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文是拱玉书教授为吴宇虹教授文集所作序文。文集作者与序文作者均为国际亚述学界知名学者。两位教授既有共同的学术渊源与研究领域，其学问传承与研究志趣却又有所分别。文中拱玉书教授对吴宇虹教授的成果进行评骘，并忆旧事、兼论治学，其间颇多见地，特予刊发以与学界共飨。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4.001
我于1982年认识吴宇虹。那年，我在东北师大英语系读完了本科，在历史系同学的指引下，懵懵懂懂地从外语系考取了本校历史系林志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那时，吴宇虹已经拿到硕士学位，并考取了林先生的博士生。博士，在那个年代是个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的词汇：高不可攀、无所不知、卓尔不群……那时的吴宇虹，头上顶着这样一个令学子羡慕的头衔，是我的偶像和奋斗的楷模。岁月如梭，三十六年来，和宇虹师兄一样，我也未曾片刻离开亚述学，同门出身，同行授业，留学经历亦类似，但宇虹师兄始终在学科一线领跑，我只能望其项背。如今，宇虹师兄刚刚退下一线，便将部分大作选编成集，以飨读者，以惠后学，这是其开拓精神的又一体现。
宇虹教授勤奋、聪明、笔快，因而高产。他的著述分英文和中文两个部分，数量都非常可观，涉及的研究对象也非常广泛，在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领域属于罕见。由于常用英文发表论文，尤其后来又主编东北师大的西文杂志《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JAC），所以在国际同行中知名度较高。我1997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访学时，德国教授问我：“吴宇虹是男士还是女士？”我当时不解，心里反问这也会是个问题？后来意识到，如果楔文中出现“Yuhong”这样的名字，是阴是阳？还真是个问题。估计还有一些拿不准吴宇虹性别的西方学者，但他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吴宇虹的亚述学家，而且是个不错的学者。
这本论文集收录了39篇论文，但这远不是吴宇虹教授三十余年学术生涯的全部成果，甚至不是吴宇虹教授科研成果中的最重要部分。像许多在世界上古史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一样，宇虹教授的重要成果都是用英文发表的。截止目前，吴宇虹教授撰写了百余篇论文，大致中英文各半。作为改革开放后林先生培养的第一位从事古代西亚文明研究的学生，宇虹教授在新一代研究西亚古代文明的学者中年龄最长，成就最大，代表了目前的中国亚述学水平。
宇虹教授的个人成长经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亚述学在中国起步、发展并不断缩短与国际同一研究领域之间距离的过程。如今，中国不但拥有一批从事西亚古代文明研究的学者，还有西文版的《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和中文版的《古代文明》。这两套高度专业化的杂志为从事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展示学术成果的平台，开了一扇让国际同行了解中国学术的天窗。这两套杂志成就了中国的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和西方古典学，也成就了吴宇虹。宇虹教授多年担任《世界古典文明杂志》主编，同时也是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这个杂志于1986年创刊，随后逐渐走向国际，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专业杂志。作为主编和撰稿人，宇虹教授對这个杂志产生的国际影响贡献很大，同时他也从中受益良多。
受益者不仅仅是宇虹教授，我们这一代都是受益者。我们首先受益于时代。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随之而出现的激情迸发的学术春天，中国的亚述学、埃及学等世界古典文明研究领域就不会有目前这种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状态。除受益于时代外，我们这一代人还直接受益于一位具有伟大情怀、令人无限景仰、值得永远缅怀的伟人——林志纯先生。没有林先生，就没有中国亚述学的今天，就没有吴宇虹教授的今天，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和许多其他人。每念起林先生，崇敬心和幸运感便油然而生。在林先生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发自肺腑的家国情怀、大爱无私的崇高品格、无欲而刚的开拓精神、中西贯通的远见学识……令人崇敬，同时也是一种无形的巨大能量，鞭策我们不断向前。有林先生，不仅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幸运，也是中国世界古代文明诸学科的幸运，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幸运，也是国家的幸运。宇虹教授对恩师是感恩的。林先生去世后，宇虹教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林志纯先生和我的亚述学研究”。文中写道：“林老师那种忘我和痴迷于学术、舍弃安逸和名利、不畏艰险和嘲讽、一心前进而百折不回和甘当后继者前进的铺路石的献身精神与高尚风范永远使我们这些学生和后学高山仰止，永远激励和鞭策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这无疑表达了林先生所有学生的心声。他的这篇回忆文章情真意切，语言朴实，娓娓道来，让时光又回到了三十年前，让我这个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无疑也能让年轻一代更多地了解林先生的伟大情怀和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了解亚述学在中国的艰难创建历程。林先生的伟大不仅体现在学术贡献上，也不仅体现在林先生的爱国情怀和开拓精神上，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林先生可能会对学生边拍桌子边大声“吼”，但没有一个学生因此而记恨不满；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林先生会带着学生拜见学术大家或把学术大家请进学校，利用假期开班授课；为了让学生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林先生会带着学生直接到教育部的留学司争取名额；为了让学生学好外语，林先生会想尽办法聘请老师一对一地教，或破例地把学生送到语言培训机构学习外语（我本人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出国留学培训部培训一年德语）；学生出国回国，林先生必亲自到首都机场送行或迎接；东北冬寒，学生的穿戴冷暖，林先生都要过问。林先生多年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清晨两三点钟就开始伏案工作，早六点可能就亲自来敲助教家的门了（上世纪八十年电话还不普及），或交代工作，或询问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这样的生活细节还很多，三十多年过去仍记忆犹新。我相信，每个学生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感受到林先生的伟大。这部论文集把纪念林先生的文章放在首位是非常合适的。
这本论文集收录了宇虹教授的一篇关于马骨头的文章，即“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居鲁士泥圆柱（第18—21行）马骨化石铭文抄本”，这篇文章的原作是发表在《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创刊号（1986年）上的“The Cuneiform Lines from the Cyrus Cylinder in a Bone in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宇虹教授研究的马骨头曾是一位老中医珍藏多年的文物，上面刻有楔形文字铭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两块马骨头上的铭文一直被误认为是早于殷商甲骨文的甲骨文。1985年，这位老中医将这两块马骨头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此前国家文物局就委托故宫博物院了解这两块马骨头的内容和价值。林先生是故宫博物院咨询的专家之一。于是，作为已经跟林先生读博士学位的吴宇虹便接触到了铭文拓片。留学英国后，在国外专家的帮助下，宇虹教授（那时还是刚刚在英国读硕士的学生）解读了其中一块马骨头上的铭文，并在国际亚述学年会上宣读了论文。林先生借这个契机创办了西文版的《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吴宇虹的论文，年纪轻轻的吴宇虹传奇般地亮相学术界，一下子成为学术新秀。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某些西方学者已发现可信证据，证明这块马骨铭文是19世纪某人为了谋利而根据已经发表的《居鲁士泥圆柱铭文》制作的伪文物，是赝品。马骨铭文本身因此失去了文物价值，但这丝毫不影响吴宇虹教授当年的学术贡献。
吴宇虹教授的另一学术贡献体现在他对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文献的研究方面。乌尔第三王朝的经济文献十分丰富，数量及其庞大。在亚述学领域，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文献的研究是门热门学问，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的西方学者很多。吴宇虹教授加入这个领域，大大壮大了这个领域的研究队伍，因为宇虹教授不是自己“加盟”，而是带了一个团队，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这个“加盟”的中国团队不断壮大。宇虹教授本人的许多研究成果和他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涉及这个领域。中国学者在研究资料方面沒有优势，第一手资料都在西方，中国学者能利用的都是已经发表的资料。尽管如此，宇虹教授的团队划定研究范围，选取相关资料，从微小问题入手，把时间细化到某年某月某日，从而得出一些非常可靠和富有建设性的结论，为再现乌尔第三王朝的历史做出了贡献。由于宇虹教授在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文献研究方面成就突出，瑞典学生M. Widell慕名来到长春投奔吴宇虹，在宇虹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乌尔城的公共和私人经济生活”的博士论文，不仅收获了中国的世界史博士学位，还收获了中国妻子。后来Widell先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职，如今在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任职。在世界上古史研究领域，谁听说过欧洲学生到中国来投奔中国教授，还能拿到中国某大学授予的世界上古史博士学位？我孤陋寡闻，除知道吴宇虹培养过世界古代史的欧洲留学生外，未曾听说中国有第二例。这不能不说是吴宇虹的又一个传奇。
1986年以解读马骨铭文的英文论文亮相学术界后，宇虹教授（当时还是留学英国的学生）便开始连续发表英文文章，除东北师大编辑出版的西文杂志外，大部分都投给了由法国学术机构出版的NABU（Nouvelles Assyriologiques Bréves et Utilitaires）。顾名思义，这个杂志发表的都是小文章，具有交流信息的性质，但很重要，也很受学界重视。宇虹在这里发表的文章都非常简短，篇幅只一页半页而已，但像这个杂志发表的所有其他文章一样，每篇都有新见解，或新发现，或新材料，文章虽小，却能令人耳目一新，有所收获。除在JAC和NABU上持续发表英文论文外，宇虹教授还分别在英国学术机构编辑出版的《伊拉克》（Iraq）和美国东方学老牌杂志《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发表了两篇长篇论文（见论文集附录一）。除英文论文外，宇虹教授在伯明翰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于1994年作为《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增刊发表。六十余篇英文论文（其中许多是超短篇）和一部厚重的英文专著让“Yuhong Wu”这个名字走进了国际同行的视野。在我们这代人中，宇虹教授的国际知名度遥遥领先。
宇虹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这些英文论文和专著上，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亚述学（包括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以及印度学）是高度国际化的学科，一手资料、一流学术平台、一流研究机构和一流研究人员都不在中国。所以，外语是进入这些学科的入场券，而一个人最终修炼得如何，必须用国际标准来检验。因此，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中国学者基本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分为二，即一部分用外文发表，一部分用中文发表。而这两部分又各具特色，总的说来，外文部分代表纯学术研究和最新研究成果，体现研究者的真实水平，而中文部分多为科普和华而不实的文章，抑或是人云亦云或不知所云的理论性文章（一些老一辈学者，由于历史原因，只用中文著述，他们的著述极其严肃认真，值得尊重）。在此，无需具体评价宇虹教授的具体贡献，六十余篇英文文章已经说明问题，只要看看题目，便知他研究的是什么问题，而作者对涉及的问题或有新观点，或有新材料，读之总会有所收获。这就是外文文章的魅力，不“新”，没人会发表你的文章，你自己也不敢发表，国际颜面还是丢不起的。发表六十余篇英文文章（虽然其中不少是超短篇），在我们这代学者中绝无仅有。如果让我对宇虹教授的中英文著述做个评价，我更推崇他的英文著述。
了解吴宇虹教授的人都会有体会，他性格直率，对不同的（他认为是错误的）观点，从来都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有时批评起来毫不留情，说话的方式也毫不掩饰。很多人对他的这种性格不以为然，我倒是很欣赏他这一点，觉得支撑他这种“霸气”的是他的才气和知识分子本应具备的“士”气。他的这个特点在这本论文集中也有体现。在“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国文字和字母文字之异同”一文中，他指名道姓地批驳不同观点，这其实很正常，但在中国这样做并非易事，这需要勇气、执着、学识以及对专业的挚爱。观点需要交锋，学术需要辩论，谬误需要纠正，关键是必须有人站出来说话。吴宇虹教授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就宇虹教授的上述批判文章而言，被批判的观点不见得就那么荒谬，批判者的观点也不见得那么正确，但这种批判精神难能可贵，这种公开质疑的方式值得提倡。开诚布公地表明观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所言不见得完全正确，也胜于那种只在私下悄悄八卦，或知而不言，言而有忌的做法。不能不说吴宇虹教授在这方面再领风骚。
这部论文集还收录了另一篇纠错文章，即“国内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研究若干问题商榷”。在这篇文章中，宇虹教授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所批评的书中出现的史实错误或表述错误一一给予纠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书中有错是可以理解的。善意纠正，避免讹传，这是学者的责任。但说之易，做起来相当难，所以，我为宇虹教授再次点赞。目前中国的史学界缺乏论辩风气和争鸣精神。我相信，大家期待的不是纠错，而是争鸣。所谓争鸣就是问题不论大小，只要有不同意见和观点，就各显其能，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对事不对人，出于善意，不伤和气，犀利尖锐，同时又客观公正。我们期待并应努力营造这样的学术氛围。
既然争鸣值得提倡，我现在就践行这个理念，与宇虹教授商榷两个问题。第一，国王的排行问题。熟悉吴宇虹教授的人都知道，他坚决反对传统做法，即反对将楔文文献中出现的同名国王称为“某某一世”、“某某二世”，主张将这样的称呼改为“某某第一”或“某某第二”，理由是“一世”和“二世”之间不存在父子关系，而且“一世”和“二世”往往相隔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宇虹教授认为，用“某某第一”或“某某第二”表明一号某某或二号某某，就撇清了二者之间本不存在的亲缘关系。宇虹教授早就开始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实践他的这个主张。例如，在本论文集收录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有“提格拉特皮莱沙第二”、“提格拉特皮莱沙第三”以及“阿淑尔尼腊瑞第五”等。我并不赞同宇虹教授的这种做法，所以我一直没有跟进。据我所知，其他同行也都没有跟进，说明他们也不认可宇虹教授的做法。在此，我不为他人代言，只讲我不赞同的理由。我不赞同这种做法有两个理由。第一，这样做不符合习惯，听起来别扭。一世二世这样的叫法已经约定俗成，听得耳顺了，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了。人名+序数词在西方的各种语言中本来就是某某第一和某某第二的意思，“查理I”就是“查理第一”或“第一查理”，“拿破仑III”就是“拿破仑第三”或“第三拿破仑”。不知从何时起”将西方语言中的人名+序数词译为“某某一世”和“某某二世”（十以上有时加“世”，有时不加“世”，如“路易十四”）便成了定式，成了人人自觉遵守的规则。其实，某某一世或二世这样的翻译并无道理可言，如果当初某翻译大师将西方人的这种排序法翻译为某某第一或某某第二，那么，这种译法或许就是今天的标准翻译。然而假设是没有意义的。现实的“一世”和“第一”相比，“一世”的确更有文化，更有内涵，所以，一世二世这种译法被普遍接受，无人质疑，也是有道理的。诚然，宇虹教授不是要把“查理一世”或“拿破仑三世”改成“查理第一”或“拿破仑第三”，而是将“提格拉特皮莱沙二世”或“提格拉特皮莱沙三世”改为“提格拉特皮莱沙第二”或“提格拉特皮莱沙第三”，范围仅限于亚述学。有些编辑或出版社显然已经接受了这种做法，所以宇虹教授的“第一”“第二”才能见书见报。依我拙见，在亚述学范围内使用“某某第一”和“某某第二”亦不妥。亚述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除研究的对象与其他历史学科分支不同外，其他都没有什么不同，不宜另立学术规则，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此乃理由之一。还有第二个理由，而这个理由更重要：为统治者或名门望族的家长排序的做法发端于欧洲，即使在这些始作俑者的话语里，一世二世也并非一定意味着二者之间具有父子关系，甚至亲缘关系。一世二世这样的连续序列之间，有的是父子关系，有的是祖孙关系，有的是兄弟关系，有的根本没有亲缘关系。可见，一世二世这样的序列，只具有代号意义，二者的内在关系（父子、兄弟等）不是固有的，也不是固定的，更不是必须的。因此，宇虹教授不必纠结一世二世之间的关系，它们只是个序号，在实际运用中不会出现歧义。
统治者重名现象最早出现在苏美尔，乌尔楠舍王朝的卢伽尔班达（Lugalbanda，约公元前2370年）与乌鲁克第一王朝的卢伽尔班达（约公元前2900年）重名，这应该是最早的重名例。在后来的巴比伦统治者和亚述统治者中，重名者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之间都没有亲缘关系，往往又都是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人，所以他们生前死后都不存在排序的问题。也就是说，排序问题不是古代问题，而是现代學者面临的问题。现代学者有时为了叙述方便，按年代顺序将他们标了序号，如Sargon（I）或Sargon（II），这两个统治者前后相差大约1600年。对西方人来说，以这种方式区分二者足矣，无需再做任何画蛇添足式处理。其实，我们也不必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我建议，遇到这种情况，写萨尔贡（I）或萨尔贡（II）即可，至于括号里的罗马数字如何读，读作“一世”“二世”，还是读作“第一”“第二”，大可不必越俎代庖地为读者做选择。
与宇虹教授商榷的第二个问题是专有名词的翻译问题。这本论文集收录了宇虹教授的“国内两河流域文明研究若干问题商榷”一文，宇虹教授在文中提出了“关于人、地名音译的建议”，主张把“r”音译为“尔”，“l”音译为“勒”，“ga”译为“旮”，“ra”译为“腊”，“la”译为“拉”等等。业内人士都知道，宇虹教授早就制作了一个《亚述学专有名词的中文音节对译标准化建议表》，有时也称为《古典所中西文专有名词对译字表》，他自己发表作品时自然按照自己制定的标准来翻译专有名词，学生写毕业论文和发表论文时也紧随其后。由于这支“东北军”人多势众，几年时间内就形成了东北风（格）。如果看到“吉勒旮美什”（Gilgame?）或“阿旮”（Aga）这样的译文，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此人出身东北师大，是“东北军”中的一员。就出身而言，我也来自东北，对我的母校东北师范大学充满感恩之情。但在我当学生的年代，宇虹师兄的羽翼尚未成熟，而林先生正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年，一切由林先生指导，不存在是否将专有名词的翻译标准化的问题。如果说翻译西文著作时有什么问题，亦非是某字对应某字的问题，而是将专有名词翻译得不够优美的问题。记得林先生曾让我们翻译G. Roux的《古代伊拉克》（Ancient Iraq），还组织我们翻译过一本《古代排水系统》（英文名称和作者都记不清了），计划由著名历史学家、林先生的好友吴于廑先生的夫人刘年慧教授校对后出版。因为我们的翻译水平实在太差，这个小小的翻译工程便夭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学习英语的条件还很差，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较低。林先生常让学生翻译一些经典的英文著作，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理解能力。我们每天都接触英文，看不懂时就翻译，遇到精彩段落，林先生也往往让我们翻译翻译，看看是否真的理解了。一次林先生谈到专有名词的翻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林先生说：“‘德意志翻译得真好！”林先生的那种由衷赞叹的表情和语气当时就令我回味了很久。我当时并没有真正体会到林先生的这声感叹和赞美所包含的深意和体现的心情。那时我已经学了点德语，知道“德意志”不是从英文的“Germany”，而是从德文的“Deutsch（land）”音译的，谐音而已，并未觉得“德意志”好在何处，以致于让林先生如此赞叹。看着我有些迷茫的眼神，林先生又补充说：“意大利、美利坚也都翻译得很好！”我后来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林先生的这个说法，但从未认真地考虑过林先生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感慨。后来宇虹教授一再主张音节对应，甚至制定了音节（包括字母）对译表，我恍然有所悟，觉得林先生的感慨就是针对这种翻译直白化而发了。当然，林先生针对的不是吴宇虹，那时宇虹还年轻，不可能提出音节对译的问题，但音节对译和译文直白化的问题已经普遍存在了。如今，面对宇虹教授制定的音节对译表，我对林先生当年的话有新的感悟。我理解，林先生的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林先生在倡导一种翻译原则，即翻译专有名词时既要再现原文的发音，也要照顾到译文的字义和语意；第二，林先生反对只译音、不考虑译文的字义和语意的翻译原则（因为这个原则与上面第一条中讲的原则背道而驰）；第三，林先生认为“德意志”和“意大利”是他倡导的这种翻译原则的最好实例。
我们不妨将林先生倡导的这种翻译原则称为“德意志原则”。这种原则比较特殊，即不完全是音译原则，更不是意译，亦非音译与意译的结合，即音意译。虽然早有人在实践中按照这样的原则翻译专有名词，因此才有“德意志”、“意大利”、“美利坚”这样的优美译文，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人为这种原则定性命名。说这个翻译原则特殊，是因为它只适用于以汉字为媒介的翻译，大概只有以汉语为目标语的翻译才会用到这个翻译原则（那些曾经借用汉字书写自己的民族语言的民族或许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说这个翻译原则不完全是音译，是因为遵循这个原则进行翻译时，目标语的发音不必严格与原文对应，同音当然可以，近音和谐音更为常见。用“德意志”翻译“Deutsch”，仅就发音而言，应该属于谐音。说这个翻译原则不属于音译与意译结合，是因为“德意志原则”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音译与意译（音意译）相结合的原则。音意译指译入语既能体现译出语的发音又能体现译出语的意义的翻译原则，如将法国的香水品牌“Chanel”翻译为“香奈儿”，将洗涤液“Tide”翻译为“汰渍”，将德国汽车品牌“Benz”翻译为“奔驰”等。“德意志”、“意大利”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虽然译文非常优美，但译文表达的意义与“Deutsch”和“Italy / Italia”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优美只是汉字使用者体会到的一种美感，一种由汉字带来的音与形或音与意结合之美，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就即表音又表意这样的特点而言，“德意志原则”也属于音意译，但与一般意义上音意译有所不同，所以，不妨另立名目，以示区别。
翻译专有名词时，采用什么方式，取决于译者，能否尽善尽美，取决于译者的水平。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中我一直遵循“德意志原则”翻译专有名词。但限于水平，未能将音译和意译完美结合。我在《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昆仑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将“dNanibgal”译为“娜尼布伽尔”（第350页），将“dNisaba”译为“妮撒巴”（第351页），便是践行“德意志原则”的结果。显然，我的译文并不完美，将“dNanibgal”译为“娜妮布伽尔”显然更好，而将“dNisaba”译为“妮撒芭”显然更合适。“娜妮布伽尔”和“妮撒芭”好就好在它们不仅大致再现了原文的读音，而且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附加信息，即读者一看到这样的名字便知道名主一定是女性，而且还会产生一些联想：美丽、婀娜、端庄、高贵等等。这就是汉字的威力和汉字的魅力。汉字的最基本的特征是集形音意为一字，在以形表音和以形表意的同时，形本身也会产生某种视觉效果，而这种视觉效果会转换为情感效果，进而影响对整个译文的理解。既然我们有幸成为汉字的继承者，就没有理由不在翻译其他任何非汉语的文本时把汉字的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使汉语译文在不失准确性（信）的同时，更加有趣，更加优美。
宇虹教授的音节对译原则应该非常适合计算机编码之类的精密科学，是理科思维产生的结果。理科思维的基本特点是寻求规律，固化，量化，是什么就是什么，只有一，没有二，只讲客观，不讲情感，崇尚绝对真理，轻视相对真理。理科思维对精密科学是绝对必要的，但對于人文科学，这种思维无异于思想的桎梏，个性的杀手。近十几年的中国大陆高校管理思维基本是理科思维，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拓宽了思想，成就了无数经典，为丰富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什么要“争鸣”，因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追求的是相对真理，越争走得越远。诚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具体研究也需要精准，也具有绝对性和客观性，这个道理无需多言。需要大言特言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亦追求相对真理的这个特点，因为恰恰是这个特点被忽视了，有时甚至被蓄意抹杀了。中国的古代哲人曾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于这种说法，理科思维的人说，橘和枳是两种不同的植物，两者不能转化，晏子和楚王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无法准确掌握植物的种属，犯了重大错误。而按照文科思维逻辑，这不过是一种比喻，用来说明同一种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可以变通，可以因地制宜。晏子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把一个深刻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讲得如此明白，不愧是圣人。至于橘和枳是一种植物还是两种植物，这个问题在此并不重要，因为这里是用比喻来说明道理，并不是在讲科学。这句话作为经典流传千古，无人质疑其非科学性，只是在盛行理科思维的今天才有人提出了上述质疑。难道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晓得橘和枳的区别？我想不是！为什么当今有人对这句话横加指责？显然是理科思维在作祟。当今的时代是理科思维统领学术和教育的时代。然而，谁用这种思维阅读文化经典，谁就只能看到经典中的漏洞和瑕疵，而不能理解经典中蕴含的哲理、经验、传统和智慧，更不能欣赏到经典的深邃和优美，更谈不上受到经典的熏陶了。当今的中国人，虽然更多地掌握了科学，却没有了文化！
我认为，自然科学要标准化，人文科学要个性化。自然科学的评价标准是客观事实，人文科学的评价标准是社会认同，尤其是同行认同。所以，宇虹教授大可不必制定专有名词标准对译表，好与不好，不是哪个人说了算，这要由社会认同来决定。好的翻译会逐渐得到社会认同，得到认同的东西便会逐渐固化下来，成为定式，甚至成为经典。即使形成不了大家认可的经典译文，也无碍研究，比如梵文的“acharya”，可音译为阇梨、阿阇梨、阿舍梨、阿只利、阿遮利耶、阿查里雅等，亦可意译为轨范师、正行、悦众、应可行、应供养、教授、智贤、传授等，人人可依其所好，各取所需。这些译文无所谓高下优劣，都源自“acharya”，也都回归“acharya”。任何单词在运用中都有语境，只要有语境，一般就不会发生混淆或歧义。宇虹教授怕发生混淆，实为过虑了。
当年玄奘翻译佛经时，提出了“五不译”的翻译原则，其中之一是“顺古”，即对古人已译、且约定俗成的词语不再重新翻译，以免造成混乱。中国的翻译界一直认可和恪守这个原则。宇虹教授在推行自己制定的专有名词对译表时，常常超越这个原则。这再次体现了宇虹教授不拘一格、敢于挑战传统的无畏精神，但在具体操作上宇虹教授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就“吉尔伽美什”（Gilgame?）而言，这个中文译名早已约定俗成，凡涉及到世界上古文明的论著和教科书无一不采用“吉尔伽美什”这种写法。林志纯先生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也将苏美尔叙事诗Gilgame? and Aga翻译为《吉尔伽美什与阿伽》。而宇虹教授则按照自己的对译表将“Gilgame?”翻译为“吉勒旮美什”。我认为这样做有三不妥。第一，违背“顺古”的翻译原则，玄奘是翻译大家，他的“五不译”都是经验之谈，是有道理的；第二，人为地随意改变已经约定俗成的经典译文会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困惑；第三，宇虹的新译较之通行的旧译不但不更加优美，反而逊色很多。
仅就以上两个问题与宇虹教授商榷，个人陋见，求教于宇虹和其他同仁。
近年来宇虹教授略染微恙，处于休养状态，望早日康复，继续为中国的亚述学贡献力量。
2018年8月23日
于北京韦伯豪家园
[作者拱玉书（1957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18年8月23日]
（责任编辑：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