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晓静
关键词：波里比阿;立场;二重性;历史学家
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0年—前120年）是罗马治下的希腊裔史家。他撰写了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建立霸权的历史。撰写罗马史的希腊裔史家并不罕见。狄奥多罗斯（Diodorus，公元前1世纪人）从埃及的创世神话写起，撰著了长达1100余年的历史，其中包括罗马人的故实。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us of Halicarnassus，公元前1世纪人）则讲述了从神话起源直至第一次布匿战争（First Punic War）的罗马历史。阿庇安（Appian，约95年—165年）移居罗马后，曾担任帝国要职，撰写了上启王政时代下至图拉真时期（Trajan，98年—117年在位）的罗马史。普鲁塔克（Plutarch，约45年—120年）的传记也涉及了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与上述罗马治下的希腊史家不同，作为罗马征服希腊本土历史的参与者，波里比阿的写作立场自有其特性。一些学者强调波里比阿仍是从一个希腊人的立场来写作的，他记录罗马人的功绩不能被视为“对罗马的道德和思想上的投诚”。1也有人将他视为帝国的“局外人”之一，认为这些局外人与罗马人构建的新世界有联系，但希腊人的身份使他们只是旁观者而非新世界的主人，他们无非是用各自特有的希腊式滤镜解释罗马的成功。2
然而，包括波里比阿在内大多数希腊著作家往往认为罗马人的扩张具有合理性而且可被原谅，因此很少批判其扩张过程造成的灾难。3其实，这些分析的切入点无非是希腊人对待罗马扩张与统治的态度。波里比阿对亚该亚同盟（Achaean League）利益的维护及其对希腊文化的自豪感则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由于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的影响，波里比阿对希腊和罗马双方都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这使其著史立场呈现出鲜明的二重性，但在写作中两种立场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一、波里比阿著史的处境
波里比阿出生于伯罗奔尼撒（Peloponissos）半岛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的一个政治家庭。该城于公元前235年加入亚该亚同盟，逐渐成为同盟内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在阿拉图斯（Aratus，公元前271年—前213年）的领导下，亚该亚同盟以结盟的方式制衡各方势力，影响力有所增强。阿拉图斯死后，新一代同盟领袖菲洛波义曼（Philopoemen，公元前253年—前182年）通过训练新兵、改良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提升了亚该亚同盟的军事实力。1即便如此，亚该亚同盟仍无法与马其顿人抗衡，并且此时罗马已经崛起，开始全面干涉半岛事务。
波里比阿之父吕克塔斯（Lycortas，公元前3—前2世纪间人）是菲洛波义曼内外政策的支持者。他们都主张擴充亚该亚同盟在半岛南部的势力，将斯巴达纳入同盟，反对罗马人过度干预半岛事务;而阿里斯泰纳斯（Aristaenus，公元前2世纪人）等人则拥护罗马人的主张，使斯巴达和同盟的关系几经变化。亚该亚同盟遂因此问题与罗马人发生诸多冲突。2菲洛波义曼死后，吕克塔斯继任同盟将军，继续推行菲洛波义曼对罗马和斯巴达的政策。波里比阿深受父亲影响，积极参与同盟政治活动，并在菲洛波义曼去世后承担起护送其骨灰瓮的重任。公元前170/69年，波里比阿当选为同盟骑兵司令，成为仅次于同盟将军的领袖。3
公元前171年，罗马向马其顿宣战，然而希腊邦国只是寻求自保，希望借助马其顿王国的力量制衡罗马。公元前168年罗马人在皮德纳（Pydna）战役中取得最终胜利，马其顿王国解体。4这使得亚该亚同盟的地缘政治优势丧失，而同盟在战争中的观望态度也被视为是对马其顿的同情，遭到罗马人的清算。包括波里比阿在内的1000名同盟上层作为人质被带回意大利，长期羁留于此。他们大多被遣送至偏远乡镇，直至公元前150年才获准返回，最终仅有300人回到希腊。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攻陷了柯林斯（Corinth），亚该亚同盟宣告解体，希腊诸邦最终成为罗马治下的自治城市。
然而，罗马人对希腊文化一直报以尊重和学习的态度;他们对希腊世界的统治重视政治上的效忠而非民族的同化。早在罗马介入希腊化世界之初，罗马人就以希腊人的解放者和保护者的姿态出现。罗马治下的希腊自治城市居民依然认同自己是希腊人，城市政治活动频繁，但仅限于罗马人允许的范围内。罗马人对希腊城市的优待政策也都是基于整个罗马的利益考量，而希腊人则由于长期受制于希腊化统治者和国王，易于接受更强大的保护者并加以崇拜，这就奠定了罗马人的“新主”地位。5将亚该亚人质送往意大利，这对于罗马人来说是学习和吸收希腊文化的良好机会，同时也使希腊人在罗马家庭中受到影响、接受教育，成为改变他们对罗马看法的机会。6波里比阿正是在这期间与罗马贵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增进了对罗马统治的了解。
凭借其作品和才华，波里比阿受到康内利乌斯家族（Cornelius Scipio）的赏识与关照，成为该家族继子小西庇阿（Scipio the Younger，公元前184年—前129年）的密友和导师，得以留在罗马并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1小西庇阿还曾因同波里比阿的关系请求老加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年—前149年）为亚该亚人说情，使他们早日得以释放返回亚该亚;虽然有人对此表示反对，但最终元老院同意了这一提案。2波里比阿同罗马人之间的关系虽不平等，但他却是受小西庇阿庇护的“朋友”，而不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仆从。为了突出自己和小西庇阿乃至罗马贵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他记载了同小西庇阿之间的往来，并提到小西庇阿非常希望得到自己的关注，以此作为其“对得起家族以及先祖”的标志。3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接受和包容以及波里比阿与罗马新主之间的“友谊”，为其希腊立场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这使他不仅无需在作品中过度渲染罗马较之希腊的优越以示对新主的投诚，而且得以展现希腊文化在罗马社会中的地位。其写作显然继承了古典时期政治家和实干家为平等人演讲与写作的遗风，与中世纪写作帝王传记的史家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不平等地被其写作对象所束缚，以侍从的身份用作品取悦或引导统治者。4
二、立场二重性的表现
在罗马长期羁留的波里比阿，获得罗马贵族的庇护和尊重，不仅保全了人身安全和尊严，而且近距离观察了罗马人的统治。他的史著基于理性展现出对罗马人的诚服，并致力于反思罗马社会初现端倪的弊病，试图为帝国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但同时，他对希腊文化和亚该亚同盟的自豪感也难以磨灭，难免情感上的纠结。其著史立场徘徊于理性与情感之间，呈现出二重性的特点。
从理性的角度，波里比阿认为，优秀的罗马人完全具备成为世界霸主的能力，其作为地中海世界“新主”的地位应得到认可。尽管罗马人在思想艺术、科学文化为代表的许多领域不及希腊人，但在政治体制、军事制度等方面则远胜希腊人。即使他激赏亚该亚同盟的民主政体，视其为吸引各邦加入同盟的重要因素，也不得不承认相比斯巴达（Sparta）、迦太基（Carthage）等国罗马的制度极为优越，认为“罗马人有足够的理由以建立对整个世界的统治为目标，并且有足够的方法和途径实现这个目标”。5他也希望希腊同胞认识到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已为既成事实：“这53年的时段在此终止，罗马势力的扩张和发展在此时也已经完成。看来这些似乎是得到公认的。除此之外被公认的还有，世界上所有区域都应该纳入罗马人的控制之内，听命于罗马人，遵从于罗马人的命令。”6
波里比阿极为推崇罗马人在政体和军事方面的制度优势。他认为，罗马人将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国王政治结合起来组成混合政体：“政府内部三种类型的要素都能够彼此削弱或相互合作，当每部分密切合作时，它所拥有的力量可以阻止一切危机，因此，无法发现一个比它更好的政体。”7虽然斯巴达的来库古（Lycurgus，约公元前9世纪人）立法也集三种政体之长，实现了制约与平衡，但“罗马人的政体也实现了相同的结果，不同源自抽象的理论分析，而是经过了诸多斗争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从命运的突变中常常获得更好更丰富的知识，他们最终用不同于来库古的方式完成了国家机构的建立，而且也是我们所知政体中最优良的”。8在军事方面，较之依靠雇佣兵的迦太基，罗马人只依靠本国公民和盟军，其军事组织更为可靠;“因为那些罗马人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子孙而战，绝不会有所松懈，他们会坚持不顾一切投入战斗，直到征服敌人为止。”1在实战中，罗马人也通过严格的军事纪律杜绝战场溃逃和投降的行为，树立“不成功便成仁”的规范：“罗马人为自己建立规范，他们或是在战斗中赢得胜利，或是战死，因为如果被打败，他们将不会存有生存的希望。”2其次，罗马人善于学习他人的经验，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提升其军事征服的实力。罗马人起初造船技术落后，缺乏建造五层船的知识，迦太基的一艘战船在一次追击罗马海上运输队时不慎搁浅，罗马人便依其式样仿制新式战船，提升了海军实力。3罗马人发现希腊人的长枪力求稳定不易震动，盾牌坚固扎实不易磨损，能够形成强有力的进攻和有效的防护，于是立刻模仿希腊武器以为己用。“因为这是他们的优点：没有其他人有这样的传统，模仿他人优于自己的东西。”4再次，罗马人在处理同盟者关系方面，也表现出作为地中海世界新主的威望。波里比阿记载，罗马人曾严惩违背誓言、损害友邦利益的坎帕尼亚（Campania）籍驻军，并指出其目的“是要尽可能通过这样的惩罚恢复罗马人在盟友中的美好名声”。5其威望遂在盟友的态度上得到验证：当罗马在布匿战争中屡遭挫折时，“即使经历两次战役的失败，也没有一个意大利城市投靠迦太基，他们都保持着忠诚，尽管有些已经遭受损害。从中可以揣测出同盟国对罗马的敬畏和尊重”。6
在认可罗马人统治能力的基础上，波里比阿也关心帝国的前景。他观察并反思了罗马内部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些罗马人在与马其顿人交战的过程中，被希腊人骄奢淫逸的习惯所影响，尤其是男性青年中出现挥霍和放纵的现象，为男妓和腌鱼投入大量钱财;并认同老加图的观点：“当俊俏的男孩儿比良田售价更高、一罐腌鱼比种地的农民更有价值的时候，这无疑是国家发展趋于恶化的迹象。”7波里比阿返回希腊后受邀同小西庇阿参加了第三次布匿战争，目睹了迦太基的陷落。他记下了小西庇阿面对迦太基断壁残垣时的言行：“西庇阿转身抓住我的手，说：‘波里比阿，这是辉煌的时刻，但我预感到令我恐惧的事。我预感有一天，同样的灾难也会注定发生在我的祖国身上。”8这同样反映出波里比阿对帝国命运的关注。当然，迦太基的命运也促使同为被征服者的波里比阿对亚该亚诸邦在罗马统治下如何延续的问题加以考虑。
波里比阿对亚该亚同盟和希腊文化也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虽然他承认罗马人的政体最为优越，但也认为亚该亚同盟早期政制并不亚于罗马，这迫使他反思这一优秀的同盟何以失败。亚该亚同盟起初只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12个亚该亚人城邦组成，无论是武力还是财力都不及阿卡狄亚（Arcadia）和斯巴达。公元前3世纪中叶之后一些非亚该亚人城市也先后加入同盟，“不仅把制度变成了亚该亚的，而且名字也改成了亚该亚人”。9波里比阿认为这并非偶然。他指出，“找不到任何其他的制度和原则，能够像亚该亚同盟的政治体制那样代表真正的民主，有利于平等和言论自由”;10亚该亚人受底比斯与斯巴达邀请参与仲裁双方的争端也并非因其實力出众，而是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亚该亚人在各方面都具有可信性和高贵善良的品质。11尽管如此，亚该亚同盟仍然需要依靠外界的支持，例如阿拉图斯曾迫于斯巴达人的压力，与马其顿人议和以寻求帮助，1但这种联盟是权宜之计，并不可靠。波里比阿反思了同盟的对外政策，在政治立场上也开始认同阿里斯泰纳斯的亲罗马观点：“如果阿里斯泰纳斯没有及时说服亚该亚人放弃与菲利普（Philippus V，公元前221年—前179年）的结盟，转向与罗马人交好，显然整个国家必然已经遭受彻底的毁灭。”2面对柯林斯的陷落和同盟的解体，波里比阿流露出克制的哀痛。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4年—公元23年）称：“波里比阿对与柯林斯陷落相关的事表示悲悯，并谈到士兵对那些艺术品和祭祀品的漠视;因为他说他看到那些画作被扔在地上，士兵们则在上面嬉戏。”3由此可见，波里比阿心中依然保有对希腊文化的维护和热爱，这与其面对迦太基断壁残垣时的冷静和对罗马统治命运的理性思考形成鲜明的对照。即便此时他依然希图保留亚该亚同盟作为罗马人“盟友”的地位，也为维护同盟的独立做过努力，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协调罗马与同盟的关系作出努力。4
三、二重性立场之下的史家心态
独特的人生际遇使波里比阿具有亚该亚统帅、希腊人质、罗马贵族之友等多重身份，其著史立场难免要在希腊和罗马之间有所抉择。但波里比阿具有史家的自觉，力求以客观的态度超然于前述复杂的关系之上。这就使他的著史立场不必归属于希腊或罗马任意一方，而得以以史家的中立审视和平衡自身社会归属认同的矛盾，实现立场二重性的平衡。
波里比阿对历史学家的工作进行了自觉的反省，强调追求真实和立场客观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著史原则。波里比阿认为历史作品必须以真实性为前提;他认同希腊史家提麦乌斯（Timaeus，约公元前350年—前260年）的观点——“那些在文体上、处理方式上，或是任何其他个别地方有所缺失，但是仍然努力获取真相的作品有资格称为历史，但当它们放弃真相时则不可以称为历史。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真相在这类作品中起主导地位，在我的这部作品中也做过类似的陈述，正如生命体被剥夺视觉，那么其整体就会无用，如果历史被剥夺真相则会变成无用的故事。”5不过，他指出，背离真相的原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无知，另一种则出于故意;并主张“我们应当原谅那些因无知而背离真相的人，但应该坚决谴责那些故意说谎的人”。6因为他认识到，写作者受到身份属性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在立场上难免有所偏好：“一些人以个人经历和个人立场作为标准，我不认为这是有意欺骗读者。”7可贵的是，他由此意识到，史学家的立场有敌我之分，而这种立场的倾向性会影响历史写作。因此，他希望通过公证评判敌人和朋友减少这种影响，力求从双方的立场考虑做出客观、理性的评判，从而尽可能避免以单一立场过度褒贬任意一方。他主张，一个好人应当“爱他的朋友和国家，并且与他的朋友们一起仇恨他们的敌人”，但“当一个人担任历史学家的角色时，他应当摒弃上述这些行为。要经常称赞他的敌人，当他们有任何值得称许之处时;要经常批判和指出最有必要指出的可耻的错误，当他们在公众事务中表现出来的时候”。8可见，波里比阿意识到“历史学家”应当摆脱普通人的爱恨，这实质上赋予了“历史学家”以独特的身份认同，也就是明确地主张历史学家应当具有超然的写作立场;只依凭历史人物实际行事进行相应褒贬的原则则体现出，他力求保持客观的史家自觉。
波里比阿清晰地认识到，历史学家肆意发挥个人的偏好，会使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立场偏向，最终难免导致历史叙述的失真。波里比阿以罗马史家法比乌斯（Q. Fabius Pictor，公元前3世纪人）和亲迦太基的西西里史家腓利努斯（Philinus，公元前3世纪人）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写作布匿战争史着重参考了此二人的记述，但也指出关于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真相没有被充分的报道，尽管腓利努斯和法比乌斯被认为是这方面最权威的史家”。他认为，腓利努斯在记述迦太基人和罗马人争夺西西里时前后矛盾;将迦太基人的失利被围说成成功突围并追击敌人;将罗马人的胜利说成战败。1他指出，“相同的错误在腓利努斯的作品中贯穿始终，在法比乌斯的作品中也同样如此”。2不过，波里比阿依据二人的性格和处事原则做出判断，并不认为他们在刻意误导读者，“但是由于信仰和固有的偏见，腓利努斯认为迦太基人在每种情况下都表现得明智、善良和勇敢，罗马人则相反，而法比乌斯却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3
作为“被征服者”的一员，波里比阿凭借对史家客观中立的自觉，实现了自身立场在希腊和罗马之间的平衡，在作品中同时表达了对罗马统治的认可和对希腊的赞许与维护。波里比阿认为历史的目的不是通过战争结果评判胜负双方，而是要结合新主统治的实际情况予以如实客观的分析。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以这种方式使同时代的人可以认清罗马的统治是应当被接受还是要极力避免的，以及他们的政府在未来应当被称颂、羡慕还是谴責”。4波里比阿认为，历史学家应当超然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身份之外，规避此类立场的局限性，为现在及未来提供帮助：“我的作品对已存或尚未发生的事务都有很大的用处，因为无论是领导这些事务的政治领袖，还是记录它们的历史学家，都不应以征服行为或是征服世界的结果视为最终的目的。正如没有人会仅以攻击他人作为自己发动战争的目标，也没有人会为了航海而跨越海洋;同样，没有人仅为获取知识而学习技术和技艺，所有人在从事这些工作时都会从中得到快乐、满足和利益。”5
由此，波里比阿遂以历史学家客观、求真的原则缓和了其独特身份带来的立场纠葛。这使他能在赞美希腊文化、维护亚该亚同盟的同时，调整政治立场，接受、认可罗马人的统治，进而反思帝国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制胜之道，并为维护罗马对地中海世界长久统治建言献策，实现了其二重立场的微妙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