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明
关键词：万衣;明代士大夫;政治生态;仕宦生涯
万衣（1518—1598），字章甫，号浅源，德化（今江西九江）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任南京刑部主事、刑部郎中、云南曲靖道副使、福建按察使、湖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隆庆初罢官回乡，著有《万子迂谈》8卷。清修《明史》无万衣传。《明实录》有关记载4处，皆简略，清代地方志与当代江西人物志书中亦语焉不详，或有误载。1九江万氏是明代后期出现的多个科举家族之一，万衣为该家族首名进士，一生治学、从政、治家，体现儒家士大夫浓厚的家国情怀。他的仕宦经历，亦能反映晚明政治生态环境的真实状况。因学术界迄今尚无专文考察万衣其人，兹试论述如次。一、不畏权贵秉公执法
万衣于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时年24岁。据同时代人李维桢为之所作《墓志铭》记载，万衣先世为宋翰林学士，其后迁至九江。其父“羡于财而好施”，于灾荒之年救济乡里饥饿之人，因此得里人祝福，夫人“遂有身”。铭称，万衣孩童时已不同凡响。7岁受学于塾师沈仁之，颇得所授。10岁时逢督学考试子弟，得中头名。入学为诸生时，深得督学赏识。
万衣中进士后，观政刑部，授南京刑部主事。嘉靖二十一年（1542），严嵩以礼部尚书入为武英殿大学士，参与机务，嘉靖二十三年（1544）为内阁首辅。其后，严嵩长期把持朝政，任其子严世蕃和赵文华等操纵国事，打击异己官员。嘉靖二十四年（1545），万衣任职刑部山东清吏司，有白莲教“妖人”当被治罪，严世蕃“受其贿”出面请托，万衣拒绝。当时万衣上司刑部侍郎刘某出面说项，劝其“再审之”。2万衣正色回答：“相国子何所从妖人往还？宜对鞫。”刑部侍郎为之语塞。
嘉靖二十七年（1548），京师频发地震，万衣上《应诏陈言疏》，建言皇帝“急修省以弥灾变”。4言辞恺切，不报。嘉靖二十八年（1549）万衣升为员外郎，任职四川清吏司。次年，迁湖广清吏司郎中，管辖“金吾狱”事。当时有蔡百户者，殴人致死，按律应当检尸。锦衣卫督师陆炳有宠于嘉靖皇帝，骄横跋扈。5他以百户为其下属，派人嘱咐免检。万衣不听，事下兵马司，取证明审，蔡百户因此恐惧，投井死。陆炳大怒云：“奈何死吾属？”万衣回复：“若不能率属，致杀人，罪一;不能正杀人者罪，罪二;鬻狱而令狱不竟，罪三。”6陆炳听后气馁，只得作罢。后来又有锦衣卫中人犯案，万衣仍是探明真相，依法断案。陆炳怀恨在心，在次年考察官员时，到吏部尚书那里去中伤万衣，未成。由此万衣清正名声更高。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二月，朝廷派万衣到湖广恤刑。8考虑到那里距离自己家乡不远，万衣特地事先写信禁止家人请托传递。当时有盗贼以黄金投送其表亲家，万衣得知后，将黄金交给黄梅县令。待他到达楚地，立即拿讯投送黄金之人，令其服罪。因此，“楚官吏士民相戒，无复造请矣”。9他在楚地平反众多，考绩时列为上等。
时人对万衣刑部任官业绩，颇有好评。“后七子”中，李攀龙、徐中行均与之为刑部同官。二人曾“抵掌论天下士”，“至推第同舍郎，则亹亹章甫云”。对于万衣拒绝“中贵人”说情，“持法不易”，李攀龙谓“仅此已心异之”。徐中行评價万衣：“章甫为人廉辩，盖斤斤自好者。其法律在司寇有余，而持论务大体，不欲阿当世，故当世亦莫能援芘之。”10万衣自己后来说：“当其时，严、陆虐焰，谁敢有忤之者？生且倔强不为夺。”11他有《送何勋部谪江州别驾》诗，内云：“风流佐郡复何求，直道如今却罕俦。”12身在官场，他了解当时流行风气，只是不愿意同流合污。二、治理边陲御倭建功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万衣出为云南曲靖道副使。对此，徐中行曾明确指出，由于万衣秉公执法，不阿权贵，所以他在刑部接近10年，多次应升迁而不得，最后被派往云南曲靖道任兵备副使，是严氏的故意排挤。然而万衣不以为意，他在青年时即有班马志向，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曾对徐中行说：“嗟乎！士业已倍亲而仕，当激昂坐云台，为主上効一二，不则从傅介子、班仲升立功异域，姓名竹帛间。安能郁郁俛仰局促，事刀笔为也？”1此番远任边陲，徐中行深为万衣抱屈，同时因为了解万衣的抱负，也为其夙愿得以实现而庆幸：“章甫才不中州乎？乃竟炎徼外且万里也。虽然，今而得竟如夙所语，幸甚！”
云南曲靖府战略地位重要。“曲靖为三迤门户，全滇襟喉;亦资孔、黔西之尾闾，即曲靖之口门也。宣威州，距府城二百三十里，州北倘荡、可渡桥一路，山箐险峭，直当川、黔之冲。州南炎方、松林通白水站，为滇黔往来大道，府东北之要害也。寻甸州，西近省城，距府城一百三十里，北至东川、昭通，直趋四川，东南关索岭为入滇扼塞之区，西北七星关为入川险隘之所，府西之要害也。一府所属皆夷民，种类不一。”3明初，曲靖府发生过影响很大的乌蛮首领反叛，整个川、滇、黔相连的地区都受到影响。史载：“曲靖苗民杂处，时有骚动，调剂安堵，不复为患。”4万衣到任后，竭力调整，安抚地方秩序。经过3年治理，“枹鼓不鸣”，5地方乂安。嘉靖三十三年（1554），明朝平定宾川事件，万衣参与运筹，最终“盗化为良”，“夜户或至不闭”，地方士绅为建碑以记之。6万衣官场中的同道之一，同在刑部任官的明朝文坛后五子之一魏裳，有《万章甫兵宪滇中》诗云：“仙郎拥传出燕关，开府西南控百蛮。万里烟涛青雀舫，千秋词赋碧鸡山。主恩题柱云霄上，时难论兵天地间。春到昆明怀汉苑，几回鸣玉共朝班。”
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万衣从云南曲靖道副使任上“转参闽中政”。“崎岖万余里也，至仲冬始抵闽，分闽之福、兴、泉、漳四郡守焉”。此正值倭寇初侵福建。“当是时，寇从浙之温台转掠福宁之三沙。三沙之东隔洋为罗源，稍南为连江，皆福之属也，去会省才六七十里耳。”到达福建第二天，万衣就得到命令前往罗、连。当时倭寇在三沙洋中，本可围困，无奈闽兵承平日久，怯不敢进。万衣一方面以计使倭兵退出连江一带，另一方面及时修缉城垣。次年三月，万衣到莆田，不久倭寇再犯福州。福州距离莆田约300里，而莆田城门口拥积数万人，难以出入。万衣“整兵八百有奇”，分守四门，使人众分左右出入，得以疏通。“郡县官犹虑贼来，令城中人尽登城，昼夜守”。万衣认为，敌在300里外而我尽数昼夜登城，敌来将疲惫难以应敌，免除百姓日夜上城把守。百姓为之欢呼，士人“为作舆诵篇”
倭寇退后，万衣被派到京“入贺万寿”，等他再回到福建，已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他刚到漳州，就接到兴化、泉州连番警报，倭寇出掠驿道，阻断了交通。万衣急趋泉州，晓谕同安县令集乡兵数百人守御。随后他在康店驿遭遇倭寇，立即在北山扎营，“裂衫为旗，斩竹为竿”，聚集千余人，燃烛布置疑兵。当夜，他只带随从几人从小道赶往泉州。又因“兴化报尤急”，从泉州前往兴化。在莆田，他登城视兵，见皆老弱之人，于是出重金募丁壮跟随他守城，莆田城得以保存。倭寇再攻莆田时，万衣在城东门楼上看到“贼众如蚁，几数万”，并且发鸟铳攻城。他急召勇士十几人缒城纵火，同时在城上督兵坚守。倭寇攻城不下，次日撤走。1史载：“时倭犯兴化告急。衣夜从间道趋莆中，搜千金买死士，各执械登陈，更设奇兵待之。俄而贼薄城下，守者鼓奋，奇兵忽出，斩首无算，而莆以平。莆人至今尸祝之。”2这边倭寇刚退，那边省城告急，万衣又急还省城，集议分兵，晓谕地方官出仓粮，发兵船输送，以助战事。《闽书》云：“嘉靖三十七年，倭寇薄城下。既去，分守参政万衣增腰墙，砌垜子，稍阔之。”3《莆田县志》载：“嘉靖己未，分守万衣始议移于城外，将内地召殷实户出银承买，增筑城垜。”4当时他以重金厚赏，选工匠增筑莆田城，使之成为重镇。
嘉靖三十八年（1559）八月，万衣因母丧回乡。嘉靖四十一年（1562）回朝后，先任官湖广，不久出任福建按察使。万衣年底到崇安，听说莆田城已失陷，感慨道：“嗟乎！予三守莆，莆城皆敝坏甚，乃得不陷。今城完乃陷，此其故何邪？此其故何邪？”5到次年正月，兴化的倭寇尚未退去。为了消灭福建的倭寇，明朝调遣戚继光再次入闽，分路进兵，收复了平海卫。其间万衣与同僚以500人守省城，出奇兵埋伏在岭下迎战，又出兵3000人为左右翼登于岭上，“贼大溃，斩获甚众”。6因此战功，他得到了朝廷的赏赐。谭纶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初十日中向朝廷汇报四月捷音：“倭贼五百余徒，突至北岭，逼近省城，左布政使曾于拱、按察使万衣督遣浙兵胡世等五百名前去截杀，斩获首级二十颗。余贼星夜退遁连江地方去讫，未敢近薄省城……”7《明实录》记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七月，巡抚福建都御史谭纶以四月中平海大捷闻，“因叙诸臣功，以继光居首，显、大猷次之……而二司府县等官万衣等之给饷纪功，屯兵分守，均宜叙录……得旨：天地宗庙垂佑，八闽底宁，各官协谋戮力，功实可嘉……衣等十二人各五十两。”
万衣以文臣而预武事，在关键时刻能以超人的胆识与智慧，力保莆田城和北岭，御倭之功不输于武将。此外，他对于兵制和兵法，也有独到的见解，见于《万子迂谈》卷三《兵制》，《兵论上》《兵论中》《兵论下》。他的军事思想在闽海抗倭中得到了实践。三、救荒兴革治理有方
嘉靖四十二年（1563）冬，万衣由福建按察使迁为湖广右布政使。布政使全称承宣布政使，从二品，掌管一省的财政、民政。明洪武九年（1376）撤销行中书省，以后陆续分为13个承宣布政使司，全国府、州、县分属之，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1人，为一省行政长官。在任上，万衣突出的理政事迹，一是救荒均平，二是景王朱载圳身死国除的善后。
万衣到任后，调查地方灾情，上《湖省救荒议》《灾伤请蠲赈议》《灾伤调兵议》，提出应对灾荒的意见。《湖省救荒議》将查过钱粮应停、应蠲、应征等项数目，并平籴等九事凡蠲停、平籴、工役、赈济、劝借、屯粮、余粮、逃移、劝惩逐条酌议，把应对灾荒的措施方方面面考虑周全。巡抚都御史谷中虚批示：“据议深谙政体，洞达民情，明切妥当，咸凿凿可行，真抱经济之猷者。如议通行遵照，仍刻示晓谕，候题请施行。”9在《灾伤请蠲赈议》中，万衣指出：“夫救荒之政，虽无奇策，而民为邦本，亦岂忍坐视其死亡而不之救哉。故赈济一节，尤难漠然不加之意也。”并特别指出：“夫天下之本在郡县，盖守令于民最近，官之贤否，民之休戚系焉。”1该议是针对武昌地区因春夏降水引发水灾的赈济对策，包括蠲停、改兑、折纳、赃罚、守令、防盗6项。
嘉靖四十四年（1565）正月，景王朱载圳（1537—1565）在封国所在地德安（今湖北安陆）死。王为世宗第四子，比穆宗朱载垕仅小一月，母靖妃卢氏。嘉靖十八年（1539）封景王，嘉靖四十年（1561）出居封国，多请庄田，达数万顷。其死后无子，谥景恭王，国除，灵柩回京。万衣作为湖广行政长官，负责处理景府后续之事。万衣总计各项费用，“大约须用银三万余两”，考虑到“湖省地方顷岁以来水旱频仍，兼以采办大木，又值景府分封，民力困绌，似难派及小民”，于是在省内多方筹措，所用开支，“俱系本司借支司库，亦将原派该府租课抵补，并无毫发派及小民”。为了防止所属衙门借此为名科派，万衣还提议给出告示：“如有故违，访出告发，从重究治。”2最终，他使得“该府一切土田山场尽还小民，计其租税与夫禄粮，所省不下数万，及议处减革宗室官禄及坟房冠服等事，即所省于楚者，又不可胜数也。”3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万衣迁河南左布政使，其在任上事迹，主要涉及社仓、兵备、吏治、税收。
明朝州县有预备仓之设，始自洪武年间。“洪武初，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4仓库设立的主要作用，是作荒年赈济之用。遇到荒年，借贷于民，秋成偿还。明代河南自然灾害频繁，其中以水灾、旱灾和蝗灾为主。5万衣深知“民以食为天，一日不食则饥，民饥则盗起，易致陷于恶，故抚绥之政，赈恤为先。”6因而他在任上特别注重地方粮食储备。他拟定的《社仓条议》具体开列7条，提高仓库储备，以图最大限度降低灾荒带来的损害与破坏。议中提到：“稽之典籍，酌以时宜，就将本司任内积余银一万三百两，分发各府，转发各该州县收买谷石。”相关举措还包括：“即于保甲之中，兼行社仓之法，则人人有食，处处皆兵。不惟荒政有裨，实为弥盗之本”。7
万衣具有整饬地方兵备、治安的丰富经验，针对河南具体情况，写成《两河兵马议》，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务实性的12条主张。他认为，“所赖于捍御缉捕者，莫要于足兵。诚如庙堂之议，然以足食为先。”8为此，他调查了河南全省兵备驻扎粮饷状况，对灾伤较重地方先行赈恤：“彰德府所属灾伤颇重，开封、河南、归德、卫辉、怀庆五府所属灾伤稍轻……动支预备仓积粟豆及在库赃罚银两，分别等第，设法通行赈恤，并除一切无名之征。”9在此基础上，建议“将前征民兵银四万二千两，容留本省，行令各府征解开封府收贮，专备调遣兵马行粮草料之需，不许别项支用。”10由是使得河南地方民生安定，足食足兵。
在赋税征收的具体方式方面，万衣探索改革积弊，便利纳税者的具体方法，颇有创建。据李维桢记载：“先生为室署门左右，诸纳赋者宿其中，朝暮立堂下，钱谷自衡量，吏洗手书姓名牍尾而已。所省僦费侵牟可万金，积羡称是。以市谷行常平法，至今受其赐。”1明代白银货币化，河南是财政货币化最早推行的省份之一，早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已在全省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全面折银征收。2由于田赋与徭役以银缴纳，官府要把征来的散碎银两经过加工，溶炼为一定规格的银锭才能上缴国库，销熔之际会有损耗，官吏为补偿损耗，在征收时多征补耗之数，曰“火耗”，实际上成为一种附加税，也称“羡余”。由于各地实行不一，没有国家统一规定，因此各地官府往往用于解决财政亏空，而这也成为地方官吏贪污中饱私囊的渊薮。为了解决赋税征收中的种种弊端，使得库吏不得“高下其手”，任意贪污，万衣不惜亲自出马：“收纳税粮不假吏胥，郡县输至者，即面兑而去，不俟越宿。往例积羡万余金，毫不入私蓄，尽以实常平诸仓。今中州尚号为万公仓云。四、仕途终结罢官还乡
正当万衣踌躇满志，在河南整肃仓廒、吏治，规划全省治理图景时，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已经不再允许他留在职位之上。隆庆二年（1568）正月，直隶廵按御史顾廷对条陈六事：一治贪墨，一酌铨除，一填迁代，一议兵饷，一清国税，一查班银。其中兵饷与班银之事，涉及河南省。4穆宗命该年严格考察。同月，吏部、都察院上报考察方面官结果：“素行不谨，左布政使万衣等;贪，副使张天复等;酷，参议张冕;才力不及，副使金淛等;老疾，副使徐惟贤等;及府州县官杂职凡千六百六员。得旨，罢斥、致仕、降调倶如例。”5明朝处分官员分为4等：致仕、降调、冠带闲住、为民。6考察标准称为“八法”：贪、酷、浮躁、才力不及、老、疾、疲软无为、素行不谨。“素行不谨”或称“操行不谨”，是考核官吏的条款之一，谓所做之事不合为官体统，特指官员言行举止虽然没有严重违法乱纪，但有不符合官员操守的情况。万衣何以得此考语？李维桢记述其中原委，与得罪新任巡抚有关。新巡抚到任，地方三司官都要前往迎接。而“中丞某子甲骤贵，不习事”。这位新贵不知礼节，明明自己不懂地方官场礼仪程序，反而怪罪万衣为首的地方官，“怒笞驿使，语侵先生”，后来了解到是自己之错，反而恼羞成怒，不仅口出“恶言”，而且“迫述职行，而谗就矣”，其后乃有万衣“罢归，天下冤之”之事。7万衣在《与京师友人书》中，叙述了这位“新抚院刘公”在到任时不懂礼仪故事，大发淫威，对三司官“言出恶声”的情况。8这位新任巡抚当是刘应节，山东潍县人，进士，隆庆元年（1567）五月从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调任河南巡抚。9根据现存前后情节记载，万衣的“素行不谨”应即基于刘应节对他的不满。万衣在《答朱镇山书》中云：“衣也志大而才疎，性刚而行直，不达时务，辜负恩私。加以命薄数奇，竟堕奸计，遂为明时所弃……顾薏苡之谤难明，而汩罗之冤谁愬。小人合交以害正，所谓翩翩以邻，不戒以孚也。彼拔茹之汇，且奈之何？安得濯万里之流，洗百世之秽哉！含情南向，不任愧缩。惟当蔬食没齿，杜门思愆，庶几余生不为弃物，稍以报知遇耳。”10除此以外，万衣罢官也当与其在河南布政使任上革除吏弊，遭到嫉恨有关。前文提到，万衣严格把握赋税征收过程，大量节省纳税者的费用，也堵塞了侵夺的渠道。以致民“受其赐”，“而为馋口覆没”。1他为整肃吏弊和减轻民众负担而“越俎代庖”，引发了利益冲突和官吏不满。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严世蕃伏诛，籍其家，黜严嵩及其孙皆为民。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礼部尚书高拱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十二月，嘉靖帝驾崩。隆庆元年正月，内阁成员4人：徐阶、李春芳、郭朴和高拱。新的一轮政治洗牌和高层政治倾轧又产生了，这就是徐阶与高拱的矛盾明朗化。万衣的罢官不出，与朝廷上这种险恶的生态环境也有关联。《万子迂谈》中有万衣给徐阶的一封书信，可以帮助了解当时的一些隐秘真相。引录于下：
近闻某阁下曾荐生于翁，翁遂以是见疑。夫某阁下以地方之故，同年之谊，稍为游扬，理或有之。如生果干荐于某阁下，某阁下荐之，而翁之疑也固宜，何足置辩？夫髫年学之，一旦坏之，终身无述，是则所大恐也。况心与行，实有可自报者，故不得不自鸣也。生以辛丑进士，刑曹九载，得外补宪副，又在滇云万里之外。居三年，移参闽藩，从事戎马之郊，蹈危履险，几填沟壑。又三年，以内艰去，家居者几五载。壬戌之夏，严氏败，始出。又三四年，不意承乏中州左使矣。夫当风波震撼之中，不惟不见摈逐，而且得显陟美地，平生素行，或稍为公评所不弃耳。夫严氏，生之乡人也，又当路炫赫，某阁下纵能贵显人，何如严氏？即欲干进，不如彼而于此，生虽至愚或能辨之。2
在书信中，他极力陈说自己与“某阁下”没有请托关系。那么“某阁下”究竟是何人？信中没有名字，查阅当时文献记载，可知所指为高拱。高拱是河南新郑人，万衣任官河南，又与高拱是同年进士，所以他在书信中一直在向徐阶解释他与高拱的关系仅仅如此而已。又说高拱在家乡“不事家业”，自己是河南地方官，除地方公务，“此外更无毫发相干，人人所共知者，而荐之非其情矣。”3下面谈及往事：“且生素性硁硁，不屑苟合”，在刑部时曾经拒绝严世蕃和陆炳请托，还涉及“中贵人怒”，幸亏当时刑部尚书、侍郎等调护，事情才得作罢。最后一段陈说进入高潮：
生游中外，所至勉强自力，虽愧赫赫声而守己之节，未尝敢变。今苦行几三十年，兢兢自爱，求永终誉，非干进苟逐者流。兹以荐者而反不见信于翁，求全毁至，岂不为大污大冤哉！特恐伤翁知人之明，天下善类，因而解体。所可惜者大，故不得不辩。惟翁谅其志，留神公道。幸甚！幸甚！4
此书信中，万衣一再向徐阶表明心迹，辩解自己与高拱没有特殊关系，这恰恰说明，徐阶早已对他产生了误会。万衣的罢官，让我们看到嘉隆之际官场人际关系内在的复杂性。此时虽然严嵩已倒，嘉靖已崩，但是朝中仍然波诡云谲。阁臣徐阶与高拱都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是他们之间的权谋与明争暗斗，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徐与高的矛盾首先表现在权位上，即使在政见一致情况下，也有利害关系，引发出许多是非恩怨，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荣辱升迁，而且关乎政局，影响广远。我们不能以纯粹的忠奸之争来分辨二者的歧异和冲突，更不能以简单的脸谱化来认识，这是由官场复杂的生态大环境所决定的。在万衣罢官的过程中，由于内阁徐阶与高拱之间的矛盾倾轧，阁臣徐阶、巡抚刘应节、言官顾廷对为代表的势力有形与无形地形成了一个封锁网，使万衣没有在官场立足的空间，反映了被特殊既得利益者所控制的隆庆政治的现实状况。得罪权贵和特殊既得利益者，在明朝的政治斗争中要把对方扳倒，最常用的手段的就是通过考察排斥异己。徐阶竭力援引同乡官员为党羽，使自己在内阁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时他所引荐的同乡官员胡应嘉（南直隶沭阳人）上疏弹劾高拱，迫使高拱离开朝廷，而迫使万衣离开仕途的顾廷对也正是南直隶泰州人。
官场是一个“政治场域”，任何入仕者都将在特定条件下受到“场域”的影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衣先是无意间得罪了“新贵”刘应节，在考察中被冠以“素行不谨”而罢官，而攻击他的言官顾廷对，在高拱再度回朝时，也以“才力不及”被黜降。史载：“掌吏部大学士高拱请与都察院同考察京官……才力不及者十人：给事中顾弘潞、戴凤翔、黄才敏，御史王君赏、赵岩、周以敬、王圻、顧廷对、张问明、高甲。得旨，俱黜降如例。”1后来史家夏燮直言：“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恶者咸预焉。”2万衣的仕宦经历说明，明朝的政治生态环境并不是在严嵩去后就从浊转为清了。
万衣作为在儒家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其儒家政治理念与权力倾轧的官场现实格格不入，其政治遭遇凸显了嘉隆时期士大夫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揭示了官场复杂多变的特性。宦海浮沉20年，万衣的作为体现了士大夫尚气节、清高傲岸、独立不移的品格。万衣归乡后，辅助地方治理，兴学著述，以德传家。筑北山草堂，题其楹曰：“心悬魏阙三千里，身在匡庐第一峰。”3乡居30年，有贡献于九江地方社会，身后于万历年间入乡贤祠。万衣《万子迂谈》中的“迂”字，本意是指曲折，绕远，引申义是言行或见解陈旧不合时宜，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先已》和《国语·周语》。此为自谦之语。实际上，《万子迂谈》中，举凡《兵制》《屯盐》《宗藩》《选举》《漕运》《两都》《钱法》等等，均不乏针砭时弊的真知灼见，是其参与治国理政实践经验与认知的具体表达，而且也具有披露晚明政治与社会实态的文献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