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宇
提 要：《宋史筌》是朝鲜王朝根据元官修《宋史》而进行改修，由正祖亲撰和御定，众多阁臣、儒生等参与编校而成的一部“宋史”。正祖君臣基于而又超脫于《宋史》文本的“宋史”认识，促成了《宋史筌》的撰作。该书修撰历时约20年，义例、内容多次调整，经若干版本，于1791年成书150卷。虽然《宋史筌》并未在朝鲜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作为唯一一部官修纪传体“宋史”，其在文化史和史学史等方面的意义是十分显著的。
关键词：朝鲜王朝；《宋史》；《宋史筌》；正祖；华夷观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2.013
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主要来自国王和儒林对中国典籍的购求和嗜读。朝鲜王朝（1392—1910年，下文简称“朝鲜”）的“每一国王大抵都是中国书卷不离手，而于一般兴亡成败之迹都能了然于胸中”。1中国的史书，在其中有着重要地位，其编修的体例、笔法、史观等，也对朝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官私还曾一度大量编修中国史书，尤其以宋、明史书为主。2这一现象，已得到了中韩学者的关注。如???（何泰勇）认为，18世纪中叶，朝鲜以“胡虏无百年之运”为名分的“中华恢复意识”被抛弃，“文化自存意识”得到强化，出现了“文化上的华夷观”，为宋、明重修或撰修史书，成为体现朝鲜“中华继承者”身份的一个重要象征。3孙卫国认为，朝鲜当时崇祀明皇的坛庙已然健全，在清朝“德化”政策的感化下，国王担心朝鲜人忘记明朝的恩情，而倡导编修明史。4概括来说，其背后都体现着朝鲜长期以来“小中华”意识的进一步膨胀。加之，朝鲜一直将朱熹《通鉴纲目》的“春秋笔法”奉为圭臬，其所编的中国史书，都是这种“小中华”意识与正统论下修史观念结合的产物。
正祖（1776—1800年在位）是朝鲜后期好学有为的君主，酷爱读书，还喜编印书籍。他参与纂修或亲撰的书籍数量是朝鲜之最，也是唯一出版御制文集的朝鲜君王。他创设的奎章阁对朝鲜后期的文化发展贡献颇多。正祖时期官方修史成果之数量、种类都是历代之最，国王对官方修史活动的干预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朝鲜正祖朝官方编修的宋，明史书中，地位最为特殊的，莫过于《宋史筌》。《宋史筌》是以元修《宋史》为蓝本进行改修，由正祖亲撰和御定，众多阁臣、儒生等参与编校而成的一部“宋史”。一方面，该书是继《高丽史》之后，朝鲜官修的另一部纪传体史书；另一方面，该书又是朝鲜国王亲撰的纪传体中国史书，这在朝鲜史上仅此一例。《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第9—12册即收录该书。1部分学者已认识到了该书的地位和价值，从不同视角，对其做了详略各异的介绍或研究。2这些成果多讨论了《宋史筌》的纂修背景、义例、体例特点，及其与《宋史》等史书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但综观学术史，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首先，多数文章对该书的卷数、成书时间、义例内容、是否刊印等细节问题上，尚存错漏，或相互抵牾之处；其次，尚缺乏史学史视角的研究，忽略对该书的撰修过程、义例演变的论述，对成书背景的探讨也有顾此失彼之处。拙文从史学史的研究视角，对该书的成书背景、编修过程、凡例变化、评价影响等进行系统性、宏观性的研究；并爬梳前人成果，对有关研究的细节疏误也尝试做出厘正。
一、《宋史筌》的撰作动因与正祖君臣的“宋史”认识
《宋史筌》是朝鲜后期官修的中国史书中极为特殊的一部。正祖君臣撰写纪传体“宋史”的动因，即深刻反映了他们的“宋史”认识。
第一，正祖君臣不满于脱脱之《宋史》，对明朝的官私改撰也不以为然。《宋史》始撰于元朝末年的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约两年半后修成，凡496卷，其中《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约500万字。虽有宋朝史馆撰修的国史资料作为基础，因修史过于仓促，且卷帙浩繁，质量堪忧，这饱受后世訾议。正祖认为“史有四体，阙一不可”，包括“事”、“词”、“义”、“法”，而《宋史》“固未达此”。3他批评《宋史》“体裁则乖谬，叙录则氄杂，在诸史最无可观”，甚至称：“有宋一代之史，虽谓之阙焉可也。”4徐命膺（1716—1781年）也认为“惟宋无史”，因《宋史》只是抄誊宋朝《实录》，以类错编而已，不懂笔削之法：“夫作史工拙，专在笔削。今不笔削，又何论其法乎？无法故无体，无体故无气。”1之所以要再修《宋史筌》，就是“第缘良史之不作，尚恨旧本之多疪，记言之伤氄庞，已失国乘之体。叙事之病，潦率第誊公移之文，原编既成于胡元，初非信笔。”2即认为元修《宋史》不配于国乘的地位，叙事只凭抄袭，又不可信，绝非“良史”之书。李德懋（1741—1793年）也将《宋史》总结为“总裁之不学也，撰进之太促也”二弊。3元修《宋史》可谓被朝鲜君臣贬得一无是处。
《宋史》不仅在史实考订、文字体例、详略得失上都存在问题，即冗而无法、史事缺讹；还将《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并列，不明宋之正统。明代重视程朱理学，也不满元修《宋史》的笔法，官私颇多改撰。4这些亦为朝鲜君臣所注意。《御定宋史筌义例》中，总结明代之“宋史”重撰道：
皇明洪武中，命宋濂改修未就。景泰中，周公叙上疏请自任笔削，又未就。王昂之《宋史补》、王洙之《宋元史质》虽曰改修，略而不详；薛应旂之《续资治》、冯琦之《续纪事》虽曰该备，亦非纪传；惟是王惟俭《宋史记》，与汤显祖刘同升所编，号称善史，而或沉汴水或失兵燹；柯维骐《宋史新编》体备而例正，尊王统而抑僣虏，先儒术而后吏事，正叛臣之罪以明伦纲，冣得史法，而王士禛仅得凡例一卷，今其全书亦可易得。则《宋史》遂无善本矣，御定之史所以作也。5
徐命膺在《御定宋史筌笺》中，也评价《宋史》改撰：“改撰未遑于洪武，迄无完书。《续纪（事）》、《续（资治通）鉴》之并行，而体叚自异。《（宋）史补》、《（宋元）史质》之继作，而详略失当。”6可见，正祖君臣不仅对《宋史》异常不满，还指出明代官私的多次重撰或改撰活动，都颇不尽如人意。由于对明代史学和书籍流通的情况未完全掌握，在朝鲜君臣眼中，明朝所撰之“宋史”，不是撰局未竟，就是撰无善本，或是撰而不传。甚至认为，这是“天意固自有所待也欤”，7代替明朝，完成一部“宋史”，成为朝鲜君臣的心愿，也成为其展现文化自信的契机。
第二，朝鲜长期以来对宋制极度仰慕，并希望通过《宋史》达到鉴戒和资政的目的。“宋学”对朝鲜文明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8朝鲜大力推行“文治”，以“性理學”作为立国思想，并逐渐形成了“士大夫与王共天下”的理政模式，这些都与宋的政治形态相似。从细节上来看，朝鲜繁复的官方修史机构和项目、奎章阁的建置等，也无不脱胎于宋制。宋朝是朝鲜的理想模范，因朝鲜在政治和文化制度上，长期效仿宋，所以对宋之文物时常怀有仰慕之情。朴趾源（1737—1805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鲜“立国规模，士大夫立身行己，全似赵宋”。9正祖也曾言：“若有宋矩矱之正、文物之盛，与夫儒术之该性理、士习之重名节，即我朝之所尤尚者。”10“国朝治法政谟，稽之历代，有宋最近之。”11“我朝之尚于宋者，而久而靡已。”12因为意识到，朝鲜和宋是如此相像，这种对宋文化的崇尚，就转为对宋朝历史的关切：“有其尚也，则宜急所征，苟欲征也，则莫良于史。”13即通过学习宋朝历史，有助于朝鲜国之治鉴。
朝鲜前期，几朝国王都对《宋史》有着极大的兴趣，或求或购。朝鲜世宗（1419—1450在位）“奏请……脱脱撰进《宋史》等书”；1文宗（1450—1452年在位）时，“乃《宋史》……命付今去使臣之行，贸易以来”。2端宗元年（1453年），又再次求书：“今贺千秋使之行，再请何如？”。3次年（1454年），朝鲜才终于得到明朝颁赐的《宋史》，4端宗还特地到宗庙告慰世宗和文宗。朝鲜君臣屡次未得《宋史》，也不放弃，表现了对宋朝历史的极度关切。即便认识到《宋史》虽卷帙浩繁，却“最为无可征”，5正祖想要通过《宋史》资治的态度并无改变，仍言：“我东立国规度专仿宋朝，而治法政谟，亦多髣髴。故予《宋史》每年辄一遍看详。”6所以，“其为鉴戒，比他史尤切，故删正正史而有《史筌》焉”。7《宋史筌》即是在“慕宋”的心理下编撰的，这有助于对宋朝历史的学习及将之作为龟鉴。黄景源（1709—1787年）即认为《宋史筌》有益于治教，“夫修史者，将以鉴前世之始终也……苟有以因宋之事，一以勉仁厚之治，一以戒委靡之患。则国家无疆之休，自此书始。”8即要正祖通过反思《宋史》，既发扬其“仁厚之治”，也要防止因国政萎靡而致乱。徐命膺甚至将正祖御定《宋史筌》与唐太宗御撰《晋书》之景相媲美，唐太宗“能以劝戒于《晋书》者，发挥贞观之治”，也期望正祖以修《宋史筌》为契机，成为圣王。9
以右文王朝来讲，宋优于明，宋之士风与朱子学发展，是朝鲜学人钦仰之对象。10正祖时期对朱子学的推崇达到了一个高潮，编刊了大量朱子文集，考察儒生时也包括了对《通鉴纲目》的理解。与徐命膺等人强调宋朝的“宽仁”相比，正祖更重视士大夫的“该性理”、“重名节”。11推崇《宋史筌》意味着进一步推崇“程朱理学”，体现出正祖希望藉此重振朝鲜“士风”和衰退的国运之用意。
第三，明正统、严华夷、重尊攘的“春秋笔法”之彰显。正统论往往与民族观交织在一起，在明正统的同时，也体现出“夷夏之辨”。明代颇具规模的“宋史”研究就是一场由正统争辩而兴起的史学活动。12受中国传统史学和本国根深蒂固的性理学影响，朝鲜的史书最严正统，较之于明朝，甚至有增无减。13正祖曾言：“陈寿《三国志》，帝魏而寇蜀；脱脱《宋史》，黜帝昺。皆非正史。”14因《三国志》、《宋史》未能在史笔中贯彻理想的正统论，即认为他们不配列入正史之中。李德懋在《宋史筌编撰议》中写道：
李楷曰：“宋之存亡，为中国之存亡。”旨哉言乎？然蒙古匪惟亡宋亡中国而已，宲亡宋史与中国之史也。《史筌》之作，纪二帝，传三虏，添奸臣，搜遗民，此其大纲。王者之起，必有取法者矣。是奚但存宋史，抑亦存中国之史也，与高皇帝廓清元虏，再辟乾坤，匹美伟烈，猗欤盛哉。15
这体现了当时朝鲜君臣心中深刻的尊攘观念，被迫臣服于清的朝鲜，只能凭借所谓“小中华”的优势心态自居。他们联想到无比仰慕的国家——文明富庶的宋朝曾亡于“夷虏之邦”——蒙元。朝鲜“南汉下城之耻，而屈于清人”也正如同“宋金故事之重演”。1他更进一步地指出，宋朝之亡，不仅是中国之亡，更是“宋史”和中国历史之亡。这种强烈的“存宋史就是存中国之史”，乃至于以朝鲜来存中国的观念，是一种强烈的“中华继承意识”，这种意识也成为了朝鲜为中国修史的正当性来源。《宋史筌》的撰作，是朝鲜的“历史使命”，甚至可等同于朱元璋“廓清元虏”的功绩，这给了正祖君臣极大的精神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认识下，朝鲜君臣通过秉承“尊华攘夷”的正统史观，用“春秋笔法”重撰中国史书，从而以修史的方式来隐晦地否认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彰显自己作为“小中华”的地位。《宋史筌》正是这种观念下的产物：“《宋史筌》就是一切依照春秋义理，对《宋史》中凡与朝鲜视作坚不可犯的正统义理观相抵触的，都被删节，或重新编排，变成了一部强调尊王攘夷理念的宋史著作”。2强调著史之义理和笔法，这种异于《宋史》在史观上的重新判定，或许是该书撰修的最重要因素。
总之，因《宋史》内容上繁冗错讹、义例上不符史法；加之明代重撰不力，都引得朝鲜君臣不满。事实上，他们眼中的“宋史”已不单是一部《宋史》史书的概念：朝鲜自认为最近似于中国的宋朝，是对宋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大量效仿后，产生的特殊情感，并认为“宋史”可用作朝鲜的前车之鉴；朝鲜“小中华”的正统意识和华夷观念，使其对重修“宋史”产生了使命感。正祖君臣这些基于而又超脱于《宋史》文本的“宋史”认识，促成了《宋史筌》的撰作。
二、《宋史筌》的撰修过程和义例演变
正祖尚在春宫时，就想重撰一部“宋史”。《宋史筌》的起撰时间不详，大概始于1770年（英祖四十六年）。3前期撰修多凭正祖个人，因之也称为“御定”之书，但其实一直有部分东宫的官僚参与。首先，正祖参考了大量与“宋史”有关的“旧史”，“昕夕绎览，手加句抹，略具编帙”，成《宋史筌》的最初本。但是这一版本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因“芟繁汰冗，有省无添”，正祖做了大量的笔削，多次易稿，却发现“其不刊者才二三”，凭一己之力实难完成。4在正祖即位之前，这项工作就已经被搁置了，只是有了一个初稿。5
正祖即位后，因“机务无暇”，遂命“宾僚诸臣分管编摩”。6正祖三年（1779年）三月，正祖对徐命膺说：“予于《宋史》，有撰辑者，而尚未讫工，中撤可惜，卿等分帙各撰而一，提学亦看检主管，好矣。”7李德懋文集中亦载：“己亥（1779年）四月，以《宋史》繁芜，命判书臣徐命膺，参判臣徐浩修、徐有隣，承旨臣柳义养、沈念祖、郑志俭、李在学，分排删修。”8《宋史筌》撰修的第二阶段，极有可能是从这年开始。期间，正祖君臣对《宋史筌》的义例、内容添削的讨论，可谓费尽心思：“逸事集众史而广取，良规或秉烛而忘疲。问寝侍膳之暇，或对床而忘饭。朝筵夜讲之余，庸费十载工夫，爰定一部序例。”1至正祖四年（1780年）七月，徐命膺撰《序文》已成，并已开始了书役。2
“筌，所以漉水取鱼也”，“诚如鱼不得漏，而水不得留也”。3《宋史筌》的本意就是对繁芜的《宋史》进行删削。元修《宋史》496卷，在这一阶段，经由十余名阁臣“校阅爬栉”后，只剩下了78卷，后又增补为100卷，并对《宋史》体例做了较多改动，定书名为《宋史筌》。正祖四年（1780年）十月，在暎花堂，奎章阁阁臣进呈《宋史筌》缮写本，即所谓的“庚子本”。该版本《御定宋史筌》凡100卷，40册，其中《本纪》4卷、《志》34卷、《世家》4卷、《列传》56卷，《义例》1卷，《目录》1卷，徐命膺所作《笺文》也一并呈上。正祖赏赐了参与校勘的诸臣，共有12人：分别是原任宾客奉朝贺徐命膺、右参赞黄景源、原任桂坊承旨沈念祖，原任春坊监司李镇衡、参判徐有隣、徐浩修，义州府尹李在学、大司谏柳义养、原任桂坊参议郑志俭，原任春坊参判郑民始、李崇祜、行副司直李秉模。4大多数人曾是东宫的宫僚，即从春宫时就协助正祖撰修此书了，如黄景源就曾为世孙右宾客，参与了《宋史筌》部分史论的撰写。
正祖四年（1780年）以后，该书的撰作活动时断时续，史料中语焉不详。但可以肯定，当年所呈《宋史筌》并非最终版本，也没有印刷。如正祖五年（1781年）五月，正祖又宣徐命膺和沈念祖来宣政殿，商讨校正《宋史筌》之事。5后来，正祖又命沈念祖（1734—1783年）主管，并将该书的具体修订交由成大中、李德懋等处理。成大中（1732—1809年）参与了《宋史筌·五贤世家论》史论部分的撰作，6而这一阶段的撰修，实属李德懋的业绩最为突出。
李德懋于正祖三年（1779年）成為奎章阁检书官，相继参编了多部官修书籍。正祖八年（1784年）被任命为积城县监，之后的四年间，负责《宋史筌》部分内容的改、补撰：“凡四年，厘为四十册，以进。”7正祖十二年（1788年）成书了所谓的“甲辰本”，他补（改）撰了《遗民传》、《外国传》（《高丽传》、《辽传》、《金传》、《蒙古传》）。《本纪》、《列传》中的论赞部分，也多由他所作，如《光宗赞》、《儒林传论》等。尤其是在《本纪》部分“汰其叠复”，又利用《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目》补阙。8他参编《宋史筌》的情况在李书九、成海应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9
至迟至这一阶段，《宋史筌》的义例已被较为完整的制定，即《宋史筌》卷首的“《御定宋史筌义例》”10（以下简称“《义例》”），涉及对本纪、世家、表、志、列传及官职、姓名、论赞等内容的详细修订原则。此次义例的校正由诸臣和正祖一同完成，但其发凡起例均由正祖御定：“若其全体之悉备，既出睿裁。至夫细节之补漏，亦经禀旨。”其制定的目的是明确如何删削和改撰《宋史》。《义例》共有约50条，每条都详细说明体例、笔法的沿革，阐述《宋史》之错漏或不当之处，及所要做的改动。《义例》将南宋两末帝列入《本纪》，将《辽史》、《金史》放入《列传》，并在《志》、《列传》中做了相当多的调整。《宋史筌》义例在体例、笔法方面大多借鉴《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宋史》、《元史》、《明史》等中国正史，以及《季汉书》、《弘简录》、《史纂左编》、《续资治通鉴纲目》、《宋史新编》、《史通》、《文献通考》等中国史书和典籍。例如：通过《文献通考》补充了《礼志》、《舆服志》的缺漏；《儒林传》人物“删补升降”采用邵经邦《弘简录》之例，“分目”则用唐顺之《史纂左编》之法；用《弘简录》、《续纲目》等书补《宋史·列传》之阙等。尤其是新撰《遗民传》，采宋濂《元史》、吕留良《宋诗小传》、曹廷栋《宋诗存》、顾嗣立《元诗选》、陶九成《辍耕录》、周密《癸辛襍识》、王圻《节义考》、赵孟頫《松雪集》、吴立夫《桑海录》、万斯同《宋季忠义录》等书所载，得119名遗民事迹。1
李德懋文集中还收录了一篇“《<宋史筌>编撰议》”，也就是《宋史筌》卷首的“《义例补》”，是关于《宋史筌》义例的进一步修改，共10余条，内容较为细致、繁琐。例如，有对“南郊”、“圜丘”名称的统一、“帝昺”书为“末帝”、不书辽太后为“皇太后”等具体用语的规定。在内容上，如删减《李全传》，为程珦、朱松立“传”；参照马端临《经籍考》、郑樵《艺文略》厘正《艺文志》的书名和排序；将乐史、方腊、王则等从原“传”中剔出，单独立“传”；严后妃立“纪”资格等。此外，还关注到了考订宰相执政准确期限、厘正有关年号和年数等细节问题。2这些调整，从内容的删削和补阙，再到具体字眼的规范，无所不包。义例已到了细致入微，甚至吹毛求疵的地步。
从正祖四年（1780年）进书以来，君臣关于义例的探讨和修订，一直没有停止。经过前面的撰修，《宋史筌》已基本成型。如正祖所言：“大率是书，积数十年，经数十臣，再三确例而始成，可谓难矣。”3繁复的《义例》和《义例补》，连正祖也批评“矫枉太过，起例颇缛……有不得不重定者”。4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最后的“义例”是由正祖在1791年（正祖十五年）重新御定的。对于之前的《义例》和《义例补》，大部分为他所赞同：“井然有据，义整法齐。事、词俱得为能，一祛旧史之非……其旧进《义例》及《补》八十余叚，今所仍取者，尚居六七，可并仍载《卷首》。”5但其中的一些改动，被正祖否定，又做了最后的厘定，即《宋史筌》卷首的“《正祖上谕》”：“则今之所必可以重定者，特其过者适之而已，缛者简之而已。其折衷参定，一应厘改，条贯胪序于左。”6
这些改动涉及原《义例》中所列的本纪、志、世家、列传及年号、论断等内容。如《义例》本纪“不立《杜太后本纪》，移编事实于《太祖本纪》”，正祖上谕钦定《义例》则“删杜后事实之载于《太祖本纪》者，编于《后本纪》之首”；《义例》“改《艺文志》为《经籍志》”，钦定《义例》改“仍为《艺文志》”；《义例》“以北宋之赵普、曹彬、李沆、韩琦、司马光；南宋之张浚、李纲、韩世忠、岳飞、文天祥凡十人，为《宰辅世家》”，钦定《义例》中“还次《列传》”；《义例》列传“陞二周、张、程、朱五贤于《世家》”，钦定《义例》“另立《五贤列传》，特次于《诸臣》之首”等。大体上，正祖坚持“盖以存旧为务，而其减其移，出于不得已也”的原则，7对原《宋史》的修改更加慎重，避免无端地改动。
在最终钦定了《义例》之后，同年（1791年），《宋史筌》最后阶段的缮写工作由成均馆儒生负责，正祖通过“条问”进行了人员选拔，李德懋、沈象奎等又参与了此项工作。8最后，该书仿思政殿《纲目训义》、崇政殿《备考校正》故事，书“尊贤阁编”，9以示御定。
除部分只注意到1780年版本（庚子本）的学者外，一般认为，该书即最终成书于1791年。笔者对此作了再考，首先，朝鲜大臣记录正祖筵说“圣语”的《日得录》，其记载《宋史筌》已告成之语，已是在正祖十六年（1792年）。而在这之前，正祖仍一直与校正阁臣商讨修改细节。10再者，該书卷首的《正祖上谕》中提到：“越于四年庚子（1780年）……阅今又十有二年矣。”1即该书是在1780年的十二年后成书。所以，该书成书应是在1791—1792年间。据官修御制目录《弘斋全书·群书标记》记载，《宋史筌》150卷，2与奎章阁藏本（编号：奎1800）之《宋史筌》卷数吻合，其最终版本应为150卷。3
三、《宋史筌》的内容及特点——兼与《宋史》对比
《宋史筌》的撰修历时约20年，倾注了君臣大量心血。最终成书共61册，凡150卷，其中“义例”1卷，“目录”1卷，“本纪”8卷，“志”47卷，“世家”2卷，“列传”91卷，较之于《宋史》，体例有较多变动，卷数也大幅缩减。下面，通过两书体例和内容的比对，并结合《宋史筌》有关义例，概述《宋史筌》的内容及其特点。
第一，《宋史筌》的卷首内容较为丰富。《正祖上谕》介绍修撰《宋史筌》的意义、过程、对《义例》的最后修改等。其后是原奎章阁首任提学徐命膺进呈的《御定宋史筌笺》和《御定宋史筌序》。《笺》和《序》文均为正祖四年（1780年）进书时所作，《笺》文也被完整收录于该年的《正祖实录》之中。随后，附原右参赞、弘文馆与艺文馆大提学、奎章阁提学黄景源作《御定宋史筌序》。最后是《御定宋史筌义例》和《义例补》，具体内容不再赘述。4
第二，《宋史筌》对《宋史·本纪》的改动，有几个特点。首先，《宋史》将《妃嫔》作《列传》之首，《宋史筌》仿《后汉书》、《季汉书》之例，删去《太祖本纪》中的杜太后事，设“后妃本纪”，杜太后列其首，其他后妃列其后，以示尊皇后之意；“妃”、“太后”多改称“皇后”。5其次，《宋史》不将宋末端宗、末帝入“本纪”，只书以“赢国公（益王、卫王附）的形式”，且二王事迹用元代纪元。《宋史筌》则别立昰、昺二帝“本纪”，并且立其庙号，从而确立了宋末二帝的正统地位，体现了朝鲜君臣以宋为正统的意识。称“末帝”而不称“帝昺”，也反映了朝鲜受明遗民学术思想之深。6
第三，《宋史筌·志》的部分以调整《宋史·志》的篇目顺序、删减汰冗为主。《宋史筌》学习《明史》之例，将《律历》分为二志分别撰写，将《律志》编入《乐志》，《历志》中只叙述历法沿革。《宋史》中，南宋宫殿不载临安，而载于《舆服志》，《宋史筌》将其入《地理志》。《宋史筌》分《乐志》为七目，并在几乎忠于《宋史》的前提下，对《河渠志》、《选举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艺文志》、《仪卫志》等的原文均删繁就简、有所变益，力求要约。此外，也有增补的内容，如《宋史筌》就补充了《宋史·舆服志》中冠服礼制等内容。
第四，因认为《宋史》的“表”阙略甚多，如《宰辅表》“不系世表，只纪官职”，“除罢宗室，则各房五世以下只列名，而“系世”其余诸“表”又皆缺焉”，7其他阙，文献无征，又详于诸“传”，故而《宋史筌》仿《后汉书》、《晋书》例，将《宋史·表》的部分删而不录。
第五，《宋史》无“世家”，将“九氏”称“世家”置于“列传”中，这是一种畸形的体例。《宋史筌》将《宋史·列传》中的“宗室”升为“世家”，以示遵赵宋皇族之意，符合正祖强调“重敦亲”，保护王室宗亲的用意。1同时，认为南唐、西蜀等“九氏”只是宋之降臣，不应为“世家”，将其降于“列传”的“外国传”之后，体现“尊王贱霸”。
第六，《宋史筌》对《宋史·列传》做了大量调整，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点：一者，朝鲜最崇奉程朱理学，特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理学家合为“五贤”，借机对相关的宋儒大加表彰。最初，甚至一度想将五人“列传”升为“世家”，后虽将“五贤”置于《外戚》之上，《公主》之下，这仍能体现出其笔法上尊崇理学的思想。二者，元修《宋史》时，将其与《辽史》、《金史》并立的史观，是不能为朝鲜接受的，于是，依唐顺之《左编》之例，《宋史筌》将辽、金、蒙古同西夏等一起，降置于《外国传》，即“列传附三虏”；外国“皇帝”前加“伪”字，不称庙号，体现了“尊王攘夷”，尊宋为正统。辽、金等降入列传，也客观上方便了对原来“三史”的阅读。三者，朝鲜参考本国之《高丽史》，重撰《高丽传》，置于《外国传》之首，体现了华夷观念下，朝鲜的文化自信；同时，参考了大量元、明笔记和野史家乘，新撰了《遗民传》，体现了崇明反清的思想，表现其实内心并不服从清朝的支配。四者，《宋史筌》还对《宋史》部分“列传”的名称和内容进行了改动，如改《方技传》为《艺术传》，合《儒林传》、《道学传》为《儒林传》，并对《儒林传》、《文苑传》中人物进行了复杂的调整；《叛臣传》中增加方腊等十人，移高俅入《佞幸传》等。五者，韩通、李重进、李筠三人，为后周之忠臣，《宋史》别立《周三臣传》，《宋史筌》去其“世家”之名，置于诸“传”之最末，表不臣之义。六者，改变《宋史》中部分“列传”的位置。如首传为《公主传》，《儒林传》、《文苑传》列于《循吏传》之前，《外戚传》则提前至《诸臣传》之后等。
第七，《宋史筌》对于《宋史》中的论赞，按照“其辞顺而理当因而用之，其辞拙而理违者，随见略改，或又别撰焉”的规则，2大部分依从旧史，只做小规模修改和极个别的重撰。此外，《宋史筌》在具体的年号、称谓、官职等文字细节上，也多有细致地订改。
总之，《宋史筌》在较全面的考察中国史学典籍后，制定和修改义例，对《宋史》的改修，主要通过补充脱漏、删除重复、缩减内容、修正谬误、统一用辞、更改文字和用语等方式，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借鉴和模仿。同时，体现了以宋为正统，“尊王攘夷”、“尊王贱霸”的义理观念，基本实现了对其所谓“春秋笔法”的实践。
四、《宋史筌》的影响与评价
书籍的刊行，是其得以传播和产生影响的重要条件，那么《宋史筌》的情况呢？国内学界几乎沿袭一种说法，就是“《宋史筌》于1791年成书后刊印”。3而韩国学者则认为，《宋史筌》成书后没有刊印，只有写本传世，即现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的《宋史筌》。4针对该书到底是否刊出的问题，有必要做一番考辨。
正祖御制《弘斋全书·群书标记》中记载：“旋藏之祕府……《史筌》始止于删，而今又有作矣，于是乎姑束阁之，不即印行”。5这就表明，当时成书后，《宋史筌》并没有刊行。正祖死后的两年，即纯祖二年（1802年），阁臣奏请将《宋史筌》61册重新编次，并“一体妆?以入”。6这也印证了，该书还尚为写本的状态。
正祖编《宋史筌》的本意是因为《宋史》过于繁冗，“筌”即是要删史之意。但随着几个版本的编修，正祖君臣日渐发现“盖作史至难，删史亦未易”。7《宋史筌》成书时，已不是一部靠删削旧史而成之书，不是“史抄”和“史选”，而是一部新的史作了。《宋史》乃是钦定“二十四史”之一，而正祖君臣这种为上国撰史，并“篡改”其内容和史观的僭越行为，一旦为清所知，恐會带来麻烦。1正祖所谓“而今又有作矣，于是乎姑束阁之，不即印行”，应该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此外，“盖圣意，以作史之难郑重，不即印行。”2这或许是该书未刊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祖曾解释道：
不但予自视歉然，不欲张大。凡史记，与他文字有异，悉书人之善恶，自我而扬人之善则固好，若由我而不能隐人之恶，则此最不可。又于《奸臣》、《佞幸》等传，因诸僚见执，有一二件之与本意相反者，此尤不可出也。3
纪传体史书的撰修是难度极大的工程，正祖对《宋史筌》的刊出，还缺乏十足的信心，并顾虑其部分细节内容仍存龃龉，这体现对著史的慎重。而在该书的功用上，正祖对于大臣们过分热衷批判奸佞，忠奸立判的态度颇有反感，表现出对朝中持续党争的弃厌，也担心此书一旦刊出，不能“扬善隐恶”，反而引起祸乱。这是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
此外，正祖在春宫起，就要求宫僚们协助他编修中国史书。如《新订资治通鉴纲目续编》27卷和《资治通鉴纲目新编》20卷，是用纲目体进行订改，分别对宋元史、明史进行续修之书。关于明史的编年体史书还有《明纪提挈》20卷，此书与《资治通鉴纲目新编》乃是仿《资治通鉴》之意。除宋、明史书外，还有正祖后期相继选抄的《史记英选》、《陆奏约选》、《两京手圈》等书。除了中国断代史书，正祖还尝试对中国历史做整体性的认识，他作《全史铨评》80卷，即是对中国正史中史臣论赞的汇编；还有《历代纪年》3卷，仿纲目体，整理了中国5180余年帝王谱系和大事纪年。而这些史书大部分未刊。正祖自幼研读中国典籍，对中国历史和史学一直有着浓厚兴趣。在这一背景下，将目光投向宋史，是他一贯的学养和兴趣的体现。这或许也解释了编撰长达约20年的《宋史筌》，成书后却未能刊出的一个原因，《宋史筌》最终得以坚持撰成，更多地是正祖完成重撰《宋史》的一个学术心愿。
综上，我们可以推断，《宋史筌》并没有刊印。而事实上，该书对朝鲜后世的影响也的确微乎其微。这可以从纯祖（1801—1834年在位）对该书的态度窥知。纯祖五年（1805年），纯祖命持入“阅古观傍楼上所在先朝《御定宋史筌》”，4而经过阁臣搜查，“《宋史筌》一件，在于西库矣”。5
章阁的阅古观和皆有窝是收藏中国书籍文献的，西库才是收藏朝鲜本国的图书文献之地，《宋史筌》是朝鲜君臣所编，理应收入西库，而纯祖竟错以为它是中国书籍，很明显，纯祖对其父所编此书并不熟悉。国君本人对该书的性质都模棱两可，日后的刊印和影响更是无从谈起了。
对该书的评价可从两方面来看。《宋史筌》对《宋史》有删也有作，参考了中朝大量史籍，在相关内容上还有所补益。如《舆服传》在内容上大量补遗，新增的《遗民传》补充了大量人物事迹，《蒙古传》增加了《元史》中的资料，都有可取之处；在《文苑传》、《儒林传》中，增加了部分人物的传记，更正了而一些《宋史》的错误；外国诸“传”中，《高丽传》基本为重撰，《蒙古传》、《西夏传》等都有所订改和增补等。以《宋史筌·高丽传》为例，因涉及本国的前朝史，朝鲜君臣对其改动较大。如《筌传》前有“总序”，后有“论曰”，仿造《宋史·夏国传》而进行了体例的统一；《筌传》对高丽国王的名字、卒年、庙号、在位年等均记载详细，通过朝鲜所编《高丽史》补正，明确了元朝以前高丽史的断限，《宋史·高丽传》中所载涉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错误也得以被订正。6
宋晞认为，《筌传》对“宋丽间外交、商业与文化交流等史实均有所补充”，“不仅可以纠正《宋史·高丽传》之错误，且对宋丽关系史之研究有所助益也”。1黄纯艳也认为该书“记载比《宋史》详细，在中国古代关系史的研究上，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是“体例完善，较为系统精审的著作。”2李光涛也称赞《宋史筌》“这一善本，其发明之多而且大，自不待言”，并指出《宋史筌》等中国史书的撰述“都因为东国君臣在看到了中原史籍之后，引起了很多很大的‘疑义，于是乎即本着这种‘疑义而别立新说，以纠正旧史许许多多的错谬”。3由前文可知，此说不是该书撰写的主要缘由，不过，这也恰说明了《宋史筌》对中国历史书写的贡献。
另一方面，《宋史筌》主要依据《宋史》而删节，着重在《宋史》的体例、笔法上做出调整，但基本上没有增加太多的新史料，绝大部分内容仍依照旧史。如孙卫国所论：“其史料价值远不如其义理尊周理念上的价值。因为这些史书所采用的资料基本上是明清人作的史书，在内容上鲜有超出中国史书的。”4不仅如此，就其在体例上的改动、内容的删削或订改，也未必尽如人意。如宋晞发现，《筌传》史实的删削“则有未当，得失参半”；5《宋史筌》删去了《宋史·食货志》三分之一强，并存在弄错纪年、错漏字、语句不通等问题。6卞东波在对比《宋史·道学传》、《宋史·文苑传》、《宋史筌·儒林传》、《宋史筌·文苑传》后，发现《宋史筌》将原来《宋史》中文人部分的序次打乱，并扩大了《文苑传》的范围，这种分类意义并不大，也不能说明问题。此外，《宋史筌》对《宋史》删节省略过多，导致了逻辑混乱、文意含糊，产生不必要的讹误。《宋史筌》有些对《宋史》错误记载的订正依然不正确，甚至存在《宋史》无误，反而改错的情况等。由此，他指出：“（《宋史筌》）重编在学术上的高度并没有超过《宋史》，甚至因为删节过甚，留下了不少错讹。尽管其篇幅浓缩了很多，也纠正和补充了《宋史》的若干错误与阙漏，但其终究无法代替《宋史》。”7
总之，虽然《宋史筌》并未在朝鲜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作为唯一一部朝鲜官方主持修撰的纪传体“宋史”，其在文化史和史学史等方面的意义是十分显著的。通过对比《宋史》和《宋史筌》在体例、笔法、史观上的异同，不仅能发现中国传统史学对朝鲜史学产生的深刻影响，更应留意朝鲜在当时的政治情态下，对中国史学的仿效和取舍的过程和原因。同时，也应客观辩证地看待《宋史筌》在有关史料学、史源学和宋史研究中的地位，在读《宋史筌》时，也应与《宋史》对读，研究时不可偏颇。
此外，《宋史筌》也再次折射出，在朝鲜后期，即使是“态度转变”而实行了奉清的政策，朝鲜人主流思想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即便是“北学派”士人李德懋，事实上也一直恪守着朱子学和义理论，表现出了强烈地憎恶清朝之心，通过参与《宋史筌》的撰修，表达了他的义理观和学问观，体现朝鲜人并没有丧失文化自信。《宋史筌》表露出之对正统观、华夷观的执着，也正体现了朝鲜学人对清朝现实与感情纠葛的处理方式。8
（责任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