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的王光胜作《<秃鹫碑铭文>译注》提供了刻于公元前25世纪的两河流域早王朝铭文之一《秃鹫碑铭文》的中文译注本，该碑内容涉及城邦、战争、宗教、艺术，是研究古代两河流于历史的重要文献。张若一《论希伯来巨人神话体系——形象、母题及其意识形态观念》认为，希伯来巨人神话形象源自以色列上古传说，以色列很早形成了“以巨人言恶”的书写传统，此类神话是研究以色列民族关于罪恶起源、公义、神学、哲学思辨观念的复合载体。齐虹、徐晓旭合作的《泛阿卡狄亚神祇崇拜》认为，全希腊神宙斯在阿卡狄亚地区被赋予地区特质，成为阿卡狄亚族群和国家象征，潘神不仅流行于阿卡狄亚，也流行于希腊其他地区，戴斯波伊娜则始终是泛阿卡狄亚的地区性神祇。
“拜占庭与欧洲中世纪”栏中，种法胜与王晋新合作的《论864年<皮特雷敕令>——兼析9世纪中叶西法兰克王国的法律形成机制》通过解读该敕令的文本结构、内容，对其产生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制度文化、执行成效等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朱君杙的《论墨洛温王太后弗蕾德伽德的摄政统治》认为，弗蕾德伽德凭借对亡夫财产的占有而拥有赏赐贵族的资本，从而确保了摄政统治的稳固；她能够灵活驾驭主教、贵族，与同宗诸王对抗，为其子克洛塔尔二世后来统一法兰克奠定了基础。
“中国先秦史”栏中，白宏刚的《战国秦国及秦王朝对家臣系统的整合——以简牍所见“家啬夫”、“吏舍人”为切入点》提出，卿爵给设家啬夫起源于商鞅变法时有爵位者可接受门客与庶子的制度；秦国爵五大夫者可有家吏，秦代则拥卿爵者方可；入汉以后需为列侯方可。“吏舍人”、“新地吏舍人”等在秦国、秦代颇为广泛，并有入官途径，但随着官僚制度完善而逐渐消失。卞仁海的《出土先秦两汉文献中的避讳材料述论——兼论避讳的起源问题》认为，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先秦两汉文献中涉及避讳的材料虽可用来进行文史考证，但因早期避讳不严及传抄致误等原因，此类考证必须其他佐证；俗讳起源于原始社会，敬讳萌芽于殷商，形成于西周，风行于秦汉以降。
“帝制中国”栏中，熊永的《秦“收天下之兵”新解》认为，史料中秦“收天下之兵”记载应与秦“堕名城”之举结合理解，二者目的都是为了解除原山东诸侯对秦廷可能构成的威胁，同一政策并未行于其他地区。陈俊达、杨军合作的《辽代节镇体制研究》认为，《辽史》有关节镇体制记述包含不确切处；辽代节度使带本州刺史衔管辖本州，同时加观察使衔统辖支州；这并不意味节度州统刺史州，而是节度使统州。辽代实行的是中央—节镇—州—县管理体制。李谷悦《丘濬的“海运构想”——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认为，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提出的海运构想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设计，对于已停罢海运多年的明朝来说已然构成一种突破，并成为后来议论海运的参考知识，同时也折射出明代四书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吴德义的《屠叔方与<建文朝野汇编>》指出，《建文朝野汇编》收录建文忠臣亲族在“靖难之役”后遭受迫害的详细资料，可弥补正史及其他史籍不足，并直接证实靖难后株连“九族”、“十族”之举确实曾经发生。
“东亚历史文化”栏刊出两篇文章。黄修志《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指出，明大礼议发生其间，朝鲜中宗不断遣使庆贺世宗胜利，这有助于其缓解自身王权困境并促成明鲜关系亲密化；朝鲜王朝后期多次出現旁支继承王位情况，使“大礼议”一再成为朝鲜王朝的政治参照；丁若镛等人对“大礼议”的反思颇值关注。张光宇的《朝鲜王朝正祖君臣的“宋史”认识与<宋史筌>之修撰》指出，《宋史筌》是朝鲜王朝正祖主持根据元修《宋史》而改修的唯一一部纪传体宋史，前后历时约20年，成书150卷，在文化和史学史方面皆有重要意义。
“学术通讯”刊出了李媛撰《“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学术研讨会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