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周代金文所见由“族氏名+长”或“族氏名+旁”构成的人名形式，其中的“长”和“旁”大概都是表示贵族身份的特定称谓，具有相应的继统意义和宗法内涵。“族氏名+长”不仅可以指家族内部具有家族长或宗子身份的贵族个体，在有关人称转化为氏名的情况下，“长”亦可视作大宗的代名词。至于以“族氏名+旁”为称者，应是指家族内部无继统权力的支子，其内涵相当于文献中的“侧室”或“余子”，同“别子”具有相近的宗法意义。
关键词：金文；人名称谓；长；旁；宗法制度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3.007
人名称谓是商周家族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社会地位、组织形态等诸多问题，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例如人们熟悉的伯、仲、叔、季等排行名，就不仅起到标识周代家族内同辈之间长幼关系的作用，同时也是当时盛行的宗法制度的一种典型表征，有助于研究者认识当时贵族家族内部的等级结构。1再如商周金文中常见的“小子”，乃是相对于贵族家族长称“子”而言，其内涵即分族或小宗之长，故这类称谓本身便体现了浓厚的宗法色彩。2
饶有意思的是，仔细爬梳商周金文材料，不难发现当时人名称谓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用词，如本文所要讨论的“族氏名+长”和“族氏名+旁”结构中的“长”、“旁”，似同样可以用作贵族身份的区别标识。今不揣谫陋，试对有关词语的用法及其宗法内涵加以探赜，权为管窥之论，不妥之处，敬祈方家同好共商榷之。
一
探讨“族氏名+长”和“族氏名+旁”这一人称结构中的“长”、“旁”内涵，具有对比意义者首推两件西周早期的昜族铜器，即：
昜长作。（昜长鼎，《集成》1968）昜旁曰：叔休于小臣贝三朋、臣三家。对厥休，用作父丁尊彝。（昜旁簋，《集成》4042、4043）“昜长”与“昜旁”在称名结构上基本相同，其中的“长”、“旁”二字，无外乎用作贵族私名或特殊身份称谓两种可能。欲辨明其具体内涵，还需联系其它金文资料。宋人著录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高卣盖铭（《集成》5431）云：
唯十又二月，王初旁（），唯还在周。辰在庚申，王饮西宫，烝。咸釐，尹赐臣雀、僰，扬尹休。高对作父丙宝尊彝，尹其亘（恒）万年受厥永鲁，亡竞在服，?长其子子孙孙宝用。亚。
卣铭整体铸于“亚”字形框内，体现了浓厚的商文化色彩，从使用日名的角度判断，器主应该是一位商遗民贵族。细绎文意，可知器主私名曰“高”，因受到上级“尹”的褒奖而感到荣耀，于是铸造了一件祭祀父丙的铜器。该铭终句的“?长其子子孙孙宝用”一语，貌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刘昭瑞先生认为，“?长”三字疑为族氏名，当移至铭末。1甚是。其中的“?”每用为国族名号，或增益“侯”字作“?侯”，习见于商周金文。其外部通常缀有“亚”字形框，并与“”构成复合氏名，作“亚?”或“亚?侯”字样，说明?族属于“”的分支族氏。2殷末黄组卜辞尚有“王于?侯缶（次）”的记载（《合集》36525），可见?族之长俨然已受封为侯，与晚商金文所见的“?侯”名号完全吻合。不过，?族入周之后的境遇却与先前迥然有别。目前所见，西周早期的“亚?”铜器主要出土于辽宁喀左北洞村窖藏、北京顺义金牛村及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且往往和燕侯家族器物伴出，3其考古学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4喀左北洞村窖藏出土的方鼎铭文（《集成》2702）称器主职事为“有正”，因有勋劳而受到“”的赏赐，其上即缀有“亚?侯”字样。西周早期的亚盉铭（《集成》9439）云：“亚?侯。匽侯赐亚贝，作父乙宝尊彝。”则生动地揭示出?侯家族服事于燕国公室的史实。李学勤先生指出，周初燕地铜器上的“?侯”实用作族名，其族乃商代?侯的支裔。5洵为卓识。可以想见，正值东土氐定、召公建燕之际，周人大概像对待其他商遗强宗一样，也对归附的?侯家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其中随召公建燕而北播者，身份殆与鲁“殷民六族”、卫“殷民七族”相若。6尽管燕地出土?器上依然标识有“?侯”字样，但此时的“?侯”实际已由职事名转化为纯粹的族氏名号，换言之，西周以后应该仅有“?侯”之族，而无出自族的?侯之国。7
明确了上述问题，便不难对“?长”这一称谓产生新的认识。以器铭风格观之，高卣器主在使用“亚”字形框和日名等方面，均与“亚?侯”器群存在相同特征。详加对比可知，彼此名号上的差异仅在于“?”后一字，卣铭作“長”，而前者一律作“侯”。8由此看来，高卣属于入周以后的?族孑遗之器，当无疑问；而“?长”和“?侯”在称谓形式上，显然亦具有某种等质性。考虑到周初金文的“?侯”乃是族名，故“?长”同理也应视作“?长+”的复合氏名形式。
进一步说，卣铭的“长”既然与“侯”处在相同的构词位置，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或承袭性，就很值得人们深入思考。按“侯”是商周时期最为常见的一种诸侯称号，普遍具有王朝派驻边域的外服军事职官之性质。1如前所述，殷末?侯之族入周后业已沦为周人附庸，其家族长当无赓续诸侯职事的可能，然则揆情度理，周代该族成员对昔日“?侯”名号的持有和使用，自然也就难以为继。因此，高卣器主不著“?侯”字样而改称“?长”，殆由于?氏家族已不再担任“侯”的职守，故不得不改弦更张，转而采用“?长”来标识个人及其所出之族在?氏宗族内部的特殊地位。由是观之，“?长”、“昜长”这一系列称名形式，就不仅具有单纯的区别作用，同时也被赋予了相应的宗法内涵。
众所周知，周代贵族成员在其家族内部普遍以排行名为称，曰“伯”、“仲”、“叔”、“季”。《白虎通·姓名》有云：
伯者，长也。伯者，子最长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適长称伯，伯禽是也；庶长称孟，鲁大夫孟氏是也。2
所谓“適长称伯”，即各代嫡长子皆以“伯”为称，如周公元子曰“伯禽”、卫康叔之子称“康伯髦”，3其例甚夥，不烦枚举。由于称“伯”者在族内同辈中具有嫡长的身份，因而在宗法制度下，其人普遍会顺理成章地担任本族宗子，并有权承继所在宗族的世系及承袭相应的职官、领地和财产。4
通过对比可知，“?长”、“昜长”等词与“族氏名+排行名”的称谓形式其实颇具共通之处。按“长”有元子、首子之义，相对于其余诸子而言，前者应首先视作区别同辈的行第标识，这和嫡长称“伯”有别于“仲”、“叔”、“季”者，实可谓别无二致。另一方面，“族氏名+排行名”这类称谓在一定条件下，往往也会转化为原宗族下某一分族的氏名。如西周金文中的“井叔”（《集成》356）、“虢叔”（《新收》1—8）和“虢季”（《集成》661、《集成》683、《新收》9—15）等，就是在本支族始祖的排行前冠以大宗名号作为氏名。5对此现象，李曦先生曾凝练地指出：
当然，某伯、某仲等等，首先指的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由于这个人身为宗支之长，他的宗支就会因对他的称呼而得名。如果一个宗支演变为宗氏时，宗支名就有可能被沿用为宗氏名。一些作为氏名使用的某伯、某仲、某叔、某季就是这样来的。周代兄弟共氏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用伯、仲排行称谓来区别宗支，确定大、小宗的名分关系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6
从理论上讲，倘若一个贵族家族在发展过程中陆续分衍为若干支族，则原先用于区别同辈行第的称谓，便同样不能排除转化为各分族氏名的可能性。
1961年，江陵万城出土一批西周早期青铜器（个别器物具有中期早段风格），学界普遍称为“北子”器群，其铭文即可提供一些积极证据：
1北子。（北子甗，《集成》847）北子，。（北子鼎，《集成》1719）蓼作北子柞簋，用2厥祖、父日乙，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蓼簋甲，《集成》3993）蓼作北柞簋，用厥祖、父日乙，其万年子子孙孙宝。（蓼簋乙，《集成》3994）就“北子”而言，过去学界多将“北”视作国族名号，并与邶、墉、卫的“邶”相关联，不仅在地理上难以讲通，也无法解释署名“北子”之器数地并出的现象。李学勤先生从宗法角度对“北子”名号加以诠释，妥善解决了人名称谓和器物出土地之间的分歧。3近来，黄国辉先生通过器组所见人物关系的勾勒，进一步印证“北子”即“别子”之说。他认为，“北子”器群属商人族后裔，器主即北子柞，身为“别子”的柞已从宗子蓼所在的宗氏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个小宗。4所论可信。“”是常见的商人族名，它与“北子”构成复合氏名来标识分族，可見“北子”此时已非单纯的亲称或区别性称谓，而是由前者演变成为具有血缘标识符号意义的族氏名号。5然则“北柞”这一人名称谓，也就属于氏名“北”加私名“柞”的称名形式。
基于上述讨论，反顾“?长”、“昜长”等称谓的宗法色彩则愈加清晰。根据西周“?侯”家族名号由“?侯”转变为“?长”的事实，可知“族氏名+长”的人称形式可能具有继统意义，其中作为复合氏名组成要素的“长”，大概是从同辈行第的区别性称谓“长”转化而来，用于标识别族之后的?氏大宗，它与“北柞”的“北（别）”在宗法内涵上无疑是相对的。
二
倘若上述推论不至荒谬的话，那么与“昜长”称名结构相同的“昜旁”，则很可能也是由“族氏名+特殊身份称谓”构成的人称。诚然，类似的称名形式在周代金文中并不罕见，例如：
录旁仲驹父作仲姜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孝。（西周晚期，《集成》3936-3938）器主之字曰“仲驹父”，“录旁”作为修饰性前缀，在此起到标识族属的作用。“录”为族名，西周录氏贵族尚有“录子”（《集成》4140）、6“录伯”（《集成》4302）等，这已为研究者熟知。“旁”的构词位置处在氏名和字之间，恐非私名可以解释。按金文所见男子私名与字并存之例，私名通常置于字后，如“伯其父”（《集成》4581）、“曾伯公父穆”（《集成》699）、“曾仲大夫蛕”（《集成》4203—4204）等。参考“陈公子叔邍父”（《集成》947）、“奠楙叔宾父”（《集成》9631）、“奠饔邍父”（《集成》2493）等金文人名来看，窃以为将“旁”视作某种特定的贵族身份称谓，似乎较为稳妥。
“旁”之本义为广大。《广雅·释诂》：“旁，大也。”王念孙疏证：“旁者，广之大也。”7引申而有侧义，《玉篇·上部》：“旁犹侧也，边也。”《左传》昭公十年：“公与桓子莒之旁邑。”是谓齐侯赐予陈桓子近莒一侧之邑。中山王鼎（《集成》2840）铭中有“邻邦难亲，仇人在旁”一语，“旁”即“侧”也。西周中期效尊（《集成》6009）、效卣（《集成》5433）铭文云：“公赐厥（濒）子效王休贝廿朋。”朱凤瀚先生指出，“濒”通“滨”，有旁、边之义，“濒子”可读为“旁子”，也即所谓支子，是指嫡长子以外众子。3所论至确。在战国以降人们的观念和语境中，“旁”往往用来标识个体与同族兄弟之间的位次关系，如《礼记·大传》：
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
又《左传》隐公八年孔疏云：
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4
“旁支”与“别属”内涵相近，是“旁”犹“别”也。所谓“旁支”，亦即家族内部除嫡系以外的各分支族氏。
此外，先秦文献中犹有“侧室”一词，通常用作宗族内部诸支子的专称。5如《左传》文公十二年：“赵有侧室曰穿。”杜注：“侧室，支子。穿，赵夙庶孙。”正义曰：“郑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知侧室是支子，言在適子之侧也。”6寻绎孔疏之说，并依旁、侧互训之理，不难推知“昜旁”同“昜长”似有对言之意，其内涵盖与支子、侧室不无关系。
设若以上所论仅是一种具有或然性的推测，那么，近年陆续刊布的多件昜族铜器及其铭文，则为廓清“昜旁”的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为节省篇幅，同时便于读者参考，不妨择取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器铭列出表一（释文尽量用通行字体）。
表一胪列的昜族铜器，时代俱属西周早期，按器主和祭祀对象可大致分为三组。其中，三件“昜男”铜器为第一组，祭祀对象皆是“父丁”；第二组的作器者为“昜邑”，祭祀对象与前组完全相同；至于昜邑鼎和昜史甗，因其祭祀对象与其他器铭难以系联，故暂且归入第三组。
“昜男”是受封于昜地的低等级诸侯，他为“父丁”制作祭器，并使用“子”的族氏铭文，可见其身份应是殷遗贵族。1值得注意的是，“昜旁”的祭祀对象亦为“父丁”，说明其人不仅出身于昜氏家族，且同“昜男”很可能为兄弟关系。由于“昜男”具有嫡长的继统身份，故可担任昜族之族长，并有权继承“男”的职事；而“昜旁”盖因支子或庶出的缘故，无法拥有继统的权力，所以效命服事于“叔”，从而沦为其他贵族的“小臣”。由是观之，将“昜旁”和“昜长”视作存在关联性的人名称谓，认为前者在含义上大致相当于支子或侧室，亦即《左传》中的“余子”，2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前揭金文人名“录旁仲驹父”，似当理解为录氏别子名曰“仲驹父”者，其支子身份与排行为“仲”适可相互呼应。
至于“昜长”、“昜邑”与“昜男”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还需结合昜国史迹及“昜长”的称谓缘起作一番讨论。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周成王即位之后，唐人作乱，周公灭之，成王遂封叔虞于唐。这个位于“河、汾之东”的唐，其国族名、地名在古文字资料中又常作“昜”或从“昜”之形。3近年刊布的覐公簋铭文云：“覐公作姚簋，遘于王令昜伯侯于晋。”朱凤瀚先生指出，“昜”即叔虞始封的唐，“昜伯”也就是叔虞之子晋侯爕父。4北赵晋侯墓地M31曾出土一件文王玉环，上有刻铭12字，其辞作：
玟（文）王卜曰：我眔（唐）人弘戋（践）人。5
“”字象三足带柱爵形器，即“觞”字初文，在此应读为“唐”。6这里与周人联合伐“”的“唐”，无疑是指叔虞就封前的晋南唐国。只不过商周易代未久，唐人便与周王朝反目，最终难逃国灭的下场。对此，司马贞的索隐讲得甚为详细：
且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于许、郢之间，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今之唐州也。7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语云：“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杜注：“范氏，尧后，祁姓。”8又《左传》文公六年载晋文夫人有“杜祁”者，杜注曰：“杜伯之后，祁姓也。”9既然帝尧后裔的杜伯、范氏俱为祁姓，故学界多主张唐人亦是祁姓。不过，这一说法恐难得到出土资料的支持。西周晚期的叔鼎铭文（《集成》2679）云：
叔樊作昜姚宝鼎，用享孝于朕文祖，其万年无疆子子孙永宝用。
铭文称“叔樊”为贵族妇女“昜姚”作器，用来祭祀自己家族的祖先，故二人实为夫妻关系，妇名“昜姚”是由女子的父家氏名和父家族姓组成。《金文分域编》谓该器出土于山西长治县，1恰与汾域的唐族故地相去不远。由此看来，唐很可能即世居晋南的姚姓古族，而覐公之配与其同姓，显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索隐谓唐“封在夏虚”，表明唐人一度服属于商，并接受了商王的封号，这与“昜男”的殷旧诸侯身份不谋而合。2成王翦唐，旧邦凋零，尽管昜族因“灭国不绝祀”之故，依旧活跃于历史舞台上，但终究無法改变沦为周人附庸的命运。随着叔虞封唐，“启以夏政”，原先位列诸侯的昜氏家族长，自然也就失去了“男”的职守和称号，因而只能改用“昜长”这一称谓来标识身份，以区别于族内的同辈支庶。
“昜邑”与“昜邑”、“昜史”的称名形式相近，其中的“邑”和“史”俱为职官之名。“邑”或相当于“邑长”一类的职事，西周晚期的迁簋铭文（《集成》4296）尝言：
唯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卲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入门，立中廷，右祝迁。王呼内史册命迁，王曰：迁，昔先王既命汝作邑，五邑祝，今余唯申就乃命，锡汝赤巿、冋萋黄、銮旗，用事。
对比金文中常见的“命汝作土”（免簠，《集成》4626）、“命汝作宰”（蔡簋，《集成》4340）等辞例，可知“作邑”之“邑”同样用作名词。陈絜先生认为，这里的“邑”当理解为一邑之长的职官名，3可从。因此，“昜邑”即主管昜邑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殆无疑问。综合祭祀对象、所缀族铭的一致性及周初昜族的历史背景推断，这位同样具有昜氏贵族身份的“昜邑”，其人极有可能正是“昜男”的同辈兄弟。当然，考虑到周初康叔封卫之际，当地的行政主官兼旧族首领沬土曾前往迎迓效命（簋，《集成》4059），所以“昜男”在失去诸侯身份之后，不排除亦被周王朝改命为昜地“邑人”，转而率领宗族部曲服事于唐叔虞。
不难看出，从“昜男”的消亡到“昜长”、“昜旁”的产生，与前述“?侯”、“?长”称谓的演变历程，二者竟是如出一辙，这不仅反映了作为区别性称谓的“长”、“旁”被赋予宗法内涵的大致经过，同时也折射出商周之际殷遗民家族兴衰沉浮的历史轨迹。
最后，通过对“旁”字内涵的讨论，尚可联想到“楷侯方簋盖”（《集成》4139）的释读和理解问题。这件铜器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其上铸有铭文四行33字：
楷侯作姜氏宝彝。方事姜氏，作宝簋，用永皇方身，用作文母楷妊宝簋，方其日受。
从铭文内容和字体风格观察，簋盖的时代当在西周早期。李学勤先生曾指出，楷侯之母为任姓，妻为姜姓，楷是姬姓国，楷侯也就是见载于《左传》、《诗序》的“黎侯”。4这些意见都很正确。不过，李先生将“方”视作楷侯私名，则未免有商讨之余地。
鄙意以为，楷侯与器主“方”大概并非一人。铭文称楷侯为姜氏作器，命之祭祀夫家祖先，可见姜氏应系楷侯之配、楷氏宗妇。所谓“方事姜氏”，是说“方”效命于宗妇姜氏，但其身份亦属楷氏贵族成员，这从他祭祀“文母楷妊”便可得到证实。在宗法制盛行的历史背景下，贵族家族内部的宗法等级界限是非常鲜明的，宗子、宗妇对一般宗族成员通常拥有很强的领导权和支配权，西周金文资料中就有不少典型的例子，如：
1、豦拜稽首，休朕匋君公伯赐厥臣弟豦井五量（粮），赐、胄、干、戈。豦弗敢望（忘）公伯休，对扬伯休，用作祖考宝尊彝。（豦簋，西周中期，《集成》4167）
2、遣伯作爯宗彝：其用夙夜享邵文神，用祈眉寿。朕文考其巠（经）遣姬、遣伯之德言，其竞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乍厥身，念爯哉，亡匄（害）！（爯簋，西周中期，《铭图》5213）
就爯簋的人物关系而言，吴振武先生已指出遣伯、遣姬系夫妻关系，其身份分别为宗子和宗妇，爯的地位当低于前者，可能是小宗之长。1所论甚是。毕竟，在“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祭祀观念下，不同族属的贵族之间似无互作宗器的道理。实际上，周代宗子、宗妇与家族成员间的宗法等级关系，往往也表现为政治化的君臣隶属关系。豦簋的“公伯”和器主为兄弟行，然“豦”自称“臣弟”，而奉“公伯”为君，其族内成员之等级森严即可见一斑。遣伯和爯虽为同族兄弟，但前者在整个宗族内部居于宗子之位，对爯所在的小宗之族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倘若爯及其父考主管宗族内部事务，抑或上代的宗子遣伯先行弃世，2则他们与宗妇遣姬的关系更为密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上揭器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无疑有助于重新审视所谓“楷侯方簋盖”的有关史实及人物关系。楷侯和器主“方”很可能是兄弟关系，其妣即“文母楷妊”。楷侯命夫人姜氏举行祭祀，身为支子的“方”虽无主祭之权，但他直接听命于宗妇，因而不仅得以莅事，还铸造了一件宗器以供祭祀之用。大概为了表明这是宗子、宗妇赋予的特殊权力，器主遂志楷侯作器之事于铭首，以彰显其行为合乎宗法精神和祭祀原则。考虑到“旁”字从方得声，二者古多通用，然则“方”字在此或许亦可读“旁”，其用作支子特定称谓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综上所论，周代金文所见“族氏名+长”和“族氏名+旁”的人名形式，很可能是一种具有宗法色彩的特定称谓。以“族氏名+长”为称者，首先往往是指某族内部具有家族长或宗子身份的贵族个体，在有关人称转化为氏名的情况下，“长”亦可视作大宗的代名词。以“族氏名+旁”为称者，应指家族内部无继统权力的支子，其内涵相当于文献中的“侧室”或“余子”，同“别子”大概具有相近的宗法意义。
[作者赵庆淼（1987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天津，300350]
[收稿日期：2017年11月15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