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城
提 要：汉简邮书刺中，对所传递的各种文书据其内容或形制等而有众多不同的称谓。其中的檄有杨檄、板檄、合檄、单檄、校檄等，杨檄或为书写于以杨木为质材的简牍之上的檄。板檄和合檄相对，经过诸多学者研究，其性质形制基本明确。而单檄也和合檄相对，我们认为单檄即板檄，只不过二者命名的角度不同。校檄，则当为源自将军之下建制为部校的檄书。檄之外，悬泉汉简邮书刺还可见众多对书的不同称谓，主要有以性质命名的皇帝玺书、诏书和军书，以封装命名的绿纬书、皁纬书、蒲封书、苇箧书等。这些文书在传递过程中根据文书的不同特点来命名，涉及传递过程中邮书的内容、包裹封装及批次传送等问题。
关键词：西北汉简；邮书；类别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3.008
西北汉简邮书传递过程中形成的实录文书，称作邮书刺。这些所谓邮书刺中，对所传递的各种官私文书据其形制或内容等而有众多不同的称谓。尤其悬泉置作为西北边塞东西交通要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邮驿传置机构，对所传递的各种文书有着十分丰富详细的记述。下面即以悬泉汉简为主，试对西北汉简所见邮书的类别及有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西北汉简邮书刺中檄的类别
西北汉简邮书传递记录中所见檄的类别主要有“杨檄”、“板檄”、“合檄”、“单檄”、“校檄”等几种。“杨檄”出现较少，见于悬泉汉简以下简文：
（1）出东书八封，板檄四，杨檄三。四封太守章：一封诣左冯翊，一封诣右扶风，一封诣河东太守府，一封诣酒泉府。一封敦煌长印，诣鱼泽候。二封水长印，诣东部水。一封杨建私印，诣冥安。板檄四，太守章：一檄诣宜禾都尉，一檄诣益广候，一檄诣广校候，一檄诣屋兰候。一杨檄敦煌长印，诣都史张卿。一杨檄郭尊印，诣广至。【一】杨檄龙勒长印，诣都史张卿。九月丁亥日下餔时，临泉禁付石靡卒辟非。（Ⅴ1611③：308）1
（2）出西书三封，合檄二，板檄二，杨檄一。九月辛巳，日蚤餔出西界。（Ⅴ92DXT1812②：142）2此“杨檄”一词也曾见于敦煌汉简邮书传递记录中：
（3）南，合檄一，诣清塞掾治所。杨檄一，诣府。闰月廿日起，高沙督印，廿一日受浨。（敦煌汉简2396A）
刑驻、鹿蒲，即付桢中隧长程伯。（敦煌汉简2396B）
（4）□是，杨檄一，督（敦煌汉简2398A）
胡平生和张德芳先生《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以下简称《释粹》）注释曰：“‘杨字意未明，未知是指质材抑或文书性质，自简文看，三杨檄为自下而上及平级官吏之间的文书。”1
按，檄作为古代官方文书之一种，主要用来征召、晓谕或声讨。典籍所见，檄较多地是指用于军事方面的文书。如《说文解字系传》：“檄，征兵之书也。”2《后汉书·鲍昱传》：“使封胡降檄。”李贤注曰：“檄，军书也，若今之露布也。”3
但是从整个汉简来看，檄不仅用于军事方面，而是一种有着更为广泛用途的文书形态。李均明先生将汉简中的檄分为府檄、警檄和行罚檄，并指出：“檄的应用十分广泛，指令、责问、训示、处罚、通报皆用之，涉及面较广。”4
连劭名先生则认为：“木简中的檄书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种用于征召。一种用于司法文书。另外一种用于军事文书，不加封缄，逐级传达，后世又称为‘露布”。5
汪桂海先生全面总结檄之功用，云：“大致来说，汉代的檄可包括或指代这样一些文书：（一）讨伐敌人的檄；（二）发兵诏书，及向天下宣告胡虏投降的诏书；（三）大将向皇帝报告军情的章奏文书；（四）用作符传的檄；（五）郡县等的告急发兵檄；（六）用于征召官员、敕责、下达命令等方面的檄。”6
上述各家对檄的看法都是合乎事实的，所指基本相同。就汉简中来说，檄书主要的用途为征召下级吏员、敕责吏员过错及传达发布指令等。同样地，下级回复收到的檄时也使用檄书。
根据檄书的性质和用途，我们认为“杨檄”的“杨”可作如字解，《说文》：“杨，木也。从木，昜声。”7其本义为一种木名，即现今通常所说的杨树。而从字面意思来看，“杨檄”即为以杨木为质材书写而成的檄。杨木是制作汉简的主要材料之一，因此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可能的。
据西北边塞屯戍汉简发掘报告及有关学者的研究，西北屯戍简牍的制作材料主要有松木、柳木和杨木。如敦煌马圈湾汉简以柽柳（又名红
柳，Tamarix ramosissma Ldb）为主，约占全部出土
简牍的54.1%；其次为杄儿松（Picea Neoveitchii Mast），約占全部出土简牍的31.4%；再次为胡杨（别名胡桐，Popu—lus euphratica oliv），约占全部出土简牍的13.1%。竹简很少，共16枚，约占全部出土简牍的1.3%。8悬泉汉简木简初步鉴定有油松、红松、白杨、柽柳等。其中松木均来源于外地，白杨、柽柳则产于当地。9
夏鼐先生曾对汉简所用之木材，以无字者数片请专家作过鉴定，他取的鉴定标本有：1、青杄，别名杄儿松，学名为Picea Neoveithii Mast，为云杉一属，木材淡白，质轻而疏；2、毛白杨，学名为Populus tomentosa Carr；3、水柳，别名垂柳或垂枝柳，学名为Salix baby Lonicalinn；4、柽柳，别名红柳，学名为Tamarix chinensislour。10
何双全先生则对破城子出土的居延汉简的用料作过全面研究，指出：“就破城子简牍看，所用木材种类有红松和白松、胡杨、红柳等。其中以松木为主，胡杨次之，红柳又次之。三种木材质色不同，断裂有别，使用对象和使用时期也有主次。”1
综合上述发掘报告及相关研究来看，西北汉简的制作质材以松木、柳木和杨木为主，松有杄儿松、油松和红松，柳有水柳和柽柳，杨有胡杨和白杨。
由此看来，“杨檄”之“杨”义为“杨木”，用来修饰“檄”，表示用杨木制作的檄书，是合理的。这种在事物前面冠以该事物所用质材的词语典籍也不乏见，就“杨”字来说如“杨舟”，为杨木制的船。《诗·小雅·菁菁者莪》：“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毛传：“杨木为舟。载沉亦沉，载浮亦浮。”2
既然“杨檄”为用杨木制作的檄书，而西北汉简的制作材料除杨木外还有松木和柳木，因此按理说汉简中也当有“松檄”、“柳檄”这样的称谓，这有待于更多新材料的出土。但是汉简多见“杨檄”者，我们认为其原因无疑和不同材质的简牍应用于不同性质的文书有关。
《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同时指出：“其材质的使用与文书的性质、内容、级别有密切关系。如油松和红松，质细而平，且不易变形，多用于级别较高的各种官府文书、诏书、律令、科品、重要簿籍的书写。白杨、柽柳，质粗而易变形，多用于一般文书的抄写。”3
何双全先生亦认为不同的文书采用不同的简牍材质：“松木，有红白之分……主要用于书写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书，如诏书、律令和都尉、候官下行文书等。诏书和律令必用松木。胡杨……主要用于下级各种屯戍簿册等的书写。红柳……多为契约、司法、爰书、书信等。”4
可以看出，较重要的官府文书都是采用松木制成的简牍，而其他一般的文书及簿籍则使用杨木和柳木简牍。这主要是因为松木质细木坚，又不易弯曲断裂，木材的品质胜过杨木和柳木。而从檄书作为上级官府征召下级吏员、敕责吏员过错及传达发布指令这样一种文书来看，其用于书写的简牍木材应以松木为主。因此，当偶然使用了杨木简牍书写檄书的时候，便在传递檄书的过程中明确记录了下来。这也是汉简“杨檄”仅见数例的原因所在。由此来看，檄用松木简牍书写为常态，似乎没必要再以“松檄”记录。而杨柳木为一类，可能只有采用了杨柳木简牍书写檄书时，才会专门记录下来。
此外，已发表的悬泉汉简所见邮书传递记录中，还见一枚记载有“杨记”的简：
（5）出合檄一，杨记一，皆诣原掾治所。建平三年五月辛酉，日下夕时，县泉御张宫付鱼离置佐郭凤。（Ⅱ90DXT0113②：34）5
这说明不仅檄可以称“杨檄”，而且记同样可以称“杨记”。记是较书、檄随意的文书形式，有官记和私记的分别，官记与书、檄功能相同，但形式更为简略，私记即私人信件。用杨木简牍书写记也符合一般文书使用杨木和柳木简牍的做法。如此看来，“杨”解释为书写文书的简牍所用之质材也是正确的，书写于杨木制作的簡牍上的檄称为“杨檄”，而书写于杨木制作的简牍上的记则称为“杨记”。
“板檄”和“合檄”已见于上引简（1）（2）（3），其在汉简邮书刺中最为常见，研究也最充分。于豪亮先生曾对“板檄”和“合檄”的形制作过探讨，认为板檄“其实就是一般的檄。这是写在木板上的文书，上面不用木板封盖，便于广泛供人传阅，这在古代是应用很广的文书。”而“合檄”，于先生根据合字的涵义，认为：
合檄必然是把文件写在大小相等的两片木板上，然后把有字的一面相向重合起来，再缠上绳子，印上封泥。上面的一片木板必然要写上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这样，上面一片同时也起着封检的作用。因为如此，合檄只能由收件人拆封，不能供人传阅，与内容公开的板檄性质不同了。6
其关于“合檄”的看法具有较大的影响。2004
年出土的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发现了两类形制特别的封检，整理者分别称之为“B型封检”和“C型封检”。其中“B型”为楔形，两端向下倾斜，封泥槽居中，有三道间隔槽（图一）；“C型”为船形，形体较大，文字书写于槽内（图二）。1裘锡圭先生认为所谓C型“封检”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牍，并将其称之为“船形牍”。同时裘先生亦认为B型封检就是用于这种牍的。2可见裘先生认为B型封检和所谓C型“封检”，即船形牍是相配合的。
此后邬文玲先生亦认为此两种封检显现出一种组合关系，即可用契合的方式进行封盖。这种形制更加接近于“合檄”之制。但遗憾的是，长沙东牌楼简牍中的B型封检和C型封检均不能契合，因此无法见到实物原貌。基于此两种封检或可是“合檄”的讨论，并据字形，邬先生进一步将B型封检上“【右检】一封”的释文改释作“【合檄】一封”。3
2010年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中，有两枚自称“合檄”的木牍（图三、图四），但均残损，仅存局部。整理者认为属“函封”。4
何佳和黄朴华先生通过实物比对，断定此两枚“合檄”木牍残存部分当属上述船形牍之左端较厚部分。并认为一件完整的“合檄”，应由其上楔形封检与其下船形木牍相互契合而成。5
至此，我们认为关于“合檄”的性质和形制诚如于豪亮先生所言，并由实物来看，当由船形牍和楔形封检契合而成。只不过此种合檄实物均为出土于内地的东汉简牍，西北边塞汉简之合檄也可能存在只是两块木板相向重合的形态。“板檄”则当是写在木板上，不加封检的檄。西北汉简实物中，常见有文书书写于带有封泥槽的简牍上，不另加封检，其实是文书简牍和封检合而为一。汪桂海先生研究指出：“现在知道有一部分文书就是书于有封泥槽的木简或觚上，不另加封检覆盖，也不用蒲枲约束，径直把封泥捺于刻槽内并抑以印信。”1这种文书简牍和封检合一的檄书，可能就是所谓“板檄”，其和“合檄”相对而言。
谢桂华先生在校释居延汉简释文时，则认为所谓“单檄”，是与“合檄”相对而言的。2“单檄”又见于以下邮书刺简文：
（6）书四封，合檄二，单檄四。
其三封：张掖都尉章，诣肩水、橐他、广地候。
·二月壬申平旦，受界亭卒。
一封：肩水都尉，诣广地候官。 ·合檄一：居延左尉，诣居延廷。辅蚤食沙头。
合檄一：张掖都尉章，诣居延都尉府。檄四：张掖都尉章，诣肩水、橐他、广地候，督蓬史。（73EJT24：26）
（7）北单檄三。其一檄：诣广地，肩水都尉章。闰月壬申日蚤餔官卒□□（73EJH2：53A）
（8）二月十四日，南单檄，诣城官，都吏郝卿印。受沙头卒张诩，人定时（居延汉简505·19）
从简（6）来看，单檄和合檄确实相对，我们认为“单檄”和“板檄”所指其实相同，只不过单檄从数量而言，板檄从形制而言。檄文书写于文书简牍和封检合一的木板上，从形制看可以称“板檄”，相对于“合檄”的两板则是为“单檄”。
“校檄”未有明確解释，见于敦煌汉简：
（9）出南校檄一，玉门关候诣龙勒，居摄元年九月庚戌，日□（敦煌汉简624A）
时，使官卒杜彭行，付止奸卒王翕。（敦煌汉简624B）
“校”在汉代可指军队的一种建制单位，《汉书·卫青传》：“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常护军傅校获王。”颜师古注曰：“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为一校。”3《汉书·胡建传》：“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颜师古注曰：“校者，军之诸部校也。”4据《后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5可知大将军下面可设置五个部，部置校尉一人，为指挥官。
大庭修先生曾对汉代的校尉作过专门研究，云“把校看作是军的一个部、一个单位，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史记索隐》中有‘五百人谓之校的解释。”6
因此“校檄”当指来源于将军下属部校的檄书。简（9）有明确纪年居摄元年（6年），为西汉皇太子孺子婴的第一个年号，这时王莽摄政，代行皇帝之权。汉简中校檄仅见王莽时期一例，可能和王莽喜好托古改制有关。
综上，我们认为出现于汉简邮书刺中的各种檄书的称谓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其或以檄的形制命名，如板檄、合檄；或以数量命名，如单檄；或以书写的简牍质材命名，如杨檄；或从檄的来源命名，如校檄。
二、西北汉简邮书刺中以其性质命名的书
除上述檄之外，西北汉简邮书刺中还详细记录了书的各种类别。这主要出现在悬泉汉简所见邮书传递记录中，其中以文书的性质称谓的主要有皇帝玺书、诏书和军书。
邮书刺中皇帝玺书和诏书，已发表的悬泉汉简各见一例：
（10）皇帝玺书一封，赐敦煌太守。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夜几少半时，县泉译骑得受万年译骑广宗。到夜少半时，付平望译骑（Ⅴ92DXT1612④：11）1
（11）西诏一封，檄二。诏书一封，车骑将军印，
诣都护；合檄一，酒泉丞印，诣大守府；一檄，龙勒守尉业庆印，诣贼曹敞。二月戊子，日入时，鱼离御便以来，即时付遮要。（Ⅱ90DXT0115②：58）2
皇帝玺书也见于金关汉简邮书刺，而诏书汉简较为常见，如：
（12）皇帝玺书一封，赐使伏虏居延骑千人光。
制曰：骑置驰行，传诣张掖居延使伏虏骑千人光所在，毋留，留，二千石坐之。
·从安定道。元康元年四月丙午，日入时，界亭驿小史安以来，望□行。（73EJT21：1）
（13）十二月三日，北书七封。
其四封，皆张掖大守章，诏书一封，书一封，皆十一月丙午起。诏书一封，十一月甲辰起。
一封，十一月戊戌起。皆诣居延都尉府。十二月乙卯日入时，卒宪受不今卒恭，夜昏时，沙头卒忠付骍北卒护。
二封河东大守章，皆诣居延都尉。一封十月甲子起；一十月丁卯起。一封府君章诣肩水。（居延汉简502·9A、505·22A）
简（10）皇帝玺书为下发给敦煌太守的文书，元平为汉昭帝刘弗陵年号。其中“译”通“驿”，可见皇帝书由驿骑传送，快到夜少半时接受了文书，而夜半时已经传递到了下一个驿置，充分说明了交接传递的迅速。而简（12）金关简所见皇帝玺书的传递记录中还附加了一条行书的诏令，其明确规定由骑置驰行，不得有停留，如果停留的话二千石官要坐罪。简（11）（13）所见
诏书则和一般书檄一起，由驿置其他人员或烽燧戍卒传递。可见诏书是按照邮书平常的方式来进行递送的，并不要求和皇帝玺书一样紧急。
军书悬泉汉简邮书刺所见甚多，其应该属于和军情有关的军事文书，如：
（14）入东军书一封。皁缯纬完。平望候上王路四门。始建国二年九月戊子，日蚤食时，万年亭驿骑张同受临泉亭长阳。（Ⅱ90DXT0115①：59）3
（15）入东军书一封。敦煌中部都尉臣鄷上，诣
行在所。绿纬完。居摄二年十月癸亥夕时，县泉邮人
歆受平望邮人邓同，即时遣张歆行。（Ⅱ90DXT0114
③：7）4
（16）入东军书一封，玉门都尉上。建平三年四月癸卯，定昏时，遮要驿吏并受甘井驿音。（Ⅱ90DX
T0214②：266）5
（17）入东军书一封，玉门都尉上。建平三年四月己未，夜食时，遮要厩吏并受甘井驿苏利。（Ⅱ90
DXT0214②：239）6
（18）入东军书一封，使者解君上。建平三年闰月癸巳，鸡中鸣时，遮要驿吏并受甘井驿吏音。（Ⅱ
90DXT0214②：267）7
上引5简均为东行的军书，王路四门即公车司马，王莽篡汉后，于始建国元年（9年）改制，改公车司马为王路四门，公车司马为卫尉属官。公车在汉代为日常接受臣民奏书的机构，有公车司马令丞总领天下送呈至公车的奏章。《汉官仪》云：“公车司马令，周官也。秩六百石，冠一梁，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8行在所，即天子所在之处，在此代表皇帝。《汉书·武帝纪》：“征诣行在所。”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蔡雍云天子以天下为家，自谓所居为行在所，言今虽在京师，行所在至耳。”9
其中简（14）上公车司马的军书封装为“皁缯纬”，而简（15）上天子的军书封装为“绿纬”。简（16）（17）（18）所记东行军书也都为上书，且均为建平三年（11年）所上，建平为西汉哀帝刘欣年号。其中简（16）（17）所记军书均为玉门都尉所上，且时间均为建平三年（11年）四月，一个月内玉门都尉接连上军书两次，或许说明当时边塞军情紧急。从以上有关军书的简文可以看出，军书都是上书，封装可以是皁缯纬或绿纬，其递接人员身份较多，有驿骑，也有亭长、邮人、驿吏、厩吏等，其中以和驿有关的人员最为多见。
三、西北汉简邮书刺中以其封装
命名的书及邮书的封装方式
前面我们提到，军书的包装可见有“皁缯纬”和“绿纬”，皁缯，即黑色丝织品。而直接以这种邮书封装形式来称谓所传递的不同文书，悬泉汉简邮书刺也较常见，已发表的简文所见为“绿纬书”、“皁布纬书”，如：
（19）入东绿纬书一封，敦煌库令上，诣公车。元始四年七月乙未，日桑榆时，县泉佐宪受遮要奴来臣。（Ⅱ90DXT0214②：194）1
（20）出绿纬书一封，西域都护上，诣行在所、公车司马以闻，绿纬孤署缊检皆完，纬长丈一尺，元始五年三月丁卯，日入时，遮要马医王竟、奴铁柱付县泉佐马赏。（Ⅱ90DXT0114②：206）2
（21）入西绿纬书一封，敦煌阳关都尉臣宝上，
绿纬綖蒲署皆完，纬两端各长二尺，元始二年三月庚辰县泉啬夫长受遮要御牛枣。（ⅠT0112②：79）3
（22）入东绿纬书一封，敦煌长上，诣公车。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日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即时使御羌行。（Ⅱ90DXT0114②：165）4
（23）入西皁布纬书一封，大司徒印章，诣府。纬完，赐……从事宋掾书一封，封破，诣府。（Ⅱ0114②：89）5
（24）入西蒲皁布纬书二封，大司徒□□□诣府□□
封□□□□□□□□□□诣府
板檄一，护羌从事掾□□□□□（Ⅱ90DXT
0114②：275）6
据简文，“纬”字当指封裹、盛装文书的外皮或囊袋。《释粹》注释认为“纬”通作“衣”。而又指出汉代另有特指书衣之专字“帙”，或从衣旁作“袟”。此处“纬”或可径自视为“帙”字之假借字。7马怡先生则认为“纬”读为“帏”。8“帏”和“纬”均从韦得声，帏有囊橐义，《说文》：“帏，囊也。”9因此“纬”当以读作“帏”为是。
简（20）对绿纬书具体形制的说明为：“绿纬孤署缊检皆完，纬长丈一尺。”简（21）则为“绿纬綖蒲署皆完，纬两端各长二尺。”
按，“缊”有枲义，此处当指封缄的枲绳。《后汉书·崔寔传》：“为作纺绩、织纴、綀缊之具以教之。”李贤注引孔安国《论语》注曰：“缊，枲也。”10《急就篇》：“绤纻枲缊裹约缠。”王应麟补注引《通释》曰：“丝曰絮，枲曰缊。”11“署”，即封检上对收信方等的题署。《释名·释书契》：“书文书检曰署。署，予也，题所予者官号也。”12《急就篇》：“简札检署椠牍家。”颜师古注：“署，谓题书其检上也。”13“綖”，同“线”，《集韵·线韵》：“綖，《说文》缕也。古从泉，或从延。”14《后汉书·虞诩传》：“以采綖缝其裾为帜。”15“蒲”指蒲绳，和“綖”均用来捆扎封检。因此“绿纬孤署缊检皆完”是说绿书囊、封检及其上之题署、缠束的枲绳等皆完好无损。“孤”于此处不可解，或许是修饰署的。而“绿纬綖蒲署皆完”也是说绿色的书囊及其上封缄的线绳，还有题署等完好无损。
至于其中提到“纬”的长度，为“长丈一尺”及“两端各长二尺”，可见其包裹封装所用的书囊是相当长的。书囊封书的具体方法，《汉官旧仪》云“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1讲的是皇帝玺书的包裹封装，具体方法大概是将书囊两端对折起来，盖上尺一板，在其中间捆束，加以题署。王献唐先生根据对封泥的研究，谓“囊制略如后世信筒，左右裹叠，中间为缝，入牍之后，折其上下两端，覆于缝上，中加以检，适压囊之两端、中缝。”2劳干先生亦有相同看法：“书囊之上下有底，缝在正中，及二端对折，缝藏于内不可见，施检之处即在囊外。”3王献唐和劳干先生分别在研究封泥和居延汉简时得出了和史籍所载相同的结论，因此我们认为其所述书囊封装文书的方式是正确的。
关于书囊所用颜色的不同，史籍不乏记载。如上引《汉官旧仪》载谓皇帝玺书所用为“青布囊”，富谷至先生对编简的青丝绳以及青囊、青帙、青纸等作过全面研究，指出“青色为比较特别的颜色，是和帝王关系密切的颜色。”4又《汉书·丙吉传》：“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犇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犇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颜师古注：“犇，古奔字也。有命则奔赴之，言应速也。”5可知边塞告急军情的文书用赤白囊装裹，且由驿骑驰行速递。
青布囊和赤白囊装载文书，汉简未见。但汉简所见皁纬书和绿纬书，即皁囊和绿囊封装文书，史籍亦有所记载。《后汉书·蔡邕传》：“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皁囊封上。”李贤注引《汉官仪》曰：“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皁囊。”6《后汉书·礼仪志中》：“否则召太史令各板书，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书，施当轩，北面稽首，拜上封事。”7是说上奏密事的文书用皁囊。
又《后汉书·公孙瓒传》：“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皁囊施检，文称诏书。”8李贤注同上引《蔡邕传》，但这里皁囊封装的却是下发的诏书。可知皁囊封装之书既有上言密事的章奏，也有行下的诏书。上引简文（23）（24）皁纬书均为大司徒下发的文书，当如马怡先生所指出：“由于它们有大司徒的印章，系由朝廷发出，又都以皁色织物包裹，故其内容很可能是诏书和诏书行下文，即‘皁囊施检，文稱诏书。”9
绿囊书见于《汉书·外戚传》：“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颜师古注：“绨，厚缯也。绿，其色也。方底，盛书囊，形若今之算幐耳。”10此诏记即盛于绿色厚缯之书囊。又同篇云：“后诏使严持绿囊书予许美人，告严曰：‘美人当有以予女，受来，置饰室中帘南。美人以苇箧一合盛所生儿，缄封，及绿囊报书予严。”11讲的是赵皇后命人杀害其他嫔妃所生婴儿的事，其用绿囊书传递命令。此处用绿色表示书信的机密性和重要性，和汉简所见绿纬书为所上军书等不同。
从上述汉简和史籍的记载可以看出，不同性质和来源的文书在邮驿传递过程中，其包裹封装的外皮书囊有不同的颜色。根据文献所载，皇帝玺书当用青布囊。而汉简所见仅有皁纬和绿纬，其中皁纬有皁缯和皁布的不同。
上引简文（19）（20）（21）（22）均为上书，而所上之处和前面提到的军书相同，为公车司马和皇帝。又此4简封装俱用绿纬，说明其也可能为军书，且军书一般当用绿纬封装。而简（23）（24）皁布纬书均为大司徒下发的西行文书，当为诏书，则行下之诏书当为用皁布纬包裹。例外之处在于简（14）之东行军书明确记载是皁缯纬，说明所上军书也有时用皁纬，只不过是皁缯，和皁布不同。
除绿纬书、皁纬书之外，汉简邮书刺所见以文书封装形式称谓的邮书尚有蒲封书、苇箧书等。简（24）已提到“蒲封”，其中“封”后一字当为“书”字。《释粹》注释曰：“用蒲函封装之书信。汉人简牍书信盛之以函，函又盛之以囊，囊当系布制。而蒲封者，乃以枲编蒲成，其功用或与书囊相同。”1似有可商之处，我们认为蒲亦当为封缄所用的绳索，蒲封书指用蒲绳封缄之书。
汉简常见缠束封检的绳索为枲蒲，如：
（25）诣居延都尉
□诏书四月戊戌丁未起二四月己酉丁未起
封受候史杨卿蒲绳解兑
五月己未日食时受
同四分时付莫当卒同□行（73EJT24：416A）
该简为金关汉简邮书刺，显示从候史杨卿接受的一封书信上蒲绳解脱了，此蒲绳为封缄之绳无疑。
又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简131-
132中对于封缄所用绳索也有规定：
令县及都官取柳及木楘（柔）可用书者，方之以书；毋（无）方者乃用版。其县山之多者，以缠书；毋（无）者以蒲、蔺以枲箾（）之。各以其〈获〉时多积之。司空2
其中提到缠书所用之蒲、蔺及枲。说明西北边塞和内地对于缠书所用绳索有相同之处。蒲封为用蒲绳封缄，然后又盛之以函者，悬泉汉简所见用苇箧。汉简邮书刺中自名为蒲封书和苇箧书者如下，或简称“蒲封”、“蒲书”等：
（26）出东书蒲封一，敦煌太守章。诣乌西使者意
建平五年十二月（Ⅱ90DXT0114④：46）3
（27）出东苇箧书一封、蒲封书三、记二。苇箧书一封，敦煌长史诣凉州牡治所。蒲封书一封，敦煌长史诣凉州牡治所。蒲封书一封，□□诣督邮掾治所。蒲封书一封，敦煌中部都尉诣凉州牡治所。记二，敦煌千人诣渊泉。元始四年十二月癸丑，日食时，县泉马医并付鱼离助佐蹏戎。（Ⅱ90DXT0114②：216）4
（28）入西蒲书一封，板檄一。其书一，封破，旁封，觻厩诣敦煌府；板檄一，孙章私印，谓望卒尉丞□□。十月庚戌，日中时，鱼离奴万以来，即时御赵忘行。（Ⅱ90DXT0112②：148）5
（29）入西蒲书一，吏马行。
鱼泽尉印，十三日起，诣府。
永平十八年正月十四日日中时，扬威卒□□，受临介卒赵仲。（敦煌汉简2228）
上述苇箧书、蒲封书等均为敦煌郡府内部平行或上下行文书，苇箧书即装入芦苇编制的小筐子中的文书，而蒲封书则当为蒲绳封缄的文书。由于不是和中央朝廷往来的文书，因此可能没有使用不同颜色的缯或布来包装，只是简单封缄或装在箧里传送。简（27）中同为敦煌长史诣凉州牡治所之书，而一为苇箧，一为蒲封，不知区别何在。箧既为装书的筐子，而将书装入筐子可能只是为了传递的方便。
四、西北汉简邮书刺中以行文
方向命名的书及邮书的传递
从文书的运行方向来看，有上行、平行和下行之分。如军书都是上书，而皇帝玺书和诏书则为下行文书。悬泉汉简邮书记录中直接称之为“上书”的也比较常见，如：
（30）阳关都尉明上书一封。甘露元年十一月丁酉，日中时，县泉译骑德受平望译骑□□，日中时付遮要驿骑。（Ⅰ90DXT0114③：5）6
（31）敦煌玉门都尉千秋上书一封。初元五年二月辛亥日下餔时，县泉驿小史毋知受平（望）译小史憙。到日莫餔时，付广至万年译小史。（Ⅴ92DXT1311③：272）7
（32）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译骑当富。县泉译骑朱定付万年译骑。（Ⅱ90DXT0113③：65）8
（33）玉门都尉臣宫上书一封。初元三年十二月戊戌，夜人定时，县泉译骑光付万年译骑过伦。（Ⅴ92DXT1310④：36）1
（34）入上书一封，车师己校、伊循田臣强。九月辛亥日下餔时，临泉译（驿）汉受平望马益。（Ⅴ13
10③：67）2
这些上书的传递均和驿有关，其中多见驿骑传递，也可见驿的其他吏员传递。上面提到蒲封书和苇箧书，是从文书的封装来说的。而将文书装入箧可能也是为了传递的方便。下面一些简说明箧书大概是一批批传递：
（35）入东书第二箧。十月壬午，日未入，临泉卒轩受毋穷卒时。（Ⅴ92DXT1311③：33）3
（36）出西书第一箧，檄一。二月丁巳，定昏时，临泉卒轩付毋穷卒当。（ⅤT1210③：100A）4
（37）东第一封，橐一，驿马行。
西介封书，张史印。
十二月廿七日甲子，昼漏上水十五刻起……佐高佑。
永初元年十二月廿七日，夜参下餔分尽时，县泉驿佐吾就付万年驿。（91DXF13C②：10A）5
所谓“第一箧”等者，概指将发往同一地的文书装入一个箧筐，批次来传送。因此便以每日所发送箧筐的顺序来作记录。简（37）又言橐者，说明盛装一批文书不仅用苇箧，还用囊橐。
文书批次封装传递，在居延汉简中也有反映：
（38）南书一辈一封，张掖肩候，诣肩水都尉府。
六月廿四日辛酉日蚤食时，沙头亭长受骍北卒音，日食时二分，沙头卒宣付骍马卒同。（居延汉简505·2）
（39）札五通，凡九通以箧封。遣鄣卒杜霸持诣使。（居延汉简3·25）
简（38）“一辈”即一批，说明一批书信封装在一起传递。简（39）是说信札达到9封则用箧封装。亦可证悬泉汉简苇箧书为装入苇箧的一批文书。
上引西北汉简邮书刺，对传递过程中的邮书均记录了其性质类别、数量以及传递的人员和时间等。而其传递，又以文书的级别和重要程度由不用的人员来负责传送。其中屡见的“驛骑”，专门用于传递皇帝玺书或十分重要的文书。从上引简文来看，除皇帝玺书外，军书和上
书也都有驿骑传送的。
据对悬泉汉简的研究，县泉置下设有驿和骑置，可能是专门用于传递一定级别文书的。郝树声、张德芳先生指出“驿有驿佐、驿骑、驿小史、驿卒等。其职责主要是承担公文快递。”而骑置“并非一般的‘驿骑、‘驿马，而是专门为皇帝和朝廷投送军情急报的机构。”6张经久、张俊民先生也认为骑置一般有四人，其中一人为吏，驿骑三人，马三匹。因其是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备有三匹马而已。7上引简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称之为上书和军书的，除了驿骑之外，其传递基本是由属于驿的人员来进行。说明级别较高的特殊文书要由马匹快速传递。而同时又可见亭长、邮人、厩吏、卒、奴、御、马医、助佐各色人等传送邮书，则一般的普通文书，亦或根据文书的性质内容等，分別按照不同的方式予以传送，驿置或烽燧的人员包括官吏和徒卒等一并参与其事。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