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今称为“周礼”的《周官》，是一部本不在六艺之科的晚出之书。两汉经学家出于政治及学术的考量，曾分别在不同时期极力推动它跻入礼经或书经系统，以为之谋取大一统时代儒术独尊背景下的官学地位和光明前景。最终，它以“周礼”的名义进入六艺范畴之内，并越过今称为“仪礼”的《礼》，崛起为三礼首经。《周官》在早期流传之际，曾通过司马迁的称述，在书经领域投下虚幻的影像。今古文《尚书》之中，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周官”的篇目;有之，则自西汉后期张霸依据《史记》等书的相关记载，伪造“百两篇”始。《周官》的学术演进及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外来者”夺嫡继统，坐上礼经的头把交椅;二是在书经系统催生若干层面上的“伪《周官》”，以及论者所想像的“曾经存在过”的“真《周官》”。
关键词：《周官》;《周礼》;《尚书》;《史记》;《书序》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20.04.011
“周官”用作经部文献之名，通常而言，指称对象有二。一是后来成为三礼首经的《周官》，亦即今之《周礼》。“周礼”是《周官》的后起名，其书原不在六艺之科，经过王莽、刘歆、郑玄等人的持续表彰，才以周公所制之礼的名义崛起为礼类经典。二是作为《尚书》古文篇目之一的《周官》。尽管传世本《尚书》中的《周官》系伪古文甚明，但人们仍愿意相信，世间曾经存在过真正的古文《周官》。这两种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是历久弥新的话题。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以为，《周礼》之所以改为今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与《尚书》中的《周官》重名。孙氏的说法影响甚广，且有渐演为“常识”之势。但此说的提出及其正误，均牵涉到对礼经、书经领域若干历史问题的推断和认识。比如，“《尚书》有《周官》之篇”这一看法究竟如何产生，并广为学者所接受？《周官》（《周礼》）作为六经以外的晚出之书，究竟如何跻入礼经系统？《周官》（《周礼》）在学术演进过程中，又与书经系统产生过何种关联？因上述诸问题颇有剩义可发，故不揣愚浅，试加论述如后，祈请方家学者不吝指正。一、书经系统《周官》篇溯源
因唐政府命颜师古等人为之考成“定本”、孔颖达等人为之纂成“正义”而通行天下的传世本《尚书》，实为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进献的，在秦博士伏生于汉初所传今文篇目的基础上，掺入二十五篇伪古文而制成的五十八篇真伪混编本《尚书》。经过宋以来学者，尤其清人阎若璩的详细考证，这一公案已基本定谳。《尚书》学名家刘起钎先生，也已对相关历史作了至为清晰明白的总结性论述。其中列为《周书》第二十二篇的《周官》，即属于二十五篇伪古文之一。明代学者梅鷟以为，“盖《周官》一篇，全是约《周礼》一书而成之”，惟在细节处理上，又杂取周汉问典籍加以补苴。梅鷟所论大体近是。
其实早在梅赜献书三个多世纪以前，便已出现《尚书》大规模造伪的先例，而所造伪《书》之中也有一篇名为“周官”的文献。据班固、王充记载，汉成帝在位期间，曾诏求天下能通古文《尚书》的学者，东莱人张霸以“百两篇”膺征。然而，当汉政府命学者以国家所藏今古文《尚书》加以考校时，却发现张霸所献的这部《尚书》全出伪造。其造假手段一是将今文二十九篇拆分为数十篇，二是从他所精通的《左氏春秋》里摘录出相关文句加以推演，由此创作出《尚书》经文一百篇。“百两篇”除去经文百篇，尚余两篇，这两篇则是对各篇《尚书》（自然也包括《周官》）解题文字——即所谓《书序》的集中著录。
当时学者只判定“百两篇”中的百篇《尚书》为假，至于著录到其余两篇中的百篇《书序》，则普遍以之为真，并逐渐将著作权坐实到孔子名下。断《书序》为真的理由，倒不难索解。因为这些文字大多见于《史记》，而太史公因职务关系得以遍阅“天下遗文古事”，并且在《史记》中留下了孔子“序《书》”、“序《尚书》”之类的记载。论者自然以为张霸所献的百篇《书序》，远在数十年前就曾为司马遷所引，而司马迁也已断之为孔子所作。如果说，在“孔子作序”这一主张坐实为流行观念的过程中，与张霸大致同时而生年也许略晚的扬雄、刘歆，留下的直接论述尚嫌含混难断的话，那么到东汉前期，班固将刘歆《七略》删述为《汉书·艺文志》时，已径言孔子纂次《尚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持论至为清晰。东汉中后期的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皆承袭此说，并且除了训解《尚书》通行诸篇之外，还特意为百篇《书序》作注。这一派的总体认识，是张霸根据百篇《书序》，伪造了百篇《尚书》;百篇经文虽属新的伪作，百篇序文却是旧的真传。
但自宋代以来，学者们多疑《书序》非古。朱熹以为“《书序》恐只是经师所作”，“决非夫子之言”。熊朋来则谓“作《书序》之人必出于《史记》之后”，因为《康诰》的序文明显不合乎经文之义，却合乎《史记·卫康叔世家》对《康诰》的解读。到了清光绪年问，有两位大学者秉持与熊朋来类似且又更进一步的看法。先是吴汝纶在《尚书故》中指出，“《书序》殆出《史记》之后，依史文为之，而不尽用史说耳”;接着康有为又撰《书序辨伪》，考明“《史记》所载篇目，乃《书序》袭《史记》，非《史记》采《书序》”。吴氏、康氏皆对《书序》有详细条辨，而前者持论尤为平允。二家所主《书序》袭用《史记》一说，至为精当正确，足以定千古之是非。这一派的总体认识，是百篇《书序》亦属西汉后期伪作，乃抄撮演绎《史记》之说而成。至于伪造《书序》之人，金德建、刘起釪、杨绪敏诸先生均推定为张霸，其说实较前贤属之刘歆更为可取。
敷陈至此，可对《尚书》系统《周官》篇的情况略作集中梳理，以便后文进一步讨论。其一，今存五十八篇《尚书》中的《周官》，是东晋初年梅赜所献伪古文之篇;已逸“百两篇”中的《周官》，是西汉后期张霸所造伪古文之篇。其二，梅赜《尚书》的伪篇，乃采择百篇《书序》旧题，按序而造;张霸《尚书》的伪篇，乃与百篇《书序》协同伪造。其三，百篇《书序》中的“周官”篇题及序文，是根据《史记》中的相关材料抄撮而成。其四，西汉时期真正可靠的今古文《尚书》谱系，亦即伏生所传今文二十八篇（加《太誓》为二十九篇）与孔壁所得古文五十八篇，均无《周官》。合上述四条以观，认为《尚书》之有《周官》，其实是张霸在造序之时解读《史记》所载而得出的看法。问题在于，张霸的解读是否准确呢？
二、《史记》只记载了一部《周官》
今称为“周礼”的《周官》，直到汉景帝统治后期，才由民间进献给笃好古学的河间献王刘德，至汉武帝统治之初，又由河间国进献至中央政府。此书诚然晚出，但在武帝朝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司马迁已然能够读及，并且在《史记》中留下了明确征引。《封禅书》云：“《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钱穆、詹剑峰、王锷等先生均已考证指出，这段话是对《周礼》“大司乐”职文的意引。即此可知，太史公此处所说的《周官》，乃是确指后来改名为“周礼”的这部书。此外，太史公在《封禅书》中还提到“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从与《尚书》的并列关系以及所采“望祀”、“射牛”之事来看，此处所说的《周官》，亦是确指后来改名为“周礼”的这部书。
问题在于《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的相关表述。因前修时贤论及，每与《书序》纠缠在一起，故不妨一并抄录如下：
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书序》叙《尚书·周官》）
成王……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史记·鲁周公世家》）。
古代学者，尤其宋以前学者，受“孔子作序”之说影响甚深，以为《书序》乃古传可靠文献而太史公袭用之，故谓《周本纪》、《鲁周公世家》所述之《周官》，系《尚书》真古文之篇。此固囿于时代观念之误，不足为怪。关键是很多学者业已辨明《书序》抄袭《史记》，却仍然不能摆脱旧说羁绊，把《周本纪》、《鲁周公世家》中的《周官》，判定为太史公所曾经闻见的《尚书》逸篇。那么，论者如此判定的理由何在呢？
徐复观先生有一段论述颇具代表性，尽管他对《书序》的理解稍涉迂曲。徐氏在《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一书中写道：
另一间接证据为《史记·鲁周公世家》谓“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立政》为《尚书》中的一篇，则史公此处所说的《周官》，亦必为《尚书》中的一篇。凡《鲁周公世家》中所述周公制作的，皆不出诗书所载，所以《史记·封禅书》引有“周官”曰凡三十一字，亦必系《鲁周公世家》中所述的《周官》，是史公确曾看到《尚书》中的《周官》。
徐氏的第一项意见，是《史记》上下文所述文献理当同源，故据下文所述《立政》为《尚书》之篇，来断定上文所述《周官》亦为《尚书》之篇。然考以《史记》他篇体例，其说恐不可从。譬如，《宋微子世家》先述箕子作《箕子操》，次述箕子陈《鸿范》九等，次述箕子作《麦秀》之诗;其中，《鸿范》（亦即《洪范》）固为《尚书》之篇，而《箕子操》、《麦秀》却是五经之外的文献。徐氏的第二项意见，是《鲁周公世家》所说的周公制作，皆未超出《诗》《书》的范围。刘起釪先生在梳理《史记》所载《尚书》篇目时，大概也持相近意见，从而据《鲁周公世家》中的周公戒伯禽之语，辑出一个题为“戒伯禽”的“《尚书》逸篇”。实际上，太史公并没有给出任何暗示，来表明这段戒语出自《尚书》，而这段戒语也并非像刘氏所说的那样，独见于《史记》称引。《史记》所引者只有寥寥数语，更详尽的版本则见于《韩诗外传》、《说苑》两书。后两者所引戒语皆以《诗·长发》“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收尾点题，其行文风格至为浅近流畅，与《尚书》绝不相类。综此以观，所谓“戒伯禽”一段，当为西汉今文《诗》家假托周初圣贤而演说成的道德说教故事，太史公采之入史而已。刘氏的“《尚书》逸篇”说既不成立，徐氏的此项意见自然也不成立。徐氏的第三项意见，是《封禅书》所称引的《周官》即为《鲁周公世家》所述及的《周官》，亦即太史公所看到的《尚书》中的《周官》。徐氏判定《封禅书》、《鲁周公世家》所称引的《周官》同系一书甚是，但他对于《封禪书》的称引，显然是用“忠实的文字迻录”去衡量，故以为太史公所称引者为《周礼》所无。然而，古人的称引至少还有“撮述大意”这种形式，而钱穆先生等人也早已剖明，《封禅书》“周官曰”之后的三十一字正是撮述《周礼》“大司乐”职文而成。
实际上，《周本纪》、《鲁周公世家》所说的《周官》，指的也是今称为“周礼”的《周官》。司马迁叙次三代史事，借重五经，却未局限于五经。他在属辞纪事之时，又惯于将经典书篇的创作连同其创作背景，一并作为叙事内容融入史文之中。故而本纪、世家各篇，屡见“某王某公如何如何而作某某”的行文体例，与现在的年谱作者每每叙明谱主某时某地某背景下创作某一诗文的做法颇为相似。然而三代王公之于五经，能够用“作”字标明其责任关系的，毕竟为数有限。以太史公的观念进行考察，《春秋》孔子所作，他人不得言此;《礼》“记自孔氏”，孔子以前只能就制度言之;《易》之八卦作自伏羲，惟三百八十四爻演自文王;《诗》为美刺风戒之辞，列代王公圣贤多作为吟咏对象而存在;惟《尚书》训诰誓命之篇，多假王公口吻为之，故得以言“作”者独多。凡此皆由史料自身属性造成，毋须过度解读。五经之外的材料，太史公予以采信、取之入史而又谓为某王某公所作者亦颇不少，前文所述《箕子操》、《麦秀》、“戒伯禽”故事皆如此，此处之《周官》亦然。
《周官》（《周礼》）在汉武帝时代的实际命运，并不像今古文纷争既起以后学者们所描述的那样落魄悲惨。当时为准备封禅大典，群儒曾采择《尚书》、《周官》、《王制》等书草拟仪注;这说明在面对国家祀典重大议题时，《周官》与《尚书》、《王制》一样，同被视为可以信赖的古制文献。不特如此，《封禅书》概述周代祭祀制度，曾明撮《周官》之意、暗引《王制》之文以代史家叙事之言，可见司马迁本人亦将《周官》视为可靠的周代政典。既然《周官》可靠，而它所描述的又是一套秩序井然的职官体系，那么对于这套体系的成立，志在“通古今之变”的太史公当然要根据他所掌握的知识，作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倘若推之过早，则周之君臣尚忙于翦商、平叛，无暇于完整的制度建设;倘若推之过晚，则周代礼乐文明的奠基者周公已然归政、崩殂，此类大纲大法的设计又将属之何人？因此，把成立时间推定在天下粗安、成王在位而周公摄政之时，较为合理。这也正是太史公在《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中所表达的看法。
《周本纪》谓成王在丰而“作《周官》”，《鲁周公世家》则谓“成王在丰”而“周公作《周官》”，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姚际恒疏通道：“云成王作者，不必成王自作;云周公作者，亦奉成王命为之也。”所论颇为近理。《鲁周公世家》的具体记载，适足以印证其所述之《周官》即指今之《周礼》，因为次序官政、官别其宜正是《周礼》的内容特征。考虑到一则太史公及武帝朝群儒普遍信任并曾采择称引《周官》（《周礼》）一书，二则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及孔壁所得古文《尚书》皆无题为“周官”的篇目，三则百篇《书序》又是后出伪造文献，因此我们固无任何理由舍有从无，认为此两篇《史记》所述之《周官》非指《周礼》，而是指一个无从追索的《尚书》“逸篇”。《周本纪》的相关史文，则适足以表明太史公乃杂取各种材料，以概述成王君臣在丰京的制度制作。这段史文，论者通常读至“作《周官》”绝句，其实当读至“颂声兴”为止：
成王……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作《周官》”，按古人行文惯例，即兼表“作周官”之义。《周官》（《周礼》）设官分职，秩序井然，太史公既相信此书，则据之描述成王君臣的官政建设，理所当然。“兴正礼乐”云云，取材于伏生一系的《尚书》经说。伏生弟子张生、欧阳生等裒辑师说而成《尚书大传》一书，其中所记周公归政成王之前的最后一桩盛举，便是“制礼作乐”。太史公引之，稍稍变易其辞而已。官政既修，礼乐既兴，四海安定，百姓和睦，乃形之于吟咏，此即《诗经》中歌颂成王功业的各类篇章。郑玄《诗谱序》云：“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足与太史公之文相参证。由此可见，《周本纪》的上揭叙事，乃取材于《周礼》、《尚书大传》、《诗经》诸书，并非如论者所想像的那样专赖《尚书》经文。
综前所述，《周本纪》、《鲁周公世家》所说的《周官》，就是《封禅书》所说的《周官》;整部《史记》只记载了一部《周官》，而这部《周官》就是今之《周礼》。笔者在上一节已经述及，“《尚书》有《周官》之篇”这一看法的诞生，导源于张霸造序时对《史记》的解读及抄录。既然《史记》所载《周官》确指今之《周礼》，那么张霸的相关理解自属误读，而《尚书》之有《周官》自属因误读而产生的幻象。三、《周官》如何跻入礼经系统
东汉经学家对《周官》历史的描述，多用及春秋笔法，并不宜径作真实史料看待。比如，马融曾在《周官传序》中写道，此书“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刘向、歆父子校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所谓“五家之儒莫得见焉”云云，显非写实之辞，因为《史记》、《汉书》都已明确记及武帝朝群儒对《周官》的称引采择，这一点从辟《周官》的临孝存（或写为林孝存）那里也可以得到印证。马融的主要意图，一是将诸儒反对《周官》立经的背景，由知识界久已知见其书，改为未曾知见其书，从而销解反对意见的理性成分。二是将《周官》西汉无师承且来路不明问题，转化为赢秦酷烈之政的流毒遗害问题。在马融的叙事结构中，赢秦立国施政的基本路线与《周官》所存“周公致太平之迹”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其言外之意不难推知，《周官》既已复出于世，而诸儒不能显扬之以发明圣王之道，岂非如盲瞽不见日月之光，而强汉亦与暴秦无异？马融是《周官》的忠实拥趸，所以他的叙述多维护之辞。年辈略晚的临孝存则不然，他是《周官》的批判者，而且在批判之时假借了皇室的权威，宣称汉武帝已知《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逆推临氏之意，显然也认为《周官》在武帝朝曾经广为人知，这一点与《史记》中的说法相吻合。但是他对汉武帝学术主张的描述，却是一种目的性极强的臆说之辞。武帝朝草拟封禅大典仪注，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来自“牵拘于《诗》《书》古文”的儒生，一派来自鼓煽神怪之说的方士。当初受命担当重任的本是前者，只因他们太过“保守”，处处以“典籍有征”为限，不肯将后者所宣扬的致物通神等内容加入仪注之中，最终触怒了爱好神仙之说的汉武帝，从而尽遭遣罢。临孝存恐怕就是基于这些史实，将汉武帝对群儒的否定演绎为对《周官》的否定。实际上，汉武帝只是嫌诸儒不肯体会上意“做加法”，而对于那些业已拟定的仪注其实并没有推翻抛弃，比如诸儒根据《周官》等书草成的“射牛”等事，便在随后举行的封禅典礼中得到落实。因此，临孝存的演绎并不成立。
尽管《周官》在封禅大典的筹备过程中为诸儒所取资，一时风光颇甚，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它的光芒明显黯淡下来。究其主要原因，当和汉武帝所确定的思想统治政策有关。汉武帝即位之初，其施政方针一直受到信奉黄老之说的祖母窦太后的掣肘。到了建元五年（前136），窦太后已衰病如风烛草霜，无力干预朝政，汉武帝始在朝臣支持下，完成统治思想由黄老向儒学的更张。从制度设计看，先是于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至元朔五年（前124）又采纳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博士弟子考核为“高第”者，可以充任郎中。从指导原则看，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前134）的对策，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汉武帝所接纳，并凝结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内核。自此以后，经学确如班固所说，成为奖劝读书人的“禄利之路”。一方面，聪明才智之士莫不萃力于此，“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而“大师众至千余人”;另一方面，因重大利益攸关，那些列于学官的经种及经说，也构成一个排斥性很强的坚固堡垒。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这类固属于五经系统的典籍，尚且因文本和传承问题而被长期摒弃于官学之外，本不在六艺之科的《周官》可想而知。一直到汉哀帝之时，刘歆为古文学请命，并移书责让持反对意见的太常博士，也只是论及前揭《左氏春秋》四书，并没有提到《周官》。之所以如此，自是因为《周官》和“经”的距离还较为悬远之故。由上文所述可知，《周官》在这段时期的实际境遇，是一则不在六艺之科，不得立于学官，无关乎“禄利之路”;二则无传承谱系，无一流学者治授其学。因此，当草拟封禅仪式这类特殊事件成為过往以后，《周官》的长期落寞几乎无可避免。
后来的转折性变化和王莽有关。王莽其人极具学术根柢，早年曾师事沛郡陈参研治《礼经》（即《仪礼》），久负“勤身博学”之誉。他在学问上虽以《礼经》起家，但到了日后侵夺汉室政权之际，借重的却是《周官》一书。王莽对《周官》的借重，线索倒不难梳理。他出生于元帝统治时期，亲眼见证了西汉王朝的没落。当时的皇室权威因逐渐加深的社会危机日以削弱，以至于成帝、哀帝之际，“汉家逢天地之大终”、“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说法广为流行。人们对最高统治者不抱期待，自然希望有贤能之臣出来挽救危局，而另外一些投机分子则寄望于推动天命转移以侥非常之福，这两种倾向都逐渐聚焦于外戚世族中的杰出人物王莽身上。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三十八岁的王莽出任大司马辅政，登上权力金字塔的顶层。后因汉哀帝有意排斥，而被迫罢政就国。但家族势力和个人威望很快帮助他利用哀帝末年的一次天象异变（日食），重返政治中心。不久，汉哀帝驾崩，九岁的汉平帝即位，朝廷军政大权完全落到王莽手中。至此，王莽乃因时就势，全力启动其膺承天命的政治进程。一方面他要通过偶像塑造，凸显自己是天意所钟的不二人选，另一方面他要表明自己握有平定危机、改造社会的施政良方。于前者，则处处以周公自比;于后者，则“重新发现”并借重《周官》一书。
周公是孔子的偶像，自然也是包括王莽在内的众多儒家学者的偶像。当初周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乃居摄践阼，代行天子之权，“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因此，王莽在推行个人崇拜之时，便竭力将周公的政治形象和自己辅佐汉家少主的现实行迹挂起钩来。这样既可以在侵夺汉室政权的过程中，以周公为先例，逐步据有天子之实，又可以在鼎革之前，用周公的归政来消解民众的反对倾向。制礼作乐是周公最伟大的成就，质言之，便是将整个社会体系纳入理想秩序当中，这对于危机重重的汉末社会以及处处以周公自比的王莽来说，无疑也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问题在于，周公所制之礼究竟该往何处追寻呢？无庸赘言，现实土壤早已不复存在。五经作为最受尊崇的知识体系，也没有为它留下专门的著作载体。五经之中虽有《礼经》，但《史记》所反映的时代共识已经指出，“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孔子“追迹三代之礼”，“《礼》记自孔氏”，并没有将其成书远溯至周公。这一问题上的模糊空间，给王莽褒崇、利用《周官》提供了突破口。
《周官》把古人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凝结为宏大而严密的官制体系。正因为它是高于现实的“理想国”，所以历代致力于政治改革、社会改造的雄才硕学，莫不取鉴于此。从王莽、刘歆到宇文泰、苏绰，再到宋神宗、王安石，一直到企图用之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熊十力，概莫能外，而王莽是开其端绪的关键人物。在此之前，《周官》不在六艺之科，不属于五经正典，不具备指导帝国改制的合法地位;王莽借助国家意志，将其纳入正经，并通过特定解释，为自己收获新一层神秘象征意义。
荀悦《汉纪》谓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并于“王莽时”“奏以为礼经，置博士”。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周官经》六篇”一句下，也自出注文补充道，“王莽时，刘歆置博士”。班固、荀悦的这两处记载，都是侧重于从工作程序的角度加以表述，实际的战略决策当然来自王莽。刘歆在居摄三年（8年）领衔撰写的一份奏议中说道：
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周礼》曰……所谓“发得周礼”，并不像寻常理解的那样，表“发现此书”之义，因为作为一部典籍，《周官》（即后来的《周礼》）早就为人所知，武帝朝群儒议封禅采用之，太史公著《史记》称述之，刘向、歆父子校秘书序录之，王莽居摄以前群臣上表亦曾援引之，根本不需要等到居摄年间才由王莽“发现”。也不像另外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表“表章此书”之义，因为后面这种解释从字面上推究起来，更觉悬远。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指从人所共知的寻常事物中，发掘出人所未知的本质属性来;也就是说，直到“摄皇帝”王莽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之时，才亲自发现并披露出一个惊天的隐秘——原来《周官》这部书所记载的内容，正是周公所制作的那套周礼。周公居摄而制周礼，王莽居摄而重新发现周礼，这番巧合岂非天意昭彰，注定要通过王莽之手重致太平！
王莽将《周官》的内容判定为周礼，是在前人基础上作出的革命式论断。之前，太史公已分别在不同场合，明言《周官》为成王所作、周公所作。考虑到当时成王幼弱、周公摄政，而本纪需要凸显君主名分，世家则要体现周公勋绩，所以其实际结论仍当是周公所作。然而，太史公最多只能书定《周官》作者，至于更高级别的典籍名分和典籍地位，他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意愿加以促成。但摄皇帝王莽有，并且他的努力极易获得“同情”。何以言之？周民族在文、武时代致力于翦商事业，未遑他顾，直到周公居摄，才将新王朝的政治局势大体稳定下来。周公归政前的最后一项功业是制礼作乐，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将乱世导向治世，为新王朝的长治久安确立统治原则，而《周官》开篇即讲“惟王建国”，全书描述的又是一套井井有条的治理秩序，书中直接涉及“礼”的职文也触目可见。因此，王莽将《周官》定性为周公所制之禮，的确体现出超常的战略洞察力，无论这一定性是否合乎史实。
一旦摄皇帝作出上揭论断，《周官》的升格运动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首先是名分，既然“周官”是真相尘蔽后的流俗之称，而“周礼”才是真正的内容实质，那么当务之急自是据实正名，将书名更定为“周礼”。其次是地位，既然《周礼》是周公所制之礼，亦即纯粹而正宗的周礼，而《礼》（《仪礼》）只是礼坏乐崩时代，孔门振起礼乐的记录品，那么《周礼》理所当然要越过《礼》的位次，坐上礼经的头把交椅。刘歆在工作层面奏改《周官》为《周礼》，并请建立为礼经，为置博士，其实只是对王莽战略决策的具体落实。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提出了一种影响颇广的解释，认为将《周官》改为《周礼》，是为了避免与《尚书》中的《周官》篇相混淆。这种看法完全不能成立，因为一则当时真正的今古文《尚书》里并无《周官》之篇，《周官》此书不可能为了一个正经里不存在的篇目而避名;二则《周官》在当时备受王莽君臣青睐，改为《周礼》是将它作为礼经正典跻入六艺之科的关键一环，此为主动升格而非被动退格。
王莽为何如此重视《周官》？王葆玹、杨天宇两先生以为根本原因，是此书为王莽“加九锡”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若仅考虑这层因素的话，王安石以至熊十力对《周官》的尊崇、利用就很难讲通了，而且“加九锡”毕竟在王莽居摄之前便已完成，《周官》升格恰恰是居摄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关键还是《周官》有用，或者王莽认为它有用，因为即便他当了摄皇帝、真皇帝，社会危机总还是要着手解决，而且责任越来越无从逃避。王莽把他所要借重的救世良方升格为圣经，当然有利于各项改革政策的顺利推行。
东汉建立后，《周官》重被“压抑流俗”，官定礼经地位不复存在。一直到东汉濒于乱世，卢植、郑玄辈才又公开昭揭“周礼”大旗，并在各自的章奏著述中，重将“周礼”二字用为《周官》的正式名号。特别是郑玄，兼注《周礼》、《礼》、《礼记》三书，“通为三礼”。随着礼惟郑学是遵，“《周礼》系周公所制之礼，又系礼之首经”这一观念日益为人接受，而之前被称为“周官”并徘徊于六艺之外的那段历史，反倒渐渐模糊了。贾公彦《序周礼废兴》说：“《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周礼》成于郑玄不假，但说“起于成帝、刘歆”，恐是曲笔回护之辞，实际上是起于王莽、刘歆。四、《周官》对书经系统的短暂攀附
在王莽当政期间得立于学官的那些古文经，至光武帝中兴汉祚，又被全部摒弃于官学体系之外。其中，《周官》的处境尤为复杂。像《毛诗》、古文《尚书》之不复列学官，仅仅表示其文本及经说体系失去官定权威，而其所依附的文献主体——《诗》、《尚书》，却一直都是五经正典。《周官》则不然，不但官学地位不复存在，就连当初跻入官学体系所依赖的那些关键要素，亦即由篡汉之贼王莽“发得”的“周礼”属性，由刘歆秉承王莽意旨奏定的礼经身份、“周礼”名号等，也都丧失合法性。换言之，《周官》已被东汉政府逐出六艺之科。
马融以前的东汉经学家，自题其《周官》学著作，不得不舍弃与王莽关联甚深的“周礼”，重新使用“周官”本名。叙事所及，多将《周官》与五经区别开来，并不与《礼经》相溷。而对于《周官》的内容定位，也从王莽、刘歆那里往太史公的方向后退一步，不再明定为周公所制之礼，而是模糊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此固承平时期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使然。
然而，研治《周官》的热情毕竟已由王莽时期的政策鼓动起来。据马融记载，刘歆晚年致力于《周官》，招收了不少门人弟子，尽管他们大都殒命于兵荒疾疫，但社会影响及学术风气业已形成。至东汉初，能传刘氏《周官》之学者以杜子春最为正宗，汉代学术史上的两位杰出人物，郑众、贾逵，都曾在其门下问学。而郑众的父亲郑兴，贾逵的父亲贾徽，也是刘歆弟子，同以明《周官》闻于史册。郑玄说：“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他的同门好友卢植也说：“中兴以来通儒达士”“并敦悦之”。可见东汉《周官》学之盛。
如上所说，《周官》虽受王莽篡汉之累而被官方逐下礼经宝座、逐出六艺之科，但从个人治学层面看，又极得通儒达士追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便打算绕过王莽故辙，以一种新思路推动《周官》重新跻入五经系统。其中最知名者，当属曾任大司农一职的郑众。马融之前，《周官》乃至整个古文经领域影响最大的两位学者就是郑众和贾逵。贾逵的《周官解故》流传较广，但马融认为郑众的《周官解故》更为得实，郑玄也因为同宗关系而对郑众之书独抱温情，在其《周礼注》中屡屡称引“郑司农”之义。到了范晔撰写《后汉书·儒林列传》时，便直接以“郑众传《周官经》”起首，引出东汉《周官》学的传承谱系。
郑众的思路，是将《周官》一书判定为《尚书》中的一篇，从而使其重获“经典”身份。在礼经宝座暂时无法回归的情况下，这应当算是比较妥协的一种升格办法。因为按照上揭主张，《周官》只能作为某经的一部分厕身于五经系统，而且其所要归属的《尚书》古文经并不具备官学地位。郑众之所以让《周官》攀附《尚书》，当是受了百篇《书序》的启发。百篇《书序》本出自张霸伪造，其中有所谓《周官》篇之序，但汉代真正的今古文《尚书》里并无《周官》之篇。在众多的信《序》者看来，所谓《尚书》之《周官》，不过是流传过程中序存而篇亡。于是郑众也像王莽那样，获得一个新发现，原来单书别行已久的《周官》，就是《尚书》里“失传”的《周官》。
郑众对《周官》的真实看法，未必与乃师杜子春、师祖刘歆相左。他的上揭“攀附”，应是出于为《周官》谋地位的斗争策略，即政治上“脱敏”于王莽，名分上退而求其次。其意实谓，《周官》确属经书，只不过不是王莽“发得”的礼经，而是书经中散落的一篇。当时经书里的重要篇章有“单行本”流通并不奇怪，比如《丧服》便常在《礼经》之外单篇别行;某些重要篇章尚存世间但在所属经书里已不见踪迹的情况也颇为多有，比如《奔丧》《投壶》原是《礼经》之正篇，后来却不见于《礼经》而见于《礼记》。因此，仅就书籍流传过程中的习见变化而言，郑众的“新发现”尚在正常范围之内。
尤须注意者，《尚书》是东汉皇室的“家学”。光武帝刘秀早在王莽天凤年间便从中大夫许子威受《尚书》，明帝刘庄为太子时亦从博士桓荣受《尚书》，。明帝所受为今文，光武帝所受未知为今文抑或古文。然而，当时的《尚书》今古文之别，略与《礼经》今古文相似，其今古文篇目重合者，古文多随今文流行，其与今文篇目不同者，古文或逸在秘府，终不像《左氏》《公羊》那样，因主体风格迥异而势同水火。况且东汉皇帝对今古文分歧多持调停之态，《左传》以备受今文排斥之书尚得优容，古文《尚书》可想而知。特别东汉第三个皇帝——章帝刘炟，特好古文《尚书》。而郑众生平，跨越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对于本朝皇室的学术渊源以及章帝的学术嗜好当知之甚悉。他之所以让《周官》攀附《尚书》，自是把准了学术演进过程中的政治脉搏。
但是郑众的主张，并没有获得他的晚辈马融及郑玄的认可。马融既未明言《周官》是礼，也不认同它是《尚书》之篇，因而评价郑众之说道：“独以《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则此《周官》也，失之矣。”然按马氏之说递推，《周官》既非礼经，又非书经，只能徘徊于五经之外，颇有进退维谷之嫌。到了郑玄这里，业已明言《周官》是礼，并高举《周礼》大旗，故而对郑众之说的批驳也更为详尽彻底：“案《尚书》，《盘庚》、《康诰》、《说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过三千言。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郑玄平生以“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为志业，他在三礼领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唐人孔颖达作疏，述及经学历史，不止一次申明“礼是郑学”之义。郑学既已一统三礼江湖，将《周官》尊为礼之首经，并得到学术史普遍认可，于是，郑众对《尚书》的攀附也便结束了它的短暂使命，而且再也没有在后世的经学争议中激起任何涟漪。结语
《周礼》、《尚书》向被视为经学史上的两大聚讼渊薮，而“周官”的同名异指及地位升降问题，便如同两大渊薮交汇区的疑义漩涡。西汉真正的今古文《尚书》谱系，并不包含《周官》之篇。太史公所能见到并加称引的《周官》只有一种，那就是后世所说的《周礼》。一直到太史公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东莱人张霸伪造“百两篇”时，才根据《史记》中叙及《周官》的文字，伪造出《尚书》中的《周官》篇题及序文。但到王莽当政之时，“百两篇”中的百篇《尚书》之伪辨明已久，侥幸蒙混过关的百篇《书序》也尚未得到重视，故而“尚书周官篇”这一概念还没有融入当时的主流知识体系。《周官》一书是王莽篡夺汉权及实施新政所要借重的典籍，将其定性为周公所制之礼，并改名为《周礼》，既符合“升经运动”所要面对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勿使并进”的意识形态逻辑，也符合王莽比附周公、推行偶像崇拜、营造神秘色彩的权谋诈术逻辑。东汉建立后，《周官》复被摈排于六经之外，古文经爱好者郑众企图通过攀附《尚书》，让《周官》重新跻入儒家正典，但是他的这番努力并未得到成就及影响更大的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的认可。郑玄高举“周礼”大旗，创建三礼学体系，最终促成了由王莽、刘歆发起的《周官》升经运动。《周官》的学术演进及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外来者”夺嫡继统，坐上礼经的头把交椅;二是在书经系统催生若干层面上的“伪《周官》”，以及论者所想像的“曾经存在过”的“真《周官》”。
[作者孙思旺（1979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馆员，湖南，长沙，410082]
[收稿日期：2019年12月23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