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希罗多德《历史》记载的埃及王表与曼涅托《埃及史》存在诸多重合之处，二者均为现代学者全面考察古埃及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经比较可以看出，曼涅托所记王表历时更久且王名众多，希罗多德的记载虽详尽但也存在错误。希罗多德的笔误固然与其写作目的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其史料来源有关。希罗多德“有闻必录”的史料筛选原则与相对理性的史观，使其记述的埃及王表总体上仍不失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希罗多德；《历史》；曼涅托；《埃及史》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2.003
自19世纪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及欧洲各国对埃及古迹的科学考古工作大规模开展以来，现代埃及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现代学者所依据的考古发现、铭文以及莎草纸文献固然是重建埃及历史必不可少的一手史料，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却因受限于某时某地而仅能提供一些零散信息。故此，对埃及古代历史的全面考察仍然离不开西方古典文献，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的第二卷（以下简称卷二），以及公元前3世纪埃及祭司曼涅托撰写的《埃及史》。这两部史著的语言均为希腊语，它们对历时悠久且连续不断、以王为中心的埃及古史的相关记载是现代埃及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材料。希罗多德所记内容虽真伪混杂、虚实兼具，自古便饱受诟病，但若把卷二与曼涅托的同类史著加以比较则可辨明其史料价值以及希罗多德的著史思想。本文拟以曼涅托《埃及史》为参照，辨析希罗多德所记埃及王表中的可靠信息与谬误缺失，并探究他在埃及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一、希罗多德与曼涅托的埃及古史
被誉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著有九卷本《历史》。该书以希波战争为主线，卷一至卷四旁及东地中海世界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状况，其中卷二因有关古代埃及的内容相对集中又被称为“埃及卷”。“埃及卷”前半部分（2. 2-2. 98）主要描述古代埃及的地理、文化与风俗，后半部分（2. 99-2. 182）则记录了始自第一位法老美尼斯（Menes）的埃及古史，其内容丰富、结构完整，几可单独成篇。希罗多德对埃及文明的精彩描述并非偶然，如其所述，埃及拥有诸多“令人惊异的事物”和“笔墨无法形容的业绩”，从环境到民俗均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1这符合希罗多德“保存人类功业”的著史初衷，也与他不断强调的、希腊和蛮族之间存在差异与对立的思想相吻合。2因此，卷二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反映出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价值取向。
在卷二中，埃及古史的记载始于美尼斯，结束于阿玛西斯（Amasis）统治时期，大体上覆盖了现代埃及学者划定的第一至第二十六王朝。尽管存在诸多偏离主题的插叙，但整体来说，希罗多德记载的埃及历史主要以诸王及其功业为中心，并基本遵循了他所认为的时间顺序。这些记载是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关于埃及古史的希腊语记录，在现代学者追述埃及历史全貌、重建其年代体系的研究中仍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3然而，希罗多德对埃及历史的记述也存在着诸多谬误，其史料来源难以确定。在希罗多德漫游地中海文明世界之时，埃及正值波斯人治下的第二十七王朝，经前一王朝统治时期部分希腊人移居埃及并在瑙克拉提斯城（Naukratis）发展商贸之后，4希腊文明与埃及文明的联系愈发密切。这使得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希腊著作家的埃及之旅成为可能，也为他们依靠翻译与埃及本地人交流提供了便利。根据《历史》的记载和现代学者的考证，希罗多德确实到过上埃及地区并拜访了多处神庙。5卷二对埃及古史的记载源自其旅途中的“听说”（?κο?ω），“听说”的对象主要是埃及各地的祭司。除了不断重复“祭司们说”（ο? ?ρ?ε? ?λεγον）之外，他还特别提及了由祭司提供、记有美尼斯之后的330位埃及王名的一莎草纸卷。6该莎草纸卷显然是古埃及记录王名的文献资料，即王表的一种，但因资料匮乏，现今已无法考证其具体所指。
在古典史学研究中，希罗多德不仅被视为广义上“史学之父”，同时也可称为地方志的开创者，他开启了依据埃及祭司的叙述记录埃及历史与文化的传统。7至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王朝在埃及的统治日渐稳固，大批希腊人涌入埃及，当时的古典著作家更易于发现希罗多德记述埃及文明相关的各种谬误，他们致力于重述埃及史，并着重强调自己的作品比希罗多德的更为可靠。8在此背景下，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的曼涅托不仅是“谙熟希腊教育”的埃及祭司和书吏，而且与托勒密王室关系密切，据说他曾为托勒密二世著过书。9曼涅托撰写过多部关于古埃及历史和文化的著述，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卷本《埃及史》。该书主要记述了从传说中的天神统治时期至亚历山大征服前夕的埃及历代诸王，并首创了以“王朝”划分埃及历史的原则。他赋予希腊语“δυναστε?α”一词新的含义，即“具有共同的起源或其他同一特征的统治者顺序的观念”，10该词是英语“dynasty”的词源。虽然这种王朝划分法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但该划分思想与方法对埃及撰史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一直沿用至今。然而，曼涅托《埃及史》早年既已散佚，未在希腊—罗马世界的主流文化中留下印记，“未被任何伟大的古代编纂历史者如普林尼、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斯特拉波等引用，也未被任何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学者提及过”。1除古典史学传统外，《埃及史》则先后吸引了犹太史家约瑟夫斯（Josephus）、基督教编年史家阿弗里卡诺斯（Africanus）和尤塞比奥斯（Eusebius）的关注，并经由他们的引用流传至今。除了与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相关的少量历史叙述之外，现存的辑佚本《埃及史》主要包含王名、统治时间和些许事迹的摘要，内容上要比卷二单薄得多，但年表的时间跨度长，王名也多。与之同时，经多位古代史家重复引用、误读或者篡改，《埃及史》所记的王表也存在多处错误，迄今难以判断其中某些错误是否源自曼涅托本人。
在史料来源方面，曼涅托的《埃及史》据说系“译自圣籍”（?κ τ?ν ?ερ?ν γραμμ?των）。现代学者虽然对“圣籍”的具体所指尚有争议，但均认可是藏于古埃及神庙的象形文字文献资料。2据信，曼涅托曾于埃及太阳城（Heliopolis）担任高级祭司，当地文献应该是他写作时重要的参考资料。希罗多德自述他本人到过太阳城，他不仅提及自己为了证实孟菲斯祭司的说法而专门前往底比斯和太阳城，而且还夸赞当地人素称“对于埃及的历史掌故是最熟悉的”。3就此而言，尽管时隔150年左右，但希罗多德和曼涅托在写作时可能使用了部分相同的历史资料。另有學者认为，享誉希腊世界的希罗多德卷二也可能是曼涅托的史料来源。4然而，由于匮乏的资料，现代学术界对希罗多德与曼涅托关于埃及记录的具体史料来源尚未达成定论，二者之间的联系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相比无法确定的资料来源，对希罗多德与曼涅托分别记述的埃及王表进行对比似乎更有意义。
二、《历史》卷二中的埃及王表
据希罗多德估算，从第一位法老米恩（Min，即美尼斯）到阿玛西斯统治时期，埃及共出现350多位王。由于其他王“没有被谈及什么业绩，也没有留下什么可纪念之物”，5他的记载仅包括19位王的名称与业绩，他们可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米恩至塞索斯（Sethos），计三百四十一世，历11340年，但其中多数王名略过不记；6第二部分从十二王共治开始，依次记述了普撒美提霍斯（Psammetichos）至阿玛西斯的第二十六王朝5位王的统治时间与业绩。
具体而言，第一部分包括米恩、尼托克里斯（Nitocris）、莫伊里奥斯（Moerios）、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腓罗斯（Pheros）、普罗特乌斯（Proteus）、拉姆普西尼托斯（Rhampsinitos）、赫奥普斯（Cheops）、赫弗莱恩（Chephren）、穆凯里诺斯（Mycerinos）、阿苏启斯（Asuchis）、阿努西斯（Anysis）、撒巴寇恩（Sabacon）以及塞索斯等14位王。除了埃及第一位王米恩以及对外征战建功立业的著名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赫奥普斯、赫弗莱恩以及穆凯里诺斯，这3位王属于第四王朝，即金字塔王朝。在曼涅托笔下，他们则分别是第四王朝的第二位王苏腓斯（Suphis）、第三位王苏腓斯二世和第四位王门赫莱斯（Mencheres）。1希罗多德依次记述了这3位王的统治，他对古埃及采石场和金字塔修建方式的记载迄今仍为学界所采信，但他对诸王的统治时间记载有所差异。希罗多德认为，赫奥普斯与赫弗莱恩的统治年限分别为50年和56年，对穆凯里诺斯的统治时间则语焉不详。希罗多德的记载虽与曼涅托《埃及史》中所见的63年和66年较为接近，但它们均与古埃及《都灵王表》记载以及现代学者推算的23年与26年相差甚远。2这种差异是源于所据史料的缺失还是两位史家的误读，现存曼涅托的记载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希罗多德的影响，至今尚无定论。3另外，希罗多德把金字塔建造的时期定年在塞索斯特里斯即第十二王朝乃至第十九王朝之后，比实际上晚了千余年，现代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希罗多德误读了埃及祭司所提供的王表信息。4曼涅托明确提到建造大金字塔的王是第四王朝的苏腓斯，还直接提及“希罗多德称是赫奥普斯所为”，5似乎意在纠正希罗多德的错误。但不得不说，他的纠错至少在古代未获成功，因为在其之后，于公元前1世纪撰述相同题材的古典著作家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与希罗多德记述的时间段是一致的。6
与第四王朝的诸多错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罗多德对第二十六王朝诸王与史实的准确记录。如前所述，希罗多德在卷二中依次记述了普撒美提霍斯、奈寇斯（Necos）、普撒姆米斯（Psammis）、阿普里埃斯（Apries）以及阿玛西斯等5位属于第二十六王朝的埃及国王。他完整记述了每一位王的王名与统治年限，还详细描述了诸王关系、王位继承以及内政外交等重大史实。更重要的是，这些王名和统治年限不仅与曼涅托的记载大体相同，7而且与现代埃及学者的估算相去不远；而诸王相关业绩如普撒美霍斯使用伊奥尼亚和卡里亚雇佣兵以及奈寇斯开凿运河等已为现代学者接受和不同程度地证实。8相比之下，曼涅托《埃及史》对第二十六王朝的记述现今仅余王名和统治时间，而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则未提及奈寇斯、普撒姆米斯等王，希罗多德由此成为古代处理相同题材的著作家中最为准确和完备者。这与史料来源以及史家自己的判断取舍有关，如希罗多德所述，他对塞索斯之前的埃及诸王的记载主要源自埃及人自己的讲述，其后即第二十六王朝的相关记述则源自“埃及人和外域人同样记录的发生在埃及的事情”。尽管希罗多德明确表示自己所记的埃及古史均源于“听说”，但他同时明确指出了前后两部分的史料的不同来源，而且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希腊人对普撒美提霍斯统治时期之后的埃及历史有精确的认知”。9
除了记述王名与相关史实之外，王表也离不开年代体系的构建。与曼涅托贯彻全书且简洁明晰的王朝划分不同，希罗多德对埃及历史年代体系的构建同样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明确记载了第二十六王朝诸王的统治时间，而在第一部分中，因历时漫长且多数王名阙如，希罗多德主要使用了三种纪年方式。其一，使用相对年代为埃及国王排列先后顺序，如阿努西斯的统治时期比阿米尔泰乌斯早700年。1类似记载散见于卷二，无统一标准且有时相互抵牾，凡此为埃及古史相对年代排序奠定了基础；其二，关联同时期的他国历史。所谓的“他国”不仅包括古代希腊，而且包括《历史》一书涉及的其他国家。例如，普罗特乌斯在特洛伊战争期间庇护海伦，塞索斯击退亚述王萨纳卡里波斯的入侵大军等。2最后，在卷二142节，即其记述的埃及历史第一部分结尾处，希罗多德推算了这些王的全部统治时间：从米恩到塞索斯“总计是三百四十一世”，而“三百世是一万年，三世等于一百年”，所以“全部时间为11340年”。3“三世等于一百年”是古希腊著作家经常采用的纪年方式，亦见于《历史》其他各卷。4总之，这三种方式详略不一、互为补充，与希罗多德对第二十六王朝诸王统治时间的记述一起组成了其所记埃及古史的年代体系。然而，除了对第二十六王朝的精确记载外，上述各种相互独立的纪年方式显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使得希罗多德提供的埃及历史年代缺失颇多、不够准确，甚至还出现了诸多自相矛盾之处。
总之，曼涅托在其著述中对希罗多德加以批判的传说古已有之，5从上文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该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但因《埃及史》散佚严重，现存残篇甚少直接提及希罗多德及其著作。因此，上文所列的王名、年代以及事实均为希罗多德埃及卷记述中很少的一部分。通过这一部分与曼涅托《埃及史》的对比可以看出，虽然存在一定谬误，希罗多德确实提供了大部分真实可靠的埃及史实，而且他的记述对其后的埃及历史写作影响极大。
三、希羅多德的史观
卷二所记的埃及古史尤其是诸王功业大体可信，同时反映出希罗多德本人的价值观念与思维习惯。希罗多德虽然以埃及王表为梗概并主要依靠埃及人的记述，但是他的记史方法与历史观念在整体上与其《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希罗多德首先记录了数十个精确的埃及王名。由于语言载体与所记主题的差异，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曼涅托，在写作时都必然涉及到把埃及专名转写为希腊文的问题。因为年代较早，希腊读者可能更需要希罗多德在写作时“考察那些名字的含义”，并“把它们译成我们的语言”。6据现存文献，《历史》卷二最早记录并保留了多个转写为希腊文的埃及王名，这也引发了现代学者的关注。英国学者劳埃德把希罗多德的埃及王名分为4类：（1）基本准确的10个王名：Μ?ν，Ν?τωκρι?，Χ?οπ?，Χεφρ?ν，Μυκερ?νο?，Σαβ?κων，Ψαμμ?τιχο?，Νεκ??，?πρ?η?，?μασι?，现今均可找到其准确对应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原型；（2）可找出其埃及语原型但有一定错误的4个王名：Μο?ριο?，Σ?σωστρι?，?αμψ?νιτο?，Ψ?μμι?；（3）来源尚有争议的3个王名：?συχι?，?νυσι?，Σ?θο?；（4）2个王名错误：Φερ??和Πρωτε??，前者应为埃及语“法老”一词的误读，后者则明显是一个希腊名称。7在他看来，卷二留存的19个埃及王名中，其中大多数基本无误。这不仅反映出希罗多德记述的准确性，而且进一步证实了其史料来源的可信性。此外，尽管目前尚无学者对曼涅托所记的王名进行一一甄别，但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希罗多德与曼涅托记述相吻合之处涉及14位王，其中10个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王名，分别为：Μ?νη?，Ν?τωκρι?，Σ?σωστρι?，Μενχ?ρη?，Σαβ?κων，Σ?θο?，Ψαμμ?τιχο?，Νεχα?，Ψ?μμουθι?以及?μωσ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涵盖了上述基本准确的大部分，1即便是现代学者认为拼写有误的王名Σ?σωστρι?，曼涅托与希罗多德的记载也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希罗多德创造或应用了一套将古代埃及王名转写为希腊文的成熟体系，并被其后的古典著作家所沿用。
卷二记述埃及古史的另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希罗多德明确区分了神王与凡人王的不同统治时期。如前所述，希罗多德对埃及历史的撰述始于美尼斯，“祭司们告诉我，米恩是埃及的第一位王”。但他先前曾强调过，该王是“埃及的第一位凡人王”，之后又记述道，在凡人之前，“埃及的统治者是神”，并简要记述了潘（Pan）、赫拉克勒斯（Heracles）、狄奥尼索斯（Dionysus）等三代神对埃及的统治。2曼涅托则“涉及到波斯王大流士之前统治埃及的神、半神、亡灵以及凡人王”，3因此他也记载了在“首个王族”之前、由神和半神统治的“埃及人的第一个王朝”。4尽管其中有“赫拉克勒斯”、“荷鲁斯”和“图丰”等几个相同的神名，希罗多德与曼涅托记载的创世神、神祇数量与统治时间均不相同，明显源自古埃及不同神系，二者更重要的区别在其他方面。由于《埃及史》散佚过多，现今很难探究曼涅托的历史观，但从其开篇即述及神与半神的统治时期、且视“焚毁神庙、屠杀祭司”为“残忍至极”的行为来看，身为祭司的曼涅托应该继承了古埃及文献的传统看法。5希罗多德则明显不同，他在卷二开篇首先声明“不打算复述自己听到的、关于诸神的故事”，故其对埃及历史的撰述始于凡人而非神祇。而在之后“不得不”继续记述时，相比对凡人王事迹生动形象的描述，他对埃及诸神的记载要简略模糊得多。6纵观《历史》全书，这种谨慎的区分行为与适时的摒弃态度并非卷二所独有。例如，他认为波吕克拉特斯而非米诺斯是希腊人中第一个想控制海洋的人，因为后者并不属于人类。7
因此，希罗多德对埃及诸神与神话传说的态度显然不是来自当地文献，而是有着更为重要的希腊源头：“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的思想方式逐渐从神话方式（muthos）转向理性方式（logos）”，历史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产生”，而且，也正是希罗多德使历史学“从神话中‘解放出来”。8
最后，希罗多德在记述埃及古史时融入了诸多希腊因素。针对卷二中的全部记述，上世纪学者批
评希罗多德“迎合希腊模式”的做法并非无的放矢，9这在其所记的埃及王表中亦有体现。在希罗多德详细记述的19位埃及王中，有一个希腊名称——“普罗特乌斯”。该名称并未出现在曼涅托的王表中，但其在希腊神话传说中早已为人所知，因为在荷马史诗中，他是美涅拉奥斯在埃及法洛斯岛附近遇到的海神。1希罗多德记之为孟菲斯人和埃及国王，并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他与希腊神话人物帕里斯、海伦以及美涅拉奥斯的纠葛。希罗多德强调埃及祭司对此“言辞确凿”，2但现代学者却普遍认为该故事源自希腊而非埃及传说。3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介绍该王时，希罗多德还特别强调，“其名称用希腊语来讲是普罗特乌斯”，这在《历史》卷二全篇中仅此一例。由此可见，希罗多德可能知晓其并非埃及王名，但他为了自己的写作目的依然保留了该名称以及相关的希腊传说。相比之下，身为埃及祭司的曼涅托虽然同样提及特洛伊战争，却明显只是视其为可以证实埃及文明古老的他国历史事件。4
在古代，希罗多德便同时享有“史学之父”与“谎言之父”的双重声名，而在“所有人都批判希罗多德”的希腊化时代，5曼涅托的地位尤其特殊，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熟悉内情者”，6据说他认为希罗多德有关埃及历史的诸多谬误是出于“无知”。7
与传统认为的“流于轻信”或“取悦读者”相比，“谙熟希腊教育”的埃及祭司曼涅托评价的“无知”当然别具深意。从前文的对比与论述中可以看出，这种评价显然有其道理。希羅多德与曼涅托可能使用了部分相同或相似的史料，但与曼涅托不同的是，希罗多德无法直接阅读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写作时，曼涅托尚可“翻译”埃及文献，希罗多德则不得不主要依据“听说”。8这不仅限制了希罗多德史料来源的范围，而且导致某些细节难免因口耳相传而谬以千里，如希罗多德对“法老”一词的误读、对古埃及历史年代体系的构建以及对第四王朝记载的诸多错误，明显与此有关。
在此种客观条件下，希罗多德对其“已知”史料的态度就显得更为重要。众所周知，希罗多德明确认可埃及人与埃及祭司在记史方面的权威性。他不仅夸赞埃及人是所有人中最用心保留过去记忆、最博学之人，还多次强调埃及祭司对本国发生的事情“言辞确凿”。9但在记录相关史实时，他并未盲听盲信，“这些埃及的故事是供那些相信的人使用的；就我自己而言，在全篇中，我的规则是，不管听到别人告诉我什么，都把它记录下来”。10这种有所怀疑却不以个人好恶或主观判断来取舍史料的写作态度，“其实已经确立了西方历史学中甄别史料，进行史料批判的基本方法”。11与现存的曼涅托残篇或其他古埃及文献相比，这种求真存疑的史料筛选原则与相对理性的史观可从希罗多德所构建的埃及王表中略见一斑。
[作者史湘洁（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9年1月23日]
（责任编辑：李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