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龙 李争杰
关键词：明代;天文;星变;政局
自古先民相信“天事恒象，百代不易”，1“变不虚生，由人所召”，2“天垂象，现吉凶”，3认为天道与人事、星变与政治有着神秘而微妙的关联，凡君臣事天不诚、赏刑不当、忠良未用、奸邪盈朝、听信谗佞、征敛掊尅、靡费天下、刑狱冤滥等，都会上干天和，招致星变。《史记·天官书》载：“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天下无之。”4汉代董仲舒将其总结为“天人感应”，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5而后，这种“天人感应”“灾异天谴”学说长期被奉为神圣不变的国家意志，成为制约皇权与重塑秩序的政治规范，并与历代王朝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中国天文学有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它具有官方性质，并且同朝廷和官府有密切的关系。”6缘此，对天文星变的政治性解释自然成为统治者意志的集中体现，天文历学也因而一直被官方所独揽，而私家不得私藏修习，如唐宋规定：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1元代规定：阴阳家、天文、图谶应禁之书，“敢私藏者罪之”。2承此，明代亦有“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之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天文之禁逐渐放松，时人对天文星变的认知水平、解释能力也日益改变，并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政治秩序。于此，学界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明代日食、月食及天象记录等问题，其中刘次沅等《明代日食记录研究》《<明实录>天象记录的统计分析》在统计明代天象记录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天象的特性和影响。3余焜《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考论》探讨了经由日、月食救护透露的明代政治生态。4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梳理了明代日食救护礼仪的演变历程，认为明代对日食已不再敬畏，救日礼仪已名存实亡。5基于此，本文拟围绕明代天文星变的历史趋向，探讨天文星变与明代政局的复杂互动关系，以期换一视角观照时人认识天文、应对星变的取向。一、天文星变与明前期政局
明初诸帝勤于星占，太祖曾言：“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6《前闻记》载：太祖“每夕膳后，自于禁中露坐，玩察天象，有达旦不安寐者。盖上兼善推测，于天心无不洞然也”。7受其影响，成祖、仁宗皆善观天象，并将其付诸于政治实践中，“太祖精于天文，每以指训子孙，以故成祖、仁宗皆知天象。凡遣将行师，诸王出塞，遇有祲祥，手敕缄谕。”8仁宗自幼“晓识天象”，年长后更是勤于探究，“或钦天监所陈有讳避者，辄见穷诰。既即位，作台禁中，时自观察，而预言休咎之应多奇中。”
星变是天垂象示警的重要标志之一，“孔子修《春秋》，凡星变必书;朱子修《纲目》，凡星变必书，所以垂万世帝王之明戒也。”10然而，因“天道秘奥，推测多途，执见不同”，11对同一星变，各人的解释往往不同，因而以皇帝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不欲令外人干预此事”。12历史地看，当“天人感应”观在传统政治运行中发生作用时，对天人感应、灾异天谴的话语权的掌握，一定程度上与个人的政治命运和国家的政治稳定紧密关联。13循此，明初统治者尤为敬天，认为“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14皇帝作为天子，天的意志尤当儆惧，“人君奉天命为天子，当常存畏敬之心。”15為“体天道，顺人心”，太祖告诫官员：“凡朕事天未至，卿即以言使朕知警，治乱系焉。”16他在与侍臣谈论天人关系时亦言：“吾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见。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
为牢固掌控天文星变的解释权，明初严禁官民私修天文。一方面，不许“民间妄以管窥而测妖祥，伪造历书而紊气朔”，1对私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和私习天文者“杖一百”。 2太祖起兵之初，有曾氏女子，自言通晓天文，“诳说灾异惑众，太祖以为乱民，命戮于市。”3洪武八年（1375年）十二月，陕州民“妄言得天书惑众者，命斩之”。4洪武十七年（1384年）七月，盱眙县民“有伪造天书献者，命诛之”。5同时，明初对谶纬之书“皆有厉禁”，6强调“阴阳谶卜诸书，勿列学宫”;7又公卿大臣权位隆盛时，常与“技艺星相等谈”，也“皆所当忌”。8处此情势，明初官民不敢修习天文，不敢轻言星变。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刘基病逝前，以《天文书》授子琏，并告诫他“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9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问侍臣杨士奇等“见夜来星象否”？士奇等对不知，仁宗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士奇曰：“国朝私习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习。”10明初天文之禁，导致学习天文知识者颇少，“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11至弘治，始“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12另一方面，钦天监是明代天文历法机构，“掌察天文，定历数、占候、推步之事。凡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率其属而测候焉。”13为防止他人管窥天意，传布天文，钦天监官员须“密疏以闻”，14且令“永远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凡不习学者，发海南充军”。
明初厉禁天文，盖与兵阴阳术数相关。自古兵家惯用星变决定战术，“明于星辰日月之运……此战之助也”;16“太白进退以候兵，高卑迟速，静躁见伏，用兵皆象之，吉。”17同样，明初战事也深受天文星变的影响和支配，具体表现在：一是因天文星变决定出战时机。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八月，朱元璋在与陈友谅决战之际，刘基建议：“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愿主公顺天应人，早行吊伐。”18朱元璋言：“吾亦夜观天象，正如尔言。”于是命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等率师进发龙湾。19二是因天文星变决定作战部署。吴元年（1367年）十一月，“金、火二星会于丑分，望后火逐金，齐鲁之分”，占曰“宜大展兵威”。20于是，朱元璋谕徐达等：“闻将军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当遣精锐将士于黄河，扼冲要，断其援兵，使彼外不得进，内无所望，我军势重力专，可以必克。”21三是因天文星变决定战斗方式。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金星犯毕右股北第一星，“主夷狄兵起，以分野推之，应在赵地”，太祖谕徐达等：“今故元四大王不满二百人，官军屡捕不获，前者皆云其众无马，今乃言有十五骑相从出没，不知劫夺于何人者，盖由尔诸将不乘机剿捕，致令若此。敕至，速遣智勇将士，四面捕之，毋致蔓延。”22四是因天文星变决定作战日程。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楚王桢、湘王柏将征剿“洞蛮”，太祖敕之：“命尔兄弟以七月二十以前进兵征剿洞蛮。今占天象，太白七月三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当夕见西方，太白出高，深入者胜，此用兵所当知也……待太白出后，则并力讨之。”1五是因天文星变预警战事。洪武十年（1377年）十月，“荧惑犯舆鬼”，2占云“主冢宰凶，贵人下狱死，不尔则火灾”。3太祖敕中书：“朕尝窃思上帝好生，故垂象以警人，使省不觉之过，不改，故为之愆。故特敕中书使诸大臣皆知务修德以禳灾，复恐西戎有虞，可令河州严加备御。”4洪武十二年（1379年）六月二十三日拂晓，“金星犯井东第三星”，占“主秦分有兵”。太祖遣使敕曹国公李文忠等曰：“之前命尔等乘大军之势起送番酋赴京，今已久矣，人必怀疑，如未遣，且宜停止，加意慎密，务在安辑，以防其乱。”5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火星犯垒壁阵，占云“先起兵者亡”，成祖敕边将：“诸将守边须上顺天心，下察敌情，如有机可乘，时不可失，亦须详审。若敌情未得，无可乘之机，宜谨天戒，切勿妄动。
明初，蒙元贵族退避漠北，但引弓之士，不下百万，随时可以“蹛林祭纛，大举报仇”。7因此，每当出现与北元对应的凶危星变，都会引起明廷的高度警惕，并因此调整守御策略。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二十日晚，“彗星出西北”，“主有贼兵出入，宜警备。”太祖遣使谕都督濮英及守御都指挥宋晟曰：“自今回回之地有马驼羊畜入境，止遣亲信一二人往视，切勿发兵迎之。此辈或假以贸易为词，伏贼兵于后也。慎之！慎之！”8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大将军蓝玉帅师讨伐北元，太祖谕之曰：“今岁四月十五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谨。卿等统兵在外，宜严号令、肃部伍、远斥候，以防不虞。”9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欽天监言：“火星犯上将”，成祖敕宁夏总兵官何福曰：“尔为将御边，宜慎之毋忽。”10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太白出昴北”，成祖遣书谕郡王高煦曰：“防虏之行，盖揆之人事，不得不举而仰观天象，尤当知警。占书：‘金星出昴北，北军胜;出昴南，南军胜。今钦天监奏金星出昴北，而我军在南，宜益加慎，不可忽略。”11同月，“月犯氏宿东北星”，后又“太白出昴北”，成祖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等：“今钦天监言月犯氏宿东北星，其占主将有忧。又言金星出昴北，主北军胜。而我军在南，卿等守边，动静之间，常加警省，不可轻率。”12四年（1406年）八月，钦天监言“星象有兵”，成祖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等曰：“今秋气渐肃，草实既坚，正胡虏马肥弓劲之时。尔等受边寄，宜申严号令，训饬将士，慎固堤备，不可怠忽。”
明初为“巩固宗社”，14分封诸子，并授以兵权，但鉴于前代藩王之乱及本朝藩王违乱之举，每逢出现与此对应的凶危星变，明初诸帝常会诫谕诸王谨遵礼治。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因五星、太阴皆犯井，主“秦、晋、周有兵”，客星又入太微，太祖遣使敕谕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周王朱橚：“此非小异也！符至，秦兵勿出关。晋、周之兵皆不宜有所调遣。”15借此星变，明廷限制了三王的调兵之权。后燕王朱棣起兵，夺取帝位，对指向藩王的天文星变更加重视。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钦天监奏“火星犯垒壁阵西端四星”，占法认为此类星变主“将军为乱，宫中兵起”，为防止藩王作乱，成祖曾谕郡王朱高煦：“率将士回宣府，督诸将分兵屯田，且耕且守，以谨天戒。”16限制、削弱了高煦兵权。同时，明初诸帝常因星变诏告藩王，省愆慎德，谨守本分。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楚王朱桢子死，“荧惑入太微”，太祖敕楚王：“旧岁荧惑入太微，不可不虑，况太微居翼轸之度，翼轸楚分野也，太微天庭也，五星无故而入，灾必甚焉……今尔子因疾而逝，天象岂不可信。灾非止此，更有甚焉！尔当省愆慎德，以回天心。”1并赐楚王天文书一册，备载各种星宿，意在使楚王“知五星出入，洞烛祸福，以修人事也”。2永乐六年（1408年）四月，钦天监奏“木星犯诸王星”，成祖悉赐诸王书，令其警省，谨守法制。
古代中国的天文学“披着一件魔术和占星的外衣，笼罩着极其神秘的色彩”，4日月星辰的变动，常被认为是对现实政治情势的反映，也是对未来趋势的预兆。王朝初创时，统治者往往借天文星变树立皇权正统，受命于天的形象。在经史古籍中，常见天文征兆与决定新王朝建立的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同时发生。5朱元璋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通过利用天文星变作为重要军事行动的借口，制造舆论，以树立朱明天下的正统地位。明初诸帝在面对藩王构衅于内和北元强兵压境于外的困厄之境，利用天文星变劝谕藩王、诫谕边将，以巩固新兴王朝的统治稳定。尤堪一提的是，天文星变于明初政治人物命运和日常政治活动亦有重要影响。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太祖想在南京狮子山修建阅江楼，因出现日食而罢，并撰文曰：“上天垂象，责朕不急，朕心惶惧，即日念罢。”6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御史交章弹劾李善长不法事，太祖谓其“知谋逆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但念其为“元勋国戚”，不忍诛戮。7然恰逢其时“星变”发生，“其占当移大臣”，太祖遂决心除去善长，“并其妻女弟姪家口七十余人诛之。”二、天文星变与明中期政局
明中期诸帝天文知识相对匮乏，其原因盖有：一是明中期皇帝多怠于学习，加之经筵日讲流于形式，且“一遇寒暑，即令停止，动经数月”，9“虽有经筵之设，不过稽颡，一讲辄退，讲者不能尽其余辞，听者不能悉其蕴奥”，10这使皇帝很难系统学习天文知识。二是经筵讲师畏于“干私习天文之禁”，11不敢修习天文之学，以致知悉天文者寥寥，即使掌察天文的钦天监官员，也因世学岁久，疏于研习，于天文之学亦不精通，时人曾言“历学之固陋，无如钦天监”。12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阅览《文献通考》，见天文星名有“注张”者，询问钦天监，不知何星，再问翰林院，也“相视愕然”。13三是禁中专司星象的内灵台沦为“糟粕”，明代“外设观象台，令天文生占候。内设灵台，令内臣占候用，较察异同勤惰”，至孝宗时“外台生每预报，内台官雷同附和”;14“禁中大珰辈又自有内灵台，专司星象，其职任，其学业，大抵与外庭仿佛，皆土圭中糟粕耳。”15中期诸帝的天文知识虽较为浅薄，但对天文星变仍心存敬畏，“自正统年间以后，每遇灾异，朝廷必降敕切责修省，咸知警畏。”16同时，迫于天文人才的匮乏，这一时期逐渐放松了天文之禁，孝宗时“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17开始吸纳民间精通天文者以补官方之不足。
明中期，“天人感应”“灾异天谴”学说继续流行，时人认为“人君为治，不难于得民，而难于得天”，1君主“得天”必须“奉天顺道”，遵守天的戒律。这种观点进一步突出了天的至上权威及其对君主行为的规范，即“自古圣帝明王，皆畏天变”。2秉此观念，面对日益混乱的政治格局，君臣上下凡逢天文星变，便会考虑改革弊政，汰去奸臣，罢黜幸臣，以期消弭星变，“回应天心”，天文星变的政治影响更趋显著。
一是因星变惩处权臣。日食在中国古代被视为重大凶兆，“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3日食是“臣下蔽上之象”，因此“人君当慎防权臣内戚在左右擅威者”。4英宗复辟，石亨因夺门之功封忠国公，其“弟侄家人冒功锦衣卫者五十余人，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5并公开卖官鬻爵，“以货之多寡为授职美恶”。6同时，为独揽大权，石亨尽罢巡抚提督军务，以致“军官纵肆贪暴，士卒罢弊”，7“边徼骚然，军无纪律。”8天顺三年（1459年），“彗出星变，日晕数重，累月不息”，9时人认为这是“群阴围蔽太阳之象”，10是由石亨“贪恣日甚，贿赂公行，强预朝政”所致。11是年冬，石亨“以谋不轨，下狱死”。12
二是因星变裁抑传奉官。传奉官是宦官“传奉圣旨”任命的官员。13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宪宗命中官传旨，用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自此相继不绝，“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时谓之传奉官。”14传奉官的出现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铨选秩序，“明代至是始以官爵为人主私物。”15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有火光自中天少西下坠，化白气，复曲折上腾，声如雷。踰时，西方复有流星大如椀，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浊，尾迹化白气，曲曲如蛇形，良久，正西轰轰如雷震地，须臾止。”16此次星变颇为罕见，举朝震惊，宪宗敕谕百官：“兹者上天垂戒，灾异迭见，岁暮及今正旦星变有声如雷，朕甚惊惧。惟天道与人事相为流通，必人事乖违，斯天道不顺。尔文武百官皆与朕共天职者……凡一应弊政及有利于国家生民之事，其各指实陈奏，无或顾忌。”17借此，吏部尚书尹旻、兵部尚书张鹏、吏科都给事中李俊等纷纷应诏奏事，建议裁抑传奉官员，或“悉记名放回，待缺取用”，或“悉令冠带闲住，待缺奏补”，或“文官不由铨选，武职不由军功者，通行革去”。18这些建议宪宗“采而行之，用回天意”，19革裁传奉官员达560余人。
三是因星变裁撤镇守内官。镇守本为武官职衔，“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21但自成祖始，宦官即镇守地方军务，土木之变后，凡军事险要之处，“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22英宗以降，镇守太监的职权逐渐扩大，开始干预地方刑名政事，而镇守太监擅作威褔，蠹政害民，凌虐有司，成为地方弊政。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五月，世宗因星变下诏：“上天垂此星异非一次矣，过违在朕，朕自省察，内外百司均有代理之责，宜各深思痛改，不必青衣角带外饰虚畏也。适今多事之日，即奏祷固不得精专，两京九卿堂官俱待考察处分，诸镇守内官其尽数取回，自后永无遣之。”1這一举措清除了长期以来镇守太监蠹政害民之弊，地方政治趋于有序。
四是因星变罢黜苛政，抚恤军民。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土星犯上相星，逆行太微垣。”代宗命五府、六部、都察院、翰林院“计议宽恤条例以闻”。3弘治三年（1490年）十一月，彗星犯人星，大学士刘吉等言：“迩者言象示警，妖星出于天津，历人星、杵臼，将近营室。考之载籍，妖星见，为兵、为饥、为水旱死亡之征;又曰天下大乱。”孝宗回应：“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并下令“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其令金山口、沙河桥、南海子，及王府做工军人等俱与休息，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表现出孝宗“畏天恤民之意”。
五是因星变弹劾官员。成化元年（1465年）九月，南京监察御史郑安因星变所指分野为南京，上疏弹劾众官，谓：南京守备成国公朱仪“驭众无法，临事少断”;应城伯孙继先“刻削军士，人多怨咨”;刑部侍郎廖庄“法律生疏”;大理寺卿龚永吉、工部侍郎郝璜，“老耄庸劣”;应天府府尹王弼“绝无才干”;府丞刘洙“粗率妄为”。5成化四年（1468）九月，慧星入天市垣，监察御史胡深等6人上疏，请罢“不称职”的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商辂、礼部尚书姚夔、兵部尚书兼太理寺卿程信等。6弘治十八年（1505年）八月，监察御史高良弼因星辰昼现，弹劾太监苗逵“受命监督戎务，而辄肆欺罔……其损国威甚矣”，恳望朝廷“枭（苗）逵首于边庭，以快将士之心，以示欺罔之戒”
六是因星变规劝皇帝。为臣之职在于辅弼君上，启沃君德，格正君非。明中期，因弛天文之禁，官员时常借助天文星变劝谏皇帝。武宗嗜好逸乐，荒嬉无度。正德元年（1506年）四月，吏科给事中丘俊因北京“三月三日将旦，有星大如月，其光如电，自东南流陨西北，继而天鼓鸣，响如雷”，上言：“夫京师为根本重地，而灾异并见如此，天之垂象，岂无意欤！意者陛下仁德或未修，赏罚或未当，学问或未勤，游玩或过度，营造或太繁，才者未进，而不才者或未之退欤”，并劝武宗“励精克断，敬天省躬，勿纵骑射之娱，勿为怠荒之行”。8不久，“大角及心宿中星动摇不止”，钦天监五官监候杨源奏：“大角天王之座，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静，而今乃动摇。意者皇上轻举嬉戏，游猎无度以致然耳！其占曰：‘人主不安，国有忧。……伏望祗畏天戒，安居深宫，绝嬉戏，禁游猎，罢弓马，严号令，毋轻出入，远宠幸，节赏赐，止工役，亲元老大臣，日事讲习，克修厥德。”礼部亦言：“伏望陛下上畏天变，下恤人言，反躬自咎，恐惧修省，亲儒讲学，正心修身，听政以时，起居有节，不恣情而轻出禁廷，勿玩狎而私行监局，痛戒游逸，悉屏玩好，凡骑射驰骤，狐兔鹰犬之事一切屏除，软谀佞巧，乞求升改之人一切罢黜。”9大礼议之后，世宗摆脱廷臣束缚，完全掌控皇权，赏罚黜陟全凭个人喜怒。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月犯进贤星，翰林院编修杨名认为这是世宗“喜怒失中，用舍不当”所致，并疏言世宗所用吏部尚书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勋“奸回险谲”;太常卿陈道瀛、金赟仁“粗鄙酣淫”，10劝世宗反省因个人喜怒而导致官员任职不当的行为。穆宗在位时，曾沉迷游乐，荒于政事。隆庆四年（1570年）正月，岁首日月交食，工科给事中陈吾德规劝穆宗：“亦宜罢游乐，屏玩好，以答天戒。”
七是因星变抨击时政。明中期，官员常借星变抨击时政。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宪宗因星变下诏求言，吏科都给事中李俊等上书，谓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为，“近幸干纪也，大臣不职也，爵赏太滥也，工役过烦也，进献无厌也，流亡未复也”，并认为“天变之来率由于此”。1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御史郭弘化借星变批评世宗大兴土木，导致山西真定等府采杂木者“劳顿万状”;应天、苏、松、常、镇五府以制造大砖使“民间耗费不赀，而窑户之逃窜过半矣”;广东以珠池之役，“激穷民为盗，攻劫屠戮，逼近会省”
“天人感应”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传统史家在历史书写时常将天象与人事相对应，将天象从一种自然现象推延及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再加以官方宣传，一定程度使星占事应标准化、权威化，这为君权的合法化、规范化以及不同政治群体日常活动的秩序化提供了一套共用政治话语和全面的君权宇宙观哲学，“并从统治者的身体、礼仪政治行为，以及他的社会和宇宙功能来对统治者进行定义。”3明中期天文星变因其背后的信仰背景和政治传统成为制衡皇权、规约百官、整饬纲纪的一种力量。当然，在明中期，官员有时因星变上言会激怒皇帝，从而遭受打击。成化七年（1471年）十二月，谕德王一夔上言：“彗星之变，灾异非小。谨上五事：一曰正宫闱以端治本，二曰亲大臣以咨治道，三曰开言路以疏壅蔽，四曰慎刑狱以广好生，五曰谨妄费以裕财用。”因“言尤剀挚”，惹怒宪宗，被下旨切责。4弘治元年（1488年）七月，御史曹璘因“星陨地震及金、木二星昼见”，上言“请御经筵，罢斥刘吉等”，又“请罢内史书堂以消天变”，孝宗不怿，“降旨谯让”。5处此境地，一些官员“遇有灾异，多隐蔽不言，天文吉事，却详书以进”。
三、天文星变与明后期政局
明代后期天文星变次数大减，据刘次沅、马莉萍《<明实录>天象记录的统计分析》统计，明代天象记录正德以前平均每年38条，嘉靖至天启平均每年7条，崇祯每年不到2条，并认为嘉靖以后天文记录减少，盖与编修《实录》的观念和体例变化有关。7实际上，嘉靖以降天文记录减少的原因尚有：一是自然星变减少。仅通过检寻《明实录》，便发现天象记录的分类并未减少，如日食、月食、月掩五纬、五纬掩犯、五纬合聚、五纬掩犯恒星、星昼见、客星、彗孛、星流、星陨等天文星变，有明一代从未间断。明代不同时期天文记录的差异在于记录数量的多少，特别是星流、星陨的记录数量在嘉靖前后差异巨大。大体上，嘉靖以降自然星变的次数在急剧减少。二是钦天监人为漏记天象。明代后期钦天监官员日益懈怠，敷衍应付，观测与记载天象时，出现了记载不实和隐匿不奏的现象。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日中有黑气摩荡，傍晚赤星见于东方，连日久矣。钦天监不以闻，御史徐扬先陈时事及之。”8与此同时，因此期天文之禁更趋开放，王公百官谈论天文历法蔚为风尚，并公然著书立说，如河南佥事邢云路作《古今律历考》《戊申立春考证》;9郑世子朱载堉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通融》，10当时“其非历官而知历者”，除郑世子外，时人唐顺之、周述学、陈壤、袁黄、雷宗等“皆有著述”。
至明后期，君臣对天文星变的敬畏之心日
渐淡化，甚至起了“玩天”之心。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使日食、月食的预报更加准确，徐光启《月食先后不同缘由及测验二法疏》采用西洋历算，纠正前代日食记录之误，并将日食“食限或差半分上下，加时或差半刻上下”。1日食发生的原理和规律一旦被揭示出来，必将动摇日食灾异观的理论基础。与此相联系，明后期日食、月食救护也逐渐流于形式。洪武初，曾规定日、月食救护仪式：“定其日（日食）皇帝常服，不御正殿，中书省设香案，百官朝服行礼，鼓人伐鼓，复圆乃止。若月食，大都督府设香案，百官朝服，不伐鼓，雨雪风翳则免。”2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更定日、月食救护仪式：“礼部设香案于露台上，向日设金鼓于仪门内，设乐于露台下，设拜位于露台上下。至期，百官朝服入班……月食则百官便服于都督府，救护如仪。在外诸司，日食于布政使司府州县，月食于都指挥卫所礼亦如仪。”3至明后期，日食、月食已不再神秘，这使君臣畏天之心逐渐改变，“使日食不预占，令人主卒然遇之，犹有戒惧之心。今则时刻秒分已预定之矣，不独人主玩之，即天下亦共玩之矣。予观官府之救护者，既蚀而后往，一拜而退，杯酌相命;俟其复也，复一拜而讫事。夫百官若此，何以责人主之畏天哉？”
不仅如此，由于天文科学的发展和历史经验的积累，加之心学对思想界的“解放”作用，时人开始质疑星占事应。宋应星《谈天》以日食为例，论证了星占事应的荒谬：“儒者言事应，以日食为天变之大者，臣子儆君，无已之爱也。试以事应言之：主弱臣强，日宜食矣。乃汉景帝乙酉至庚子，君德清明，臣庶用命，十六年中，日为之九食。王莽居摄乙丑至新凤乙酉，强臣窃国，莫甚此时，而二十一年之中，日仅两食。事应果何如也？女主乘权，嗣君幽闭，日宜食矣。乃贞观丁亥至庚寅，乾纲独断，坤德顺从，四载之中，日为之五食。永徽庚戊迄乾封己巳，牝鸡之晨，无以加矣，而二十年中，日亦两食。事应又何如也？”5缘此，人们对星变也心生质疑：“夫言灾异者莫大于日食，知日食非灾，则知孛、彗除旧更新、长星主兵革之类皆虚言也。
明后期，随着人们对天文星变敬畏之心的
淡薄，君臣在因星變修省时也多应虚文。万历时，每当凶危天象发生，神宗在修省罪己诏中每每表示“畏天图治”，7然当官员提出改正措施时，又多以“不报”了结。如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月，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以星变请罢矿税，“不报”。8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八月，星变，礼科都给事中邵庶等“以星变论积秽宜除”，礼部左侍郎杨道宾“以星变论逮系满朝荐事”，皆“不报”。9同时，官员在天文星变修省时，也常发生虚应故事的现象。于此，万历十九年（1591年）闰三月，神宗对言官的虚应状态提出批评，作出处罚，“前者天垂星变，群奸不道，汝等职司言责，何无一喙之忠，以免瘝旷之罪。汝等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至于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且尔等岂不闻‘宫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以搜扬君恶，沽名速迁为也。尔等食何之爵？受何之禄？至于长奸酿乱，而傍观避祸，无斥奸去逆之忠，职任何在？本部该拿问重治，姑且从轻，各罚俸一年。”
明后期天文星变有时亦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有彗星见西南，苍白色，长数丈，气成白虹。由尾、箕越斗、牛逼女，经月而灭。”11内阁首辅张居正因实行变法改革触犯部分官员利益，于是一些官员借星变弹劾张居正，如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等认为星变是由张居正夺情所致，抗疏谏曰：“自居正夺情，妖星突见，光逼中天。”1希望神宗令居正回家丁忧，“以消天变”。处此情势，张居正为稳固权位，也借星变予以回击。明代因日食、星变、灾变考察群体或部分官员，被称为“闰察”。2张居正便利用星变闰察之机，对不附己者打压贬谪。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以星变命四品以上京堂官自陈，庶官听部院考察”，3张居正以夺情故，“用幕客朱琏策借星变计吏，箝制众口，楚人方逢时、署部考功郞刘世亨依违颐气，除异己。”4侍讲赵志皐因抗疏论救吴中行、赵用贤，并“请以吴中行等疏宣付史馆”，惹怒张居正，“会星变考察京朝官”，遂出赵志皐为广东副使。5此次星变考察中，刑部主事蔡文范、修撰习孔教等人亦“并挂察籍，不为众所服”。6因星变考察百官成为执政擅政，打压异己的工具，故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吏部题准“京、外官三、六年正考之后，不得妄请闰考”。7由于天文之禁的废弛，明后期官员纷纷利用星变维护私利，指斥异己，灾异天谴说被滥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明后期诸帝逐渐丧失了解释天文星变的绝对权力，由此引起君臣因星变见解不同而发生争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天文星变的政治影响力。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七月，彗逆行入紫微垣，犯华盖星。大学士王锡爵认为“禳彗”应早行册立太子之典，并密奏神宗：“臣连夜仰观乾象，见彗星已入紫微垣。臣闻古帝王禳彗之法，或改张新政，或更用新人，一切以除秽布新为义。若彗入紫微垣，王者之宫，则其咎乃在君身，必非区区用人行政之间所能消弭。窃谓天子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臣以为方今禳彗之第一义，无过早行册立之典。”8神宗不欲立太子，便对锡爵提出的禳解之法不以为然，并对星变申述己见，赐谕王锡爵：“自彗星示现，朕心甚忧惧警惕。卿上密揭，意欲以大典为禳解，甚见爱君忧国之心。卿之忠赤，朕岂不知？且夫册立之事，本欲蚤行，朕怒群小烦聒疑惑，故屡改移。况今春有旨，候二三年与出讲一并举行，朕意已定，今又发旨，是又无定言矣。夫二三年亦未为迟。且星变之灾，乃朕之不逮，咎在朕身，非卿失职。卿可安心辅治，册立事，还候旨行。”9王锡爵对神宗的回复甚为不满，并对其“玩天”行为深表质疑，复奏：“夫圣意之久定，皇上自知之，臣等亦共知之。乃呶呶群小，无端烦聒疑惑，怒之是矣。然为群小而自轻父天母地九庙社稷之身，不知天心仁爱、其昭然示警者，为群小乎？为皇上乎？使星占万有一验，果群小当之乎？皇上当之乎？二三年举行之旨，骤而更之，诚似无定言矣，然不难更屡年久定之旨，而反欲守今年新定之旨，不知上天之怒，以皇上食言而怒乎？以不食言而怒乎？”
明后期，官员借星变申述己意，表达主张，常为其他官员质疑，这也令天文星变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己酉丑刻，荧惑去月仅七八寸，至晓，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夜，荧惑退至尾初度，渐入心宿。”11此时，明朝内忧外患，民变迭起，兵部尚书杨嗣昌欲与清军讲和，先平定叛乱，故借星变申述“通市招抚”的政治主张，以为“古今变异，月食五星，史不绝书。然亦观其时，政事相感，灾祥之应，不一其致”，并论述历史上的星占事应，“昔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马氏德冠后宫，常衣大练，明帝图画功臣于云台，马援以椒房不与焉。唐宪宗元和七年，月食荧惑，其年田兴以魏博来降。宋太祖太平兴国三年，月掩荧惑，明年兴师灭北汉，遂征契丹，连年兵败”，1借此希望思宗同意与清军议和，以便集中精力剿平民变。当时，工科都给事中何楷指出杨嗣昌附会星占事应，言“杨嗣昌缕缕援引，出何典记？其言建武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说也;其言元和宣慰者，欲借以伸招抚之说也;其言太平兴国连年兵败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说也。附会诚巧，矫诬实甚”，2并指出杨嗣昌“借月食火星，以为可化灾为祥”是为了款塞求和。因此杨嗣昌受到朝臣的弹劾，议和之事不了了之。
帝制中国，国家治乱取决于人君德行，所谓“有乱君，无乱国”，又因在制度上缺少对皇帝的有效限制，所谓“有治人，无治法”。故灾异天谴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约束帝王行为的方式之一。明后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天文星变越来越不受皇帝和官员的重视，“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3皇帝不以星变为灾，便不再“悔过修德深思虑”，4混乱的政治秩序便不能及时更正;官员也不再敬畏星变，将其作为打击政治对手和申诉己意的政治工具，导致混乱的政局更加无序。结语
自古中国，“天人感应”深入人心，“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5“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6政治得失与天文星变的对应关系，经儒家经典的倡言，历代司天官员、官史作者和论天学者张扬完备，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工具。
宋代理学家通过对“天理”的探讨，从学理上反对“天人感应”，7明代天文学者从技术上证明了天文星变的规律，论证了天人感应的虚妄。但在君主专制时代，君权缺少权威性的约束，为限制君权的滥用，“天”又成为必不可少的存在，“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8“天人感应”说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规范君权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灾异政治文化的原因。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言：“神道可以助教，不可专以为教。神之则惑众，去之则害宜。故其言若有若无，其事若信若不信，期于大通而已。世之学者，宜知其趣焉。”9认为“神道”在国家生活中有助于教化，不可以专任，亦不可舍弃。清代学者陆心源对“神道设教”的原因也有独到见解：“夫灾异占候之说，原不足憑。然《易》言天垂象见吉凶，《周礼·保章氏》以日月星辰五云十二风辨吉凶祲祥丰荒，其所由来者久矣。淳风虽以方伎名，《修德》篇屡引经传，以改过迁善为戒，《司天》篇深著隋氏之失，淳淳于纳谏、远佞，不失为儒者之言，非后世术士所能及也。”10认为神道设教的目的在于其劝诫统治者“改过迁善”“纳谏远佞”。
明前期，由于天文星变在兵阴阳和神话皇权中的特殊地位，“兵阴阳家在作为统治工具和特殊武器的同时，又成为一种被历代政府着力防范的危险因素。”1缘此，明前期皇帝严格掌控天文星变的话语权，使其在国家统一的军事活动和维护君主统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中期，人们对天文星变仍持敬畏之心，但皇帝对天文学多不精通，钦天监、内灵台等对皇帝亦不能提供有效建议。为适应政府对天文学的需求，官员获得一定的天文解释权，并加以利用，使其成为约束君主权力，整肃政治秩序的工具。明后期，由于天文科学的发展和历史经验的积累，加上心学对人们思想的冲击和解放，皇帝和官员对天文星变已无敬畏之心，开始滥用其解释权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从而加剧了政局混乱，加速了明朝覆亡。明后期“玩天”的后果是使官员丧失了利用天文星变劝诫和教化人君的功能，即丧失了以道统约束治统、以文化权威批判政治权威的立足点。2顾炎武在总结明后期官员对日食的态度时提到：“然则谓日食为一定之数，无关于人事者，岂非溺于畴人之术，而不觉其自蹈于邪臣之说乎？”3官员“自蹈于邪臣之说”，又“何以责人主之畏天哉”，由此，天文星变也失去了制约人君的可能。至清初，惩明之失，重新确立“神道设教”，使人君成为其主体，反过来利用天文星变督责臣工，从而使皇权成为道统和治统的最高权威，君主专制又更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