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昊
关键词：科举;进士追赐;追忆;文人心态
学界对于科举制度、科举与文学文化、科举与士人心态等方面的研究早已造端，孜孜矻矻，洋洋大观，可谓珠玉琳琅。然而，经过文献爬梳，发现在古代的科举取士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非常规举措，即“进士追赐”——对身殁士子的科名追赐。1这一举措属于“特赐第”制度的延伸，2在科举时代比较少见，施行频率亦较低。每次施行，背后都潜藏着当时独特的历史动因，在一次次偶发中，成为科举制度下的另类存在。而这一偶然举措，对于古代文人的情感心态，仍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一、“慰士心以挽颓厦”：进士追赐的肇始
科举初创于隋，唐宋时风行天下，周流四海，在制度方面亦逐渐规范完备。文献记载，进士追赐始于唐末昭宗时期。原始材料出于唐末五代文人王定保的《唐摭言》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东野，工古风，诗名播天下，与李观、韩退之为友……（庄云不及第，误也。）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瑨肃，边上从事……
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
李群玉，不知何许人，诗篇妍丽，才力遒健……
陆龟蒙，字鲁望，三吴人也。幼而聪悟，文学之外，尤善谈笑……
赵光远，丞相隐弟子，幼而聪悟……
李甘，字和鼎，长庆四年《及第登科记》已注矣（庄云不第，误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词藻亚于兄，不第而卒。
刘得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顾邵孙（吴人）、沈珮（吴人）。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
罗邺，余杭人也。家富于财，父则为盐铁小吏……
方干，桐庐人也，幼有清才，为徐凝所器，诲之格律……
前件人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但恐愤气未销，上冲穹昊，伏乞宣赐中书门下，追赠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明代。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圣泽;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论曰：工拙由人，得丧者命。非贤之咎，伊时之病。善不为名而名随之，名不为禄而禄从之，苟异于是不汩，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
这则材料首先罗列了孟郊、李贺等19人的姓名，除刘得仁等8人外，各作简短小传。其中“庄云不及第，误也”“庄云不第，误矣”两处小注，以及“唐诸王孙也”的表述方式，明显与后文“见存明代”不相统贯。由此可以断定，这部分内容当是王定保在知悉被追赐人的姓名后，自己书写的简要小传，并非韦庄所作。
其次，便是韦庄呈予昭宗的奏件。在开头又有“前件人”的说法，可见韦庄的原奏是否有传，不得而知，但至少亦罗列了这19人的姓名。于理而论，也应附上此名单，以供昭宗及有司稽查核考。最后则为王定保自身所发之议论，表达对不遇才士的同情。
可以看出，韦庄的奏疏较为简短精要，指出这些人虽然未得科名，但“皆有奇才”，原因是
“丽句清词，遍在时人之口”，言外之意，其才情已经得到了科举之外的舆评检验，确已身负进士之才学，只是未有进士之科名。而“愤气未销，上冲穹昊”，如果对这些人不闻不问，不加以补偿的话，可能会令其魂魄怨气郁结，形于天象，影响国家的运势与走向。因此追赠进士与官职，不仅可化解怨气，还可昭示来者，有助于笼络士人群体，重塑他们对于朝廷的向心力，即所谓“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唐昭宗恤录儒士》云：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庄奏：“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霑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俱无显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署。”敕奖庄，而令中书门下详酌处分。2
王定保虽列出获得进士追赐的士子名单，并点明这一追赐事件的提议人为韦庄，却未记录具体时间，这则材料可补其阙。即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十二月，时任左补阙的韦庄提出这一建议，奏于昭宗，并最终获得允准，下旨施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为何不见于正史，却在《唐摭言》中被言之凿凿地记录下来，甚至附上了韦庄上奏的原文？韦庄的文集今已散佚不存，难以稽考。今本《浣花集》为近人所辑之诗词集，已非原貌，自无此篇奏文。然而，清人陈洪墀在《全唐文纪事》中收录了韦庄的这篇奏文，于其后注曰：“《乞追赐李贺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浣花集》。”1则于其时，陈洪墀所见之《浣花集》中，确乎收录了这篇简短的奏文。2又详《韦庄年谱》，“昭宗光化三年庚申，六十五岁。夏，自中谏除左补阙。”3则唐昭宗光化三年，韦庄确任左补阙之职，亦无扞格。此外，《唐摭言》一书虽为文人笔记小说，仍有个别道听途说的不经之谈，但整体而言，古今学者们仍多倾向于肯定其史料价值。并且，王定保为晚唐入五代之人，时间上相距不远，加之其本人亦为光化三年进士，4纵非亲历其事，亦当闻于时人。
因此，《唐摭言》所载的“进士追赐”事件，应是真实可信的。至于正史所不载，当是由于施行于唐王朝行将落幕之际，世事纷乱，不遑记录。同时又是初次施行的偶然性事件，不入正史，亦是理所当然之事。5此类前朝旧迹，三五零落，由距其不远的文人笔记所载录，而正史阙如者，亦非鲜见。
古人亦曾提出质疑，認为提出“追赐进士”这一建议者，并非韦庄，而是另有其人。
（万历）《绍兴府志》云：“方干，字雄飞，新定人，工诗赋……唐末宰臣奏名儒不遇者十五人，追赐进士出身，干与焉。”6既称“唐末宰臣”，言下之意，自然不是韦庄。
清人平步青《<如不及斋文钞>校误》云：
书（《如不及斋文钞》）末云：“昔唐韦庄悯当代才士不及第者若干人，奏请追赠进士及第，而所奏列有已及第之孟郊、李甘二人。韦去孟李时不甚远，乃误引为衔冤抱恨辈，其殆怜才心热，期广搜罗，弗及详察耳。”庸按：奏名儒不遇者十五人，请赐一官，乃宰臣张文蔚、中书舍人封蔚卿事，非韦庄完素，盖本《摭言》之误。7
此处明确对于“韦庄上奏”这一记载提出否定，认为乃当时的宰执大臣张文蔚与中书舍人封舜卿二人所奏，8并非韦庄，《唐摭言》所言为误，但却并未说明自己所论之依据。且所谓“请赐一官”，与“请赐进士”有所不同，因“进士”并非官衔，平步青在此将二者混淆。并考光化年间，张文蔚并非宰臣。9且封舜卿任中书舍人应在后梁时期，其于晚唐光化间是否担任此职，则史料未载。
赵翼《陔余丛考》载：“《通鉴纪事》：‘宰相张文蔚奏名儒不遇者方干等五人，请赐及第，以慰
其魂。”11但传世的《通鉴纪事本末》中，却并未有此记载。
五代后蜀何光远的《鉴诫录》云：“唐末宰臣张文蔚、中书舍人封舜卿等奏：‘前有名儒屈者十有五人，请赐孤魂及第。”12这或是这种说法最早的出处。何光远生卒不详，其在后蜀时仅为普通基层官吏，即便曾身际唐末，也当未得显职，未必能亲知其事。故而在史料的可信度上，似要小于《唐摭言》。
清人方象瑛《补唐玄英先生传》云：“光化中，起居郎韦庄奏名儒不遇者十八人，请追赐进士及第。天祐末，同平章事张文蔚、中书舍人封舜卿复请赐一官，以慰幽魂。”1则认为是韦庄奏请追赐亡故才子进士及第，而时间稍晚一些，张、封二人又再次上奏，请求对这些士子追赐官衔。这种说法亦可能成立，但仍未指出依据所在，并且光化中，韦庄并未任起居郎之职。
以上3種说法，究竟何者为真，已难考证。综合来看，“韦庄说”相对可信。因王定保在时代上更为接近，甚至可能亲历其事，无疑更具有史料方面“当庭作证”的特殊意义。而另两种说法，其相关记载则多有细节上的错讹。因此，“韦庄说”仍较其它说法，相对更为可信。对于古代的大多数文人学者而言，亦习惯于将“进士追赐”的最初提议人定为韦庄，而非他人。
此外，这篇奏议在《全唐文》中被重复收录，分别系于韦庄与吴融名下，前者题为《乞追赐李贺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后者则题为《代王大夫请追赐方干等及第疏》，内容上几乎没有分别。后者当为编者之误，或所据之本书有讹。因《唐摭言》的作者王定保恰好为吴融之婿，2若此篇奏文为自己岳丈所作，又岂有不知之理，而妄系于他人名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唐摭言》中所载的“进士追赐”事件，虽然对于其提议者仍有一些争议，但应为真实的历史事实。唐昭宗虽身际末代，但并非是一位无所作为的帝王，其在位期间忧心勤政，多次有所作为，最终归于失败。在大唐正式谢幕前的数年中，他依然试图扭转时局，并未坐以待毙。因此，鉴于士子离心、文人离德的惨淡现实，为了笼络士人之心，激发他们对于唐王朝的向心力，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正因如此，当时虽尚未离世，因“十上不第”而投于吴越王钱镠帐下的罗隐，依然被特殊关照，得到了“进士及第”的名号。并且在一年后的天复元年（901），昭宗又专门下诏，对年老的及第进士赠官抚慰。
唐昭宗及当朝大臣企图逆转政治局势，争取已然惨淡零落的士人之心，为唐王朝的国祚存续，再作一段乏力而悲壮的努力。与这样的政治考量相契合，遂施行了一整套笼络士人的科举策略。而对于那些献身科举、终生不第，以至于“恨骨填蒿里”的悲剧士人进行科名追赐，便是这笼络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二、恩荫与旌表：唐代之后的进士追赐
继晚唐首次进士追赐后，宋代又将之施行3次。第一次为宋真宗时期，《宋史·王钦若传》载：
钦若子从益，终赞善大夫，追赐进士及第。后无子，以叔之子为后。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真宗》载：
乙未，判河南府。王钦若言其子卫尉寺丞、勾当国子监从益改官十一年，望特迁秩随行，诏授太子右赞善大夫。4
夏竦《<桂籍追荣>序》云：
枢密相国太原公次子，故卫尉寺丞某，字庆之。幼而辩悟，不乐戏玩，始就外傅，卓如成人，属咏景物，动会辞律……
于戏！天道云远，大化难谌，育而不苗，闻者增欷。上闵其幼慧，赠襚有加，追赐进士及第，以成其志。有诗赋、杂文二十卷，题曰《桂籍追荣集》，所以纪漏泉之泽，昭夙成之美，死而不朽，其在兹乎？时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日，具衔某序。5
夏竦与王钦若有往来交谊，这篇文集序当是应王钦若所托而作。从中可以得知，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三月间，王钦若为亡子请求追赐进士及第，得蒙允准后，便着手汇辑亡子的诗赋文章，且将集子命名为《桂籍追荣集》。可见真宗追赐的“进士及第”，虽对亡子而言并无实际意义，仅为身后虚名，但其名号所带来的荣誉价值，仍然颇受重视，惟恐旁人有所不知，故在文集名中直白展现。此外还可得知，王益之所以在死后能够受到进士追赐这一宠遇，其直接原因为“上闵其幼慧”。不过，其父王钦若以宰执大臣的身份上书真宗，使其子获得追赐，这种行为本身便蕴含了“笼络大臣、恩荫其子”的政治意图。毕竟天下间早逝的“幼慧”才人芸芸众矣，未必皆能享此殊遇，若无其父之权位，必无此身后之科名。而晚唐昭宗时期的进士追赐，却是对那些经过世人充分肯定的亡故才子进行追赐，虽皆为笼络人心，但两者之间，仍有着相当之差异。
宋代的第二次进士追赐，施行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宋史·宗室一》载：
追封韩国公子世丰，终太子右卫率，追赠进士及第。
又《宋会要辑稿·帝系四》载：
十一月二十五日，从蔼言长男世丰励志精学，不幸夭折，乞追赐一进士及第，诏可。
此次进士追赐的对象为宗室子弟，即韩国公
赵从蔼之长子赵世丰。与之前追赐王钦若亡子的流程基本一致，即由身居高位的父亲向皇帝提出申请，之后获得准许。申请的理由也几乎一样，即“励志精学，不幸夭折”。二者的性质也并无不同，不过这次是为了笼络宗室，昭示皇恩。
宋代的第三次进士追赐，施行于南宋初年，具体时间不详。《分疆录》载：
蔡良臣，章峰里人，字唐卿，允嘉次子。少肄举业，有才能，尝从学梅溪先生之门，补太学上舍。时金人逼京城，良臣慷慨赋诗，云：“征夫弓箭在腰紧，太学琴书满架闲。蒿目胡尘腾万马，那堪烽焰逼前山。”遂请从军。以约会之师失期，殁于王事。南渡后，追赐释褐，同进士出身，累赠徽猷阁直学士。
此次追赐，授予同金人作战，慷慨就义的太学生蔡良臣。与前两次相同的地方在于，仍是朝廷为了笼络人心而做出的非常之举。南渡之初，正须褒奖忠臣烈士，以激励人心，翊卫皇室。但这次追赐，无疑显得更加危急紧迫，非如之前的太平时节，因而并未像前两次那样“名不副实”。换言之，太学生蔡良臣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忠义行为本身，获得了“身后及第”的殊荣，并无高位者的权势荫庇，显示出一种“自下而上”的色彩，这又与晚唐时的那次追赐，于内在肌理相通。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蔡良臣得到的追赐，也非一甲“进士及第”，而是差了两级的三甲“同进士出身”，在级别上有所不及。
整体而论，宋代的进士追赐，基本上已经沦为了传统恩荫制度的一种延伸。得到追赐者，自身并非有任何已得到证明的“超常之才”，甚至在生前似乎并未参加过哪怕一场科举考试，纯粹是由于父亲的权位势利，霑皇恩以泽子孙。王钦若之子虽“耻由官荫”，却于身后仍由“隐性恩荫”而取进士，可为一哂。而身为忠臣烈士得到进士追赐的蔡良臣，虽于才学方面未见所长，未必已身负“进士之实”，于此仍显示出违背进士本义的一面。但至少是“由己而成”，在个人的道德氣节方面得到一致认可，可视为传统旌表制度的特殊延伸。但即便如此，仍掩盖不了宋代进士追赐的浓重恩荫色彩，被赐予的“同进士出身”，与高门子弟的“进士及第”相比，级别差异一目了然。
元代是否存在进士追赐制度，不得而知，现存的文献材料中，尚无相关记载，这或与元代科举不振有关。之后的明代仍有两次施行，分别为明英宗天顺年间，及明神宗万历年间。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载：
天顺七年，贡院灾，会试举人死于火者九十人。事闻，俱赐进士出身。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载：
天顺七年会试，科场遇火，焚死士子九十余人。国子学正阎禹锡请赠以进士，上切责不许。既而如其言，皆赠进士出身。上亲制文祭之，敛其骸为六大冢，葬于朝阳门外，题曰“天下英才之墓”。2
天顺七年（1463）的京城会试，科场忽遭火灾，九十余名参加考试的士子不幸罹难。明英宗最初不肯采纳大臣的建议，将这些遇难的举子一概赐予进士科名，不久后又允准其事，皆追赠进士出身。
英宗最初“切责不许”，态度较为坚决，或是考虑到进士之名，应负进士之才，不宜作为追赐之具。后来改变初衷，斟酌之后，追赠“进士出身”，而非“进士及第”。徐乾学《读礼通考》云：“此即所谓孤魂及第也。明英宗时，贡院火焚死举人皆赠进士葬之，事亦相类。”3
人们对这批不幸的士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亡故士子的名姓偶然留存，便引起感叹吟咏。如樊彬《燕都杂咏》：
一炬文闱火，群贤赴夜台。幸留铭砚字，名姓识英才。（天顺甲辰，会试贡院火烧，死多人，以吴才砚上有姓名，皆赐及第葬之，名“天下英才吴才等之墓”）4
明代的第二次进士追赐，载于（康熙）《湖广通志》：
曾朝简，临武人，领隆庆丁卯乡荐。事亲孝谨，出入必告。万历甲戌，就礼部试，闻父讣，自伤不及视，含殓归。而拊棺大恸，哀毁过甚，卒于苫块间。事闻，诏旌孝子，复特赐进士，以慰泉下。5
隆庆丁卯，即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这次追赐进士的对象为士子曾朝简，其于参加礼部会试时，忽闻父亲去世，于是扶榇归乡，由于过度悲痛，哀毁而亡。对于孝子的褒旌，历代皆有，但从未有过追赐进士之举。曾朝简既是孝子，因父丧而亡，时间又正好落在他参加会试之时。多种巧合的汇聚，使得朝廷自然而然地在孝子之外，联想到他的举子身份。因此，曾朝简遂成为中国古代惟一得到进士追赐的孝子。
明代的进士追赐，依然延续了宋代“不以真实才学”为标准的施行特征，得到追赐的人，并非腹笥丰裕，已负进士之才的亡故士子。但与宋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明代的进士追赐，已然摆脱了恩荫色彩，纯粹成为旌表制度的延伸，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公平性，虽然仍旧违背了科举取士的本意。
在清代的相关文献中，尚无关于进士追赐的记载，不过却留下了许多与“进士追赐”相关的吟咏与议论，于中透露出文人的情感心态，留待后文详述。兹将历代进士追赐的相关细节，列表汇总如后文表1。三、否定与追怀：“进士追赐”的议论及吟咏
经过以上梳理考辩，进士追赐的历次施行细节，包括施行朝代与时间、施行流程、施行缘由与目的、受追赐人以及受赐级别等方面，大致已得到了澄清。
综上而论，朝廷之所以会施行“进士追赐”这一独特的举措，皆是出于政治统御方面的考虑，或是笼络士人、大臣、宗室，或是旌表忠烈、孝子，无一例外，都与科场取士本身毫无关系。虽然开科举士在本质上仍是服务于政治统治，一方面为官僚阶层输送人才，让“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另一方面则消弭统治隐患，即“疲敝天下人心”。然而，无论如何，科举制度本身是在致力于建立一套相对公平公正的选士流程。是临轩唱第，抑或名落孙山，一决于举子自身于场闱中展现的才情学识。因此，让身负进士才学之人，通过层层考试，最终获得进士之衔，名实相称，乃其最基本的制度理想。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古代所有的进士追赐行为，无疑都是不合理的，违背初衷的。因为死去的举子形魂已逝，无法于九原之下复生，所谓的入闱运笔、翰墨纵横，自然也无从谈起。
而朝廷之所以仍会不时地施行这一举措，乃出于笼络人心的现实考量。但须注意到，这一目的，只有在“进士”这一科举取士的最高位阶，逐渐由现实的功利价值，某种程度上过渡到精神荣誉价值的时候，方能最终实现。对于亡故士子而言，既已命绝九幽，势位富贵皆成云烟，即便在身后被追赐为进士，也无丝毫实际意义，毕竟“科名不润冢中骨”。而且即便获得传世之声名荣誉，泉下之人亦无从得知。这项举措，实际上是为那些献身科举、怀才不遇的尚存士人所施行的。以抚慰他们屡试不第的惨怛之心，激励他们不要灰心丧志，只要孜孜不倦地虔心向学，即便生前不得一第，亦可在死后成为进士，扬名显亲，归于不朽，可谓是科举制度下牢笼士子的极致之举了。
不过，上述梳理出来的被追赐者，除晚唐昭宗时期的数人外，其它时代的受追赐者，可以说无一例外地“身与名俱灭”，澌然而尽。所谓的名归不朽，传于后世，为传统儒家所提出的现实主义“长生”理念，这些受到进士追赐的人，依然无名于后来，为人们所遗忘。而留得身后长久之名的人，如同样受到追赐的李贺、贾岛、陆龟蒙、罗邺、方干等人，乃以己之真实才学，得到众人之认可，遂不至于“恨骨填蒿里”。可以说，任何名不副实的“恩荫”路线，或者“与才无涉”的旌表路线，都只是一时之举，真正的进士，仍须真正的才学来支撑，方具有长久之价值，播在人口，千祀不灭。
也正因如此，除去晚唐时最初的那次进士追赐外，其它时代的进士追赐行为，不久后便纷纷为世人所遗忘，如清人梁清远在《雕丘杂录》中所误认为的“历代无行之者”。在后人的记忆中留存下来的，最终只有昭宗时的进士追赐，因为只有这次的追赐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至名归之举。俞樾《茶香室丛钞》云：“《唐摭言》载《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按：此举人多知之，然罕能言其人者。”1可见至少在清代，很多文人的记忆中，都集体沉淀着这次久远的进士追赐事件，只是对具体的受赐人不甚了悉。
针对这一特殊的事件，古人（主要为清人）在诗文中展开了深切的吟咏与议论，这对认识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独特心态，提供了一面镜子。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云：
韦庄此奏虽为怜才阐幽至意，然未免为识者所笑。夫科第非褒封之物，且长吉召赋玉楼，修文天上，其视人间青紫，真一蚍子，宁复以一命为介介者？予去岁过京口，见顾修远所刊有《李杜同榜登科诗》十首，盖为李杜惜一第也，其韦补阙之见欤？2
这里明确对追赐进士的行为提出了质疑与否定，认为这是违背基本常识的无聊之举，不免为人所笑。因科第乃取士取材之道，非如爵位官衔，可以用来褒旌封赠，两不相干之物，不可混杂一处。又举李贺为例，言其为天帝所召，“修文天上”，早已俯瞰尘寰，韦庄反以俗世科名予之，未免为无谓之举。言下之意为，以李贺为代表的亡故才士，其本身的价值早已得到世人之认可，这才是高于任何科名追赐的真正褒封，相较之下，追赐之举则显得渺小无稽。至于后人“为李杜惜一第”，而刊布所谓的《李杜同榜登科诗》，其用心与韦庄别无二致。讽刺了世人视科名为性命，以己度人，乃至妄溯前贤的这一行为，同时也说明了清代科名崇拜之甚。
朱鹤龄《书<笠泽丛书>后》云：
光化三年十二月，与李贺、温廷筠等十五人俱追赐进士及第，赠补阙、拾遗，生者罗隐亦与焉。未几，李询辟庄判官，宣谕西川，庄因往依王建，而唐亡矣。呜呼！先生诗文瑰异，本因清风高节，以传区区遗补一官，何足为先生重？况卢携之附田令孜、韦庄之相王建，其人龌龊无足数，先生顾乐蒙其齿录也哉！兴言及此，为之三叹。3
即认为韦庄依附藩镇王建，背弃唐廷，大节有亏，与陆龟蒙这样的高蹈之士相比，显得殊无足论。若是陆龟蒙泉下有知，亦当耻于“蒙其齿录”，又岂会乐于受到追赐呢。可知对于这一追赐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原因在于提议者韦庄的道德品行，不足以当此大任，反而对受追赐人的名誉有所玷污。
亦有人看出追賜进士这一行为本身的虚妄无益，毕竟是授予死者的头衔，万事湮没，归于黄土，何况一第。华希闵《广事类赋》卷九《科第》云：“方干之及第原虚，东野之看花已老。锦衣虽傍月宫飞，春风空向蓬山到。”4一个“虚”字，便已道出此举对于被追赐人的妄诞虚幻。李邺嗣《觅录郡中耆旧逸诗》云：“无数风华流草知，单章断笔亦堪思。惟传蕉韵舟中句，仅见钟声亭上诗。万卷破书身共朽，五言行世数犹奇。但教传得方高士，绝胜孤魂及第时。”5所谓的“孤魂及第”，不如诗名如方干一般流传后世，认为文人真正的不朽，只有通过永传后世的作品才能实现。
除却基于各种层面与理由的否定性评价以外，多数文人，对于昭宗时的进士追赐，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深切的追思与肯定。尤侗《艮斋杂说》云：
唐昭宗时，韦庄奏请追赠近代人不及第者……呜呼！此千载盛典也。唐人诗云：“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诸君之冤，可以销矣。崇祯庚辰，上有厌薄进士意，将下第举人与廷试贡士史惇等一百六十三人、吴康侯等一百人尽留特用。于是惇等上疏，请援进士例，谒文庙，行释菜礼，并立石题名。阁臣张四知以为不可，上命如所请，大学士周延儒奉敕撰文，立石国学中。予谓进士之名非生而有之，乃朝廷所赐，故有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岀身、赐同进士岀身之例，今既奉旨特用，则亦赐进士矣，岂天子所用反不如主司所取乎？甚矣，四知之陋也。然以愚论之，韦庄与四知略同，以其皆有进士之见者存也。士君子顾自立何如耳，杜陵大布衣，岂让乞相新郎君哉！
尤侗认为，昭宗时的进士追赠乃“千载盛典”，原因在于确实可以安抚亡故才士的魂灵，使其怀才不遇的冤屈得以洗刷，正面肯定了这一举措的价值。然而，之后却举崇祯时科举事，与韦庄上奏事合并而论，认为乃其心中事先便已存有“进士名衔值得追求”这一价值理念在，故而遂有此举。但进士之名不过为“朝廷所赐”之名号而已，并非代表真实的内在修养与品德，追求这一名头本身，便是舍本逐末，难道终身布衣的老杜，尚且不如蝇营狗苟、夤缘攀附的新科进士么？这里显示出一种前后情感及态度的矛盾性。
章藻功《上翰林合肥李先生书》，中有“方元英恨骨难销，幸题黄甲;卢延逊残牙欲脱，始啖红绫”之句，2则是在干谒书中表达自己对于科名的深切向往。即便是如方干那样，在身后取得科名，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可见科举陷人之深。
不过整体来看，对于“进士追赐”的深切怀恋，主要还是体现在对亡故亲友的吊唁与追思上，列举如下：
君等之名，其将与草亡木卒，澌尽而已乎？当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录名儒者乎？纵欲录之，其何所挟，以附于干等之后乎？
握手春帆卸，离筵酒盏温。
何人为论列，及第慰孤魂。
斜阳旧曲有哀声，谁赠孤魂及第名。
肠断生前杯酒泪，只鸡墓下不胜情。
倚晴阁集百千言，垂老诗篇海外喧。
谁向杏花无月夜，特追及第到孤魂。
伤哉！令季先俟泉台，痛绝孀妻，独持门户，慰孤魂以及第，更待何年？7
鬼录可容追及第，父书应与觅幽婚。
愿君再世为人去，只向阎罗乞钝根。
桂枝曾向月中看，芳杏云端欲折难。
留得雄文数千首，也应及第赐方干。（唐赐方干等十五人孤魂及第）
我来恸哭寒云铺，文昌司禄天闻无，请赐及第哀魂孤。
河岳英灵气未伸，有才无命最伤神。
何时得上韦庄表，追赐科名十六人。
以上都是在亡友去世后的哀悼之辞，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孤魂及第”这一事件。殷切希望有人可以再次向帝王进奏，以效韦庄故事，对自己的亡友追赐功名，以抚慰其抱恨而亡之孤魂。
又如：
曲江宴后放归艎，岂谓才人禄命妨。
差胜孤魂追及第，最怜无子奉高堂。
这里所哀悼的亡友，是在生前已经获得进士科名的，而之所以还要引用“孤魂及第”的典故，亦是为了安慰其魂灵，并以自慰。即：虽然友人因故去世，实可堪怜，但至少已考中进士，相较于身后方得到追赐的才人而言，已是万幸。
对于不及第的亡人，以“孤魂及第”作卑微的盼望与希冀。及第的亡人，又以“孤魂及第”作反面之衬托，宽慰其九泉魂灵。可谓生也科举，死也科举，幸也科举，憾也科举。科举制度对于古代士人心灵的强力撕扯与揉搓，在“孤魂及第”这一偶发性措施的镜照下，愈加显得生动鲜活且悲哀惨痛。《儒林外史》的最后一章，亦是承续了这种执拗的文人心态，希望对科举制度下被埋没的才士，作一段“进士追賜”的儒家式道场法事，以安慰死者与生者的疲惫心灵。即所谓的“伏乞皇上悯其沉抑，特沛殊恩，遍访海内已故之儒，修考其行事第其文章，赐一榜进士及第，授翰林院职衔有差。则沉冤抑塞之士，莫不变而为祥风甘雨，同仰皇恩于无既矣。”
晚唐僧栖白《吊刘得仁》诗云：“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2然而，这不过是人们的自我安慰罢了。金代诗人李俊民以集句的形式翻案此诗，云：“来往风尘共白头，谁人肯向死前休。直教桂子落坟上，富贵何尝润髑髅。”3这可能才是最真实理性，同时又最为冰冷惨酷的现实写照。
赐”，以唐昭宗时期为肇始，此后在宋、明二朝又有出现，或是“恩荫”之延展，或是“旌表”之扩大。这一独特举措，深切反映了士人对于科名的狂热追求与献身，以至于将“进士”这一头衔赋予了超越其本身的价值含义。生而求之，以其几乎为人生价值实现的唯一途径，尚可理解，而期之于已死之后，则近乎令人错愕。这说明“进士”这一名号，隐然具有了宗教般的心理价值，“幽魂及第”，可以满足人们超功利的精神需求，带来一种类似终极关怀般的抚慰。由此，可以概见科举之于文人心态的非凡影响力，加深对于相关现象的理解与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