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重要节点，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现代历史学的观念与方法不断经历创新，遭遇各种挑战，推出大量成果。时至今日，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多方面呈现繁荣态势。从国际学术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观念、理论、方法、模式进行深入研讨，总结和反省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成绩与问题，以求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前行，已经成为学界同仁的共同使命。
2017年6月16至18日，由《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古代文明》三家学术期刊共同主办的“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举行。会议在筹备阶段采取特殊邀请与公开征稿相结合的方式，对已在中国古代史各领域研究取得相当成绩的资深学者发出邀请，同时在网络媒体公开发布征稿启事，继而对来稿进行遴选，最终邀请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日本的近50位学者与会。会议收到论文近40篇，合计60余万字。整体来看，提交会议的论文议题丰富，视角新颖，从理论思考到具体问题研究，通过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进行思考，提出了一些颇有深度的见解。会议论文集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兹将本次会议的特色和取得的重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何为国际视野？
中国古代史研究需有拓展的国际视野，是本次会议与会学者的共识。彭卫指出，透过国际视野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的走向是大势所趋。思想、视野在碰撞激荡中能够激发出更有价值和生命力的学术命题。中国古代史研究要处理好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的关系，历史事实与当下经验的关系，进而一定程度上实现“通古今之变”。在对国际史学理论、方法的感知和反应上，中国学者要改变以往“慢半拍”的情况，尽量开阔眼界，经过借鉴和反思，确立中国史学工作者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李振宏指出，总结和评价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成绩和问题，要使用历史批判的思维。正确的批判和反思，必须采用国际的视野，也就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历史大框架中，以国际学术界的新理论和方法关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脉中国学术。这种批判性的研究，恰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也是应有的魄力和气度。李治安认为，放眼国际视野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大力引进学习海外理论方法，借鉴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包括中国历史；二是注意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及时进行中西对比；三是拿出自己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争得中国自身更大的话语权。李华瑞讲到，当下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并不缺少国际视野，缺少的是对国际学术的积极参与和建立自己学术话语的自信。对于西方的理论，要从重视向反思转变，不能亦步亦趋，不辨真假地盲从，同时也应正确看待西方中国史研究的贡献。赵轶峰指出，当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无疑比先前的时代向前推进了很多，已经是高度国际化的学问。当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必须置身于国际学术的语境中，尤其是代表学术发展未来前景的年轻学者必须形成这种意识，为此做好知识、能力准备。同时，学术需要不断总结和反思，这种反思既包括纯学术问题的反思，也包括关于普遍性人类事务的反思、结合现实的反思。学术的反思也不能限于针对个人研究或某个领域，而要包含学术共同体的群体反省，以及对域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批判性思考。
二、“他山之石”与方法论的自觉建构
现代中国古代史研究在理论方法方面从西方借鉴很多，学者们普遍指出，应该在大力借鉴的同时，对之保有怀疑和谨慎的态度。臧知非《自在的历史与他者的眼光——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几个问题》谈到，历史是自在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各有特征，没有统一路径和模式。而史学是史家对自在历史的认识过程和结果，受到时代、价值观念、人生体悟、立场方法、思维方式等影响，是自为的结果，具有变动性特征。对于20世纪以来作为“他者眼光”引进的域外方法和理论，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注重中国的“自在”，避免照搬与套用。吴艳红《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理论》对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关系做出阐释，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各自侧重不同，历史学注重时间、地点，社会学注重结构与规律。社会学可以为历史学在大的时间框架下观察某一部分细节提供思路，以便建立研究框架，也為解决一些历史问题提供可供选择的模式。但社会学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在使用时需要谨慎辨析。她还以社会学家赵鼎新的新著《儒法国家：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为例，具体阐释了如何尝试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解释和分析中国历史。
“唐宋变革论”曾经在中国唐宋史学界引发很大反响。但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对“唐宋变革论”的反思》一文指出，唐宋史研究应该翻过这一页了。他从以下5个方面解释他的看法：1，唐宋变革论自内藤湖南提出已经110年，国内学者真正关注此论则是在21世纪，而且没有经过对这个论说的细致辨析，是直接使用了关于“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或唐宋社会由贵族向平民化、精英化转变的结论，为自己的研究张目，这是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2，唐宋变革论经过内藤湖南的首倡和宫崎市定的改良，成为显说。此说套用近代西方的历史观解释中国的唐宋史，用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并不适当。对此，70年代的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已经开始反思。3，唐宋变革论的核心内容貌似赞扬中国，实际是内藤为帝国主义侵华理论“国际共管说”做注脚，而中国学者并未注意到其政治目的。4，从范式角度讲，该理论经过日本、美国学者几代人的建构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史观，而中国学者则只用结论，既不系统，也无新意。5，这一结论影响了我们对中唐以后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仅局限在唐宋变革论是无法看清楚的，必须在更宽视野下审视。
与会学者既有对“他山之石”的审慎思考，也有在方法论上的自觉建构。赵轶峰《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讨论了在国际化研究的共同语境中，中国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工作理念与相互评价的共同尺度问题。他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实证主义已经受到来自哲学、语言学、后现代思潮、历史相对主义等各种来源的批评，但最终，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并没有开出整体上更佳的历史研究范式。应该在兼顾中西两大史学实践传统基础上，对传统实证主义做出必要的修正，其核心可以被概括为新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要点是：明确承认存在历史事实，承认历史家的基本工作在于尽量澄清历史事实；保持对任何被视为真理的言说和即使“公认”、“共识”的历史知识的反省力，不以任何理论否定事实或曲解证据；接受证据的检验，并自觉寻求反证；宏观与微观、从上而下及从下而上审视历史皆为历史研究应有之义；不因现实价值立场故意忽视或曲解历史事实，不崇尚过度解释；永远致力于扩充证据范围，尊重证据的原始性；积极吸收他学科研究方法中的有益要素；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永远保持警觉。许兆昌《历史学的叙事边界》针对历史学的叙事性谈到，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叙事属性使得其作为知识的可靠性遭受质疑，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都致力于剥除历史学的叙事属性，构建其科学属性。然而，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本质，叙事虽然造成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但又是历史学赖以存在并发挥社会功能的基本形式。叙事性必然导致的历史理解、历史阐释的多元性，恰是其人文性的体现。
三、融通断代的探索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提出了多种具有通贯性的阐释性假说，显示出学者们在断代研究基础上力图贯通，并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努力，受到学界同仁的充分关注。会议期间，多位学者对这一现象发表见解。李治安《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以富民、农商与南北整合为重点》指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融通断代、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大趋势，只有在重视断代史研究的基础，融通断代，超越断代，才能客观地还原历史和接近真实。所谓“融通断代”，并非纯粹的理论性宏观研究，而是要立足于对断代史的深入研究。他列举了“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等牧民理政方式、“南北整合”等论说，认为这些讨论都具有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并构建通贯体系的意义。李振宏《从国家与社会角度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力量》对学术界关于将唐宋以来社会性质界定为“富民社会说”进行了评析，他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着眼，认为无论是先秦、秦汉时期的工商业者，唐宋以后的行会组织，还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富民阶层，都不是相对于皇权专制的革命性因素，并不构成促成专制社会基本属性变革的基本要素，相反，它们处在皇权专制的社会母体中，是这种社会结构必要的组成部分。以工商业者为核心的富民阶层，恰恰是皇权专制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因此，富民社会说过于拔高了中国帝制时代以工商业者为代表的经济力量。
四、域内、域外的互视
除了在理论、视角和方法上探讨国际视野以外，会议有多篇论文通过具体研究践行了利用域内、域外的互视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姜永琳《“西学东渐”中的误区：西方法律理论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误用》探讨了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法律史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他通过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法还是宗教法、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与分类、《大明会典》的法律性质这3个问题，指出，历史研究者必须尊重研究对象的“本土性”话语，不应简单套用西方法律文化概念来解释中国法律；要尊重“历史性”，即注意中国法律及其观念的发展变化；要在研究中慎用“传统——现代”、“进步——落后”、文化等级等概念，防止陷入“自我东方主义”。
苗威《朝鲜半岛历史问题考察》讨论了3个关于朝鲜半岛历史的存在重要分歧的问题：其一，关于朝鲜半岛居民“始祖”的檀君说与箕子说；其二，从血统角度切入分析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及其所建立政权与半岛历史的关联性的解释效能如何；其三，古代东亚世界对山川的命名常出现名称相同而指代相左的情况。她认为，对于这些分歧，学者应该在占有详实资料的基础上，从学理层面进行研究。孙卫国《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从历史书写的视角，探讨朝鲜王朝编纂《高丽史》中的历史书写观念。指出，朝鲜王朝以编年体编纂《高丽史》未果后，改为纪传体，体现了朝鲜王朝的自我正统塑造。《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过程的书写，美化高丽将领，将东征未果的主要责任归于蒙古，折射出其在宗藩体系下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这种偏颇的历史书写方式提示我们在研究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时，必须超越一国立场和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真相。黄修志《书籍与治教：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小中华”意识》梳理了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史事，认为朝鲜早期的对华书籍交流带有“尊王”和“慕华”色彩，后期则带有“尊周”和“攘夷”的味道。此种情况是朝鲜所处地缘格局、政治结构和治国理念共同决定的，体现出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和“事大”策略。朝鲜王朝的王权和儒学理念也深深影响了其“小中华”意识和对华书籍交流的开展。
高旭《日本汉学界“淮南子学”研究述略——兼谈二十一世纪<淮南子>研究的世界性视野》对17世纪以来日本汉学界对《淮南子》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反思和总结，认为日本学者既重视版本、校勘、译注等文献学性质的研究，也突出对《淮南子》的思想内涵进行哲学、政治、学术、伦理、军事、文化等多维视角的阐论，足应引起中国学术界认真对待。奚丽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明清妇女史研究回顾》对20世纪以来美国汉学界关于明清妇女史研究的理论、特色和成果进行了介绍，并对比了同时期中国大陆学界的研究情况，指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出现了依托人类学、社会学的社会性别理论，和以女性為中心的妇女史研究，而此时中国大陆学界妇女史研究方法则仍采取女性受害者视角。90年代以后，美国妇女史、性别史研究论著丰富，中国大陆妇女史研究仍在讨论妇女地位、作用、贡献，围绕女性婚姻观、贞洁观等话题展开。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对美国妇女史研究的讨论渐渐增多，但仍缺乏比较成熟的成果。还应注意到，美国学界对明清女性史研究结论过于大胆，中国大陆学界应该充分发挥身处中国文化中的感知优势，大力推进明清妇女史研究。
五、义理与实证的对话
在研究方法上，义理与实证之辨引起与会者较多关注。高寿仙《也说“回到傅斯年”》指出，“义理”与“考据”之辩自清末以来就一直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试图从提倡“回到乾嘉时代”和学习西方理论方法两个角度应对当时所谓“史学危机”，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背离考据学真精神的情况。严格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是历史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这决定了所有宏大的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上。考据学在新时期史学研究中也应占据基础性地位，这应成为史学研究者的自觉意识。袁逢《当代中国古史研究三题——疑、默证及举证责任》讨论了在古史研究方法中的“疑”和“默证”，认为“疑”既非赞同，亦非反对，而是一种待定状态，无“疑”则无学术。与之相似，“默证”是持“无”以待“有”，“无”可能只是暂时的，其中包含因限于史家的眼界、知见或现有条件未能显现的“有”。当下史学界部分学者对“疑古”进行批判时，借用法学领域的概念，提出应对中国古代文献实行“无罪推定”，并由此引出“举证责任”的问题，这在概念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应该引起学者的重视。
卢庆辉《<资治通鉴>研究中的史料批判问题——从田浩、辛德勇二文论司马光建构史料谈起》从“历史书写”角度评价了田浩和辛德勇关于《资治通鉴》中历史建构的研究，认为这两位学者以“考镜源流”、史料对读的方式探讨《资治通鉴》的叙事与意图，质疑了《资治通鉴》中的一些重大历史论断，提出了新颖观点，同时研究者也应注意到《资治通鉴》本身对史料的自觉批判，体会叙事者的表述意图。李长银《经子易位：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及其影响》论证了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确为“专为驳章炳麟而作”的主张，认为胡适的相关论述受到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今文学家和西方唯心论哲学的影响，对当时学术界，尤其是顾颉刚、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罗根泽等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龙成松《敦煌文书与出土墓志的关联解读——以侯莫陈琰<顿悟真宗要诀>为例》结合家族墓志材料，对敦煌所出禅宗北宗早期重要文献《顿悟真宗要诀》的著者侯莫陈琰的生平、其家族与佛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康昊《“西番帝师”与“亡国先兆”——日本康永四年山门嗷诉叙述中的宋元佛教》基于学术界对日本显密佛教文献重视不足的情况，借助诉状、公卿日记以及《太平记》中的记载，研究了康永四年延历寺显密佛教僧侣向政治当权者发动集团暴力示威的案例，并藉此分析了14世纪日本显密佛教对宋元佛教的认知。
六、对细化研究与宏大叙事关系的探索
与会学者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对细化研究与宏大叙事关系的把握。冯渝杰《游侠、党人与妖贼、隐逸——汉末几类人群的相通性与汉魏禅代的知识背景》通过综合考察东汉中后期游侠与隐逸、经师与“妖贼”、儒生与方士道士这几类人群的思想、行为及价值的相关性，结合思想与学术、数术与信仰、“正统”知识与“妖妄”知识的交涉与变迁，审视了汉魏鼎革之际的时代独特性，进而对“古代”秩序的崩塌与“中古”要素的发端做出分析。王刚《玉屑银末：文本记述模式所见两宋大礼五使体系与政治文化之嬗变——兼论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与宏大叙事》通过对有关两宋大礼五使文献记述模式的分析，揭示了五代至南宋南郊大礼五使的建构依据及其嬗变过程。文章通过这一研究尝试说明，史学研究应该抛去宏大叙事的理论预设，专注于观察历史过程中有价值的“碎片”，进而解释其形成的观念与倾向。
冯贤亮《赋役故事：明末清初松江一个秀才的经历和记忆》提供了通过小人物考察大历史的研究案例，通过分析明末清初松江府原本身份低微后来介入当地府县衙门事务的秀才曹家驹晚年所撰回忆性笔记《说梦》，考察了彼时地方政治的巨大变化与赋役制度的复杂运作，及其背后人事的重要影响。指出曹家驹是一个在王朝更替之际代表多数人命运的普通士人，经历了王朝秩序在地方由乱到治的全过程，对这样人物的研究与对乡绅的研究相比，更能揭示士民阶层的实况。其亲身参与地方赋役制度改革的经历也有助于从较广层面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
罗冬阳《明代两淮盐政变迁中的国家、资本与市场》对明代两淮盐政变迁的研究采用的是将以往以制度名词为核心的考据研究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将历史语汇所展现的历史逻辑和社会科学逻辑结合起来，探讨帝制农商社会环境里，两淮盐政变迁中体现的国家与商业资本的关系，以及市场制度的特点，是对盐政变迁的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深入探讨。指出明朝食盐开中制为市场机制和商业资本的成长，甚至为国债市场的发展留出了空间，但皇权往往通过宗室、勋贵、武官、宦官，突破官僚理性，周期性地破坏盐引市场的正常运作。盐业市场上充满了皇权、官僚、盐商之间的博弈，其结果是盐政周期性危机，盐商两极分化，最终少数大盐商与皇权官僚政府在纲法中达成利益均衡。因为没有对皇权的约束和契约、信用机制，这种利益格局无法促成健全的资本市场。段雪玉《16—19世纪两广盐区省河体系的形成及其变迁》探讨了明清时期两广盐区省河体系的形成及其变迁，对明清两广盐区食盐专卖制度提出新解。认为嘉靖、万历时期，两广盐区以广州为总枢纽的省河体系初步形成，清前期，经过整顿，省河体系进一步确立。到乾嘉时期，改埠归纲和改纲归所改革，使零散商埠退出，六柜運商控制了两广盐区省河体系的食盐专卖，构成了19世纪两广盐区新的省河体系。
七、本位和跨界的交融
史学研究的国际化还体现在许多学科展现出了本位与跨界研究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余新忠《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对近代以来的清代医疗史研究进行了回顾，指出中国医史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者的学科构成还是研究取向上都经历了重要转变：即研究者从医学内部转向以历史学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研究内容也不仅是医学理论与技术的演变，还关注社会文化的变迁。百年清代医疗史研究就展现出了从社会史到文化史，从社会到生命的演进轨迹。一些热点和前沿问题提示我们，应该打通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视野和理念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创建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赵中男《开拓宫廷史领域 推动中国史研究》对近年来兴起的宫廷史研究，尤其是明代宫廷史研究的成果做了介绍，认为宫廷史研究具有将文献、文物、遗迹等集于一身的综合性，对于宗教、中外文化交流、文学艺术、司法、工艺、建筑、区域史及民间历史等研究均有促进意义。赵现海《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学者的长城研究、时代背景与“长城区域史”的提出》在回溯20世纪以来国内学者长城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讨论了长城研究观念、方法的变化与发展，提出了“长城区域史”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将长城沿线作为一个相对整体性的区域，考察其与国家政治、周边社会的多维关系，尝试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长城解释体系。常建华《清朝刑科题本与新史学》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刑科题本中的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与新史学研究的关联进行了分析，指出早期刑科题本研究主要在于经济社会史，探讨土地制度、租佃关系、地租形态、地主剥削形式、农民反抗斗争，并集中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80年代以后发生了社会史研究转向，着重研究社会群体、婚姻家庭、人口等问题；最近则转向生活史以及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周金泰《物质文化史、全球史观照下的中国古代博物学史学科——“物”研究的比较、启发与回应》对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新兴学科——中国古代博物学史所涉及的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认为物质文化史和全球史在物研究上的方法论存在差异，但皆可为中国古代博物学提供启示。张朝阳《秦汉中国与罗马帝国比较研究综述与动态》对秦汉中国与罗马帝国比较研究的情况做了梳理，指出21世纪后，由欧美学者倡导，开始出现一些跨领域研究的合作团队，并围绕这个话题召开了数次比较研讨会，使之成为一个受到学界关注的新兴领域。
八、其他专题论文
除了以上几类外，还有多篇专题论文的研究视角和结论值得关注。
苏家寅《酋邦、阶等社会与分层社会以及早期国家的比较研究》从概念辨析入手，对酋邦、阶等社会、分层社会、早期国家这些常用的关于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的源自国外学术界的概念进行了比较。他认为酋邦等理论同时受到古典进化论与新进化论学派的影响，并试图调和两者关于早期社会复杂化的解释；从阶级关系发展水平看，酋邦、阶等社会、分层社会、早期国家实际上处在同一阶段，同属于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但尚未趋于激化的阶段。其向这一阶段之后的国家社会的过渡，表现为一系列连续的量变而非质变的过程，在此期间形成了复杂程度各异的社会组织形式。谷更有《唐宋时期“人鬼神”三位一体村落家乡的构建》探讨了唐宋时期村落“家乡”观念的建构，认为村民的概念包含现世的家庭、家族，以及往生的祖辈和未来延续家庭和家族血脉的未世子孙；村落既是现世村民的居住地，更是往世祖辈的阴居地，祖宗亡灵对现世村民起到庇佑的作用；村民们相信其生活的吉凶祸福与管理他们地域的神祇紧密相连。因此，村落家乡的建构是“人鬼神”三位一体的。
陈时龙《明代余姚科举中的<礼记>和<易>》考察了明代科举最发达地区浙江余姚的众多科举家族子弟选择本经的方式和结果。文章采用典型案例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认为明代余姚县士子经历了从专精《礼记》向专精《易》的转变，至嘉隆年间达于最盛，而《尚书》的崛起则是在入清以后。梁曼容《尴尬的历史际遇：明代藩王的政治诉求及其精神出路》剖析了明代藩王群体在当时政治生态中展示其政治诉求及寻找精神出路的情况，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明代宗室制度和贵族政治的存续状态进行审视。结论认为，明代许多藩王流露出较强的政治诉求，当政治抱负无法施展时，则寄情于佛道，陷于尴尬处境，这种处境是明代帝制架构与政治格局的必然结果。李谷悦《丘濬的“海运战略”构想——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关注明臣丘濬《大学衍义补》中提出的“海运战略”构想，认为这种表面上以海运补河运之不足的主张，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战略层面的考虑，也是之后明廷海运之议的重要依据。这一战略构想由于弘治时期的政治环境、国家的现实需要，以及在学理和构思上的问题，终明一世未能实现，其对后世的影响及引发的讨论也颇为复杂。朱曦林《黄景昉<国史唯疑>探微》细致梳理了明人黄景昉《国史唯疑》的史源、内容和撰写意图、方法，指出黄景昉深受明中叶以降实证史学思潮的影响，对史事的考辨表现为详证存疑、据实而论、不擅褒贬，因之使得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刘训茜《乾嘉时期的经世之学：毕沅<墨子注>之著述背景及用意》认为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注解《墨子》并非特為注经，而是有经世之意，通过对毕沅著述动机的分析，可见乾嘉汉学与经世之学并非截然对立。
评论与反思是学术进步的动力之一，在历史学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更是如此。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就是以对传统史学局限的反省为基点，以社会思想文化的开放为机缘，奠定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理念基础。80年代围绕“史学危机”的讨论，也具有对新史学近80年的发展进行反思的含义，虽不及20世纪初新史学形成时期的反思宏远深刻，毕竟也是促成中国历史学从教条主义和封闭性研究状态走向开放发展的动因之一。当下中国历史学反思的基本时代背景是，中国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国际化的学术，要求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思考自己是否已经以相应的心态、观念、水准和方式在从事研究。毋庸讳言，中国史学研究当下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研究群体、论著数量、项目资助规模而言的，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尚少，在历史研究根本理论和历史阐释模式层面的借鉴多于创建，中国历史一些重大问题的话语陈陈相因而缺乏新意。此类会议应该会有助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进一步正视这种情况，以更自觉的方式融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学术共同体。
这次会议的另一重意义是展现了跨越狭小研究领域相互交流的意义。断代与通史视角的结合，域内和域外视角的互视，义理与实证的辨析，跨学科研究与历史学自我意识的交融，皆有可喜的收获。中国古代史研究需要理论和方法的高度自觉，本次会议中，既有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有关于中国古代史新阐释体系建构的尝试和评析，也有许多研究本身并不直接讨论理论和方法，却也体现出理论方法的高度自觉。中国史家在文献占有方面其实已经远超域外，若能在理论与方法层面多有建树，举世学术界当刮目相看。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半为中国古代史领域的资深专家，半为来自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青年才俊，实际上实现了一次跨代际的学术对话。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新老学者的共同努力，而新人当有更大的担当，青年才俊的崭露头角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新境界的希望。
（责任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