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
关键词：启圣祠;崇圣祠;文庙;朝鲜;中朝关系
明正德帝死时无子，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由外藩入继大统，是为嘉靖帝。嘉靖帝在位期间多次变革国家祭礼制度，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帝诏命厘清孔子祭礼典制，阁臣张璁上疏言：
叔梁纥乃孔子之父，颜路、曾晢、孔鲤乃颜、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孔子于庙庭，而叔梁纥及诸父从祀两庑，原圣贤之心，岂安于是？所当亟正。臣请于大成殿后另立一堂祀叔梁纥，而以颜路、曾晢、孔鲤配之。请行礼部改正，纂入祀典。引文中的核心问题为：颜渊、曾参、孔伋（子思）三人配享于文庙大成殿内，而三人的父亲却从祀于文庙两庑中，就祭礼的等级来看，显然子高于父，张璁认为应当改正这一问题。2嘉靖帝很快就同意了张璁的建议。嘉靖十年（1531年），在文庙大成殿后建成“一堂”，定名为“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将大成殿“四配”之父皆配享于启圣祠正殿，又将宋儒程颐、程颢之父、朱熹之父、蔡沉之父分别从祀于启圣祠东、西两庑。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万历帝下令将宋儒周敦颐之父入祀启圣祠东庑。至此，入祀启圣祠的人物直到明朝末年再无增加，启圣祠制度的出现构成明朝文庙祭礼的一项重要变革。
在明朝建成启圣祠之后的数年内，这一消息就传入朝鲜，据《朝鲜中宗实录》记载，中宗三十四年（1539年）十一月八日，中宗引见钦问使李清于思政殿，李清曰：
谒圣时，见孔子位牌，以“先师”为号。臣问之，则皇帝以为文宣王则“王号”，卑于天子，“先师”则可在天子之上，故如此为之云。又有启圣祠，叔梁纥坐北壁，孟子、颜渊之父为陪位，宋儒之父程珦、朱松在东、西庑，此前所无之制作也。
自李清把亲见启圣祠这一消息传入朝鲜后，是否要效仿明朝在朝鲜文庙内引入启圣祠这一新的祭祀系统，就成为朝鲜君臣在随后百余年间反复讨论的话题，这种讨论甚至没有随明亡而止息。本文梳理朝鲜君臣的讨论脉络与制定本国启圣祠祭礼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明朝、清朝与朝鲜三方隐喻在启圣祠（崇圣祠）背后的差异化诉求。这项研究以文庙祭礼变动为视角，观察中国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在礼制层面的互动关系，由此深入认识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演进的内在纹理。一、效仿明礼：关于是否修建启圣祠的三次讨论
自朝鲜得知明朝修建启圣祠的消息后，是否要效仿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修建启圣祠成为朝鲜君臣百余年间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此中又以宣祖、宪宗与肃宗三朝的讨论最为活跃。
（一）宣祖朝讨论
宣祖七年（1574年）十一月，使臣赵宪在向宣祖报告北京见闻时，提到启圣祠一事，赵宪言：
臣又见圣庙西北又有启圣庙，启圣公孔氏在北，启贤颜无繇、孔鲤在东，曾晳、孟孙在西，东庑有先儒程珦、蔡元定，西庑止有朱松。盖学宫，所以明人伦也。颜子、曾子、子思在于庙内，偃然先享，而颜路、曾点、伯鱼杳然居下，于常人亦有所不安，况圣贤乎？故熊禾、洪迈曾有别设一庙之议，而弘治中程敏政又尝建白。至于世宗，乃作别庙，春秋释奠同时行事，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至是无遗憾矣。臣愚窃念，我国文庙之西有地闲敞，若议立庙，而春秋同祀，则庶乎伦全乂安，而一国之为父子者定矣。
相對此前使臣李清的汇报而言，赵宪明确建议宣祖在本国建立启圣祠，此为朝鲜士人倡议修建启圣祠之始。
宣祖三十四年（1601年），朝鲜出现了一次讨论启圣祠的高潮，是因为在这一年，朝鲜国王收到一份来自明朝蓟辽总督万世德的正式咨文，4明确要求朝鲜效仿明朝礼制在朝鲜修建启圣祠。万世德咨文曰：
査得国家有建启圣公祠，盖推其所出，两庑七十二贤，因师及弟，祀典斯周……第启圣公祠与七十二贤，并后之从祀者，俱未建付，均属缺典。伏乞并咨该国一体遵行。5
此时，壬辰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万世德身为蓟辽总督，是明朝派驻辽东地区的高阶官员，且以正式咨文，而非私信的形式与朝鲜谈及此事，这显然对朝鲜君臣构成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朝鲜议政府右赞成沈喜寿言：“启圣庙之设，虽非古制，而求之神道，不远人情，后贤起议，可以通行万世。我国虽因时屈，未遑速举，而其回答之辞，岂宜有迟疑之色也？
壬辰战争中，朝鲜文庙内的多处建筑被烧毁，朝鲜君臣遂商定在修缮文庙后再修建启圣祠。宣祖三十七年（1604年）八月，朝鲜文庙修缮完毕。九月十五日，礼曹官员重提修建启圣祠之事，疏言：“启圣庙，则天理人伦之所不可废者，事在不疑，其制度、仪节俱在《会典》，可考而仿也”。2十月十七日，朝鲜就是否修建启圣祠一事，形成一次众臣参与的廷议，当时如议政府领议政尹承勋、左议政柳永庆、右议政奇自献等人皆支持这一建议。但是，宣祖回答：“姑待后日， 更议处之”。对于宣祖的做法，《宣祖实录》的修纂官亦流露出失望之情，评论云：“可胜惜哉”。
（二）显宗朝讨论
朝鲜显宗（1659—1674年）在位时，明朝已经灭亡。显宗九年（1668年），朝鲜又发生了关于是否修建启圣祠的大规模讨论。成均馆儒生申应澄上疏建议：“请依中国嘉靖已行之制，别立启圣庙”，领议政郑太和、判府事宋时烈、赞善宋浚吉等人随即表示支持，但是诸臣也对明朝启圣祠从祀人物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如赞善宋浚吉言：“中朝启圣庙，周濂溪与张横渠之父亦果得列于程、朱之父耶？其两人事行与中朝己行之典，当更详考以处之也”
相对于宋浚吉质疑明朝启圣祠从祀人物的意见，掌令许穆做《启圣祠说》，明确反对修建启圣祠，核心观点为：“鲁有孔子庙，叔梁氏设有祠，虽非礼之祠，祠于鲁则犹可言，祀于学则不可”。5从宣祖朝推演至显宗朝，此时的朝鲜君臣已经没有来自明朝官员咨文催促的外部压力，讨论逐渐深入到讨论启圣祠的具体制度，乃至启圣祠之建否合理这一层面。
显宗九年（1668年）十二月，在朝臣意见并不统一的情况下，显宗下令：“启圣庙一事，姑先举行”。6这是朝鲜国王明确下令兴建启圣祠之始，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终显宗一朝也没有实际动工修建启圣祠。《朝鲜显宗实录》将此中原因归结于“以时屈止”。7经查，当时朝鲜确实屡经灾荒。如显宗八年（1667年），朝鲜大旱，灾情严重;显宗九年，朝鲜又经历了一场强烈的地震。8但是，自显宗九年下达兴建启圣祠这一命令，直至显宗十五年（1674年）去世，间隔6年之久，所谓“以时屈止”确有其灾情因素，但更应考虑显宗在位时期清鲜关系正处于较为敏感的阶段。显宗八年，朝鲜将95位身穿故明服饰的漂流人送往清朝，这些人随即被清朝处死，此事显然极大地震慑了朝鲜君臣。显宗九年，朝鲜不得不将漂流人遗留的两门红衣大炮送往清朝辽东。9此外，在显宗九年至显宗十五年间，暨显宗下达修建启圣祠命令后的数年内，清朝发生“三藩之乱”，当时清朝格外注意朝鲜的政治立场。在这种背景下，显宗朝君臣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格外谨慎，仿照明朝礼制修建启圣祠一事随之变得敏感，并最终没能在显宗朝实现。
（三）肃宗朝讨论
朝鲜肃宗继显宗而立，在位时间自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止，此间中朝关系相对平稳。尤其是在“三藩之乱”期间，朝鲜“按兵不动”之举，进一步赢得了清朝的信任。相对显宗而言，肃宗显然处于相对宽松的中朝关系环境中。肃宗二十六年（1700年）十月，朝鲜出现了最后一次关于是否修建启圣祠的大规模讨论。绝大多数官员，如左议政崔锡鼎、领府事尹趾完、左议政徐文重皆明确反对修建启圣祠，只有右领议政申琓明确支持修建启圣祠，申琓言：“若建庙之议，则中间寝阁，由于时势之未遑，非有参差之议也，今则惟当遵守成命”。1肃宗在多数朝臣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支持申琓的意见，云：“启圣庙，皇朝之所行，先王之所命，右相议正与予意相符，依其意行之”。2此后仅仅过了数月，在肃宗二十七年（1701年）四月，启圣祠建成。
综上所述，朝鲜君臣关于是否修建启圣祠的讨论，以及1701年启圣祠的最终建成，显然反映出明朝在制礼作乐层面对朝鲜具有主导性影响，并且这种由明朝主导的礼制互动关系在壬辰战争后受到朝鲜君臣的广泛认同。明朝灭亡后，朝鲜在文庙礼制，乃至由此关联的政治文化层面，仍然与已经故去的明政权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种超越了明鲜宗藩关系存续与否的文化认同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朝鲜肃宗决定建立启圣祠这一举措，既反映出上述观念的延续性存在，也构成强化这一观念的制度举措。二、修改明礼：关于启圣祠祭礼的讨论
围绕是否建立启圣祠这一问题，朝鲜君臣百余年间议论颇多。事实上，在启圣祠修建过程中，乃至启圣祠建成后的岁月里，朝鲜君臣在具体祭礼是全盘仿照明朝，还是进行更革层面展开了广泛讨论，主要集中于称号、从祀、祭器与拜礼4个问题。
第一，称号之议。明朝启圣祠祭祀诸人的称号情况如下：正祀叔梁纥，称“启圣公孔氏”;配享四人称“先贤某氏”，如先贤颜氏（颜回之父）;东、西两庑从祀四人称“先儒某氏”，如先儒程氏（程颢与程颐之父）。这与嘉靖九年确定的文庙大成殿祭祀系统所用“先师——先贤——先儒”三级称号序列对应，唯叔梁纥无法比照孔子名以“先师”，遂用“启圣公”之称。需要注意的是，此“启圣公”并非爵位号，只是取元朝封叔梁纥为“启圣王”中的“启圣”二字而已。
朝鲜当时的情况是，大成殿中祭祀诸人仍用爵位号，如完全效仿明朝启圣祠制度，就势必首先改变大成殿中的爵位号系统。领中枢府事南九万言：“若欲必遵皇明典礼，今当先改文庙群圣贤位版之题……”4肃宗朝君臣倾向于保留孔子王号，并最终在启圣祠中也采取与孔子王号相一致的爵位称号系统。这里的问题是，因为叔梁纥与孟子之父本不在通祀天下的大成殿祭祀系统中，他们的爵位号究竟为何？朝鲜诸臣不得不自行考证。礼曹官员云：“叔梁纥，宋（大中）祥符中，追封齐国公;孟孙氏，元时追封邾国公，位版书式，似无可疑”。5肃宗最终同意了礼曹官员的建议，启圣祠祭祀诸人神主分别题为：齐国公孔氏、曲阜侯颜氏、莱芜侯曾氏、泗水侯孔氏、邾国公孟孙氏。
第二，从祀之议。其实早在启圣祠建立之前，朝鲜士人就多次表达出对明朝启圣祠从祀诸人的质疑。如前文提到宋浚吉关于将周敦颐之父、张迪之父并列于程朱之父的质疑。即使是明确主张建立启圣祠的领议政申琓也认为将程、朱之父入祀启圣祠，需要慎重其事。申琓言：
叔梁纥之请祀，既因其启圣之功，则颜、曾、思、孟之享于殿上，而颜路、曾点、孔鲤之祀于廊庑，推以“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之义， 殊极未安。故有此别享之议，实出于义起，无拂于礼意。而至于推而广之，至以程、朱之父曾不在祀典之人，而一体并祀，则未知果合义理？6
肃宗二十七年一月，此时启圣祠尚在营建中，礼曹参判李墪再次提出是否要将程、朱等人之父从祀启圣祠的问题，肃宗答曰：“并享宋朝五贤之父，未知得当，不必议于大臣，只享四圣之父宜矣”。1至此，朝鲜启圣祠确立了正殿主祀孔子之父，配享四圣之父，不设东、西两庑的制度，实际上取消了争议较大的程、朱、蔡、周之父的从祀制度。
第三，祭器之议。据明泰昌朝官修《礼部志稿》载明朝启圣祠祭器数量如下：“陈设正位：羊一、豕一、笾豆各八、簠簋各二、铏二、爵三、帛一、篚一;东配：豕一、爵三、帛一、篚一、每位簠簋各一、笾豆各四。西配同，东西从祀同”。2这相对于大成殿孔子所用祭器而言，启圣祠正位减牛一，笾豆减二，其余皆同;相对于大成殿四配所用祭器而言，启圣祠配位减羊一，减簠、簋各一，减笾豆各四。由此可见，在明朝的祀典中，启圣祠祭器的规格稍杀于大成殿祭祀系统，但所降不多。此外，明朝启圣祠中正祀叔梁纥与配享、从祀所用祭器并非一致，而是存在降杀的情况。
朝鲜在面对本国启圣祠采用祭器品类与数量的问题时，主要有如下两种意见：领中枢府事南九万言：“虽以颜无繇等三贤言之，今若移配于启圣庙，则庭无乐舞，奠只脯酒，仪文之备反不如在圣庑时，虽曰‘尊奉，实则降损，岂不尤有所未安者乎”？3南九万主张启圣祠应当采用与大成殿规格相同的祭器品类。与之相对，一部分朝鲜士人主张降杀启圣祠祭礼等级，如吏曹参议权尚夏言：“祝币、奠献、笾豆，启圣公与兖国公諸公俱是公爵，不宜异同……启圣庙与宣圣庙，有所隆杀，骤看则似若未安，而各正其礼，义当理得，圣人之灵岂有不安者乎”？4权尚夏的观点得到肃宗的支持。肃宗二十七年定制：启圣祠正祀位与配享位所用祭器品类保持一致，每位皆为：羊一、豕一、笾二、豆二、簠一、簋一、篚一、爵三。5由此可见，朝鲜启圣祠祭器品数量相对于明朝而言，大幅度降杀。以笾豆数为例，明朝大成殿正祀十笾十豆，启圣祠正祀八笾八豆;朝鲜大成殿正祀十笾十豆，启圣祠正祀则仅有二笾二豆。
第四，拜礼之议。嘉靖九年定制，启圣祠举行迎神与送神礼时，皆行四拜礼，规格同于大成殿孔子祭礼，并没有降杀。朝鲜肃宗朝君臣决定仿效明制，亦行四拜礼。但是，启圣祠行四拜礼的制度在随后的英祖朝受到质疑，英祖元年（1724年）九月三十日，户曹参判李真儒言：“袭用夫子庙之礼者，讹误则明甚矣，宜令礼官自今厘正”。6当时肃宗刚刚去世不久，奉朝贺崔奎瑞提出此时不宜议礼。半个月后，礼曹官员再次提出启圣祠四拜礼这一问题，并由此形成一次廷议，左议政李光佐言：
夫子，万世之师也，普天之下所共尊，且追为文宣王。夫子，时王者之称，即天子也固当行四拜礼。而至于启圣庙，则四拜极为无义矣。道之所存，师之而已，推而上之，尊其所生，固无如许义理。7
行副护军郑齐斗言：
臣伏见国家之礼凡载祀典者，虽在诸小祀之类，皆用四拜礼，原无再拜礼。盖以神道尊礼，其仪节一皆如是也，《五礼仪》“吉礼”可考。今此启圣庙即为邦家祀典，非如乡院、乡社私祀之类，则所当以邦礼行之矣。且凡所以尊圣人者，非谓其爵位也，乃尊道也。虽未有王号之前，其礼数岂当在诸小祀之下乎？今此祠之立，亦以其尊圣人而及其先尊，则其尊之当如圣人，爵位非所论也。8
李光佐主张，孔子位同天子，当用四拜礼。而启圣祠所祀之人地位不及孔子，其礼自当降杀。郑齐斗则认为，凡列入国家祀典之祭祀，即使是小祀也用四拜礼，且祭祀孔父之礼当从“尊道”角度出发，而不能只论爵位之事。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在这种情况下，英祖没有做出倾向任何一方的决断，此事被长时间搁置。直至英祖三十五年（1759年）七月，英祖亲至启圣祠祭祀，行再拜礼。9行礼完毕后，英祖与大司成徐命膺就拜礼问题有过如下一番对话：
命膺曰：“今此启圣祠亲临拜礼，即以再拜停当。而至于诸臣拜礼，前此未有一定之数，大司成、诸生之祗谒启圣祠者，临时创行，特以大成殿之四拜，亦行四拜于启圣祠。今后则宜有恒定之仪节，使人人按而行之，故敢达”。上曰：“亦当一体再拜矣”。命膺曰：“然矣，文宣王有王号，故四拜，非有王号，则皆当再拜矣”。上曰：“依此定式，可也”。命膺曰：“然则令礼官编入于《续五礼仪》，何如”？上曰：“依为之”。1
至此，肃宗朝确定的启圣祠行四拜礼这一规定被正式改为再拜礼，并被记载入朝鲜的国家礼典，一直延续到朝鲜末年。
通过梳理朝鲜启圣祠祭礼制定及其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暨朝鲜虽然仿照明朝礼制建立启圣祠，但是又在很多层面突破了明朝礼制的设计。就称号而言，不用明朝所定先贤、先儒之号;就从祀人物而言，取消明朝启圣祠的从祀系统;就祭器品类而言，修改明朝启圣祠正祀用八笾八豆的制度，改为正祀与配享皆只用二笾二豆，明显降杀于大成殿正祀十笾十豆的规格，这实际上改变了明朝启圣祠祭礼等级逼近大成殿的制度设计;就拜礼而言，以再拜礼取代四拜礼，这种改变与减少启圣祠祭器之举其实理路相通，皆强调了启圣祠在文庙祭祀系统中显著低于大成殿的等级定位。
综上所述，朝鲜在启圣祠祭礼层面的具体规定迥异于明朝礼制，这反映出朝鲜对已经故去的明朝，其实怀有非常复杂的政治情感。如果说朝鲜启圣祠的最终建成，反映出明朝礼乐文化依然对朝鲜具有主导性影响，那么朝鲜修改一应祭礼的制度举措，则又表现出其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意识。因此而论，16至17世纪那种以明朝为主导的中朝礼制互动关系，随着明朝转成“故明”，而事实上趋于松动。三、忽视清礼：对清朝崇圣祠的态度
明清易代后，明朝的启圣祠制度在清朝前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为了表达推崇孔子的态度，下令礼部官员会议追封孔子五代的事宜，诏曰：
孔子之父叔梁公于宋真宗时，追封启圣公，自宋以后，历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则向来未加封号，亦未奉祀祠庭。朕仰体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报功之典礼，意欲追封五代，并享烝尝。
礼部官员随后上疏，建议追封孔子五代俱为公爵。雍正帝提出了反对意见，谕曰：“王、公虽同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3两个月后，雍正帝正式追封孔子先世五代为王：“木金父公为肇圣王，祈父公为裕圣王，防叔公为诒圣王，伯夏公为昌圣王，叔梁公为启圣王”，4并将启圣祠改名为崇圣祠。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雍正帝至崇圣祠行告祭礼。
雍正帝改变启圣祠礼制的做法，在当年就被朝鲜使臣获悉，并记载于供朝鲜国王参阅的“别单”。景宗三年（1723年），使臣徐命均记载了清朝追封孔子五代为王的经过，云：
礼部为钦奉上谕事，奉上谕：“追奉孔子五代典礼已极优隆，犹以公爵之尊未若王爵”。复降谕旨：“广赐咨询”。臣等承命之下，深服圣裁允当，臣等请自叔梁公以上木金父公，凡五代并追封王爵……雍正元年。
可以说朝鲜在第一时间就获悉了雍正帝改变启圣祠礼制的消息，但是此事却没有引发朝鲜君臣是否要效仿为之的讨论。在《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与《备边司誊录》这三大官方史书中，仅存有一条记载与清朝崇圣祠有关。《承政院日记》载：英祖二十五年（1749年）四月十八日，英祖召见冬至使臣郑亨复、书状官李彝章等人，君臣有过如下一番对话：
上曰：“太学制度何如”？（李）彝章曰：“广九间，长六间，而大抵与我国规模无异矣。上曰：“位版与我国同乎”？彝章曰：“然矣”。上曰：“何以书之耶”？ 彝章曰：“书以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矣”。上曰：“得见儒生乎”？彝章曰：“其來见者，则不过欲得清心丸辈矣”。上曰：“乾隆所作篆文怪异，非僧非俗，而即有华夷之分，大禹篆字，安能效得乎”？（郑）亨复曰：“依古法作之云，而彼亦有歉然清书之心，故然矣。且孔子五代，雍正追配于启圣祠，以昭穆奉安矣”。上曰：“四圣之父不入其中乎”？彝章曰：“皆入矣”
在上述史料中，郑亨复、李彝章向英祖报告了关于清朝崇圣祠的见闻，但是二人皆未向英祖建议修改启圣祠之制。确切地说，自雍正元年始，直至朝鲜王朝末年，朝鲜官方史书有关清朝崇圣祠的记载都甚少出现，这与此前百余年间朝鲜君臣反复讨论明朝启圣祠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玩味的是，《承政院日记》所记载之英祖与郑亨复、李彝章的这段对话，也出现于《朝鲜英祖实录》中，细读文本，两者却存在显著差异。英祖二十五年四月：
上问：“太学制度如何”？彝章曰：“广九间，长六间，与我国规模无异。位版漆以朱，以金书曰：至圣先师孔子神位， 十哲亦讳名称子，升配朱子于殿内矣”。
以上两行文字是《朝鲜英祖实录》英祖“太学制度如何”此问及其回答的全部记载。相对于《承政院日记》保持君臣对话原貌而言，《朝鲜英祖实录》的纂修者选择隐去了郑亨复关于雍正帝追封孔子五代，并祭祀于启圣祠这件事的报告。显而易见，这种选择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态度。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英祖二十五年，朝鲜使臣当面向英祖汇报亲见清朝崇圣祠的见闻，英祖并无评论，而至英祖三十五年（1759年），英祖主动将朝鲜启圣祠所行四拜礼修改为再拜礼，并下令写进国家礼典。由此可见，朝鲜其实直到18世纪中叶仍然保持了对启圣祠礼制的关注，但是却有意排除了清朝崇圣祠祭礼的介入。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朝鲜虽然未经庙堂讨论，或者官方史书未记载相关讨论，朝鲜却事实上仿效清朝修改了本国的启圣祠祭祀制度呢？为避免可能存在的质疑，拟定祠名、主祀、配享、从祀、拜礼这五个类目，对清朝崇圣祠与朝鲜启圣祠的祭祀制度做出比较，详见下页表一。
清朝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正祀孔子五代祖宗，且用王号。雍正二年（1724年），增加宋儒张载之父张迪从祀崇圣祠西庑，咸丰七年（1857年），增加孔子之兄孔孟皮配享崇圣祠正殿，位西向第一。与之相对，自朝鲜肃宗朝建立启圣祠后，只是在英祖三十五年（1759年）将四拜礼改为再拜礼，这与清朝所行之二跪六叩头礼存在极大差异。于此可以得出结论，朝鲜官方在知晓清朝改启圣祠为崇圣祠，以及相应祭礼变动的讯息后，仍然保持了肃宗与英祖两朝所确立的启圣祠祭礼制度。
与官修史书的情况类似，翻检朝鲜王朝私人文集、信札等，也看不到广泛讨论清朝崇圣祠的痕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唯有英祖朝著名的学者李瀷（1681—1763年）明确提及清朝崇圣祠之事，并有所议论。李瀷，号星湖，字子新，他拒绝参加科举考试，终生不仕。李瀷言：
至于配食启圣者来说，或似有理。颜、曾、思、孟本宜在两庑，缘后人尊圣之极，益推传道之义，升以祔之，若亲承教诏。然者，四子者岂敢以父故，而不安于陪侍？四子之父又岂敢以子故，去庑之佗乎？此事各以其人之心处之，允惬矣……今闻中国追封孔氏五世为王，而叔梁为启圣王，改庙为崇圣祠，增祀横渠父迪……3
上述评论发生于英祖二十九年（1753年），虽然李瀷没有直接判断清朝文庙祭礼变革合理与否，但是他认为明朝启圣祠从祀颜、曾、孔、孟四圣之父已是不妥，对后来清朝追封孔子五代祖宗为王，又扩充启圣祠规模的批评其实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朝鲜几乎忽视了清朝的崇圣祠制度，这种忽视态度与此前积极关注明朝启圣祠的态度截然相反。与之相对，清朝在更改启圣祠礼制后，也并没有试图影响朝鲜做出同样的变革。如果说朝鲜建立启圣祠，借此表达出对故明政权仍然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虽然这种政治认同在更改明朝启圣祠祭礼这一层面，展现出某种动摇。进入18世纪后，朝鲜显现出不再认同清朝作为礼乐文化主导者的征兆，文庙祭礼视野中的中朝礼制互动关系趋于疏离。四、朝鲜启圣祠祭祀的政治文化内涵：重构中朝关系的意愿
经过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前后百余年的讨论，朝鲜最终在肃宗二十七年建成启圣祠，这是朝鲜王朝自14世纪末在首都汉阳建立文庙后，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新的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形成表征学统关系的大成殿与表征血缘关系的启圣祠并存的二重祭祀系统，并一直沿用到朝鲜王朝末年。那么，朝鲜何以如此为之？其诉求与明朝、清朝有何区别？
需要注意的是，将基于血缘关系确定的伦理价值引入国家文庙祭祀系统，在明朝就已经受到很多的批评。更确切地说，直到明朝嘉靖帝以前二、三十年间，明朝官方的态度仍然是认为天下通祀孔父叔梁纥“于礼为太过”。3明朝启圣祠在嘉靖朝的迅速建成，其实并不意味着文庙祭礼史上一段理论公案的妥善解决，而凸显为嘉靖帝意欲推崇生父兴献王而“制礼作乐”的一种举措，是明朝“大礼议”的重要组成部分，4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明朝启圣祠祭礼规格仅仅是稍杀于大成殿而已。对于嘉靖帝而言，他显然并不需要借推崇孔父来证明明朝的正统性，他需要的是向天下人宣扬如下观念：至圣如孔子，也不能违背基于血亲关系产生的孝道伦理。启圣祠的建成，使得嘉靖帝与孔子，与文庙中的颜、曾、孔、孟诸子，在“孝子”这一视角发生了微妙的角色重叠。
在明清鼎革的语境中，清初诸帝亟需某种突破口来表明清朝对儒家文化的尊崇态度，那些隐喻在启圣祠背后的伦理争执已经不在雍正帝考虑的范畴内，雍正帝言：“欲再加尊崇，更无可增之处，故敕部追封孔子先世五代”。5于此，雍正帝改启圣祠为崇圣祠的用意其实可以看得非常清晰，既然文庙中祭祀孔子的礼仪已经“无可增之处”，雍正帝只好将祭祀孔父的启圣祠作为礼制增益的方向。相对于明朝的启圣祠而言，清朝崇圣祠的祭礼规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至于咸丰年间入祀“圣兄”孔孟皮之举，其实使得清朝崇圣祠的“学庙”色彩愈弱，而“孔氏家庙”色彩愈浓。总体来看，清朝将启圣祠改为崇圣祠，并修改一应礼制的举措，可以理解为清朝积极塑造并宣扬自身的尊孔形象，以此作为笼络天下士人的一种手段。
那么，隐喻在朝鲜修建启圣祠背后的诉求又是什么呢？显然，朝鲜面临的问题要比明朝与清朝复杂的多，此中必然涉及两个维度的考虑：第一，将基于血缘关系确定的启圣祠祭礼引入国家文庙祭祀系统，此举是否合理？百余年间，相当多的朝鲜士人认為启圣祠与文庙显然代表了两种泾渭分明的价值尺度，反对将启圣祠引入文庙祭祀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肃宗何以会力排众议下令修建启圣祠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维度的考虑——朝鲜对中朝关系态势的把握。对于朝鲜而言，是否修建启圣祠，这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中朝关系视域内的议题。明未亡时，朝鲜主要考虑自身是否有责任，或者是否有义务遵从宗主国明朝的礼制变革;明亡后，朝鲜则转而考虑，效仿明朝礼制修建启圣祠，由此传达出的思明尊明意识是否会引发宗主国清朝的不满？朝鲜在这个问题上作何抉择，势必含有中朝宗藩关系视野下朝鲜对自我角色的认识，这不同于嘉靖帝“大礼议”之诉求，也迥异于雍正帝笼络天下士人之诉求。
从某种意义而言，启圣祠构成一个可能表达朝鲜对明、对清真实态度的象征符号，肃宗下令修建启圣祠之举，表达出当时以王权主导的统治上层意欲加强朝鲜与故明政权联系的诉求，这种诉求超越了引入血缘关系可能冲击文庙学统价值的判断。朝鲜继承又部分挑战了明朝的文庙礼制，在进入18世纪后，朝鲜并没有追随清朝改变启圣祠礼制，换而言之，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反映出朝鲜文化自主意识的活跃。在16世纪至18世纪文庙祭礼变动的视野下可以看到：明朝与清朝在中朝文庙礼制互动关系领域，其实采取了差异化的政策，对朝鲜变更礼制的实际影响力趋弱，在这一过程中，朝鲜致力于将自己塑造为明朝礼乐文化传承者的角色，隐然表达出在文化层面重构中朝关系的意愿。
还须说明的是，在我们讨论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演进这一问题时，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明朝主动过问朝鲜文庙礼制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壬辰战争”后以官方咨文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相对而言，笔者翻检清朝官私史料，却找不到清朝试图影响朝鲜启圣祠一事进程的任何记录，从某种意义而言，清朝在朝鲜更改文庙礼制的过程中扮演了静默者的角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18世纪初年清朝对朝鲜整体管控能力的衰弱，而是反映出清朝对中朝宗藩关系，具体于礼制互动关系的经营策略与明朝事实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内涵与意义皆构成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朝鲜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相对，朝鲜却始终拒绝追随清朝修改启圣祠为崇圣祠，虽然清朝与朝鲜的主流意识形态亦同源于儒家文化，这本构成连结中朝关系的纽带，但实际的情况是清朝在儒家文化的象征场域——文庙，乃至更深层次的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转弱。进入18世纪，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它构成一个质地坚硬的制度外壳将清朝与朝鲜包裹其中，内里的礼制互动关系却出现了不同于此前的微妙变化，这是我们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