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会玲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20.02.005
拜占庭帝国历史上共有近百位统治者，能够进入犹太历史编纂体系的为数不多，尤利安（Julian，361年—363年在位）是其中之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尤利安曾施行对犹太教的宽容政策，允许并协助犹太人在耶路撒冷（Jerusalem）重建毁于公元70年的第二圣殿。在短暂的统治时期，尤利安“表达了对同时代犹太人的同情……并尽力协助后者，哪怕悖逆自己的政权。”对尤利安此举，后世犹太学者不乏褒赞：“尤利安重建犹太圣殿本身展现了他的宽容……标志着他在颠覆其伯父（即君士坦丁一世）的工作方面持有严肃态度。”在同时代及其后的多神教文献中，尤利安的形象也多以正面为主，但基督教文献对尤利安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将“背教者”（the Apostate，或译“叛教者”）之名加诸其身，并将尤利安的失败作为护教学素材加以利用，进一步合理化基督教信仰。
对尤利安重建犹太圣殿及其犹太政策的记载主要出自以下几种史料：尤利安本人的书信;与尤利安同时代的多神教史家阿米安（Ammianus Marcellinus，约生于330年，卒于391年—400年）的记载;耶路撒冷主教西里尔（Cyril of Jerusalem，约313年—386年）的信件。其中，阿米安的记载留存下来，尤利安和西里尔的信件虽有存世但不完整，散见于利巴尼乌斯（Libanius，约314年—392/3年）、路弗鲁斯（Rufinus，约344/5年—411年）、纳齐安的格里高利、“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约349年—407年）等人笔下以及《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和《塞奥法尼斯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等作品中。
近现代，以拉德纳（N.Lardner）和吉本（E.Gibbon）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曾穷尽史料，对重建圣殿始末进行了重构，回应并进一步引发了欧洲学界对该问题的持续争论，形成两种主流的对立观点。以沃伯顿（W.Warburton）、米德尔顿（C.Middleton）以及格拉茨（H.Graetz）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尤利安确实试图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但以失败告終。而以法国学者德布瓦勒（J.B.de Beauval）和英国学者拉德纳为代表的一派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尤利安从未重建过犹太圣殿，重建计划及其失败纯粹是基督教父的“杜撰”。时间的深渊吞噬了历史的细节，导致很多内容无从稽考，加上基督教学者对重建事件及其失败的叙述充满神迹，具有高度的神学色彩，因而重建事件是否属实仍然值得思考。除证实证伪外，以该问题为切入点，亦或可以进一步审视4世纪犹太教持续内化、多神教逐步衰微以及基督教日趋兴盛的时代走向，考察古代晚期不同宗教势力之间相互搏弈的复杂而厚重的历史关系。一、重建缘起
素有“哲学家”之称的尤利安生于帝王之家，年轻时多受打压和流放，后被从雅典召回，并于361年底正式即位。在基督教文献中，尤利安一直被斥为“背教者”而非异教徒，主要原因在于尤利安曾是一位受过洗礼的基督徒。由于在被流放叙利亚期间私下皈依了传统的多神教，尤利安被正统的基督徒称为“背教者”。幼年时的尤利安曾跟随尼科米底亚的大主教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Nicomedia，卒于341年，与尤利安之母君士坦提亚有亲属关系）生活，后在尼科米底亚的基督教堂当过读经师，和基督徒一同祈祷、斋戒，还在凯撒利亚（Caesarea）为圣玛玛斯（St.Mamas）建造了纪念碑。君士坦丁一世去世后，尤利安向公众公开了一件长久以来只有其亲信至交才知道的秘密，即在351年，尤利安首次来到尼科米底亚和以弗所（Ephesus）学习时就已经抛弃了基督教的上帝，转而改信带有神秘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t）的多神教。学界一般认为，尤利安放弃基督教信仰的原因首先与基督教自身有关。4世纪中期，经由《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合法化的基督教还处在教义争论和内部整合阶段，信条在不断修正，主教们总是在激烈争辩，以及一些基督徒的不敬神的行为“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尤利安对基督教及其信徒的偏见，致使他认为基督徒们既不理解也没有真心信仰这个他们为之争论不休的宗教……他质疑并早已厌恶基督教教义。”尽管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解决了不少宗教问题，确立了阐释“正统”基督教义的《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但基督教内部仍然纷争不断，这即使不是导致尤利安成为多神教徒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加速其转变信仰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4世纪以来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地区（Palestine）呈迅速扩张的态势，以波斯特拉（Bostra）为例，这个多神教曾经十分兴盛的城镇到尤利安时期城内基督徒数量已经接近全部人口的一半。诸多宗教变化——多神教的衰微、基督教的兴盛、教会势力的崛起等，都令尤利安深感不安，导致他相信“教会和帝国自君士坦丁一世以来的结盟构成了毁灭罗马帝国的不良因素”。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尤利安废除了君士坦丁一世和君士坦提乌斯时期给予基督教牧师的特权;并坚持将众多已经用作基督教堂的建筑改造为多神教神殿，试图恢复多神教在极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基督教学者以及近现代历史学家都特别强调，尤利安之所以背叛基督教成为多神教徒，还有一重要原因在于他师从持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导师——杨布利克斯（Yamblichus，约245年—325年）后所产生的变化。尤利安爱好一切古代多神教的制度和习俗，尤其是对献祭仪式的倡导就深受这位导师的影响。杨布利克斯曾是新柏拉图学派的领军人物，该学派认为：没有献祭就不是完整的祈祷，因为牺牲的生命承载着最高的祈祷。成为多神教徒后，尤利安对此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地予以践行，他曾为阿多尼斯（Adonis）的节日举行奢侈的献祭，甚至不顾及该城市当时正处于食物短缺的困境。他还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比起新兴的宗教（即基督教），旧时的宗教信仰更好、更强大”。
尤利安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态度与基督教会恰恰相反。一般认为，尤利安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了解始于他对《圣经》“七十子希腊文译本”（Septuaginta）的学习。理论上，早期的基督教父大多是推崇希伯来传统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同源性要求他们对包括《圣经》在内的希伯来传统予以尊重。但在实践中，教会领袖们却不厌其烦地与犹太教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尤利安与之不同，作为一位多神教徒，他毫无保留地谴责犹太人的过去，质疑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毕竟犹太国家的毁灭以及整个犹太史都是在“外邦人”的侵略、欺压和统治下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尤利安又推崇犹太人，和其他新柏拉图学者一样，他赞赏犹太人对祖先信仰的坚守，并将此与非犹太人背叛祖先信仰改宗基督教进行对比，认为犹太教是真正纯粹的信仰。尤利安在362年—363年冬天完成的一系列著作中曾明确表达了对犹太教的肯定;在一封写给巴勒斯坦犹太族长希勒尔二世（Hillel Ⅱ，约320年—365年在任）的书信中，他甚至直呼犹太教拉比为“我的兄弟”;在另一封写给当时加拉提亚（Galatia）多神教领袖阿尔萨西乌斯（Arsacius，生卒年不详）的长信中，他以似乎对犹太社团了如指掌的姿态告诉后者“绝没有犹太人须以乞讨为生（no Jew ever has to beg）”。
来自宗教的影响既改变了尤利安的信仰也左右了他的宗教政策，同时，作为一项政治策略，宽容犹太人还是尤利安对波斯战争的计划之一。波斯帝国与罗马—拜占庭帝国之间针对西亚和东地中海区域的争霸战争持续了数百年，消除这一威胁是整个君士坦丁王朝的重要军事目标，尤利安也不例外。当时，与波斯接壤的巴勒斯坦和小亚地区（Asia Minor）犹太人口众多，加上波斯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数量十分可观，拉拢犹太人对抗波斯因此顺理成章。在众多因素影响下，上台后尤利安立即宣布宗教自由，并着手对既行宗教政策进行调整。一方面重建多神教神殿、修造多神教偶像、给予仍然坚持多神教的城市以特权，复兴正处在衰亡阶段的多神教;另一方面取消基督教会和教士享有的特权，并在帝国上下恢复多神教崇拜，驱逐了波斯特拉的主教提图斯（Titus of Bostra，卒于约378年），并禁止基督徒享有多神教徒的教育。与此同时，对犹太人的声明也逐步被付诸实践，为了减轻犹太人的税负，尤利安废止了自多神教罗马时期就开始征收的犹太税“aurum cononarium”（冠金）;并取消前任皇帝君士坦提烏斯的廷臣准备向犹太人征收的特殊税。基于此，自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222年—235年在位）以来，犹太人首次感受到了宗教宽容，摆脱了早期罗马皇帝尤其是哈德良（Hadrian，117年—138年在位）的残暴法令。当然，在尤利安的宽容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允许并协助犹太人重建圣殿的举措。二、重建圣殿与犹太人的回应
尤利安于362年进入君士坦丁堡，随后开始推行一系列内政改革，并对宗教政策进行调整，犹太人对重建圣殿的诉求也因此进入尤利安的视野。据史料记载，当政后尤利安开启了东征波斯的步伐，在南下行军时曾停留安条克（Antioch）进行休整，此问萌生了协助犹太人重建圣殿的想法。当年中旬，尤利安离开君士坦丁堡，向小亚和西亚进军，并很快到达叙利亚行省中心安条克，筹划对波斯的战事。此间，巴勒斯坦犹太人派出代表团前往安条克与尤利安会面。根据当时安条克的基督教史家“金口”约翰和同时代基督教史家路弗鲁斯记载，尤利安接见了犹太人代表团，并与后者展开对话，核心是献祭问题。尤利安询问犹太人为何放弃了献祭仪式，犹太社团指出，放弃献祭是因为失去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因而，恢复献祭的前提是重修圣殿。并表示，自第二圣殿被毁以及被哈德良逐出耶路撒冷后，回归圣地、重建圣殿就一直是他们最重要的宗教诉求。此时持多神信仰并崇尚献祭仪式的尤利安无疑被触动，很快便在安条克（大约362年末至363年初）公布了一条针对所有犹太人的声明：
致犹太社团，
过去，你们遭受过很多压迫……我亲眼见过也听说过，深知你们的税赋沉重……我已经劝说我的兄弟——尊敬的犹太人族长尤洛斯（Julos，即希勒尔二世）不再向你们征收赋税……从波斯征战中安全返回后，我会尽我所能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允你们定居其中，正如你们一直以来所渴望的那样，届时，我会和你们一起在圣殿中向最高神祈祷。
对此声明，后世犹太学者褒赞有加，认为“尤利安本质上是一个有温和人性的人……那些曾因财政勒索而破产的可怜纳税人以及被君士坦提乌斯的官员惹恼的犹太人都能感受到尤利安的善意……”与此相反的是，当时及随后的基督教文献中却是一片讨伐之声。纳齐安的格里高利在其所写的“反尤利安”讽刺文中提到了这一声明，加但认为重建圣殿并非犹太人主动求取，而是尤利安首先向犹太人暗示他们回归巴勒斯坦、重建圣殿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他基督教史家也同样认为“尤利安为犹太人颁布此项谕令，是向后者证明《圣经》中所说的时代——犹太人回归圣地，重建圣殿，恢复祖先的统治的时代已经到来。”
与安条克犹太人会面后，尤利安先后给犹太社团写了四封信，但只有两封信的零散内容保存下来。根据后世学者的重构，其中一封书信的收件人应该是当时的犹太人族长希勒尔二世，尤利安在信中安排了协助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工作计划，包括预计的花费、建筑材料清单（尤其是大理石、木材等价格高昂的建筑材料）以及所需工匠的种类和数量等。除了写给犹太人的信件外，尤利安的命令也被传达给了巴勒斯坦的行省总督，以通知后者执行其政策命令。与此同时，尤利安还任命了具体执行该政策的特殊使臣——安条克的阿里皮乌斯（Alypius of Antioch，生卒年不详）。重建犹太教圣殿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前期准备工作十分耗时，“召集流散各地的犹太人（冬天远行比较艰难），收集、运输建筑材料以及必需品都需要时问”。尤利安于362年夏天在叙利亚首府安条克发布允许犹太人重建圣殿的政策公告后，到圣殿重建工程真正开始可能经过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根据拜占庭史家索格拉特斯（Socrates，约380年—439年）、索左门（Sozomen，约400年—450年）以及塞奥多拉（Theodoret，约393年—458/466年）的有关记载，当犹太工匠开始清理第二圣殿旧址废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普通犹太民众对圣殿即将得到重建的回应是狂热的，甚至将其视为弥赛亚的降临。他们相信阿哈拉比所说“为什么以色列的救世主（上帝）要让安息年成为受祝福的一年呢？那是为了显示以色列应当在安息年获得拯救。”无论是否巧合，尤利安重建圣殿这一年正是犹太人的安息年（犹太历4122年）。据叙利亚的以法莲（Ephraim the Syrian，约306年—373年）记载，“犹太人群情激动，他们吹响朔法尔（羊角号），喜悦不已。”纳齐安的格里高利记载，“（生活在小亚细亚地区的）犹太人已经欣然地准备好了离开家乡（前往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路弗鲁斯也写到，“意大利的犹太人感到弥赛亚已经到来，他们（犹太人）已经变得很不谨慎，似乎先知时代已经回归。他们开始侮辱我们（基督徒），似乎他们的王国时代已经到来。”他还提到流散的犹太人开始向耶路撒冷聚集。在耶路撒冷，兴高采烈的犹太人“找来技术最高超的工匠，搜集建筑材料，清理场地，非常认真地着手这项工作，以至于连女人都开始搬运泥土，还把她们的项链拿出来支付开销。”
对比普通民众，巴勒斯坦犹太族长和犹太教公会领袖的反应比较复杂。一方面，和前者一样，他们将皇帝的声明和信件视为变革时代即将到来的预兆，视为整个犹太民族复兴的契机。用约拿的话说：“现存的流亡机构以及犹太教公会在国家灭亡后已经尽力行使职能，在数个世纪中成功克服了内忧外患。他们努力让民族的幸存者固着在旧有土地上，免于毁灭和饥饿。现在，一切就要变了。”另据一份有待考证的资料记载，“太巴列的犹太‘祭司将尤利安视为‘以色列的王，大卫王国将光芒闪耀。”另一方面，丧失权力的危机感也随之而来。公元1世纪后，以拉比为代表的犹太学者逐渐取代了此前的祭司，通过对律法和道德行为的强调，他们将耶路撒冷的神权国家转变为更为世俗化、适应流散环境的流亡政权。到尤利安时期，学者们努力构建起来的广泛的权威和崇高的地位趋于稳定。回归圣地、重建圣殿，就意味着现有的流亡机构、权威不是面临解体就是需要进行重新调整，颠覆性的变化带来的或将是颠覆性的破坏，这是当时巴勒斯坦犹太族长和宗教权威们难以接受的。更为重要的是，重建工作由罗马帝国主导，其结果会使新的犹太人社团组织成为罗马统治的产物，形如哈斯蒙尼时代（Hasmonean Period，约公元前140年—公元前37年）的诸多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对抗将不可避免地重演，艰难组建的新的族群共同体或许会再次面临解体的危险。
然而，对权力更替的担忧最终还是让位于对民族复兴的支持。随后的历史证实，对尤利安的政策公告反应相对冷淡的巴勒斯坦犹太社会上层却是这项重建工作的主导力量。尽管拉比们不无担心，在业已基督教化的世界，作为一位多神教皇帝尤利安像是一个没有子女依靠的“寡妇”，但他们仍然和民众一样，乐观地相信阿哈拉比所说，“圣殿应该在大卫王国到来前就被重建”。至于对那些认为圣殿重建不会也不能由一位非犹太统治者（更何况还是一位崇拜偶像者）组织领导的拉比们，劝解者也有理由说服，毕竟曾经“巴比伦之囚”的解放者——居鲁士（Cyrus，约公元前600年—前5 30年）就是一位非犹太统治者;再者，《米德拉什》（Midrash）曾隐晦地提到，图拉真（Trajan）在位时（98年—117年）也曾支持犹太人重建圣殿，只是受基督徒干扰后失败而已。基于此，可以说，犹太文献中的沉默并不代表犹太人对重建工作的回应是消極的，而只是巴勒斯坦犹太领袖对尤利安计划保持中立的结果。三、重建失败及其争议
犹太人重建圣殿的工作大约在363年3月开始实施。帝国政府的财政拨款为圣殿重建工作提供了可观的资金;能工巧匠从巴勒斯坦各个地区甚至是地中海周边来到耶路撒冷;木材、石料、石灰以及其他建筑材料已经被运输到耶路撒冷圣殿旧址;普通的犹太人自发聚集在耶路撒冷，准备协助工匠。但出人意料的是，仅仅两个多月后，这项工作突然中断。根据众多基督教史料记载，犹太教历以珥月（Iyyar）——现代历史学家推断出5月27日这一天——发生一起极具戏剧性的突发事故，最终导致整个重建工程废止。
至于当时圣殿遗址施工现场所发生的意外奇事，最早的比较可靠的资料来源于多神教作家阿米安的记载，其编年史第23章中如是说：
……尽管在阿里皮乌斯的推动和行省总督的协助下，（圣殿开始被重建），但在地基处出现了很多巨大的火球，这些火球出现了很多次，将圣殿焚毁数次，施工的工人无法靠近，这一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就这样继续着，几乎决心要把这里的人赶走，工程被迫放弃了。
此记载后被叙利亚的以法莲和纳齐安的格里高利等基督教作家转述。阿米安是安条克本地人，和尤利安一样信仰多神教，没有明显的宗教偏见，曾经在拜占庭军队中担任军官，参加过对波斯战争。阿米安在379年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当时，他已经年老，住在罗马，依靠一些书面资料（可能是官方报告）记述了363年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件。这些书面报告可能是由当时负责监管工程的特使阿里皮乌斯在尤利安死后，向其继任者所递交的材料，报告中可能提及到“火球”突然出现在建筑工地，烧伤数名工匠，成为阿米安历史书写的基础材料。他简短地总结了阿里皮乌斯的这份官方报告，并强调了“大自然的奇迹”（火的出现）。
吉本倾向于相信阿米安的记载，因此转述到：“正当阿里皮乌斯在该行省总督的协助下，不辞辛苦地督促工程进度的时候，可怕的火球不断从地基处冒出来，被烧伤和炸伤的工人无法靠近……”当然，也有学者（例如沃伯顿）提出质疑，认为阿米安或许是将尤利安理想化了，抑或由于和尤利安同为多神教徒而立场不中立。这一点又进一步遭到阿德勒的反驳，他认为，阿米安从来不惧怕责备尤利安，会直接指出尤利安的缺陷，所以没有理由替后者说话。除了阿米安的记载外，当时以及随后的众多史家留下了关于该事故的其他版本。例如《塞奥法尼斯编年史》中提到：
尤利安试图违背上帝，下令重建犹太人的圣殿，并安排一位多神教徒阿里皮乌斯——他是一位狂热的基督的反对者——监督工作的进展……后来刮起一场大风，彻底摧毁了早已准备好的200000摩底（modii）石灰。犹太人仍然坚持重建，于是遭遇一场大火，终结了他们的厚颜无耻。
除了在神学上进行形而上的辩护以期让宗教精英了解基督教以外，护教者们还需要“发现”一些能让普通信徒可以信之不疑的神迹事件，从而吸引非基督徒信服和皈依基督教，这是基督教早期扩大教众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犹太圣殿重建及其失败便是绝好的素材。因此，除了前文提到的火灾和地震之外，以《塞奥法尼斯编年史》为代表的基督教史料还引入了十字架的宗教符号，进一步渲染尤利安重建圣殿的失败：
重建圣殿过程中，工匠们在圣殿地基处发现了一个神秘洞穴，洞中有个柱子，柱子上是一本打开的书——《约翰福音》（Gospel of John），这本书是自创世以来就藏在了圣殿地基中。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从橄榄山一直延伸到安纳斯塔西斯（Anastasis）。十字架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基督徒、多神教徒、犹太人的衣服上（还有基督教史家补充细节称，十字架出现在犹太人和多神教徒的黑色衣服上，也同时出现在基督徒的白色圣衣上）。还有一些十字架出现在他们的器皿上，书中，房子里。十字架在东方的其他城市里也相繼出现。
从护教者的角度可以从以上内容解读出几点信息：其一，基督教符号——十字架、《福音书》（Gospels）的凸显;其二，上帝意志——以色列民众已经被上帝抛弃，基督徒是新的以色列人的凸显;其三，耶稣预言的实现——圣殿将不留一砖一瓦。尤其是耶稣预言圣殿被毁的内容，曾在福音书中多次出现，诸如“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耶路撒冷圣地的毁灭已经作为基督教真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存在了数个世纪。基督徒护教者将这个事实作为佐证他们所钟情的宗教主题的有力依据。首先，他们将圣地毁灭视为犹太人不再是上帝选民的证据。上帝显然不再庇佑和宠爱犹太人，因此才乐见圣殿被毁事件的发生。其次，犹太人对耶稣犯下的罪已经被认定，因此，尽管上帝在第一次流放（巴比伦）后让他们重回锡安（Mount Zion），但第二次流放却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并且还将持续下去，重归锡安之路仍然漫长。最后，这个事实证明耶稣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曾预言圣殿不会留存一砖一瓦，曾经的预言已经成真。
有些基督教书写甚至发展出更加匪夷所思的内容，认为在尤利安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后，犹太社团便展开了对基督徒的大屠杀，还焚毁了阿什科隆（Ascalon）、加沙（Gaza）、大马士革（Damascus）乃至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堂。这一说法招致了不少犹太学者的反驳，转而催生出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正是尤利安重建圣殿的法令惹怒了基督徒，使得埃德萨的犹太人遭到基督徒的屠杀。
当犹太人和基督徒进行争论时，“每个人都必须证明他们对经文有正确的解释。一方是对的，另一方就错了。犹太人被描述为不能理解自己的圣经的眼盲的民族。例如，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年—430年）就曾写到：他们只是一类携带书卷的僧侣，却无法进入能阅读这些书的房间。帕斯卡尔（Pascal）认为，犹太人的不幸状态证明了那些否认基督是救主的人注定不幸。这种观念直到二战时期的纳粹大屠杀依然存在。”然而，历史通常由胜利者书写，并以相同的方式赋予胜利者对事件的诠释以正当性。正如前文提到的拉德纳用四卷本的厚重笔墨讲述：在与基督教交锋过程中，犹太人（和异教徒）所遭遇的一切挫折和失败都不过是上帝光芒普照下的粼粼水波，彰显了基督教真理的永恒胜利。基于此，就基督徒笔下的尤利安重建圣殿及其失败而言，与其说该事件体现的是基督教发明和创造的能力，倒不如说是基督教擅长于历史叙事和演绎的能力。五、结语
时代久远加上资料有限使得对尤利安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事件的细节难考，但通过对有关史料的分析和对犹太历史与传统的认识，可以认为，重建圣殿事件并非空穴来风。尤利安有比较合理的动机允许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犹太人也有理由予以回应，参与重建。由于基督教势力的反对和抵制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重建工作未能充分开展，以失败收场。
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事件背后体现了尤利安所施行的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一方面，倡导多神教的尤利安并不鼓励基督教的发展，废除了君士坦丁一世赋予基督教神职人员的部分特权，且为基督教的发展设置了一些障碍，但也并没有如此前的尼禄（Nero，54年—68年在位）和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年—305年在位）一般残酷迫害基督徒并严厉打压基督教。另一方面，他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宽容同样是奉行宗教自由的初衷使然，或许还有因波斯战争需要拉拢犹太社团这一务实的军事因素影响。基于此，在秉持客观评价尤利安对基督教历史发展所起阻碍作用的同时，也不宜像部分后世犹太学者一样过分抬高尤利安对于犹太民族的历史功绩。
尤利安重建犹太教圣殿一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是多神教和基督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漫长历史纷争的缩影，其背后蕴藏着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复杂关系的节点：往前，长达数个世纪的分道扬镳接近尾声;往后，持续久远的两教对立和纷争拉开了帷幕。自此，基督教继续壮大成为国教，而犹太教曾经自由发展的“黄金时代”告一段落，并逐渐陷于惨遭各种势力特别是基督教之压制和迫害的泥沼之中。结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尤利安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及其失败在今人看来也只是罗马一地中海世界基督教化进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被蒙上了基督教获胜、多神教罗马向基督教拜占庭转变的因果论色彩。
[收稿日期：2019年10月18日]
（责任编辑：徐家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