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壬辰倭乱”时期（1592—1593年），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率大军入朝抗倭，明军势如破竹，先后收复平壤、开城、王京等地，但粮饷不继一直阻碍着明军的行动。宋应昌在辽东筹备了充足的粮饷，堆放在义州鸭绿江边。战前，朝鲜为了让明军尽快入朝作战，谎称准备了一个月粮饷，实际上其仓储系统早被破坏殆尽，无法提供充足粮饷，因而主要粮饷开支都得依靠明朝支援。朝鲜行政力低下，没能组织起有效的运粮队伍，无法及时足量将明军粮饷运到前线，再加之朝鲜不用白银，亦无市场，导致明军以白银为主要流通媒介的军事后勤体系无法发挥作用。宋应昌以犒师的方法稍微缓解明将士缺粮少食的困境，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随着封贡和谈议起，李如松鉴于粮饷匮乏，最终接受了封贡和谈。
关键词：万历朝鲜之役;粮饷供应系统;宋应昌;李如松;白银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4.011
万历朝鲜之役期间（1592—1598年），明大军开赴朝鲜，与朝鲜军队共同抗击侵朝日军，虽历经七年，最终将日军赶出了朝鲜半岛。明朝军队异域作战，困难重重。在战场上，影响明军战斗力的因素较多，最为关键的不是明军数量的多少或敌军战斗力如何，而是粮饷不继和经常性的缺粮少食，这严重影响了明军的行动。有关明军粮饷问题，韩国学术界最早对此进行研究，发表的论著至今依然受到重视。1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宗慧玉、陈尚胜、万明等先后发表论文进行探讨，提出了很多颇具启发性的见解。22019年4月，山东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壬辰战争工作坊”，参会学者提交了多篇与明军粮饷相关的论文，可见学界对此问题越来越重视。1中韩学者原来各说各话，现在同台讨论，尽管观点未能达成一致见解，但已开始交流对话。即便如此，笔者觉得意犹未尽。万历朝鲜之役持续八年，以封贡和谈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粮饷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但前后期各有不同特点。本文聚焦于万历朝鲜之役前期，即韩国学术界所谓之“壬辰倭乱”时期（1592—1593年）粮饷的来源、运输之体系、影响等问题详加探究。壬辰年间粮饷问题，最为关键的因素其实是朝鲜运输不力。虽然明军早已将粮食堆放到鸭绿江边，朝鲜却无法及时转运，进而影响了明军的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最终改变了李如松对封贡和谈的态度。这一点前人虽有提及，但并不充分，故本文立足于此，展开讨论。后期“丁酉倭乱”时期（1597—1598年）的情况有所不同，留待后论。此外，对明军粮饷供应系统的分析，既可看到战场上明军与朝鲜军队的配合程度，有助于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亦可加深对朝鲜国王宣祖君臣宣称的“再造藩邦”之恩的理解。
一、明军粮饷在明朝境内的供给体系和战前宋应昌与朝鲜之交涉
明代中期以后，逐步实现了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它直接影响了明朝军队的供给体系。万明指出：“自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主币的地位。”2而与此相关的明代军事供给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明代军事供费主要包括常例粮饷、临时战费和军事工程修筑费用三大块”，3白银货币化后，“白银在明中后期国家军事财政中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充分反映了明代军事供给体制发生的根本变革。”因而，“明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国家财政发放货币白银为主体，屯田、民运为辅的新的军事供给体系，彻底取代了明初建立起来的旧的供给体制。”4这套以白银为主体的军事供给体制在明朝境内战争中比较容易解决后勤供应，操作起来也得心应手，即用战时携带白银就地购买军需物资。但当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明朝这套相当完善的军事供给体系，如何适应域外的变化，中朝双方做过怎样的努力，值得深入探究。
万历二十年（1592年，宣祖二十五年）四月，丰臣秀吉发动十几万大军入侵朝鲜。日军首先从釜山登陆，尔后长驱直入，几个月内，朝鲜三都沦陷，国王李昖则避难于义州。一时间，朝鲜向宗主国明朝请援之使，络绎于道。经过多方探听，明廷终于证实日军侵朝，在兵部尚书石星力主之下，神宗决定派大军前往救援。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受命率兵五千入朝救援，不料平壤一役大败而归，明廷震惊，促使明君臣更加重视战事。八月，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往保、蓟、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5掌管朝鲜征东事务。“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6之所以给他加“经略”之名，“时以总督为不足重，特加经略之号”，1以加重其威权，显示明廷对援朝战争的重视。
万历二十年九月，宋应昌走马上任，前往辽阳调度兵马和筹集粮饷。事实上，明朝以白银为主体的军事供给体系在明朝境内能较充分地实施，宋应昌初想也是尽可能发挥这套体系的功用。宋应昌作为朝鲜之役中明军最高的指挥官，在平壤大捷前后一直居于辽东。之所以如此，他在给提督李如松解释道：“不佞所以暂憇辽阳者，因兵马、火器、粮饷等事。非不佞亲促之，未免濡迟。”2可见，调动兵马与筹集粮饷，进而保证后勤供给，是他最重要的职责。他自己曾言：“矧提督专管兵马，而臣所经略，不止兵马，兼督粮饷。朝鲜之难，不难于进兵，而难于运饷。今日军中之事，调兵固难，而运饷尤难。”3粮饷的筹集和运送困难重重，但又关系至巨。为了确保粮饷能及时有效地供应，他采取了几项措施。
首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且严密的调粮与运粮机制，确保军粮及时足量运到义州。宋应昌坐镇辽阳，居中调度;各地官员积极配合，尽快筹集军粮;户部主事艾维新督运粮食，尽早搬运到义州。《小华外史》曰：“户部主事艾维新督饷，特命倍道驰援，差游击张奇功等发银籴买刍粮，搬到义州，转运沿路，以济军饷。”4平壤大捷之后，宋应昌在《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中特别提到各地筹备军粮官员的功劳：
用命者，固由將士;司命者，实系粮储。户部尚书杨□□，倜傥宏猷，清贞间气，家传兵略，度支而将士欢腾，国有储胥，转运而海陆共进……经理粮饷户部主事艾维新，斤斤守法，款款中程，履殊方而跋涉惟艰，司军饷而拮据独苦，百计经营，三军藉赖，所当优叙者也。解银兵部主事黄杰，奉使勤劳，持身廉干，皇恩覃布而欢动边隅，战士奋扬而功昭属国，亦当并叙者也。标下管理钱粮河间府通判王君荣，才猷廉敏，心计精明，督饷而出纳惟公，谈敌而机宜更著，相应升级，授以同知职衔，以备边道之用者也……解银主簿邓明易，算筹有格，典守无私，履异域而不惮驰驱，委制器而率皆措办，亦应分别升赉者也……辽东粮储郎中王应霖、永平粮储郎中陈鸣华、蓟州粮储郎中陈履、密云粮储郎中陈一简，悉心经理，协力转输，人无半菽之虞，马有三刍之备……5
宋应昌特意请求朝廷将筹集和运输粮饷的官员和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将士一道论功行赏，盖因他深知筹集和运送粮饷是确保前线官兵战斗力的保障。从请求优叙的官员名单来看，囊括了户部尚书与多地的粮储郎中，这表明宋应昌在明军粮饷筹集与运输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精干的队伍和行之有效的办法。正是这批人的努力，才确保了粮饷的有效供应。
其次，从山东、天津与辽东等地购买和筹集足量的军粮，将之运送到辽东中朝边境地区。诚如前文提及，当时明廷已形成了一套以白银为主体的军事供给体系，户部拨放白银，军队自行购买粮食和军需品。援朝抗倭，是明廷需要处理的大事，故而上下一心，共同对敌。神宗皇帝特下谕户、兵二部，敦促他们共同解决军粮问题，“所有合用粮草，户部一面发银，或从山东海道，召商高价籴买，或就近输运，务使东征四五万人，可彀半年之用。兵部一面督催新调精兵，前往接济征剿。其见在久战伤残及马兵不习地利者，行令斟酌退回。务使饷可资兵，兵不糜饷，早平大寇。”6神宗之谕，户部、兵部自然遵照执行，充分配合宋应昌的行动。宋应昌坐镇辽阳指挥将士，要求户部和兵部从辽东、天津、山东购买粮食，并尽快运到义州。
当时明军将士粮饷标准相当高，以大同征倭官军为例，每日行粮皆有定制：
旧例：将官五升，千把总三升，管贴队军丁一升五合。马每匹日支料三升，草一束，沿途挨程关支，无容别议外。其将官日支廪粮银一钱，千总每员日支廪给银八分，把总每员日支廪给银五分，管贴队军丁每名日支盐菜银三分。原议于军饷银内借用等因，准此。先准户部咨前事，内开征倭南北官兵每名每日给银五分，如有驮马，日给银二分，听各军自行买办刍饷等情……1
这是每名将士及马匹所需之粮草数目，并及兵饷数目。发放饷银，原本是让将士自行购买所需物资，但明军在朝鲜所遇到的情况与国内完全不同，朝鲜既不用银，也无物可售，因而明军所有重要军用物资都须自己供给，这样就为粮饷的运输带来了巨大压力。
宋应昌曾上疏神宗，提出：“近访知临海居民，制有海船，从天津、登、莱贩卖杂粮，历行无失，合无准照，顾巡抚议拨漕粮规则，查将临德仓粮量拨数万，由运河经天津直达山海，径至辽东卸载，以备征倭大兵支用，庶本色有备。”2既然辽东粮食不足，就将山东等地粮食先由山东经运河运到天津，再从天津海运至辽东，最后自辽东运抵鸭绿江边。辽东作为朝鲜前线的大后方，调集了充足的士卒和军粮。
再次，派使臣与朝鲜国王交涉，要求朝鲜提供五万将士和两万马匹两个月的支用，以及共同承担明军军粮的运输。明军军粮堆放在义州，从义州到朝鲜前线，需要朝鲜协助解决运输问题，这样方能使军粮能够及时足量地运到明军阵前。《两朝平攘录》载：“朝鲜王促我进兵……应昌谓其使者曰：我师如风雨，朝济江而夕破贼必矣。顾师行粮从，江以西则我给饷，江以东则尔给饷。饷必给五万人，必支三月，国王许诺。”3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十日，朝鲜国王在义州龙湾馆接见了明派来的使臣山西潞安府同知郑文彬，《宣祖实录》清晰地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文彬曰：“皇上以国王恭顺天朝，发兵来救，七万兵马已出山海关。鸭江以西则粮刍自天朝办之，以东则自貴国措办可也。”上曰：“下邦不幸被兵，迄今保存者，皇上之恩也。敢不储峙粮刍，以待大兵之至？已办五万兵马一个月支用矣。”4
李如松率大军前来救援之前，宋应昌已派遣使臣前往朝鲜，落实朝鲜供应粮草问题。他提出鸭绿江以西由明朝供应，以东应由朝鲜供应。尽管国王说已筹办五万兵马一月的粮草，但次日备边司就上书国王：“平安、黄海粮草，时方措置矣。第恐两道物力巳竭，若遇大兵，必多颠窘。”5当时朝鲜情況相当糟糕，根本无法承担明军五万人的粮草供应，备边司也否定了朝鲜国王所说办理五万兵马一月粮草的可能性，但明军并不知晓朝鲜的实情。
朝鲜君臣为了让明朝军队尽早入朝作战，并不想把筹粮的真实情况反馈给宋应昌，虽然他们口头上答应明军使者的要求，却迟迟不兑现承诺。尔后，朝鲜向宋应昌发送公函，称可供应部分粮草，“据朝鲜国陪臣尹根寿禀称：小邦见在军粮，以五万兵计算，每日三食，可供二十日。料草以马二万匹，可支二十日等情。”接到尹根寿的公函，宋应昌指令：“仰本官即便委的当官员，前往朝鲜国查验，的有粟米若干，稻米若干，料豆若干，草若干，查明从实回报。如系实数，本地搬运宜缓;若系虚报，搬运宜速。差去官员，务要立法细算，不许指堆绰数，致误军机，定以军法究处，毋得违错。”6宋应昌确实希望弄明白朝鲜粮草确切数目，以便决定何时搬运堆积在义州的明朝粮草。在明朝境内，无论是调运山东料草，还是运送北京兵饷，宋应昌皆可以做到谋划周全，立即付诸实施。对于朝鲜境内的情况，他也希望如此。在李如松大军尚未开拔之前，宋应昌回函朝鲜国王，特别提出五点要求：
一，以兵五万、马减半为率，本国开报义州、平壤沿途，实在粮米、草料各若干，实足几月支用;一，王京、平壤大小道路，备细画图贴说送看;一，将本国车辆牛马，亦以五万兵马日用粮料等项为率，选委的（得）当官员分投管领，俱在义州等候，辽阳发运粮草等项，接续分送平壤各营军兵支用;一，选王京、平壤二处军民，不拘士夫、耆老人等，有才识优长、练达事务及熟识道路险易者，每处推举十人，或五人解赴本部军前听用;一，将本国各道各路选练兵马，各开营队并见，今统领将帅职名，揭报本部，以凭调遣。1
他希望朝鲜国王告知粮草实数，以便安排车辆牛马运送五万明军和两万五千匹兵马的粮料。同时，他还提议选拔精干军民和熟识道路者充当明军的向导，以及上陈朝鲜军队的将帅姓名，以便令明军将士熟知。公函最后，宋应昌特别指出：“以上五事，俱吃紧军务，据实速报，毋得虚谩，迁延误事贻悔。”其所言五事，乃是让朝鲜军队配合明军行动的关键因素。如果处理妥当，明军入朝作战会相当顺利，否则就会困难重重。应该说，作为经略的宋应昌，战前准备相当细致，只是朝鲜君臣并没有认真贯彻，好好对待宋应昌所提出的要求，反而虚与委蛇，口头应付。朝鲜君臣处于流亡状况，已自顾不暇，对于宋应昌所提要求，可能确实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为加快明军入朝作战，朝鲜君臣又不能向宋应昌告知实情。
自万历二十年九月宋应昌抵达辽阳后，便着手筹备粮草，到十二月，“义州存贮粮料、豆草及辽阳仓积，可供五万兵马数月之用。”2宋应昌向兵部尚书石星汇报军粮筹备情况曰：“近日严督各司道，多方料理，似有次第处……总计征倭兵马不满四万，通长计算，可足一年有余。”3宋应昌在明朝进行了充分准备，三个月内已筹集了四万将士可供一年之需的军粮。军粮终于筹集齐备，李如松大军亦准备妥当，十二月二十五日，明军跨过鸭绿江，与日军展开决战。
综上所述，宋应昌坐镇辽阳，专注调集兵马和筹备粮饷之事。经过三个月准备，义州已经储备了足够的粮食，为明大军进军朝鲜做了充分准备。同时，他遣使与朝鲜国王联络，希望朝鲜准备五万兵马两个月的粮草，以及备足将义州军粮搬运到朝鲜前线的车马人员。准备应该说相当周全了，但是没想到明大军踏入朝鲜后不久，军粮供应便出现了问题。
二、明军粮饷朝鲜运输之艰难
宋应昌在三个月内筹集了四万士卒近一年的军粮，将之堆置于义州。当李如松大军开赴朝鲜之前，宋应昌派人前往朝鲜踏勘粮草准备情况，尽管他希望朝鲜能为明军提供两个月粮草。当明朝大军进入朝鲜境内后，发现朝鲜根本无法提供充足粮草，别说一两个月，就是几天都非常困难。更糟糕的是，朝鲜竟然无法组织一支有效的军粮运输队伍，而大批堆放在义州的军粮更是无法及时运送到前线。同时，明军以白银为主的军事供给体系在朝鲜无法实施，因为朝鲜既不用白银，境内没有交易物资的集市，以致明军给养无法就地补充。
其实，朝鲜原本有仓储系统，如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皆有储备粮食，以备饥荒。日本侵朝战争爆发以后，国王仓皇从王京北逃到义州。当是时，“列邑官吏溃逸，乱民焚劫仓库，一路已荡然”，4“（六月）自驾出平壤，人心崩溃，所过乱民，辄入仓库，抢掠谷物。顺安、肃川、安州、宁边、博川，以次皆败”，5仓储系统，破坏殆尽。七月，明副总兵祖承训率兵来援之时，朝鲜已无法承担起粮草供应，“天兵一千，已为渡江，而前面各官，尽为空虚，仓谷散失，军卒逃匿，决无接应之路。”6柳成龙特别指出：“一路自所串以南，至定州嘉山，则五千兵经过时，一、二日食可办，安州、肃川、顺安三邑荡无所指，天兵过此，宜先持三日粮以备。”1当时仅仅只是祖承训的数千兵，朝鲜已无法提供充足粮食。当李如松率领四万大军前来之时，情况更为糟糕。当时柳成龙被任命为粮饷督运官，“只掌粮饷，不主军机”，2他认识到：“粮饷、军兵、城池、器械四者，战守之大要。四者之中，又必以粮饷为本。”3对当时朝鲜粮饷准备情况，柳成龙在《料理军粮状》中直言：
各处郡邑，仓谷板荡之余，大兵遽出，调度之事，百计无策。前于五千兵马支给之需，破东补西，移彼就此，仅得成形，故已殚竭心思，不遗余力。而天兵退还，再调兵马，直出于万万意外，罔知所措……定州用余时留在者，龟城来田米三百余石，牙山田税全五百石，以平石通计，则合为一千五百余石。乃是万兵五日之粮。安州则时存牙山税米七百石，移转米用余二百石。三和龙岗田造米并一千余石，载船已久，而中间令回泊于广梁。唐兵退来之后，又令移泊于安州，故时未来到，方为催促，若无事到泊，则此所储几至二千余石，虽万兵出来，足可支十余日。此外，如嘉山、宣川、龙川、铁山所储，仅可支三四千名一日之粮，而更无措办之路。以此参酌后運出来之军，若至于一万之多，则诚无可继之策。至于马料，则每一匹支给一斗，所八十倍于人粮，办出尤为无策。4
柳成龙作为督办粮草的朝鲜官员，所言没有半点隐瞒，朝鲜当时的存粮全部加起来，最多也就是供一万人十余日之需，对于四万明朝大军来说则是杯水车薪。尽管《宣祖实录》称，宣祖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备边司获悉明军具体人数48500名、马26700匹，而当时从义州到平壤附近各县筹集的粮食有大小米51488石、豆33127石，根据相关标准，推算“兵粮可支五十余日”。然而“可支五十余日”只是个虚数，犹如前文提及的国王所言可供五万将士一月军粮，实际上都只是一种猜想，因为十月时“未知近日所措米豆之数又几何，极为闷虑”。5最近几天的数目都不清楚，整体数字又从何而来呢？因而在李如松大军开赴朝鲜前夕，朝鲜根本无法供应充足的粮草，明军所能依靠的只有预先存放在义州的储备了。即便将义州的军粮运到前线，朝鲜也难以完成。朝鲜国王深知军粮的重要性，“论讨贼事，予惟以粮饷一事为言”，6他试图组织一支有效的运输队伍，将明军粮饷运往前线，但收效不大。
首先，朝鲜君臣力求让明军将士明白，明军以白银作为主要流通媒介的供给体系在朝鲜根本行不通。万历二十年九月，因军粮难运，明朝派使臣前往义州与国王交涉在明大军来前是否可用白银换取朝鲜米豆事宜，国王告知：“小邦土地偏小，人民贫瘠，且国俗不识货银之利，虽有银两，不得换米为军粮矣”，7当即否决了这个建议。这大概是第一次正式交涉是否可用白银在朝鲜购买军需，国王回答干脆利落。故以白银为主的明军事供给体系，在朝鲜根本无法实施，其军需供给始终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备边司上启国王，再提这个问题：
天兵粮饷之事，在今日极为急切……自越边输送米豆，络绎不绝，几至八万石云，皇恩罔极。而欲为输入义州，民力已竭。如火器等物，连二日输转，或官给银两，买牛以送，中路留滞，一日之程，二日尚未得达，天朝将官见之，谓之何哉？此处虽有百万，其势未易输入……闻中原输米节次，皆给银而为之，此处虽有银两，更无取用之人，其不可成必矣。8
这段史料，明确说明朝鲜运输粮草、火器，“民力已竭”，没有民力承担运送任务。同时，因为朝鲜不用白银，白银在朝鲜买不到所需物品，因而明军无法用白银及时购买和补充军需。尽管这只是朝鲜君臣间的讨论，但再度说明，明朝那套以白银为供给的军需体系在朝鲜境内无法实施。再者，鉴于朝鲜民力已竭，要将堆放在义州附近的军粮运送到前线也非易事，甚至根本无法完成。
其次，朝鲜虽然成立了以户曹为中心，专门督运粮饷的机制，但效率低下。朝鲜君臣皆深知粮饷的重要性。国王说：“予从前以为忧者，粮饷也。诸葛亮之不能成功，以运粮不继也！”这是他对于运粮艰难切身体会的感叹。尹斗寿也说：“小邦荡败已极，只余平安一道，仅备粮草，易至匮乏。虽有上国所送粮草，缘路险民鲜，未能输送接济，极闷！”1朝鲜境内粮草缺乏，只能依靠明朝粮饷，当时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将堆积在义州的明军粮饷运送到战事前线。
实际上，宋应昌非常重视军粮运送之事。他在辽东等地筹集军粮期间，派户部主事艾维新、辽东都司张三畏专管督运之事，“委往朝鲜，盘验粮草”。2宋应昌给张三畏公函中，充分考虑到粮草运输的困难，在确信朝鲜能保证支给明军将士两月粮料前提下，提出搬运粮食的办法：从义州到平壤，每隔一段路程设立一个堆放粮草的城堡，确保明军经过时能够支用，“各计算，务令本国处办两月粮料，堆积自义州以及平壤一带紧要城堡，听候支给。”同时，宋应昌还认为，不管是从义州到平壤还是到王京，都无法临时筹调粮草，所以都要预先准备两月支用，“王京去平壤已远，去鸭绿江更远，江山险阻，中国转输更难，而客师深入，其粮料亦须支给，本国宜预为酌定。”3如果真的按照宋应昌指令办理，明军军粮自然就不会有问题，可事实却完全超出预想。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张三畏到义州告知礼曹尚书尹根寿等，“天朝念尔国军粮不敷，准备八万石，米豆相半，已储峙于江沿堡。二万石装载车两（辆），即夕已到江上，明早当输入官仓。尔国宜定监纳官三员，与领来委官三人，眼同捧纳。其余六万余石，尔国当随力输运，搬到安、定。”4十天后，尹根寿等向国王汇报张三畏之言：“尔国措备两个月粮，中国又备两个月粮，通计四个月粮。然兵家之事，不可预定其迟速。中国已备之粮料，欲输到安州等地方，而尔国乱离之余，若一时搬运，则不无民怨。国以民为本，若失人心，岂能恢复？欲以银两贸米，而尔国地方，本不用银。我意欲多备青布兀刺等物，从市价贸谷于安、定近处。”5当时张三畏相信朝鲜能够提供两个月军粮，也希望尽可能减少军粮运输的任务，如果能够从朝鲜就地购买补充，那就再好不过了。但事实上，效果不大。
张三畏对朝鲜人运粮之艰难，有亲身观察：“当初朝廷发银数万两，贸米于江西、辽东等地，今皆输入于义州。自义州运到平壤之数，可至一万四五千袋……我于沿路，见尔国运粮之人，男负女戴，辛苦万状，十分矜恻，心肠欲裂……”6因为张三畏同情朝鲜运粮百姓之艰辛，不好过严催促，却受到同僚艾维新的批评，指责他要对朝鲜运粮不力负责。撰修《宣祖实录》的史官回忆倭乱前期朝鲜方面运粮困境时评论称：
兴师四方，转饷千里，关西数州，实难为力。皇恩覃被，军食远资，所当搬运登时，无致庚癸有号。而任事之臣，不见奉国之诚，料理失宜，飞挽多滞，受授无凭，数目难详。都司之诘责虽严，朝家之命令莫伸。经年对贼，玩月偷安，当丧乱而尚然，在平日其可想。国家之有今日，有自来矣。7
史官指出运粮不力，关键不是张三畏督责不严，而是朝鲜官员经年累月“玩月偷安”，变乱之时，束手无策。虽然当时朝鲜已派户曹专门督运军粮，但效果并不理想。司谏院曾上启国王，指出军粮督运弊端丛生，如机构设置过繁、令出多门、效率低下，而本邑守令却被闲置，“户曹则转运之数，专不照管，遗失太半;督运官则类多非人，非但茫不知厥数，又多鄙陋泛滥之事。至于人马调发之际，任意操纵，本邑守令反不得下手于其间，极为骇愕”，并提出“督运官尽为革罢，使各官专管其事。各道使命及差委之官，厥数甚多，一道之内，或至数十余员，非但刷马厨传，人不堪支，令出多門，互相掣肘，莫适所从……请紧关使命外，并皆递还。凡应行之事，专委各道巡察使”的解决办法。1其后，虽然国王批准了精简机构以提高效率、发挥地方守令作用的条陈，但督运军粮的实际效果并无改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宣祖二十六年）九月初八日，当时已开始封贡和谈，国王李昖特别反思运粮之事曰：“我国之事，则摇漾无主，群聚而议之，人不能专责一事，故其效无闻焉。以职事言之，军粮户曹主之，兵务兵曹主之。自兵兴以来，未见户曹料理粮饷，唯有备边司启辞而已……今日之虞，粮饷最急。予意本司堂上中择其人，专掌粮饷，一以委之，又使其人，自择僚属数人，使之昼夜料理，毋得如前泛泛。”2国王觉得人员虽多，但职事散漫，寄希望于专门委任一人，以重其事，进而提高处理政务效率。由此可见，尽管朝鲜设立了运粮机构，但没有发挥主导作用，运粮任务也没有很好地完成。
再次，尽可能调动各方人员，甚至派出国王扈从部队参与运输军粮，使其分工合作、分段运送。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国王发令：“军粮措运之事……本州男丁，勿令遗漏，抄出输运;本道寺刹余存僧人，无遗抄发，使之输运。”3次日，移咨都督府曰：“各该镇堡，起调牛马五百只匹，将已调军火等各样兵器，先期搬运外，上国米豆，亦系军中接济精饷，小邦溃散之余，物力凋瘵，恐难一时运完。”4朝鲜国王尽可能调动各方人马参与军粮搬运事务，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满足明军军粮所需。尽管国王如此重视，但有不少州官仍行事慢待。仅过三日，司谏院就指出运粮中的问题，请求国王严惩部分不作为的州官，“兵粮输运事，非不申饬，而州官犹置寻常，略不举行，极为骇愕。该曹任其自为，亦不检督，不职甚矣。本邑人户，虽不如旧，而不能调发者，亦是号令不行，色吏用事而然也”，5国王应准。
宋应昌了解到朝鲜运粮能力如此之弱，五百
匹牛马所运输粮草亦不足明军兵马一天支用，于是请求李如松拨给张三畏一万名战斗力较弱的朝鲜兵，“分拨沿途村落，转运粮饷，紧要军火器械，传谕军士搬运，完日一体叙功，毋得迟延……沿途每十里拨兵一百名，至五百里一万名，每一百里付原将领责令各兵照依分拨地里，往来搬运粮饷及军火器械。其平壤至王京一路，亦照此法，务使转运流行，不致停阁误事。搬运完日，各官军亦从优叙，如有违误，以致军饷欠缺者，该管官员并转运军士，定以军法，重处不恕。”6这里提出解决搬运不力的办法：（1）搬运粮饷，提督李如松应该配合张三畏，只有二人通力合作，方能将此事办好;（2）改变以往搬运粮饷的人员结构，即搬运粮饷不仅要百姓承担，朝鲜士卒也应参与其中。具体操作方面，宋应昌建议应遵照分段搬运和各负其责的原则，即每十里由一百名士卒负责，每五百里由一万名士卒负责，每十里士卒各自负责特定路段，依次搬运，从而最终将军粮搬运到前线。平壤大捷之后，运粮路途更远，宋应昌再次致函张三畏，敦促他继续采用这种搬运办法。7
或许是受到宋应昌的敦促，万历二十一年正
月十一日，朝鲜国王下令义兵将参与军粮运输，“令义兵将统率其军，往于粮饷所在处，急急输纳于崔湜、李诚中、权征、李廷馣等处。如不用命，以军律从事。”8平壤大捷之后，柳成龙组织军队运粮，以备军需，“急移文于黄海监司柳永庆，使之催运。又移文于平安监司李元翼，调发金应瑞等所率军人之不堪战阵者，自平壤负载追随，送至黄州。又令船运平安道三县之谷，从青龙浦输运于黄海道，事非预办，临时猝急，而大军随至，恐乏军兴，为之劳心焦思。”1随着明军往南推进，粮饷问题越来越严重。正月二十三日，国王再令：“各处义兵，无遗括出，使之输转粮饷，以供天兵。违令者，其将依军令施行。”柳成龙直接启陈：“天将先锋，已到七站，而黄海各邑之谷，时未齐到。大军在途，而前头粮饷，逾远逾窘，百尔思之，接济无策。姑以大驾扈卫军八十名，东宫行次侍卫军有马者八十名，步卒一百三十名，湖南义兵有马者四十余，步卒三十余，宁边护卫军亦不下五六百，定别将押领，受顺安官所储谷而去……平安道平壤、顺安等官，黄海道各邑，则不分远近，随其残盛，且观其经乱与否，分等数，或马七百匹，人丁六百，以其官所储谷，输运于天将所在处，则似有可济之路。”2明军后勤供给，直接关系到前线明军战斗力强弱。当时因形势紧迫，不仅义兵，就连国王的扈从部队都被要求前往运输粮饷，以供天兵支用。明军的粮草来源虽有两条，但主要粮草还须自己供给，朝鲜只能偶尔提供地方余粮，故而将义州储粮运到前线，是当时最为紧要的任务，也是唯一能够解决明军粮饷不足的办法。
分段搬运的办法，得到了朝鲜的响应。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司谏院上启国王：“今日之事，莫急于输运，而输运之便易，莫过于十里立人之制。若令一路各官，尽出境内人夫及僧军，又添邻邑人夫，则必无不足之患。二百人定一监官，十名各置一统，往来儧运，则万无迟滞閪失之弊，事甚便益。”3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实此法来自于宋应昌，但从时间上来讲，宋应昌指令张三畏，张三畏再向朝鲜官员提出建议，最后司谏院上陈国王的线索应是合乎情理的，不过，这已是平壤大捷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时至当年六月，朝鲜确立了专人负责制，“嘉山以下，尹承勋调度;定州以下，白惟咸调度;顺安以下，小臣（申磼）调度;义州以下，任国老调度”，4即便此举会提高一些运粮效率，还是难以满足明军需要。
同时，制定政策，奖励或优叙朝鲜军民中积极参加筹粮和搬运军粮者。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特别颁令京畿、黄海二道，凡捐纳粮米、输运军粮之官员，皆予重奖，“本官守令并力募粟，募运百石以上者加资，三百石以上者升叙，五百石以上者超叙，七百石以上者超二阶升叙。资穷者百石以上则代加，三百石以上则代加二资，五百石以上则子壻中参下职除授……尽力募粟，募运百石以上者，前衔则加二资，乡所以下，则六品影职，五百石以上者，前衔则复职，乡所以下，则四品影职，七百石以上者，前衔则升叙，乡所以下，则参下实职除授事”;庶孽、乡吏、有役人、公私贱等若“募运百石以上者，限五年;三百石以上者，限十年免役完护。五百石以上者，庶孽许通，乡吏及有役人，己身免役，公私贼从良”，5如若有故意违令者，则予以严惩。奖惩分明，调动各阶层人士捐粮、运粮的积极性，尽可能确保明军的需求。但当时朝鲜官民大多数糊饱肚子都很困难，哪有余粮捐纳！这样的政策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可见，朝鲜想方设法，试图解决明军军粮短缺问题，却一直没有效果。
综上所述，壬辰战争爆发之初，朝鲜粮食仓储系统破坏殆尽，無法承担起提供明军粮饷的任务。又因朝鲜不用白银，明军以白银为主的军需供应体系无法在朝鲜实施，军需粮草的匮乏，又严重制约着明军的行动。李如松大军开赴朝鲜前，朝鲜国王答允宋应昌提供五万人、两万匹马两个月的粮草，但它只是一种策略，并非朝鲜存粮实情。当明军进入朝鲜境内后，军粮匮乏的问题愈发突出，严重阻碍了明军的行动。尽管朝鲜所储的有限粮草会偶尔接济明军，但明军的后勤保障必得依托于义州所储物资的持续供应。宋应昌派艾维新、张三畏前往督运军粮之余，朝鲜也建立了一套以相臣督导，户曹为主，各曹官员参与，举国上下参与的运输体系，但因朝鲜车马不足、人力有限，收效并不大，而实施的各种奖励举措也都无济于事。
三、明军粮饷不继对战事的影响与宋应昌之补救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率大军进入朝鲜。明军深入朝鲜后，便遇到了粮饷不继的难题，而直到平壤大捷，粮饷不足问题也未曾解决。到底有多少军粮运送到了明军阵前呢？宋应昌作为经略，筹集和调配军粮本是他最为重要的职责，明军粮饷如此匮乏，他做过什么补救工作？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万历二十一年八月七日，户曹上启国王，汇报了运送明朝军粮的数目：
去壬辰年十二月以后，天朝粮饷输运之数，专数通考，则义州所捧小米五万六百十余石、豆五万三百十余石、刍秫四千七百八十余石;船运二万七千一百余石，陆运二万四千九十余石;放下数小米二千四百九十余石、豆四千三百五十余石。平壤所捧小米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余石、豆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余石;船运三千三百九十余石，陆运二千一百九十余石;放下数小米六千七百六十余石、豆五千六百十余石。时留在数小米四千三百三十余石、豆七千六百六十余石云。1
这段史料出现了好几组数字，到底应该算哪几组数字呢？多少是真正运到朝鲜半岛的呢？笔者以为，真正运到明军阵前的军粮，就是前文三个数字加起来的总和，一共是十万五千七百石，这三个数字是从义州运出的明军粮草总数目。后文的几组数字，或是讲船运和陆运运输的数目，或者是讲从平壤运出军粮的数字，都只是前文三组数量的一部分而已。同时，另有一条史料亦可作为印证。万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备边司转达张三畏言：“山东籴米，实十四万，而来此者不满一万;辽东海盖民间备上粮十四万，而来此者仅十万。”2明朝一共准备了二十八万石粮食，运到朝鲜前线仅仅十一万，不足总数的一半。后文各种转运总数，与前文三组数字相加之和十分接近。可见，整整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朝鲜举国上下参与运送粮草，最终也就运转了十万五千石粮食，而在朝鲜作战的有四万名明朝将士在八个多月内，总共才支用了十余万石粮食。初步估算一下，假设所有的军粮全都用在明军身上，以四万人与十万石为准，那么人均分摊到的粮食是2.5石。按通常的说法，一石相当于100斤，也就是250斤，这是8个月时间所能吃到粮食的总数，平均每个月才31斤，其中包括小米、大豆和刍秫，并非精米，真正能吃到肚子里最多也就三分之二，也就是20斤粮食。仅仅只有这么一点粮食，这还是理论上的数字，实际上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可以想见，明军将士每日几乎都处于饥饿状态。尽管偶尔也能得到朝鲜地方上粮草的接济，但是总体上来说也相当有限，朝鲜运输能力如此之弱，深深地影响了明军的战斗力。
明军缺粮之甚，早在平壤战役前，士卒就已挨饿。南兵游击钱世桢是攻打平壤的得力干将，他在《征东实纪》中写下亲身经历：“是日，军士有绝粮者踊跃请战，而大将之令不至。初八日黎明，始奉令攻城……集诸校而令之曰：今日之战，贼众吾寡，粮又竭，一有差跌，全军齑粉矣！宁死不北，如我不能勇往，汝辈即斩我于陈（阵）可也……夫当破竹之势，乘胜长驱，此千载一时，奈粮饷之匮乏何！十四日，而朝鲜运粮始继，诸将倍日裹粮而行……”3攻打平壤之前的正月初七日，士卒中就有绝粮者，初八日发起总攻的士卒，大多是忍饥挨饿上战场，一直到十四日，朝鲜所运粮食才到。这是壬辰战争期间最重要的战役，军粮就已如此匮乏！
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朝鲜官员也有明军缺粮情况的记载。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工曹正郎徐渻报告平壤城中明军的情况：“臣自七星门入平壤城，见各卫所屯天兵，皆极瘦瘠，虽复留养十数日，未可用于战阵。而倒损者，又不知其几。天兵之屠马者、分肉者、持肉而往来者，触目皆是。而谷草不敷，天兵腰刀刈草于山野，十数里之地，担者、负者、戴者，陆续道路，所见极为惨恻。”1朝鲜官员向国王的汇报，绝无半点夸张。明兵皆瘦若饿鬼，没有粮食，只能杀马充饥，饿死者已不知多少。马亦无草料，明士卒只得四处割料。这种状况，焉能冲锋陷阵，与敌拼杀！针对粮饷不继的情况，宋应昌与李如松只得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首先，向朝鲜君臣反映情况，提出抗议，甚至是直接惩处运粮官员。平壤大捷刚过，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李如松就直接致函朝鲜国王，指责柳成龙、尹斗寿运送粮草敷衍塞责、毫不用心，其文言辞激烈、满怀愤怒，文曰：
恭蒙灵命，念汝小邦，被倭所陷，君臣播迁，人民逃徙。特命大将鼓帅，各镇官兵远涉海山，极援危溺。迄自十二月二十五日渡江以来，体察朝鲜国首臣柳成龙、尹斗寿等，不以卧薪尝胆为心，雪耻除凶注念，宴安私家，恣酒自乐。非惟藐慢天朝，抑且自欺国王，悖乱蔑敎，殆有甚焉！且官兵野屯露宿，舍命捐躯，得克平壤！可谓汝等无国而有国，无家而有家。若以责备，罪咎过失，粮匮草无，坐视观望;违慢军机，疏闻当宁;掣兵旋辽，目汝就毙！使有国者复至无国，有家者仍悲无家。本府赋禀忠贞，寸衷为主，不以小过介心，坚持朝纲大体。兵屯平壤，抚绥运筹;随时进发，揆机制胜，奠安汝等家国，直待事妥民宁，请旨复命。仰朝鲜国，大小臣僚，传知首臣，火速赴府，听议进剿机宜，料理粮草。若再慢违，定行题参正法，从重示戒，断不姑息！2
这是一篇声讨罪责的檄文，文字言辞激烈，极为罕见！反映了李如松内心愤懑不平，实际上是衬托出明军军粮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是到了忍无可忍之境地，李如松断不会如此大动干戈。当然，李如松并不知晓粮草运输问题的症结。诚如前面所言，朝鲜君臣一直在为如何将明朝军粮运到明军阵前而绞尽脑汁，但无奈条件有限，无法顺畅运送，致使明军前线军粮不继。
收复开城后，明军粮食更为紧张。柳成龙言：“大军到开城府日久，军粮已尽，惟从水路括粟及茭草于江华，又船运忠清、全罗道税粮，稍稍而至，随到随尽。其势愈急。一日诸将以粮尽为辞，请提督旋师。提督怒呼余及户曹判书李诚中、京畿左监司李廷馨跪庭下，大声诘责，欲加以军法……余出门，以放粮不时，杖开城经历沈礼谦。继而粮船数十只自江华泊后西江，仅得无事。”3李如松对于粮饷不继忧心如焚，只能对主管运粮的朝鲜官员柳成龙等人施加压力。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初一日，户部主事艾维新以运粮不继为由，杖责朝鲜管粮官员知中枢府事金应南、户曹参判闵汝庆、义州牧使黄琎。万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岭南天将皆要还，以粮缺为报，以激经略之怒。经略怒，以管粮陪臣等不能尽职，夜不收一人，锁拿湖、岭管粮赵信道、任发英而去。”4粮饷不继，明朝将领只能责罚管粮与运粮的朝鲜官员，但效果甚微。
其次，军粮情况如此糟糕，经略宋应昌一面敦促朝鲜君臣尽快转运军粮，一面尽可能采取补救措施，即用犒师的方式缓解困境，调动明军积极性，以维持明军战斗力。
宋应昌对明军缺粮状况十分清楚，他在给神宗皇帝的奏疏和致石星的书函中陈述明军缺粮之困境。《直陈东征艰苦并请罢官疏》中言：“我军自入朝鲜，别是一番世界。語言不通，银钱不用，并无屠猪沽酒之肆，兼以倭奴焚掠，庐舍一空，军士无论羹菜，不能沾唇，即盐酱绝无入口，言之深可悲泣。虽臣屡发盐觔牛只，量为犒赏，濡沫之恩，终难济事。虽号召辽阳人赶贩生理，道路迂回，所来无几。”5《报石司马书》同样也对明军在朝鲜的情况进行了客观描述。宋应昌在书函中称，因朝鲜不用白银，也不事贸易，明军即便携带银两前往，也无处可买、无物可买，当时虽有少部分随军商人，但亦无济于事。接着又讲，“朝鲜民间止用粟帛，不用银钱，幸台下得请犒赏兵士银两，某欲求抽出一二万两，京中买青红蓝布十余万匹，转雇车脚解赏，以便使用，此实将士之所深乐者。”1为解决明军将士购物所需货币问题，宋应昌请求先将从京城购买的布帛运至朝鲜，再用布帛购买朝鲜物品。这是宋应昌为了适应朝鲜贸易之法，做出的调整和改变。
为解决明军窘况，宋应昌大行犒赏之策。用于犒赏的银两数目，皆有记录：
（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一次犒师，以励勇敢事行。王通判动支马价银二千一百两、牛二百一十只，又用银一百两;委双山管盐官王三知买盐二十万觔。三协官军，每协银七百两、牛七十只;千总每员折酒银二钱;把总每员折酒银一钱;管贴队军丁每名折酒银五分;牛肉、食盐尽数俵散。五月初七日，一次犒劳官军事。牌行李提督就近借动马价银二千四百两，郑同知解牛一百二十只，分守道解牛八十只，佟养正解牛六十只，俱解至李提督军前，照依前次折酒数目，犒赏三协并刘綎官军讫。二月内一次据李提督禀称，各军涉历山险，屡经血战，泥水浸湿，鞋袜敝坏，跣足不堪，请乞量动官银，易买兀喇达靴等情，已经牌行守、巡、海盖三道分买，随据后开衙门陆续解运前来，转发李提督给赏讫。分守道解兀喇达靴一万一千四百五十九双，分巡道解兀喇达靴一万二千双，海盖道解兀喇达靴八千二百双，金州五百双，海州一千五百双。七月二十三日，一次犒师以励勇敢事。发银一万两，行李提督委官，给赏扼守全罗追剿倭奴军官。2
这里提到一次购买鞋靴、三次犒师，都是在收复平壤、开城以后，也就是在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五月初七日和七月二十三日。犒师主要办法是：给将士沾点盐酱味、吃点牛肉、发点银子，以及购买鞋靴三万数千双，发给每人一双。宋应昌给李如松、刘黄裳和袁黄的公文中都解释了犒师的重要性，如在第二次犒师之前，曾致函李如松：
为犒赏官军事，照得三协官军，远出异域，救援朝鲜，平壤、开城屡立战功。今倭奴尽数归巢，王京等处已皆恢复，方在追剿，合再犒赏。为此，除前行赞画刘员外给赏外，牌仰提督，即将发去银二千四百两照依前行折酒数目，并郑同知差人解去牛一百二十只，分守道差官解去牛八十只，佟养正差人解去牛六十九只，共二百六十九只前行。佟养正于双山用船运送食盐一十七万觔，照依人数，分赏三协并刘綎官军各将，给领过数目，径呈本部查考，余剩银两，收候另用。3
宋应昌给李如松等人的公文中，曾多次提到明军将士风餐露宿、战斗激烈、生活艰苦、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王京汉城恢复以后，为了尽可能安抚明军将士，宋应昌大行犒赏之事。因为朝鲜不用白银，明军将士即便手上有白银也无处可花、无物可买，于是宋应昌鼓动明朝商人随军前行，以便解决部分明军将士购物之需。因为明军身处异域，无国内之便，宋应昌只好用这样的办法略加补救。
可见，因为朝鲜运粮不足，明军将士每人每月不足二十斤粮食，经常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尽管明朝将士向朝鲜抗议、惩处运粮官员，但都无济于事。经略宋应昌无奈之下，只得采取犒师行赏的办法，给明朝将士沾点盐酱味、吃点牛肉、发点银子，并给每人换发一双新的鞋靴，稍稍缓解粮饷不足的困境。
四、余 论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宣祖二十九年）四月，户部题：“计自东征以来，本部供办粮饷，动发帑银，至踰一百余万两，仓谷几四十万石，此皆出于岁额之外。”4户部拨银已超百万两，谷已逾四十万石。前面提到，到万历二十一年八月，明军运送到义州的粮草共计二十八万石，以后一直在源源不断运送到义州。朝鲜当时处于战乱时期，仓储系统已破坏殆尽，根本无法提供数量如此庞大的粮食供给。朝鲜军民自身也得食
用，他们提供给明军只能是零星供给，不可能作为明军主要依靠，所以明军后勤补给，只能仰仗明朝。可是，朝鲜军粮运输系统非常脆弱，无法担当起供给任务，最终影响了明军军事行动。
现在学界大多认为李如松转向封贡和谈，乃是因碧蹄馆之役受挫。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唯一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明军粮饷不继。因为缺粮少食，明军曾多次提议撤离，这使得朝鲜君臣常常惶恐不安。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初七日，备边司闻明军有言：“以粮草不继，军机多误，欲以回军，禀决于宋经略。”1运粮是朝鲜最大问题，亟需妥善处理，且越到战事后期，情况越糟。朝鲜民力已竭，粮食却无法运到前线，明军在挨饿，这也使得明军无法前进。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四日，朝鲜君臣已感知李如松有撤兵之意，他们商议对策挽留明军。国王曰：“大概提督无进剿之言乎？奉皇上之命，来讨倭贼，岂可无端退归乎？”李德馨曰：“粮饷尽，则虽有皇上之命，岂能进兵乎？”2可见，在朝鲜君臣看来，因缺乏粮饷导致明军无法进军，这似乎是李如松接受封贡和谈，不得已撤军的一条重要原因。
自明军踏入朝鲜那一刻起，朝鲜始终无法及时足量地运到军粮。备边司有言：
今日所大患者，专在于各处粮饷乏绝。措置区画，必须十分详尽，又必昼夜催运，然后方可接济中外之窘竭。京中仓谷，合米、豆仅三万余石，虽寻常经用，犹不满数月之用。若南、北兵不时大至，则将以何谷支供也？其为窘迫，不可形言。近来我国事，一无头绪。兵兴所重，惟是粮饷一事，而无终始主管之人。自西及南，各月所用，皆不査考，其间欠缩，不可胜记。此则犹是我国之粮，至于天朝赐谷，则所系尤重，而前后所赐，自辽东出来者十四万石，今自山东出来者又十二万石，亦已出来云，而不知所在。3
这条啟文所说情况，就是战争期间朝鲜粮食的基本状况。朝鲜存粮极其有限，自用尚且不足，根本无法供给明军所需，而明军早已准备在义州的粮草，朝鲜却无法及时运到前线明军阵前。李如松原本是积极主战的，碧蹄馆之役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粮饷问题日益严重，处于进退两难的他，最终接受了由宋应昌、沈惟敬主导的封贡和谈策略。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李如松率军渡过鸭绿江，撤至辽东，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抗倭援朝战争。
纵观这一阶段的战事，李如松所率领的四万大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先后收复了平壤、开城和王京，即便在碧蹄馆稍受挫折，也未停止进军的步伐。朝鲜大半国土都被光复，明军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在此过程中，粮饷不继一直成为明军挥之不去的阴霾。从明朝方面来说，宋应昌在辽东足足准备了三个月，筹备了充足的粮饷，将之堆积于义州中朝边界。战前，朝鲜为了尽可能让明军早些入朝，谎称准备了一个月的粮草，并未告知宋应昌实情。其实，战事爆发之初，朝鲜的仓储系统就已被破坏殆尽，即便后来稍有恢复，也无法承担明军粮饷的供应。明军以白银为主的军事供给体系，在朝鲜不用白银、没有市场的环境下无法发挥其作用，军需物资无法就地补充。对于搬运明军准备的粮草任务，朝鲜力不从心，无法及时足量将粮草送到明军阵前，因而使得明军入朝以后就一直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攻克平壤之后，情况更趋严重。朝鲜举国上下都很关注运粮问题，确立了以相臣督导，户曹主持，义兵参与的运送机制，但一直未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尽管宋应昌以犒师的方式暂时缓解明军饥寒交迫的状态，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最终，李如松接受封贡和谈，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粮饷问题所迫。
[作者孙卫国（1966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收稿日期：2019年7月1日]
（责任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