天命，君临万邦，岂独乂安中华，将使薄海内外，日月照临之地，罔不乐生而后心始慊也。尔日本平秀吉比称兵于朝鲜，夫朝鲜，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职贡之国也，告急于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师以救之，杀伐用张原非朕意。乃尔，将丰臣行长遣使藤原如安来，具陈称兵之由，本为乞封天朝，求朝鲜转达，而朝鲜隔越声教，不肯为通。辄尔触冒，以烦天兵，既悔祸矣。今退还朝鲜王京，送回朝鲜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请。1
可见，在这封敕谕中，万历皇帝统合了三方的不同立场，力求在“事大交邻”的政治伦理范畴内，对这些政治言说都给予相对合理化的解释，并在华夷秩序的框架内，予以进一步融通，从而为“和谈”的展开创设更多可能。这种解说，在很大程度上，也为诸方所认可与接受，也才有了明朝对丰臣秀吉的“册封”之举。这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现出明朝初年建立的华夷秩序体系，在此时的东亚区域内还具有较强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不过，于此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特殊现象，诸如丰臣秀吉“天下人”的政治想象、2日朝交邻问题的浮出水面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体系的潜在裂隙，及其渐趋解构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