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刘家和;比较史学;理论;方法;史学实践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博古通今、學贯东西，从事史学研究六十余载，在历史学的多个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受学界敬仰。笔者受业于刘先生，尽管已工作多年，但一直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比较史学研究，尤其是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收获最大、体悟最深。当前，比较史学的重要作用日益为学界所看重，自觉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史学研究的学者也不断增加，推进比较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求系统、有深度的史学比较理论和方法作为指导。刘家和先生的学术实践在该领域有突出成就，并形成了对比较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深刻见解，深入探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对于该领域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谨由比较史学发展的角度着眼试析刘先生对该领域理论与方法的见解以回应时代对历史比较研究之需。一、“同”与“异”的辩证关系
比较史学是在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对现代比较史学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Bloch）认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因而，在比较史学理论中，“同与异”、“普遍与特色”的关系问题构成了比较史学的基本矛盾。
刘家和先生的史学比较理论就是围绕这一基本认识范畴展开的。他认为“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辨同异，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因而，同异正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当然，同与异的关系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体系中，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哲学层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历史比较不同层面的实践，进而抽象为一种理论与方法。在这种理论与方法体系中，对“同”与“异”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同”与“异”的历史性
这方面的表现分为两层。第一层，“同”与“异”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是史学比较研究的客观前提。刘先生认为，“同”与“异”的对立首先是存在于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是一种真实的“同”、“异”对立。刘先生坚持历史比较的目的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这就不仅需要运用比较以求其真，而且要对进行比较的历史材料进行考证以求其真。因此，先生对清代考据学的史料考证功夫颇为欣赏。他总是强调重视史实的真实性，要求学生掌握一些甄别史料的考证方法，并多次现身说法，用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教益来说明史料考证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得其亲炙的学生对此皆有深刻印象。将刘先生的学问之路和其他同辈学者相比明显可以看到，先生既拥有现代优秀学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坚实的理论功底，又具有传统学者的扎实考据功底，并能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擅长使用训诂学、考据学、版本学的知识与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比较的资料进行深入考辩。这既是他探讨“同”与“异”客观真实性的坚实基础，又彰显出其求真的学术高度。
第二层，“同”与“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在刘先生的理论体系中，“同”与“异”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体现历史的动态特性和统一性。例如，他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中提及：“西周时期的中国与中古时期的欧洲，主体非一;时代不同，本来不具有可比的条件，可是，只要我们注意到二者皆有分封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就颇有可讲究的了。”他还写到：“近代美洲的易洛魁人与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本来并无相同之处可以构成比较的条件，但是，当人们注意到它们都有氏族、部落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也就大有可研究的了。”先生进而对此总结道：“以上所举的两个例证，虽然主体不同：时代也不同，但是其可比性在于其间可能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相同。这种相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这也是一种横向的比较，一种相对共时J生的异体比较，而其作用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纵向的发展趋势。”关于比较史学的根本属性是什么？亦即历史比较与其他比较方式的本质不同何在？先生强调，对历史比较“同”与“异”把握的关键在于历史本身，他将比较的思维和比较的触角牢牢地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以历史比较的真实性为基础，使比较的结果体现出了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将比较史学与历史哲学及比较语言学区分开来。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历史现象这种相异相同的客观存在，正是比较研究根据之所在。马克思认为，比较研究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不同，前者的特点是蕴含于历史之中，并且成为“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而历史哲学则是“超历史的”。与比较史学相比，片面的历史哲学解释难免缺少以历史实践来检验与深化历史理解即历史实践缺位的情况。而布洛赫则指出要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比较语言学区分开来，强调比较的最可靠解释应该是真正地运用历史而不是其他。布洛赫的比较史学研究践行了这一主张。在《封建社会》、《为历史学辩护》等著作中，这种实践表现得尤为突出，并获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如果以上述观点审视刘先生比较史学中的“同”“异”关系，就会对其追求比较史学真实性的主张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同”与“异”的逻辑性
在刘家和先生的史学比较中，“同”与“异”是一对将比较思维系统化的概念，因而在逻辑上两者的关系具有系统性和严密性。
其一，“同”与“异”不仅客观地存在于比较的事物之中，同时也反映到人们的主观认识中。比较史学研究必须遵守其内在逻辑和认识程序，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应该展示出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努力从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比较进入到以辩证逻辑为基础的比较新阶段。这体现出比较史学的现代性。在辨明历史比较的功能在于明同异之后，刘家和先生进一步指出，“历史时期相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与其自身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历史时期不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的前后比较是有意义的，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就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所以，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一般说来虽然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上文已经提及，刘先生曾专门以中国西周初年封邦建国与西欧中世纪军事采邑制度之间的比较为例讨论可比性问题。他指出，虽然两者在时空上遥不可及，从整体的社会性质而言也迥然不同，但从分封制这一角度考察的话，仍可找到比较的基础。与此一致，学术界对两者同与异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屡屡获取新的认识，深化了对中西古代分封制异同的理解。由此看来，“由于比较范围的选择、可公度性及语言分类结构是比较者主观预构的结果，因而，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从观念形态上说，历史是人们对过去发生事实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论构想或解释的基础仍是客观的实在。这样看，人们对历史比较客观本质性的辩证理解与传统实在论意义上的单纯的历史本然理解，就明显不同了。这无疑加深并丰富了对比较史学中“同”与“异”客观逻辑性的现代理解。
其二，逻辑性还表现在对于比较方法的深入探讨和构建上。刘先生指出过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史学比較的方法。“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就是对于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比较这个词虽然产生于同时并列的事物之间，但是它一旦作为一种方法用于历史的研究上，就在原有的同时比较之外，又加上了历时性比较的方面。”两种比较方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仍然是围绕着“同”与“异”进行的。“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横向的共时性（sVnchronic）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diachmnic）的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的比较研究，从总体来说，就包括这两种取向。”
其三，逻辑性还表现在对比较过程两个阶段的划分上。刘先生提出，比较可分为两个认识阶段，其一为异中求同，其二为同中求异。他论述道，“开始时我们看到的都是‘异，甲国和乙国不同，乙国又与丙国有异，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处完全相同，正如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一样。继而经过比较，人们又会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原来在甲方面有相同之处、在乙方面又有相同之处，以至有多方面的相同之处。于是，人们的认识就达到了由异而同、由多而一的阶段。再进一步，人们不能满足于抽象的‘一，就又经过比较而认识到世界正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刘家生先生认为，这样就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一次完整的认识过程，当然，这样的认识过程实际是需要不断深入进行的，“而全部这样的认识过程都必须也必然是在比较的研究中实现的。”
（三）辩证的异同观
刘家和先生强调了异与同不仅是一个相互对立的排斥体，而且是一个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相互包容、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体。他指出：“比较研究必须以某种认同为基础，同时意在生成新的认同，但这绝不意味着追求一种毫无差异的认同;相反，保持差异是比较研究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异和同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历史比较既是一种舍弃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新知的过程，更是一个经过扬弃而展现普遍性的过程。黑格尔讲：“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而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历史比较必然建立在双方同与异的基础之上，其中的“同”是集中了双方“异”的有关内容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认识，因此，这时的“同”既与“异”相关联，又与“异”有明显的不同。此点可以马克·布洛赫关于“封建主义”的讨论为例加以说明。布洛赫认为，欧洲不同地域的“封建社会”有明显的共同特征，“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的广泛使用……这些似乎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他同时又一再指出欧洲“封建主义”在共性之下的差异：“欧洲封建化的程度并非全部一致，节奏也不完全相同。而且，最重要的是，任何地方都不是完全封建化的。”显然，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其各个地区个性基础上并相互联系的封建主义，它本身是同与异的辩证统一体。同中求异与异中求同是一个完整比较过程的前后组成部分。如果不从事物的不同性出发，以探讨其所具有的相同点，我们就无法认识历史事物。所以，史学比较的第一步就是要从不同中寻找其相同，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必须借助于逻辑，从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同而概括其共性。不如此，我们所面对的历史现象就是杂乱无章的历史表象。同样，如果对历史的比较认识在此结束的话，那我们只会对历史现象有一个简单的抽象的了解，只知其共性，而不知个性和具体性。因此，比较史学的第二阶段的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共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以探求历史现象的个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那么势必要把认识再深入一个层次，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那也就是从同中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么样既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可以说，刘先生所阐明的“同”与“异”的内在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实践有其独到之处，对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一，它深化了对历史比较本质的理解。历史比较固然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有益的历史研究方法，然而许多人在相关研究中却难以有大的成效，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对比较方法缺乏深入的了解，没有真正地将历史比较理论与方法落实于对史实的比较中。历史比较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坚定不移地将历史比较的研究与历史的真实过程结合起来。归根结底，“同”与“异”两方面因素在比较对象中的客观存在，乃是史学比较的前提和基础。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即认为：“第一性实体之所以是最得当地被称为实体，乃由于这个事实，即它们乃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基础，而其他一切东西或者是被用来述说它们，或者说是存在于它们里面。”
其二，刘先生关于“同”与“异”的史学比较观念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具有抽象特征的理性逻辑认识，更好地反映出了历史比较研究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史学比较的实践中，这种理性逻辑有助于研究者避免简单罗列比较对象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直达现象“同”与“异”背后的本质内容。在我国比较史学实践中，一些学者只注重异中求同而忽视同中求异，如在中西比较中往往强调两者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忽视其问的特殊性，另一些学者则又过于强调民族历史的特殊性，而排斥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和普遍性。在理论层面，造成这种局面的症结主要就是不能很好地处理比较方法中“同”与“异”的内在辩证关系。同样问题也见于西方比较史学研究中。如一些学者在对比东西方文化时，过分强调两者的不同，忽视东西方发展的同一性，另一些学者持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只强调历史发展的同一性，无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把西方文明作为东方文化发展的未来，回到欧洲中心说的老路上。
其三，刘先生所阐释的“同”“异”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历史真实和逻辑判断基础之上的辩证关系，避免了陷入片面研究的误区。黑格尔曾经指出过：“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但在经验科学领域内对于这两个范畴，时常是注重其一便忘记其他，这样，科学的兴趣总是这一次仅仅在当前的差别中去追溯同一，另一次则又以同样的片面的方式在同一中去寻求新的差别。”于是，历史比较表现为无内在联系、相互割裂的状况，无法运用辩证的方法将同一与差别统一起来，其结果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只是浮在表面上，所得出的往往是一些似是而非、难经反复推敲的结论。凭藉研究的理论旨趣与坚实的对理论功底，刘先生摆脱了历史经验主义的局限，而通过长期、坚实的历史研究实践，避免了纯粹的逻辑的跳跃性，能够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从而使其比较研究的“同”与“异”关系成为历史的、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比较史学与建立新型的世界史学科体系
刘家和先生通过其比较历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和长期实践，为建立新型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意见。
（一）把民族情怀与理性分析相结合
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意义在于认识世界历史的真实演变，而如何处理比较认识者所带有的民族感情是其间的关键所在。刘家和先生曾就此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西比较史学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开的“结”：“第一个结是：中西文化的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就其现象而言，却又容易入门……第二个结是：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需要研究者采取严肃认真冷静的态度，可是它又与人们对于文化的价值观念有关，因而使人们在作研究时难以避免甚至于不能不有某种热情”。第一点属于认识论的问题，所以克服的方法“就是要如实地认识到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一个难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个结同人们的价值观念相联系，是历史比较研究中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
刘先生指出，对于从事中外史学比较的中国学者而言，“应该有感情，应该有一种理性无穷的感情。凭着这一种感情，我们对本国文化中优点的爱与对其中缺点的恶，应该是同样强烈的。所以，这不是感情因素的消灭，而是使它在理性的指导下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化。同样，对于西方文化也应该是爱其优点而恶其缺点。”。事实上，正如刘先生多次说到的，日本侵华战争在其心灵里留下很深的烙印，国家的衰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悲惨生活，这一切都是长久以来先生治史的动机之一。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目的还是着落在振兴中华这一宏大的目标上。因此，刘先生对治史、对中西史学比较倾注了太深的爱、太重的情。但刘先生基于其谨严的治史态度，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学家蕴藏于心的民族特性决不意味着历史家应该采取民族狂热的方式去研究历史，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尊重自身作为研究主体所具有的民族热情，又尊重隐藏于域外史学中的民族热情，以一种唯真理是从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进行理性的比较，探讨中外历史和历史学内在的真实与相互关系。在刘先生的治史理念中，冷静的理性与价值观念和爱国情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用刘先生自己的话说：“这不是感情因素的消灭，而是使它在理性的指导下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化。”将民族的热情和理性的分析相结合，是刘家和先生倡导的在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时所应采取的态度。
（二）创新世界史观念的努力和成果
刘家和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具有突出的实践性，通过比较史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为创建新的世界史体系而努力，始终突出地表现在他从事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的过程中。刘先生看到，世界史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中国学者如何研究世界史、如何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去研究中国史，是十分突出的问题。有趣的是，与西方人的世界史著作大多把本国的历史包容在内而且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不同，中国人编写的世界史教材则往往没有中国史部分，这样编纂的历史著作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世界史，只是外国史而已。刘先生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外国人撰写的世界古代史中却常常没有应有的地位，必须改变这种世界历史的撰述方式。针对怎样改变与如何努力，刘先生提出了3点主张。
其一，中国学者必须从思想上理清什么才是真正的世界史以及世界史应该包括那些内容。世界历史的内容和撰述方式是由人来界定的，西方没有垄断世界史话语的天赋特权。近代西方的世界史书写是与其殖民历史相适应的，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殖民统治历史的一种历史记忆，虽然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但却是一种不合理的现实。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并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在在世界史中被边缘化是极其不公平的，也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对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在世界史上地位的认识。
其二，真正实现转变还必须付诸行动，要通过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获得科学的认识，而不能想当然。刘先生指出，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要改变祖国历史在世界史上不合理的地位，不能依赖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已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因而，在中西史学比较中鲜明地突出我们自身的民族特性成为史学比较的客觀要求。当然，突出民族特性决不意味着采取民族狂热的立场看待世界，或者谋求建立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要改变世界史著作中中国缺位的现象，离不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壮大，更需要中国广大历史工作者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展现中国的历史地位，以积极的心态去建构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框架。
其三，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要在世界背景中重新审视中国，即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从而给予中国史学和文化应有的地位。这一过程也就是从局部看全部，再从全部看局部。经过这样的辩证认识过程，我们就会不仅掌握世界史的模样，也弄清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由中国看世界、再由世界看中国，反复探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贯穿于刘先生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他进行中外古史研究的主题。他自身的治学道路和令人景仰的学术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刘先生中外史学比较思想的形成时期。此时，他先后撰写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中国历史对世界史的意义》两篇文章，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古代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位置及重要性。由刘先生组织编写并于1987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上古史》也是上述主张的实践成果。他亲自撰写了这部教材的“余论”部分，以简洁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线索，又以画龙点睛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出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与联系中的地位及其作用，为世界上古史教程输入了新的史学观念。后来，高教版教材《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在分别叙述处于相同发展阶段主要外国古代文明发展状况的同时，都专门辟有一个小节叙述同期中国文明的发展，这一部分也是由刘先生亲自撰写。论述中国史的部分不仅是这部教材的特色之一，也成为其亮点。这里还要提到，在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中，刘先生负责撰述第九章“中国与世界”。这部分编排的方式与上面的《世界史·古代史编》很相似，只是论述方向相反，虽然篇幅不大，但也在中国史的编纂中体现了刘先生的“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才能凸现中国文明特点”的思想，并体现出中国学者的世界眼光。
（三）重要意义
将刘家和先生构建新世界史观念的努力置于中西史学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会对其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其一，爱国热情与理性在比较史学研究中相结合，是进行比较史学的客观需要。从比较史学的研究史来看，许多中西学者都把其课题与国家、民族的前途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表现出深厚的历史责任感。传统认识论将民族感情视为妨碍比较客观性和公正的消极因素，主张在史学研究中消灭主体意识，让事实自己说话。普鲁士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治史格言让“事实如实地说明历史”是这种史学观念的传统表述。当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也表达出这一倾向。不言而喻，该书作者尝试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自然是有益的。但他在构建新的世界体系时，却否定了民族的历史价值观存在的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这不仅是消极的，而且也并不真诚。现代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于强调了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历史进程之间相互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冷静和理性与价值观念和爱国情感在对立的一面之外，还有其统一的一面。刘先生将民族的热情和理性的分析相结合，不仅有学理上的依据，也为中国学者从事比较史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榜样。
其二，比较史学的顺利发展，有赖于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构建和积极的参与。按照哲学诠释学理论，比较史学按其本质而言属于中外主体间性的问题，是一种文化主体与另一种文化主体之间的对话与相互理解。这种对话与理解只能发生在相互具有独特品质的文化主体之间。在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看来，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起源，并且在文化精神性方面有创造性、有生命力的文化系统，才能承受与其他文化的相遇，“而且也能给予这种相遇一种意义”，“为了面对自我之外的另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自我”。文化主体性不仅是真正进行对话和理解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使中西比较的结果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从而获得更广泛的历史意义。因而，对我国博大精深的历史宝库加以挖掘，并对优秀的史学传统加以弘扬，以彰显文化主体性是当务之急，更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不断形成更加平等、合理和客观的历史解释，必须主动参与话语竞争。构建文化的主体性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是关系到民族独立和生存的根本问题，也是保持世界文化共同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果以此来认识刘先生的史学方法论，就不仅会为其鞭辟人里的论说所折服，更会为其自觉担当的道义所感动。
其三，比较史学既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也承载中外历史研究的重要思想方法。现在的世界面临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其最为突出的要素即为中国的复兴。中国复兴的要义之一就是在文化自信中积极地开展文明互鉴。要达至这一状态，以学理而论，关键在于持续进行中外文化和文明的比较，寻求中外文明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然而，诚如于沛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的历史研究的重大缺陷之一，就是中国史、世界史之间严重分离，人为地割裂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历史矛盾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先生的比较史学思想及构建新世界史体系的实践，就尤显其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总之，从辩证唯物哲学的观点来看，历史学的思想方法理应是从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如此反复，不断地将历史的有限性和历史的无限性结合起来，以日益增进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这不只反映出历史认识的基本过程，更是比较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刘先生的中外历史比较正是对这一方法的实践。三、比较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
刘家和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是一个有系统的学术体系，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学术内容。对于刘先生而言，“世界历史既是在比较中逻辑地存在的，又是在联系中现实地存在的”。因而，历史比较研究并不是将比较的对象进行简单对照的技能和方法，而是思维的基本模式，是认识中外历史本质的根本方式。刘先生曾将他对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思考回溯到自己的青年时代。他回顾，在早年学习时，自己就感受到西方人所关注的知识内容与中国文化颇多不同，当时觉得有新鲜感，到学平面几何学时，更是觉得发现了一种与所习中国传统之学大异其趣的學术路数，有了一种精神上触电的感觉。到了大学时代，刘先生系统学习逻辑学和哲学，由此奠定了经久不衰的哲学兴趣，为他此后的史学研究涂上浓重的哲学色彩。正是基于对历史学、哲学、逻辑学等多学科知识的长期探究，刘先生在其比较史学理论中得以展现出自己独到的特点。
其一，史论结合，彰显比较的史学特性。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刘先生一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以“入地求索”的方式深入探索以求其事实之真，然后再以“上天揽月”的豪情进入到哲学思想的领域中以获得更为普遍性的认识。其实，刘先生的比较史学实践证明了史学比较方法的一个主要价值，即与孤立地看待历史现象、以纯粹叙述方式呈现研究成果相比，它更能深刻地揭示世界历史中的一般和个别。尽管随着现代学科的发展各种新研究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来，但比较方法的这一优势尚未被其他方法超越，这使得比较方法在历史学的方法论工具中始终保持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二，比较史学的辩证性，彰显比较的现代性。刘先生曾指出，早在希腊罗马时代，西方哲学就认为在世界万事万物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就是“一”;其方法就是在不同中去寻求无差别的统一，因而寻求本质是古典时代整个科学的使命，也成为了西方史学传统所共有的思维特征，即在异中求同。这种异中求同的思维模式既是西方史学的目的，也是其传统的方法论，并且是其认识过程的结束，当然也就成为影响西方史学比较认识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这一认识过程不能体现复杂多变的历史变化过程，所以历史学在西方长期不能成为科学而登大雅之堂，而只能以准科学的身份依附于哲学而存在。史学比较因而也只能是简单的富有哲学意味的类比，不能成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比较。与古希腊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比较观念也包含于异中求同，这是两者共通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中国的文化又进一步同中求异，并将求异与求同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这一思想形象地体现为齐相晏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实际上，这一具有辩证思维色彩的思想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比较史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开展现代史学比较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三，认识不断深化，彰显比较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刘先生的研究已经体现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外、中西史学异同的研究旨趣。他提过：“我在1955年就选定了以希腊、印度与中国作为自己的古史比较研究的三个支点。”到上世纪80年代末，历经20多年的辛勤耕耘，刘先生已成为国内比较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关于这一过程，王大庆的总结颇为精当。他指出，如果说《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是刘先生比较研究实践的集大成之作，那么《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世界历史》则是他在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和理论上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比较史学研究本身的历史、概念、功能、条件、类型、层次以及限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从而以哲学的高度说明了历史比较方法对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此后，刘先生仍孜孜不倦地丰富深化这一理论。
由此看来，刘先生的比较史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严密体系，在根本上是因为他一直注重用逻辑思维来规范和指导具体的史学比较。可以说，比较的逻辑性就是刘先生比较史学理论的内在特征和突出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历史比较初论：历史比较的逻辑思考》中。文中，刘先生以国际学界热议的可公度性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历史比较理论的新问题，并就此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讨论，全面且深刻地展示了他多年对历史比较理论和方法的思考：
其一，“比较是不可公度性与可公度性的统一”。刘先生指出，比较的基本范畴“同”与“异”中，“同”即可公度性，“异”为不可公度性，比较必须以“同”为基础，同时又以“异”为前提，比较的本质就是“同”与“异”的辩证统一，这构成历史比较的基本理论架构。历史比较的一切内容都表现在这一架构不断变化和深化的过程中，比较结果必然表现为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在比较史学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类型，并在不断的比较中深化，越来越深刻地展示出所比较对象的内在本质。这是对历史比较逻辑起点及其本质的深度概括。
其二，比较研究中如果可公度性意味着“相同”的话，不能由比较对象之间局部要素的可公度性推导出整体的可公度性。在比较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关系，比较都是以相比者的部分相同为前提而进行的，因此，历史比较的结果只能体现出比较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必须对历史比较的结果保持清醒认识。
其三，比较研究中，比较对象的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随着比较者设定的比较范围或概念层次而变化。比较是一种有规则的选择关系，比较既有其本质的客观性存在的一面，同时也与主观的认识和意图有着关联。随着比较目标的选择和比较角度不同，比较结果也会相应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层次性。
其四，比较研究意在认识事物的本质，比较也是人们认识的基本方式。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人们都是借助比较来认识所面对的世界和自身。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比较在研究中最突出的作用乃在于不断地透过现象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之所在。
其五，由于比较范围的选择性、可公度性及语言分类结构是比较者主观构想的结果，因而，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认识主体同认识客体的对立统一，是历史比较的基本原理，也是比较所探求的最终目标。比较的客观要求就是首先要有科学的比较理论引导，将比较建立在正确的观念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比较，最终使主客二者从有差别的统一性走向认识的同一性。
其六，比较研究必须以某种认同为基础，同时意在生成新的认同，但这决不意味着追求一种毫无差异的认同。相反，保持差异是比较研究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可以说，比较研究体现着新与旧的对立统一。比较本身是一个不断探讨并获取新知的过程，而获得新知又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从而使比较得以不断进行。因此，比较必然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辩证认识过程。任何试图将比较停留在某一层面的意图都是不科学的，比较的真谛在于不断地运用既有成果来进行新的比较，以达到对事物的越来越深刻的认知。比较的过程和结果所表现的是新与旧不断的对立与统一。
上述的六点，鲜明地表现了历史比较的内在知识论要素以及各种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层层深入直逼比较史学的理论核心，回答了历史比较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何在这一根本问题，突出地显示了刘先生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刘家和先生比较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性及其意义呢？
其一，亚里士多德已阐明，科学得以建立的最终根据还在于“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在他看来，第一原理（即“实是”）包含了各门学科并制约了各门科学的发展。在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看来，科学史的每一次革命都是“世界观的改变”。总之，科学研究中认识论的形成及其变化是由本体论限定的。同样现代史学研究也表明，脱离历史本体论、只注重历史认识论根本无法深刻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属性。究其原因，缺少本体论层面的认识，历史学就不可能超越对过去的一般性描述。这一点其实也是历史比较与历史哲学的不同点。这种本体论并不是一个假想物，而是要深深地植根于动态的历史进程中，首先建立在真实的历史运动的基础上。这一点在刘家和先生的理论体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其二，站在哲學的立场上，历史比较的成果不应局限于对现象的经验主义认识上，以求得具体的结论为满足;而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历史比较也应当被看成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运动，比较研究的成果也要包含着对事物本质的客观认识，即超越感性之上的理性认识和超越个体性之上的普遍性认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理论成果和方法论的内容都是刘先生在长期大量的具体历史比较研究中抽象出来的，以其为指导可以提升历史比较研究的思想深度。
其三，刘先生的史学比较理论和方法满足了史学比较发展的客观要求。其现实意义在于，以既有理论为指导的比较史学实践不仅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具体成果，而且也能够验证和修正既有的史学比较理论，这样的过程必然不断反复，在整体上推进对相关领域的认识。这种哲学发展的过程正是刘先生比较史学理论内在逻辑性之所系。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应该是一位哲学家，他应当在不同的哲学中进行选择，并验证这些哲学对于他的研究的价值。”这一提法用来概括刘先生比较史学理路的特点可谓毫发不爽。
毫无疑问，刘家和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尊重了比较对象的本体性，自觉地运用哲学思维和逻辑工具探讨本质性的问题，实现了历史性与理论性的统一。四、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实践
比较史学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学术领域，涉及的诸多学术性和思想性问题尚待探讨，这带来历史比较研究实践方式的许多具体问题。刘家和先生通过自己的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展现了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实践路径。
总体而言，刘先生的历史研究素来具有比较研究的特性。他曾撰文讨论的中国史问题几乎都是以世界、外国或西方的历史作为比较对象的，有的是作为隐性的背景，有的是作为显性比较的对象。《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论中国古代王权发展中的神化问题》等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比较的对象，但在字里行间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比较的特色。这也是刘先生将自己的第一本论文集定名为《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的原因所在。
比较的认识功能首先在于确定研究对象的异同，比较史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揭示历史事实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的过程。学界公认，揭露历史现象的特征和个别特点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优势，建立分别类型则是进行这一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使用比较类型的方法要以“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为基础，以相似性（或称共性）为出发点建立合理的比较类型。作为科学的历史比较的重要步骤，研究对象的初步类型化，不仅能够弄清异类事物的主要区别，而且也有助于把握同类事物的一般特征。这无疑构成进一步深入历史比较的基础。当然，比较史学不能止于历史类型的建立，它应当在研究社会历史过程的各个认识阶段发挥作用。只有利用比较的方法才能克服研究中的“局限性”，把具体研究的个别对象放到人类发展史中来加以考察，为更抽象的历史概括创造条件。
刘先生的历史比较可按其对象的层次差别加以分类。用比较类型这一概念来表述，其中不仅有就个案进行的对照，也不仅是单纯的类型比较，还包括对中外、中西历史所共有类型比较的探索。这种对最高类型的探讨突出表现为他对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外、中西和世界历史本质的把握上。当然，在刘先生的研究中，不同层次的比较不是孤立进行的，往往在一篇论文中层层深入，由个案的比较上升为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举刘先生直接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加以比较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为例，这篇文章对中国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局式的比较，深入揭示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独有的连续性、统一性和与之相应的思想的特点，让人耳目一新。此外，《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亦属此类。这篇文章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线索、及其与经学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与古代印度和希腊的史学进行比较，得出了3种不同的史学观念，并阐明这3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3种学术传统的形成。《论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则比较了东西方的两位颇有成就的汉学家理雅各和安井衡在《春秋》和《左传》的翻译和阐释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理解深度和态度的异同，用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不能简单地抛弃。显然，这3篇论文所得出的认识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体现出刘先生比较史学研究及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的力度、厚度和高度，也充分展现出比较史学的优势和魅力，堪为治学的范本。因此，笔者认为，对刘先生比较史学实践做进一步的分析，充分领会其中的理念与方法是在当下继续推动比较史学研究的法门之一。基于此，下文以《论古代人类的精神觉醒》、《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和《论通史》3篇文章为例，对刘先生比较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
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发现公元前8至公元前3世纪在包括中国、印度和希腊等在内的许多地方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人类早期文明在思想文化方面空前繁荣的现象，遂将这个时段命名为“轴心时代”。尽管雅氏的轴心时代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但学界并不否认其价值。论文《论古代人类的精神觉醒》即以此理论为切入点，建立起人类精神觉醒这一比较类型，在轴心时代共相的基础上，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印度与希腊在同一时期的文化空前繁荣进行了具体历史进程的比较。该文提出，人类精神觉醒应该包括3个方面：即经过对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限的自觉、经过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经过对以上两方面反省的概括及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的精神自觉。此后，该文分别就印度、希腊和中国三地文明与精神觉醒的产生、进程和重要成果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与分析，以对真实的历史进行研究为基础，揭示出三地精神觉醒产生的历史原因。最终，该文对三地精神觉醒的内容进行具体比较，提出三者的不同点：在天人关系方面，古代印度形成宗教研究的传统，古代希腊形成科学研究的传统，中国形成了人文研究的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印度佛教主张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则揭示人类平等中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则以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人同一起来;在对人自身的反思上，印度把人理解为宗教的動物，希腊将人理解为政治的动物或城邦的动物，而中国则把人理解为伦理的动物。显然，经过对三者早期人类精神觉醒的比较，文章揭示出它们各自精神觉醒的不同特点，最终将共性和个性统一于早期世界文明发展的真实进程中，从而深化了学界对人类早期精神觉醒共性与不同性的认识。正如刘先生所提出的，“这对于了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对于了解当前的世界文化，都是有意义的。”就比较方法来看，此文为标准模式，其最精彩之处在于对中、西、印三地历史和文化精深而独到的分析，由文化结构、文化特点和历史原因3个方面比较其同与异，而非表明的异同点，从而形成了新的知识成果。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刘先生宽博厚重的知识功力。
《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是刘先生比较史学的另一代表性论文，是他多年来对中国史学研究和思考的一次总结。该文独出心裁，赋予了历史理性以新的内容，提出了“历史理性”是与希腊的以实质主义为特征的“逻辑理性”不同的一种深层次的历史思维结构，从而把中国传统史学提高到“历史理性”的哲学高度。显然，该文的风格与《论古代人类的精神觉醒》颇为不同。
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对中西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解析，是难度极大的事情。“理性”是否可以作为中西文化或者说中西史学的共同性来建立比较类型，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理性传统上被认为只与西方哲学的发展关联紧密，是西方文化长期发展的成果，其典型形态即理论理性或逻辑理性，而与历史本身的关系并不紧密。历史一直被置于实践理性范畴中，并长期在哲学的关照下进行学术的发展。近代以来，自康德（Imanuel Kant）开始，学界开始探讨历史的理性问题，但进展甚微。随着西方政治和军事的扩张，关于理性的这种观念传播开来，在世界文化界造成了极大影响，也影响到中国学术界。所以，在一般的思想观念中，理性一直被理解为西方的专利品，而中国文化则被长期贴上了表面的、感性的标签。根据这种传统认识，理性自然成为不可比较的孤岛。然而在刘先生看来，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间从外部来看差别很大，一时难以进行比较的事物，只要在史学比较理论的指导下，透过现象，精心选择一个相同的角度来探析两者的内部结构，就会发现其相异之外仍有大量的相同之处，自然可以进行比较以获取新知。根据这一认识，刘先生别出机杼，对中西理性文化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该文首先从词源学人手探讨了“理性”的原义，正本清源，揭示出理性作为历史发展的突出成果实为中西方所共有，打破了西方理性的文化局限性，搭建起中西理性比较的平台。接着，文章同中求异，切入探讨中西理性的不同学术偏重点。经过分析，论文提出，在古希腊人的文化结构中，人们对理性有一种不懈的追求，但在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架构的制约下，真理只能从永恒、静止的存在中去把握，用柯林武德的话来说，古希腊的史学是实质主义的，认为历史是不变的，而变的则不是历史，因此古希腊的文化是反历史的，而其发达的是逻辑理性，这成为其文化的底色，而历史理f生长期得不到重视，历史的价值和地位也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在中国历史学中，历史理性更具本质性，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其与西方迥异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理性思想认为真理只能从变化、运动的存在中去把握，是一种具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结构。这一理性文化特征适应并促进了中国历史理性的发展，使历史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对两种不同理性结构的区分，既深刻地说明了史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核心地位的成因，也切要地指出了西方逻辑理性对其哲学发达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对中西理性结构的比较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理性”本身的内涵。
从比较的方法论来看，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由分析“理性”概念人手，透过表面的差异选择“理性结构”作为比较的焦点，从而不仅确立了可比性的基础，而且极大增进了比较认识的深度。无独有偶，马克·布洛赫也曾大胆地运用歧义迭出的“封建主义”一词进行比较研究。刘先生认为，“这并非一种懒惰的表现，而是一种对词源、语义及其情境有着精深思考的结果，因为只有直面不同‘封建主义概念使用中的異与同，他才可能在比较之中产生一种创造性的冲动，才能去‘追求尚未确定而有发展前途的知识，而沉迷于谨小慎微的定义将扼杀智慧的火花。”而“通过对封建主义的重新表述，布洛赫的研究或许改变、丰富了人们对中世纪欧洲社会本质特征的认知”。同样，刘先生对历史理性的深入探讨，不仅使人们对历史理性的认识加深了一大步，而且从历史哲学和思想史的角度推进了对中西史学以及中西文化特征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史学在世界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此文一经刊发，就引起学者热议。正如王大庆所说：“这一高屋建瓴的认识标志着刘家和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又发展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
《论通史》一文以中西学术界对“通史”一词理解的异同为出发点，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东西方的史学传统和史学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比较，“意在说明严格意义上的通史，或者体现历史理性的通史，只有中国才有，而为古希腊所无。”该文的理路可以从比较类型学的角度来认识。中西两大史学传统是世界史学中最为光彩的两大系统，都有悠久发达的成果和传统。从一般道理而言，两者有着突出的可比性。这篇文章即选取中国史学中突出的体例“通史”作为切人点建立比较类型，进而在中西史学的比较中阐明了中国通史传统的特点和本质之所在。
笼统地说，通史一般可以理解为对漫长历史的一种论述。就此来看，司马迁的《史记》无疑是一部通史，几种西方历史著作如李维的《罗马史》、波里比阿的《通史》也属通史。通过对中西史学中“通史”的比较，刘先生指出，中国的通史侧重于纵向的历史叙述，而西方的普世史则侧重于空间的横向叙述。这就完成了两者的初步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中西不同特点展开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时间的长短具有相对性，通史的本质并不在于所述内容时间跨度较长。在刘先生看来，中国史著中，不仅叙事年代长久的巨著是通史，而且断代史同样包涵着通史精神。中国通史的核心特征在于“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希腊罗马的史学则是建立在实质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理性史学。显然，“史学精神”就是通过“通史”和“普世史”比较建立起来的位于两者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比较类型”。在这一类型下，中西双方的史学各有其侧重点。这是第二阶段比较的成果。
《论通史》貌似围绕一个小知识点进行论述，然而实际研究过程却有很大难度，其间存在大量模糊区域，不经过仔细思考很难得其深意。从比较过程来看，这篇文章在开始比较之初，经过分析找到一个相当的比较对象，建立起比较的类型，经过比较发现中西“通史”有明显的不同，两者史学各有特征;而在“异”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求同才找到了更高层次的比较类型，最后分辨出两者异同的根源所在。就比较史学方法论而言，此文在异中求同、同中求异间反复，随着研究的展开和分析的推进，对通史本质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刻，可谓特色鲜明。在论述过程中，刘先生娴熟地运用比较技巧，娓娓道来、以小见大、引人入胜，不知不觉间开出学术的新天地。阅读此文，不仅可以加深对“通史”本身及中西史学特点和精神的认识，而且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比较的学术魅力。
以上只是对刘先生比较史学实践的粗浅分析，但由中仍能看出先生比较史学视域的多维性和成果的深刻性。通过阅读先生的论文，不难发现他的比较史学实践不仅推进了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示范。
五、对比较史学利弊、难易的把握
在刘先生看来，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几乎和历史学一样的古老”。希罗多德（Hemdotus）的《历史》以希腊波斯战争为主题，却也涉及当时他所知世界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虽然以当时的中国通史为基本范围，但是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的世界，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比较的方法。但是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的比较史学，真正用比较的方法叙述历史的作品，在时代上则要晚得多。由于兴起较晚，学界对比较史学的性质和作用等看法并不一致。刘先生迎难而上，对比较史学理论进行深刻思考，敏锐地指出了比较史学所固有的一些局限和需要正确面对的具体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方法。这些思考构成了他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内容。
在刘先生看来，比较有着突出的学术优势，同时又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正确地运用比较理论和方法指导学术研究，有助于认识历史事物的个性、独特性，最终确定历史研究对象的本质性，从而大大加深对历史研究对象的认识。同时，刘家和先生也深刻地阐述了比较史学的局限性，显示出一位卓越史学家的认知深度。这种辩证的认识，不仅有助于全面而理性地认识比较史学的学术价值，也对完善比较史学理论与方法大有裨益。
关于比较史学局限性，《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中有比较集中和明确的表达：“以上都说了历史的比较研究对于世界历史的重要性，以至说到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并在一定前提下（就世界范围作比较研究）是后者的充分条件。且不管我说的是否正确，那总容易给人一个印象，以为我是把比较研究看成能解决全部历史问题而无任何局限性的，其实不是这样。我是认为历史的比较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关于比较史学的局限性，前人已经从不同角度有所讨论，这里且不去论他们的是非，而只是以最扼要的方式表述一下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历史的比较研究的局限性，就在于其自身离不开有意识的角度选择。因为，既有角度的选择，就必然有视域的规定性。而规定即否定，在选定视域以外的，自然就是被忽略了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清醒地认识这种局限性的存在，那么就必然会把自己一时比较研究所得视为绝对真理，从而陷入一种盲目自信的状态。”显然，在刘先生看来，历史比较是有条件限制的研究，其成果与历史发展的真实也有差距。由此，他又强调：“应该说明的是，这样的比较研究，能够给予我们的启发性与危险性都比较大，所以运用时必须十分谨慎。”
为什么说比较研究给人们的启发性大？对此，可以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加以说明。黑格尔讲：“比较在两个不同的对象中发现了同一的东西，于是便有了统一”;而且他认为统一较之于同一更能促进人们的自我反思，“它主要被当作关系，是由比较，由外在的反思而发生的。”他还提到，只有能够承认差异并以现存的差异为前提，“比较才有意义。”马克思也曾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的历史时期相比较。”也就是说，比较的目的就是通过和其他外在的相异事物的比较来加深自身的认识。显然，比较研究的成果，对于彰显比较对象的特征，加深对历史比较对象特点的了解具有明显的作用。
为什么又说比较同样给予我们的危险也大呢？对此，列宁有过精辟的说明。他说，所谓比较“只是拿所比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换言之，通过比较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根据对比对象得出的结论，有其明确的限定性和有效性，而不能将这一比较结果无限扩展放大。然而，现实的状况却是，比较的结果总是被有意或无意地放大，因此，运用比较的方法和成果一定要慎之又慎。
关于如何克服历史比较的局限性，刘先生指出：“世界历史可以选择的比较研究的角度是难以限定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会不断发现新的比较视角。所以，历史的比较研究不是可以一次完成的，世界历史也不是可以一次写定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吧。”在他看来，比较史学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必须明确承认历史比较的相对性和历史性，运用不断深入的比较研究来不断克服或减少比较认识的误差则是克服历史比较局限性的唯一方法。毫无疑问，这一思想客观地以动态发展观来看待比较研究的成果，有利于克服实践中比较研究流于表面的弊端，对于在新形势下寻求新的、更为合理的中西比较史学模式则更具现实意义。
关于比较史学的难易程度，刘先生认为，尽管比较史学和中西史学比较本身是难度很高的研究领域，但就现象而言入门却相对容易。
所谓难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其一，比较史学面对的往往是时空跨度很大的问题，中西学界普遍感到“在日益专门化的时代，人们难于掌握超出自己研究领域以外的专门知识，因此对不同时空中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非常冒险。”由此，许多学者往往认定，比较研究难以得到科学的研究结果，只能作为辅助性的方法。其二，由于比较史学所面对的是具有共性但差异明显的历史现象，相关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史学功底，而且要求研究者有较高的逻辑与哲学修养，凭借相对坚实的跨学科知识才能完成。其三，同比较语言学、比较法学等学科相比，比较史学显然属于较为年轻的学术领域，其理论的建构和方法的运用尚未形成成熟的体系，在实践相关研究者不得不艰难的摸索。
所谓容易，刘先生指出，主要是选择题目不难、搜集材料不难、立论不难、取得效益不难。中西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又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两者的不同性显而易见，只要选择了一个角度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然后加以论证，自然可以获得一个较为新颖的学术观点，所以，这样通过比较获得成果应该不是太难的事。可贵的是，刘先生清醒地指出，这样的比较研究大多都只是停留在同与异的表层，没有回味的余地，容易失去学术生命力。而严格来讲，比较研究要超越同异表面上的局限，进入一个更深的学术层次，阐明同与异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则具有相当难度。比较史学在我国学术界经历几次大起大落，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刘先生认为，要扭转这种局面，就要对比较史学的特性要有清晰的认识，凡是其中存在的真实困难，没有一条是可以通过容易的途径克服困难，但只要研究者能够寻找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此为基础针对难题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知识储备。“这样，也许可以使得难题相对地变易，因为如实认识困难有利于提高我们克服困难的能力。”关于提高克服困难的能力，刘先生指出，要真正的进行比较研究工作，需要两种必要的准备：“第一，要对所比较的领域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对中外历史没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就不能率尔操觚;第二，必须至少对一个国家（能多当然更好）的历史具有直接从原始资料人手做独立研究的准备，并做出一定的成果（即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的研究经验）”。正因为要做好这些准备，刘先生从事比较史学研究过程表现出多次的进与退，进即从事比较史学的实践，退即进行专业知识的储备，特别是对中国史的深入思考。但即使在退的时候，他的比较观念也并没有消退，只是在学术研究中以隐形的或以无形的方式存在着，是为其后的有形的比较研究做准备和知识的积累。
现在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理解刘家和先生所阐述的比较史学的局限性的观念。
其一，刘家和先生对比较史学的利弊、难易关系的观念是从揭示比较史学本质的角度来说的，因而是深刻的。从哲学上说，有其利必有其弊，有其难必有其易，关键是要掌握其中的辩证关系，对比较史学的有限性、对比较史学中的一些误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善加转化，扬长避短。比较史学不管是在西方，或者我们国家，在现代发展进程中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其共性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人认为运用比较研究只是简单的类比，只能从形式上获得一些知识，而不能从本质上获得一些感受，从而容易使历史研究简单化。这种简单化就是不能正确认识比较史学的本质特征，不能正确认识历史有限性的必然结果。比较史学的价值在于细节，亦在于具体的历史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的概括和综合，以体现比较的历史性。随着比较史学的发展，现在学界都认为比较史学应注意与历史的紧密结合。所以，对历史比较局限性的认识不仅没有能够削弱历史比较的作用和地位，反而由于人们充分地认识到其所具有的有限性和作用之边际，从而使史学比较最终具有历史的特性，而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
其二，较之于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刘家和先生对比较史学观念全面且深刻的揭示，清晰地阐明了比较史学的内容，消除对史学比较的神秘感或片面认识。学界对比较史学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冷漠，无视或抵制这一方法的运用;再一种就是不切实际地夸大这一理论和方法的用途。其原因乃在于并没有全面了解这一理论本身，更缺乏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科学的历史实践，从而具有盲目性。因而，刘先生对比较史学的利弊和难易看法，实际上是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指出了历史认识所具有突出的历史性。历史比较不可能是一劳永逸、一蹴即就的，历史也不是不可认识的怪物，所谓历史比较所强调的是它只能是一个相当长的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历史过程。很显然，刘先生对历史比较本身有着清晰而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如果将刘先生的认识与其他学者对比较史学局限性的认识相比较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的不同在于，刘先生不是从比较史学之外去谈比较史学的局限性，而是从比较史学本身去探讨其局限性，因而这种历史比较的局限性和复杂性的探讨就转变成为其学科的特点的探索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的若干次文化与历史比较的热潮最终都以让人感到遗憾的结局告终，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历史比较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就此而言，刘先生对比较史学的全面而客观的深层认识，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其三，对史学比较局限性的了解有助于加深学界对整个历史学本质的理解，并进而保证史学研究的正常开展。刘先生关于历史比较局限性的论述其意义不仅表现在比较史学的研究之中，其实，这对于其他学科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突出的优点，世界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世界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和多学科领域分工。正是在这种具有多样性的多学科领域分工研究中，各种角度、方式的研究才能可能联系、互补，从而获得发展的机会。刘先生认为囊括一切的世界历史是不存在的，同样，能够囊括一切领域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存在的。史学比较的特点既是优点也带有局限，我们既然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它的优点与局限之所在，自然就可以扬其长而避其短，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其在史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无所不包的世界史是不可能的，经过思想加工而写出的世界史只能有所侧重，有所选择，有所舍弃，比较史学就是有侧重、选择、舍弃的世界史研究中的一种有效方法。
显然，刘先生对历史比较利弊、难易关系的阐述，一方面是从这一方法的理论本质层面对比较史学合理的学术疆域的阐释，同时也是针对一些学者对比较史学认识的偏差而做出的提醒。因此，刘先生关于历史比较利弊、难易关系的阐述，既具有明显的哲理性，又具有突出的历史性，更显示了比较史学理论的指导性。六、余论
笔者跟随刘家和先生学习多年，受教甚深，常有人寻问先生的治学之道，因受先生亲炙，于情于理难以推脱，故常即兴作答。历次作答情境不同，曾有一点说法、三点说法和十点说法。
如果用一点来总结刘先生治史的特点，可以用“做一个老实人”来总结。什么是“老实人”？刘先生一再教导弟子，一定要走在史学研究的正道上，认认真真地学习和研究，千万不要有取巧的思想，知识是长在树上的果实，需要的是时间和不间断的积累，不要求快，不要贪多，要精益求精。毕业离京时先生的叮嘱，笔者都記在心头、当作座右铭：“你回到工作单位后，工作和其他事务肯定压力大，如果给你规定一些硬性的要求你可能认为你的老师太不近人情了，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工作环境中，谁都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和写论文。但有一点我必须说一下，每天搞学术研究的时间不一定多，但每天都必须做一点，一定要坚持下去，否则就难以为继，最后有可能就荒废了，那岂不前功尽弃，太可惜了。做学问最可贵的就是坚持，最忌讳的就是断断续续，其实人与人在学问上差别，大多与这有关。不知你能否做到，但一定切记！”先生的耳提面命，每每思之，感动不已，同时又汗颜不已！
所谓三点指的是我对刘先生的治学之法有以下三个突出感受。其一，做学问一定要有一个情怀，做学问乃是做人的学问，要做一个有感情、有理想，有目标的人。做学问的格局一定要大一些，这样做学问的动力和压力就大许多，做学问的意义就大许多。对此，蒋重跃师兄指出：“刘家和先生的学术成果一向以冷静、客观、深刻而著称，表现出鲜明的理性色彩，其实，在这鲜明的理性色彩的下面，非同寻常的激情涌动却从未停止过，这就是他对祖国、对人类、对真理的深情之爱和对历史研究的崇高使命感，在他那里，理性和激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了很好的张力关系，表现在对历史的敬意上，就是从尊敬到肃敬，再从肃敬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尊敬，在建立史家人格的实践中树立了典范。”此乃真知灼见。其二，做学问一定要有一个路径。学问无穷，学者初做学问，往往热情洋溢，但却苦不知学门之所在，故很多人虽说是做学问，往往却难得其果，究其原因，乃在于不知做学问和人生一样，必然需要人们从一个角度徐徐进入，建立起自己的立足点、生力点，然后再不断展拓。在这里容易出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好些人缺乏路径意识，不能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另一方面有些人在寻得路途后，缺乏进取之心，只是固守成法，不能触类旁通，这也终难成大器。因此，致学者宜钻研不懈，日日进步，假以年月，由初时的涓涓细流终汇成大江大河，最终融入学海之中。其三，做学问一个要有一个“通”字，不可局限一隅，坐井观天，自以为是，而应文史哲经，融会贯通。记得刚入刘先生门下，先生就叮嘱要好好体会张之洞的断语：“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人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先生指示弟子，宜以史学为据，不断进取，但不要急于求成，而是锲而不舍，努力将文史哲三维打通，以求历史学的真谛，司马迁的“藏诸于名山”的史学求真精神虽然很难做到，但应该是一个努力和学习的榜样。
以上三点，旁听者以为要义，但其后笔者对此又不断反思，总觉得此三点并不足以包容刘先生的治学真谛。之后，笔者又提出了十点说，试图从新的角度对刘家和先生的治学思想进行探索，简称为十大关系，自认为这是把握刘家和先生学术思想的入门途径：大学与小学;中学与西学;考据与文献;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学术;文献与理论;学术与道义;教学（全国性的多种教材）与科研;教书与育人;兼容并包与成一家之言。其后对此反思，发现这也只是自己所认识的先生治学的十个学术领域。姑且不论十个领域是否能够全面准确地概括先生的学术内容，即便想对这十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整理和归纳又谈何容易，这已远远超越了笔者的学术能力。尽管如此，由于自身学术研究的强烈需求和学术界对比较史学的迫切需要，笔者也在不断思考刘先生的学术思想。
本文初衷是为了较深入地探讨刘先生的学术思想，故只选择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比较史学进行尝试。因为刘先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大家，在比较史学领域中中外古史并重，理论和实践双修，这是刘先生在比较史学领域的突出特点。他之所以能在比较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除了拥有深厚的中外语文功底及丰富的中外史学知识，更重要的还与他对比较研究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分不开。想到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全力钻研，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愈感识力所限，对先生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仍处于表面，对其内涵、要义、作用诸方面的理解仍有局限。惟恐辜负先生的教诲、读者的期盼，内心惶恐不安。
蔣重跃师兄曾指出，先生历史比较最突出的成果或特征在于他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历史比较何以可能的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历史的比较研究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经过他的论证，历史的比较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经验的实用型的学术门类，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性前提条件和研究自觉的学科”。这一观点非常重要，给笔者以重要启发，只要抓住这一核心问题不断探索，肯定会有大的收获。正是基于此想法，本文沿用康德的思路选定了论题，其目的只是想说明，刘家和先生在比较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方面突出的学术成就，为实现史学比较的科学化做出了杰出的努力。
[作者王成军（1960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119]
[收稿日期：2019年12月8日]
（责任编辑：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