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
提 要：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重视商品流通，从自然资源、社会生产与商品流通的角度，清晰阐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和商业的重要性，提出农虞工商并重论；从人心人情的本性出发，从商业与财富的功用出发，高度评价商人的正当经营和经商致富行为；从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高度，提出一系列商业伦理与商业思想。司马迁的商业商人观殊少被官方采行，但《货殖列传》中的不少大商人，被后世奉为经商鼻祖，其阐发的很多商业、致富、民生思想，多为后世所肯定。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商业思想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1.008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是正史第一次为商人立传的名篇，充满中国早期的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全面地阐发和反映出了作者对于商业、商人及财富的观念，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描摹，也被后人反复引述。这些商业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深入总结，珍视理解。
一
司马迁眼光独到，为王侯将相立传的同时，为先秦以至汉代中期的历代大商巨贾立传，树立了传颂千古的商业鼻祖，赋予商人应有的历史地位，也为后世留下了较为集中的商人经营活动资料。
司马迁先为先秦时期的列国大商人8人立传，继而为汉兴以来的富商立传。两部分都是先概述各地区的经济特产状况和风土人情，然后列叙人物。
计然。相传是葵丑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有说是范蠡之师，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算”；也有说范蠡所著之书名《计然》，恐非。所谓计然之策，其宗旨是“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意为知时所用之物。若此，则万货之情而得而观之。第一要懂得天时变化，其规律是可以掌握的，农业产量呈现出短期波动、长期循环的特点，如能预测丰歉水旱，就能预测商品供求变化的长期趋势；第二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判断价格的涨落，“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及时买进和抛出，经营就能获利成功；第三，国家要用调节供求的经济办法来控制物价，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之内，以对产销双方有利，防止谷贱伤农和影响商人的经营利润；第四，经营者要十分注意商品的质量，贮藏货物“务完物”；第五，要注意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1司马迁认为吴国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观兵中国，正是用了计然之策。
范蠡。居陶，择人而逐时，治产居积，从而“三致千金”，经营屡屡成功。
子贡。端木赐，废著鬻财，经商致富，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并以雄厚的财力使孔子之名布扬天下。司马迁认为能使孔子之名布扬于天下者，正是子贡之力，此所谓得艺而益彰者乎！子贡恐怕是历史上第一个将从商与为官成功结合的典型。
白圭。魏文侯时人。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用计然之术经营得法。其人“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其经营策略谓：“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1于此，司马迁大力崇扬商人应该具备的智勇魄力和机变能力。
倚顿。用盐起家。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乌氏倮，以畜牧富，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擅丹穴之利数世，秦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其筑女怀清台。2司马迁以乌氏倮和巴寡妇清为例，能“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司马迁为之立传的前四位大商人，均以独特的经营方法长袖善舞，活跃在商业流通领域；后四位商人，则均以特殊行业独擅其利。孔子批评子贡的货殖活动，说他“不受命”，司马迁则说，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3不但肯定赞扬子贡的经营活动，而且看到了子贡经营成功后对孔子游说列国所起的作用。司马迁表彰先秦时期计然、白圭、范蠡、子贡等大商人，很值得深深体味。梁启超认为西方有富国之学，中国自古言学派者，未有及此，太史公立传赞颂其言行，知先秦以前实有此学，“若以治今日之中国，拯目前之涂炭，则白圭计然，真救时之良哉”。4太史公记这些大商人，如越国用计然之术而跻身五霸，将白圭之术比作伊尹吕尚之谋、孙吴兵法、商鞅行法，子贡聘享诸侯与列国君主分庭抗礼，其主张，其实效，其地位影响，实毫不逊色于同时期任何学派。
司马迁为当世贤人且至富厚以经营之术起家的商人立传，作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典型，共有12人。
蜀卓氏。被秦国迁徙，抵达临邛之地，铁山鼓铸，运售各地，富厚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被徙之人，也在临邛从事鼓铸，贩售各地，富埒卓氏。
宛孔氏。梁人，被秦迁到南阳，发扬旧业，大力鼓铸，治陂池，终至连车骑，游诸侯，因商贾之利而有名于游闲公子间。又因此而获得厚利，远超一般经营之人，故南阳行贾纷纷效法孔氏。
鲁人曹邴氏。也以铁冶起家，富至巨万。而且父兄子孙数代人，俯仰取予，“贳贷行贾遍郡国”。至此，司马迁论商业的影响：“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5
齐地刀间。收容奴虏，使之追逐渔盐商贾之利，大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6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师史。利用洛阳居在齐秦楚国之中的有利地理，从事经营，“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7故师史至富至七千万。
关内宣曲任氏。当秦败时，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藏仓粟。当地缺粮，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尚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大力田畜。田畜人争取甲价，而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任公仍家约，非串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表率，故富而主人器重之。
边塞负责斥候之卒桥姚，马牛羊粟无数。吴楚七国兵起时，用钱孔急，子钱家以为侯之邑国在关东，胜负成败未决，不肯出贷，只有无盐氏出了千金贷，其息十倍。吴楚平，无盐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诸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等，也巨万（此3人只有姓而无事迹）。
司马迁用这些事例说明成功的经营之术。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1
司马迁最后列举“诚壹之所致”的9种行业9人：从事田业的秦，掘（拙）业的田叔，博戏的桓发，行贾的雍人乐成，贩脂的雍人伯，卖浆的张氏，洒削业的郅氏，胃脯的浊氏，马医的张里。2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传的商人，诚如李埏先生所说，是有选择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其标准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3在《货殖列传》叙述汉代当世的大商人后，司马迁又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述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4“很显然，司马迁为之立传的商人必须是一不害于政，二不妨百姓，三能取予以时从而获息增加财富之人。这些人，是布衣匹夫之人，而不是贵族、官僚以及武断乡曲之人；是通过经营获致富厚的人，而不是凭藉身份作奸犯科以超经济手段获得权势的人；是与时俯仰大获成功中之少数卓荦异常之人，而非经营成功的普通富豪。5司马迁的这种思想，被人评为“前所未见的新思想、新观点”。6史马迁为这样的商人立传，充分反映出了他的商人观和商业伦理观。
二
司马迁重视商品流通，从自然资源、社会生产与商品流通的角度，清晰阐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和商业的重要性，提出农虞工商并重论。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首先比较《老子》的社会理想与三代以来的社会实际情形，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社会治理和发展思想。7即是对于人心均有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艺能之荣的心理，高明的统治者是顺应利用之，其次是引导之，再次是教诲之，更次是调节之，最下则是与民争利，或者限制抑制之。
紧接着，司马迁叙述全国的自然资源和地利情形，指出各地的自然之利，“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8这种自然之利的开发利用，并不需要统治者政教发征聚敛，而只要人们各尽其能，各竭其力，即能实现。所以物贱时求贵，贵时求贱物，各劝其业，各乐其事，犹如水之趋下，一刻不停，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乐趋，这正符合自然之道，正是自然之验。司马迁将人们依据自然资源和地利情形各竭其力的行为，由市场通过价格自发调节达到一个较为均衡状态的情形归结为“自然之验”。
接下来，司马迁开宗明义，先引用《周书》所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称此四者是“民所衣食之原”，9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此贫富之道，不能予取予夺。此四者，巧者，利用得好，则富饶有余；拙者，不善利用，则贫乏不足。司马迁而后援引齐国致强称霸的例子，先述太公望所封的营丘，盐卤之地，人民鲜少，太公勤其女红，尽其技巧，贩卖鱼盐，以致人们辐凑而至，成为冠带衣履天下、吸引人前往趋利的重地。后来齐国中衰，管子采用调节钱币之法，富国强兵，终至桓公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由齐国的事例，司马迁引用《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名言，强调“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则好行其德，小人富则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山深而兽往，人富而仁义附。总之，富者得艺益彰，失艺则客无所之，因而不乐，更加穷困。于此，司马迁总结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1即使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且患贫，何况匹夫编户之民呢！
如此，层层递进和展开，缜密地阐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和商业的重要性，农虞工商各其有重要地位，缺一不可。司马迁以前的思想家论述“富”和“利”，多是从一般原则或国家的观点提出问题，“没有从个人以及农虞工商各业如何经营致富的问题进行考察”，“在这个问题，司马迁可以说是第一人”。2
三
司马迁重农重商，通过介绍历代大商巨贾的经营过程与特点，高度评价商人的正当经营和经商致富行为。
司马迁以是否富厚来看待平民百姓之治生。各地利用自然之利，业农艺业致富之人，“皆与千户侯等”。这样的人，不窥市井，不行异色，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相反，如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而应感到惭耻。从事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应该是贤人所勉励之事。所以司马迁总结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司马迁本富、末富、奸富之论，并不是否定末富和奸富，而是认为能求本富最好，其次是末富，奸富也不排除。其中心意思是：“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3司马迁发展《尚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的观念，认为因贫不能养赡父母不但不孝，而且足堪羞耻。
司马迁总结“诚壹之所致”的功用，《史记·货殖列传》载：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4
在这里，司马迁对各种行业，并不作道德评判，而惟以是否达到求富目的为评判标准。
四
司马迁思想敏锐，从人心人情的本性出发，从商业与财富的功用出发，充分肯定富商巨贾的正当社会功用与积极影响。
司马迁叙述各地自然地利与风土人情之关系。关中；巴蜀；三河；西北；邯郸；燕地；洛阳；齐地；邹鲁；江淮；楚；越；南楚；岭南。于此，司马迁阐明，统治者应该了解民情风俗，善用地利，选择或听任百姓是业农还是经商，选择谋生之方。清楚地阐明了自然地利与民情风俗、生产生活方式及经营行业的关系。
司马迁从荀子的人性论出发，5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认为农虞工商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求富益货”活动，是来源于人类的基本欲求和较高欲求，是人之情性所致，“不学而俱欲者也”。6司马迁展示了社会各业求利求富的一幅宽广的图画，举凡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于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均是为了求得富厚，廉吏、廉贾之行，也是为了取利获致富贵。社会各界如壮士攻城，斩将搴旗，不避汤火之难，是为了重赏；里巷少年，任狭兼并，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为了财用；赵女郑姬，梳妆打扮，目挑心招，不择老少，为了奔富厚；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为了富贵；犯晨夜，冒霜雪，不避艰险，为了得味；斗鸡走狗，必争胜，为了不失重负。他如医方技术之人，为了收入，吏士舞文弄法，不避刀锯之刑，是贪贿赂；农工商贾畜长，本来就是求富益货者也。社会各界为求富求贵，必不遗余力。整个社会就如谚语所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1
司马迁赞扬商业与农工等他业一起，“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2并肯定孔子周游列国得以成行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弟子子贡将经营所得予以资助的结果。
所以班固在《汉书》中批评他“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3班固的说法，其实只说出了司马迁描述商人行为的表面现象，司马迁实际上是要阐明：士农工商以至社会百业，并无高下尊卑之分，均不可或缺；各业应该充分利用自然地利客观条件，利用一切方法和手段，使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流通运作起来，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商业居于经济流通的末端，收效最为明显最为迅速；无论何业，只要坚持，持之以恒，必能收“诚壹”之功效，若是因循消极，懒惰无所作为，不思进取，而终岁贫乏穷困，仍侈谈仁义，那就极为可耻。因此，司马迁其实是在总结求富之路谋生之方，而并不轻视贱业，羞耻贫困，并不“崇势利而羞贱贫”。
五
司马迁高屋建瓴，从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高度，提出一系列商业伦理与商业思想。在士农工商“四民”的社会功用上，司马迁引用《周书》所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称此四者是“民之衣食之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此贫富之道，不能予取予夺。《管子》将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业，也是四等，而且等序不能变动，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4但司马迁所主张的四业，既无本末之分，也无尊卑高下之别，均有其相应地位，均应充分发挥其作用，而且可以变动，任时择业。较之《管子》，无疑更进一步。
在财富与道德行为的关系方面，司马迁强调《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提出：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艺而益彰，失艺则无节操而言。
在人的求富动机方面，司马迁认为，整个社会如谚语所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求富是人之情性，不学而俱欲者也。社会各界虽然从业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但为了求富求贵，必定不遗余力，宗旨则一。司马迁认为，即使在等级社会中，人们谋求富裕的机会却是均等的。
在对待财富的人生态度方面，应该尽其所能，去追求富厚，如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而应感到惭耻；“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因此，无论何业，均应虔诚一心，孜孜追求，以实现“诚壹之所致”。5
在追求财富的成效方面，提出各业致富的回报率。司马迁认为，农虞工商四业，皆是本业，“衣食之原”，缺一不可，但“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要摆脱贫困谋取财富的成效和速度，营商是为突出的。司马迁强调，即如谚语所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一般人视为末业的商业，恰恰是贫者之所资，更是谋生求富最有效率的行业。这是因为，从事商业贸易，货款回笼快，资本能迅速赚回本利，周期越短，次数越多，国内贸易的本利，“大都每年能赚回一次，甚至三四次”，1而农业就不可能。斯密甚至说，“我们常常看见一种白手成家的人，他们以小小的资本，甚至没有资本，只要经营数十年制造业或商业，便成为一个富翁。然而一世纪来，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在欧洲简直没有一个。”2斯密关于商业致富的奥秘，早在近两千年前，就由司马迁揭示了出来。
在对待商业和商人的态度方面，司马迁主张“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对农虞工商各行各业最上之策是任其自然发展，其次之法是因势利导，因民之利而利之，再次之策是教诲限制，最下之策是与民争利、垄断专利。司马迁反对汉武帝时采用盐铁官营等专卖垄断政策和征收重税的商业政策，更反对实行抑制削弱以至打击惩罚商人的算缗弊政。司马迁甚至说因势利导之策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3言下之意，若有违拗，恐会付出代价。
在经营方法和经营理念方面，推崇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之法，推崇“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说“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4也即强调发挥货币的流通作用，加速资金周转。巫宝三先生认为，“如果以司马迁的货殖学说与亚里士多德的货殖学说相比较，他们在无限度的增殖货币财富的论点上，可以说是一致的，但司马迁论述财富的增殖，不像亚里士多德限于货币，还包括生活用品等实物，也不像亚里士德那样仍然没有摆脱伦理规范的束缚”。5
因此，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述赞》中论《史记》：“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市邪赢。白圭富国，计然强兵。倮参朝请，女筑怀清。素封千户，卓郑齐名。”6
近代思想大家梁启超先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深有感触地说：“《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论（指“富国学”——引者）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义，千年湮没，致可悼也。”7当代经济史家学巫宝三认为，司马迁提出的求富是人之情性，农畜工虞等均属财富范畴，农虞工商同样重要，发挥人的积极性就能积累财富等原则和学说，“应该说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最具有创新性的”，“关于重工商的思想，不独先秦诸子没有一个可以与之相比，即使西汉思想家也是如此”。8因此，司马迁的商业商人思想，不仅较之前人和时人迥出其上，9而且较之后人，也显示出卓异之处。
司马迁以后，只有东汉的著名史家班固，在其撰作的《汉书》中，同司马迁一样，也为商人立有专传《货殖列传》，10但班固对商人的评价却十分低下，对商业的认识则大大落后于司马迁。《史记》为历代商人立传，是要颂扬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肯定其正面的地位。班固《汉书》的《货殖列传》，入传商人绝类《史记》，甚至袭用《史记》原文，但立意完全不同，而是要“列其行事，以传世变”，11从中悟出商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与消极作用。《汉书》在司马迁传中，批评太史公“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12因此，班固在《货殖列传》中，总论以《管子》士农工商四民序列为切入点，先说周室衰弱之时代，“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既说到了齐桓、晋文公之后，《汉书·货殖列传》载：
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唅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繇法度之无限也。1
全社会重商、商人活跃的结果，是礼乐大坏，上下失序，国家异政，家庭殊俗，以下犯上，僭越无等；是难得奢僭之货得以流通，奇技无用之物得以生产，官吏治政者反道而行，全社会贫富不均，的饰变机诈者衣锦食肉，守道循良者啼饥号寒。司马迁在总结各种致富的正道与奇胜之术后，认为“皆诚壹之所致”，而班固撷取《史记》中的同样事例，叙述历代大商人的致富过程，最后却得出“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的结论。2
司马迁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是要高度评价商人，使人充分认识到商人的价值。班固为商人立传，班固《汉书》的《货殖列传》，入传商人绝类《史记》，甚至袭用《史记》原文，但立意完全不同，而是要“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从中悟出商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与消极作用，使人意识到商人颠覆社会的破坏作用，两者异若参商。班固对西汉中后期豪商巨贾乘坚策肥、交通王侯的强大势力有着深切体会，只看到了商人势力的强大对社会等级秩序带来的冲击，导致的贫富兼并两极分化，但他无视商业和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完全否定商人的社会价值，较之司马迁，在社会人文观上，倒退了一大步。以后历代官修史书，更不为商人立传，较之司马迁，观念似倒退了不少。
巫宝三先生说：“在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司马迁能突破传统教条，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认识增殖财富的必要，提出‘法自然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则，不能不说他不但在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上享有卓越的地位，并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3
六、余论
商人和商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必不可缺的一环，有着极大的进步作用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但往往和其他阶层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确有影响其他经济、腐蚀社会机体的消极、颓废作用。斯密说：“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商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4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托·约·登宁（Thomas Joseph Dunning）在《工联和罢工》中所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引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527年出版的《论商业与高利贷》中说：“但既然商人对全世界，甚至在他们自己中间，干下了这样多的不义行为和非基督教的盗窃抢劫行为，那末，上帝让这样多的不义之财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或者被绑架，又有什么奇怪呢？……国君应当对这种不义的交易给予应有的严惩，并保护他们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无耻的掠夺。”马克思在引用这段话后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1
十分不幸的是，后世主政者大多承接班固的商业观，只看到商人商业消极的一面，二千年中以农为本业，而以商为末业，重农抑末，贱商限商，轻视商业的作用，甚至尽量限制商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直接剥夺肆意摧残商人的利益，或者从社会道德价值判断出发，而忽视甚至无视商业价值，忽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号称“决断精敏”的开封府推官苏轼，当熙宁初王安石创行新法时，上奏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2这种看法，时至清初，还被大思想家顾炎武视为“根本之言”。3
司马迁的商业商人观殊少见到被官方采行，但其在《货殖列传》中立传的不少大商人，被后世奉为经商鼻祖，顶礼膜拜；其阐发的很多商业、致富、民生思想，多为后世所肯定。如“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推崇水旱丰歉掌握贵贱待时而动的计然之策，长袖善舞的子贡，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白圭之术等，为历代商人所崇奉，所运用。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诵之人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观念，为人所熟知。“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真谛，成为历代商人的强大动力。“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末业为贫者所资，似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历代知识人士的论述中随处可见。司马迁提出的财富观，也影响着历代士人。如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就认为，“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4清初思想家唐甄，就面对“自污于贾市”的讥诮，气愤地说：“今者贾客满堂，酒脯在厨，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匮。此救死之术也，子不我贺，而乃以谓诮我乎？”唐甄又因从事牙人之业而遭“耻业”、“近于利”的质问，理直气壮地说：“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一也。”5
司马迁用词典雅，描摹人事，精准确切，形象生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很多精彩描述，成为经典名言，也为后世所不断引用。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等名言，不时出现在历代人士激励经商的论述中。如“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贳贷行贾遍郡国”，往往成为描写徽商、晋商等行商能力的专用语。如“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往往用来描写陕西商人、山东商人的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品格。如“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的观念，往往成为各地地域商人经商的立身依靠和衡量择业是否得当是否成功的尺度。至于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的行为，成为描写后世豪商巨贾的成功典范。如“冠带衣履天下”的描述，后世常用。明万历时杭州人张瀚的《松窗梦语》，描述南京，即称“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6史记《货殖列传》对商人行为的诸多描述，往往成为后世商人墓志铭的画龙点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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