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刚
提 要：岭南自汉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就成为域外佛教的重要传播地。唐代海南已有佛寺的点状分布，宋元至明，佛寺建立逐步扩散到城乡各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眾。海南民众围绕佛寺开展的祭拜活动已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在海南的世俗化演变，与宋代以来王朝政策、海洋贸易、谪官等因素密切相关，是官绅民共同合作互动的结果。宋明佛教在海岛和内陆的传播与世俗化过程表明我国古代陆海开发同步进行。
关键词：古代；佛教；海南；世俗化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3.009
佛教自汉代由域外传入中国，到底是陆路在先，还是海路在前，学界至今说法不一。1持海路说认为海南是首站之一。2魏晋至唐，佛教在岭南的传播几乎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3唐代惠能在岭南开创南禅宗，使佛教逐渐中国化。宋代以降，儒家文化已在社会相当普及，但佛教仍保持着发展势头，城乡佛寺林立，出现“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的现象，显示佛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4唐宋以来，海南佛教发展及其世俗化过程，与隔海相望的大陆基本一致。以往对佛教在海南传播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缘起或与佛教相关的人物，或在研究海南文化时稍带涉及。5
有关海南佛教传播的文献，以明正德间琼山唐胄编纂《琼台志》最为详细，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之后的海南地方志在记述宋明佛教时多以此为依据。本文以《琼台志》为主，分析宋明海南佛寺建设及佛教世俗化过程，试图从佛教在海岛的传播过程揭示我国古代陆海开发的同步。
一、宋元时期佛寺在海南城乡的拓展
海南自秦汉就已被王朝纳入统一版图，西汉武帝开辟以徐闻、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海南是这一航线上的重要节点。佛教也因此由海路传入岭南地区的交州。1文献明确记载海南有佛寺建设是唐代，时日本真人元开在779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在其著《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鉴真和尚在唐天宝七年（748年）六月，从扬州第五次东渡日本，在海上遇飓风，十一月漂到振州（海南崖县），时别驾冯崇债遣兵400余人将其迎入州城宅内设斋供养；又于太守厅内设会授戒，再入州大云寺安置。一年后，冯崇债派兵护送鉴真到崖州界，崖州游奕大使张云迎其入开元寺，“官僚参省设斋，施物盈满一屋”。鉴真接受大使请求重建开元寺，并“登坛授戒讲律”。2可见，唐代海南已有大云寺、开元寺等佛寺，且多位于城内，说明此时佛教主要在人口聚集的城内传播。鉴真在岭南的活动，距离禅宗创始人之一惠能圆寂已30余年，时佛教在岭南已完成由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的革命性转变。3而中原直到唐宪宗时还以印度佛教为旨，韩愈上《论佛骨表》即是例证。韩愈被贬潮州后，又与潮州大颠禅师交往密切，也是对禅宗“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认同。4
五代时，南汉诸帝皆佞佛，以广州城为中心，在东西南北方位建28寺，每方7座，以对应天上二十八宿。时唐代海南的开元寺在南汉被改称乾亨寺；5又在琼州西城内出现兴化寺，“刘氏建为影堂，大平兴国间改今额”。6佛寺在海南的普遍建立是宋代，兹以正德《琼台志》为主，将宋代海南佛寺列表如表一。
从表一可知，宋代海南佛寺、庵堂数至少在26座，分布在海南行政建制的一府三军，即琼州府、吉阳军（崖州）、昌化军（儋州）、万安军（万州），数量自北向南递减，琼州府多达16座，最南端崖州仅1座。除极少数佛寺位于城内，大多则在城外，距城远近不一。尽管史料没有说这些佛寺的具体分布地，但从表一的上博崖、王家、苻离、博文、南溪、文德、临涛等“都”的名称看，表明佛寺已深入到宋代乡村社会的“都”。而辑瑞庵、崇真堂、觉照堂、凌霄庵又皆由“乡人”修建，表明普通民众对佛教的接受。
宋代佛教在海南的传播，还产生了本土修行高僧，他们在圆寂后成为乡民膜拜的对象，如儋州凌霄庵，“宋僧和靖寂化于此。淳熙间，乡人陈道源建庵奉之。元至顺重修，至正，立铭石架亭于上。”7元至正时教谕谢廷玉撰《重修凌霄庵记》说：“僧和靖，临（高）之昆耶山那尼村人，生宋靖康丙午，少慕道，祝发之儋松林岭修行，餐松饮露。后往凌霄福地面壁六年。淳熙丙午冬，功成腾化，锡命有‘南天白衣慈父之号。乡人陈道源以蜕骨塑像结庵事之” 。8和靖出家后在儋州松林岭修行，后又往临高凌霄面壁六年，圆寂后，乡人陈道源为他筑凌霄庵。万历《儋州志》记载僧和靖也沿袭此说，却将圆寂时间误为“淳熙丙寅十二月初九日”。9其实，南宋淳熙无丙寅年号，说明和靖在元代已被神化。清初士人对元代神化和靖产生疑惑：
牟尼井距县城西三十里曰西塘都。相传宋庆元初大旱，诸井皆涸。僧和靖指此有泉，掘至八尺，见一巨石，众欲止。僧听有水声，乃凿得泉。至今甚旱不涸。旁有小石刻云：庆元三年（1197年）六月十八日记。按凌霄庵和靖寂化于淳熙丙午（1186年），至是已十年矣，此僧疑佛所托以济旱，非和靖也。旧名那泥，字义甚陋，愚以井为佛所浚，故更今名。时康熙乙酉（1705年）八月三日。6
康熙方志编者对宋庆元三年石刻存疑，因此时和靖圆寂已有十年，不可能指导俗世凿井。和靖凿井与南朝梁禅宗初祖达摩在广州开井故事很相像，早期佛教在岭南传播常有凿井之说，7反映佛教以此来吸引民众的注意。
宋元时期，海洋贸易成为王朝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宋代大陆移民琼州由唐代7万余人增至10万人，元代移民达17万多人。1人口增多为经济发展与佛教传播提供了基础。元代诸帝对佛教的狂热尊崇，“盖佛之说行乎中国，而尊崇护卫，莫盛于本朝，”2又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政策支持。元文宗登基前曾一度被贬海南，与随从在海南建立不少佛寺，至治元年（1321年），“文宗潜邸于城南，创观音阁。及还，戊辰（1328年）即位，赐名大兴龙普明禅寺，置规运提点所，设官六员，命翰林撰记。”规运提点所是官署，官秩正四品，掌寺产及庄田经营。文宗重视该寺建造，即位当年“己巳（1329年），拨隶隆祥总管府，庚午（1330年）改为营缮都司，仍旧秩正四品，以掌营造出纳钱粮之事，定置达鲁花赤司令大使、副使各一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赐钞万锭市永业地，其规模雄丽冠于岭海。壬申（1332年）以闽海佥宪阿刺护世来长营缮事，达鲁花赤何刺护世、大使帖木儿不花、副使黄金嗣、知事劳士志、照磨张让，愈增崇构”。3从创建到增建完成达11年之久，“不惜万金”，“规模雄丽冠于岭海”。因耗时耗财，还曾引发地方骚乱，至顺二年（1331年）十一月，“普明寺工费浩穰，黎人不胜其扰，以故为乱。”4黎人介入佛寺建设，对佛教全面渗透海南有积极作用。元文宗还下令著名学者翰林虞集为之作记：
昔我皇考武宗皇帝抚军朔方，朕生之三年归继大统，在位四年而弃群臣，仁庙临御，传之英皇。是时，权奸帖木迭用事，构谮离间，宗亲近属，几无所容。海南之为地，炎雾喷毒，往鲜生还，而使朕居焉。越历岁年有安无苦，朕于是覃思以求，岂非上天垂佑祖宗洪庥而致然欤？……创始于至治元年（1321年）十月六日，缔构雄丽，岭海之间郁为奇观……因赐名曰大兴龙普明禅寺。其记朕意，托诸金石，俾示悠久。5
这篇以皇帝口吻行文的记，讲述了普明寺建造缘由及目的，对佛教在海南传播意义非凡。
元代海南佛寺的发展，既有对宋代佛寺的修缮，也有新建的佛寺。时海南在行政建制上隶属湖广行中书省，除琼州军民安抚司外，其他政区基本沿袭宋制（昌化军在南宋改为南宁军，元代因之）。兹据正德《琼台志》卷27《寺观》记载元代新建或重修佛寺如表二。从表二可知，元代海南新建佛寺24座，重修2座。若将表一“明废”理解为元代仍存的话，则元代海南佛寺至少在30座以上。这些佛寺的地域分布较宋代也有拓展，如感恩、陵水首次出现佛寺，但仍以北部新建数量最多，且琼山还出现了海南唯一的皇家禅林——大兴龙普明禅寺。元代佛寺继续向乡村发展，表二的“都”“村”“乡人”等均属乡村社会，那绵都的地藏超度堂为元至顺间乡人王绵老建；至顺元年（1330年）秋，廵检王民悦为之撰铭文。又如临高塘都那罗村大海庵也由乡人符真琚建造。6
女性出家为尼，至少自晋朝开始就在岭南流行。7海南女性信众及出家者也多得到家人支持，正德《琼台志》记载澄迈县辑瑞庵如下：
辑瑞庵在县南四十里王家都，元建。乡人陈道叙为次女尼善长施田于庵，安抚使谢图南匾名。买榔二塔在辑瑞庵前左右深田中，元乡人陈道叙有二女，长灵照适人，次善长出家居庵。道叙为捐钱一千缗建立此塔，高五丈余，层檐七级，一座八角，一座四角，石工精巧。进士唐绢诗：西竺原為舍利天，移来琼岛尚依然……8
陈道叙与宋代儋州陈道源是否属同一家族，尚无史料证明。陈道叙为出家次女施舍田地，斥资建二座七级浮屠。他的举动还得到安抚使谢图南题写匾额；海南士绅唐绢为之作诗。地方官绅对辑瑞庵的关注，无疑会促进佛教的传播。
元代海南人口大增，又得到皇家及地方官绅的支持，佛教信仰气氛浓厚，也出现了本地高僧圆寂被民众膜拜的现象，正德《琼台志》记载月林、无我、佛功三位高僧如下：
僧月林，元澄迈保义都人。幼颕悟，入山苦行修习，住持普明寺，文宗潜邸于琼时，赐金楮币甚伙，未尝私用，悉留寺中。年五十涅槃作偈……趺坐而化。焚时，有五色舍利。
僧无我，俗姓林，名龙，元时琼山小林人。自少出家，颕悟禅机，苦心修行，抄提资币，不入私帑，建雷顺塔、那廉桥，后之广州光孝寺坐化。
僧佛功，俗姓陈，元时临髙东塘人。骨相异常，悟道苦行。至元戊寅（1338年），尝往西塘结茅隐修，每以符水济人，有验。至正戊子（1348年）春，所居忽云雾环拥，坐化。乡人塑其真像，立大海庵事之。1
元代三位海南高僧与宋代和靖一样，其活动地多在北部的澄迈、琼山、临高一带，也是宋元佛寺建立最多的地方。僧月林曾任皇家普明寺住持，与元文宗有过交往；僧无我与僧月林均是年少就出家修行，也能反映佛教之普及现象。僧无我在广州光孝寺坐化，说明海岛与内陆佛教间有往来；而僧佛功以“符水济人”，无形中会吸引更多人信佛，以致坐化后，乡人符真琚建大海庵塑其真身，供民众祭拜。
二、明代抑佛政策下的海南佛寺建设
明代广东独立设省，琼州成为广东省辖的一个府，下辖三州十县，时海南文教渐兴，出现了邱濬、海瑞、王弘诲等一批文人，但佛寺建设依然保持活跃态势。明初佛教政策以洪武十四年（1381年）六月礼部要求设僧司衙门为界，前期侧重于保护和提倡，后期着力整顿和限制，多次下诏归并寺院，限制新建寺院，抑制寺院经济。1洪武十五年诏令京师设僧录司，掌天下僧道，各府州县设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分掌其事，佛教进入“官僚化僧伽管理”。2明初实行海禁，严禁私人海外贸易。3明前期海南海洋经济受到制约，佛寺也随之减少。
明初佛教政策很快在海南落地，僧纲司于洪武十六年在琼州府城外天宁寺设立，有都纲、副都纲各一员，掌管全岛佛教事宜。这一年万州天宁寺设僧正司，置僧正一人。4接着是归并寺院，琼山天宁寺就合并不少庵堂，史料记载：
天宁寺在城北一里西厢，宋建为天南寺，元改今名。国朝洪武癸酉，僧录司差人照例归并原无名额庵堂作一寺，因析天明堂殿宇于今基建两廊、普庵、六祖讲堂。丁丑，指挥桑昭捐财重建二殿三门，其佛像系各处归并，一应额扁俱教谕赵谦所书。郡邑于此习仪。永乐间，知府王修扁其门曰“海南第一禅林”。宣德间，佥事龚鐩复书其扁；正统六年，文昌乡老韩真祐捐财重建正殿，八年，知府程莹以湫隘，又辟地迁其构于后为观音阁，于址重建大雄宝殿暨诸楼阁，法藏斋堂僧舍咸备。成化间，都纲普明重建二堂及外门。正德丁丑秋，善慧捐其积财，重建观音阁及修正殿、普庵堂、四天王等宇。5
天宁寺自宋至明一直存在。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十年（1397年）至正德十二年（1517年），官府不断修葺，又归并了其他佛寺，因规模宏大而成“海南第一禅林”。正德《琼台志》卷27《寺观》记载，洪武二十六年被并入天宁寺的佛寺有琼山海口都天明堂，“有例归并，遂迁堂宇及佛像于天宁寺”；琼山城南、道右及城东小林都三处观音堂“废佛像俱迁天宁寺”。
表一和表二明确标出正德前被毁佛寺12座，这一现象说明洪武后期归并寺院已有成效。但明前期对宋元佛寺重建或修葺在正德《琼台志》卷27《寺观》中记载也在10座以上，见表三。
表三显示，正德以前海南佛寺重建或重修，多在洪武归并佛寺之前，一半以上均由官吏主持，显示佛教兴衰与政治的关系。正统以后，明初佛教政策已失去约束力，王朝宗教政策实践常有阶段性的变动，除嘉靖外，修建寺院一直颇为活跃。6正统时琼州知府程莹重修天宁寺，赐进士出身、河南道监察御史琼山唐舟撰《重建天宁寺碑记》云：
正统八年岁在癸丑孟夏之初，琼郡太守罗田程公莹、节推宿迁乘公辂、知事宝圭黄公琦等暨诸僚属咸集于天宁寺。时太守公谕于众曰：寺之佛殿乃文昌县善士韩真佑捐资所营，第以规模湫隘，莫称伟观。矧兹邦为海外重镇，方伯连帅之所临莅，群黎百姓之所瞻仰，吾侪忝职斯土，可不为之一新乎？于是乃议鸠工、迁旧殿于后为观音阁，重建大雄宝殿于其旧址……秋八月戊申厥功告成……既而昭勇将军海南卫指挥凤阳陈公瑛等捐资置买田地，以为常住之资……外则土官主簿符忠得、耆老何存等供其具，合其志，董其事，与夫善士马闰通等则另列名于碑阴焉。2
琼州知府程莹率僚属重修天宁寺，目的之一是便于“群黎百姓之所瞻仰”，显然有通过佛寺传播教化之意。捐资者除官员，还有“土官主簿符忠得、耆老何存等”，说明佛教在海南得到了不同族群的响应。海南卫指挥陈公瑛等捐资置买田，为天宁寺保持长盛不衰提供了物质基础。
正德之前，海南一些在明初被毁的佛寺又得到重建，正德《琼台志》记载琼山道右观音堂在洪武间被归并天宁寺，永乐间指挥杨义委、杨岱宗又募建，仍祀观音。此时新建佛寺也零星出现，如定安观音堂由永乐四年（1406年）典史胡敬建，成化弘治间，知县韦全、义民张球又重修；文昌县观音堂为正统间知县汪缙、民邢斌建，成化间，知县宋经重修；该县万寿堂又称万寿寺，洪武中建于清澜城内，为祝厘所，景泰初，千户贾璿迁于城东；昌化观音堂在城内，洪武八年县丞王义建；乐会县观音堂为洪武间峒民王德钦改建，正德间知县严祚重建。3明初“土人”“土官”和“峒民”参与佛寺建设，说明土著已深受佛教的影响。观音堂的频繁出现，与此时珠江三角洲的观音信仰现象相吻合，4再次反映海岛与大陆在佛教传播上的同步。
嘉靖初，朝廷为了防倭再度申严海禁，海南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又因嘉靖帝崇道，佛教受到打压。但隆庆开海后，海南又出现修建佛寺的热潮，详见表四所示。从表四可知，明代后期，海南修建佛寺主要分布在琼山和万州，有研究表明，明代禁止私创新寺，故一些新建佛寺多以庵堂等名之。1表四的佛寺无论是官员还是乡绅民修建，多以庵堂名之，也印证了此说。庵堂规模小，分布广，适合民众祭拜，表四不时出现乡人、乡民、乡绅等字样也就不难理解。
明代海南普通民众对佛教的信仰，还表现在与官府毁寺的抗争中。正统年间，知府程莹对宋元一直存在的琼山弥陀堂“逐尼罢庵”，但乡人私下进行恢复，后又遭官毁才改为社学。
弥陀堂在城东二里，原宋弥陀道场荒址。元泰定二年宪佥撒迪见茅屋住尼妙性，乃为建堂。至顺三年，普明寺营缮都司达鲁花赤阿刺护世同乡老唐缔重修。国朝正统间，知府程莹逐尼罢庵，田给里户耕纳。景泰末，乡人私招尼归复。正德庚辰，汪
佥宪克章复毁，以堂为社学。新田又拨供府县二学。2
程莹毁庵与乡人重建明显有冲突，但官府最终毁庵改建社学。正德末，广东督学魏校正在推行毁“淫祠”运动，寺庙改社学，田产拨归社学，已成为一种模式。3海南官员先行一步毁寺建学，连普明寺也难逃一劫，“嘉靖五年，通判俞渊废普明寺，修建改为社学。”4海南毁寺改社学与大陆没有两样。表四显示，嘉隆时海南佛寺建立较少，直到万历才出现建寺热潮。
三、宋明海南佛教的世俗化
唐末岭南佛教在禅宗影响下逐步世俗化，時高州刺史房千里说：“南人率不信释氏……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为师郎。”5广州司马刘恂则云：“南中小郡多无缁流。每宣德音，须假作僧道陪位……崖州自来无僧家，临事差摄宣。”6唐末官员所言岭南不信佛，反映的恰是佛教世俗化，官府“每宣德音”也须佛僧陪伴。所谓“师郎”，又称“火宅僧”，唐代郑熊《番禺杂记》说，“广中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7火宅僧与俗众差别不大，百姓也愿将女儿许配他们，说明民间对僧俗没有严格的区分。
宋代之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海洋贸易在王朝财政中所占比重加大，岭南因地处沿海，商业经济获得大发展，僧人经商致富而娶妻的现象不断增多。宋人庄绰记载：
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尝有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来，喧呼王郎至矣。视之乃一僧也。客大惊骇，因为诗曰：“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如贫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营嫁妆，办而后嫁。其所喜者，父母即从而归之，初无一钱之费也。8
广东僧人在市井做买卖，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致富后又“例有家室”，较唐代“间有一二僧”不可同日而语。“富家”和“贫下之家”之女嫁僧，反映佛教世俗化已相当深入。元明时，海南僧人仍有娶妻现象，元末“撒廸至治、泰定间，以从潜邸及廉访两至琼，最喜修造丛林。见海南僧皆有家，意甚不怿……至今习俗犹然，近日法司枷号示众”。9可见，岭南僧人娶妻自唐代至明初一直延续不断。
宋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在地域上相当普遍，且越来越平民化，朱熹曾说：“佛氏乃为逋逃渊薮。今看何等人，不问大人小儿，官员村人商贾，男子妇人，皆得入其门。最无状，是见妇人便与之对谈”。3这一情形在岭南的表现就僧俗角色转换的随意性频繁，南宋庆元间，“闻二广州军，凡为僧者，岂真出家之人？盖游手之徒，遍走二广，夤缘州郡，求售为帖，号曰沙弥，即擅自披剃为僧，或即营求住持寺院。不数年间，常住财物，掩为己有，席卷而去，则奔走它乡，复为齐民。”1可见，宋代岭南民众以出家为谋利手段，寺院已成为求取财物的场所。
宋代海南佛寺的普及与佛教世俗化肯定有关联，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海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南宋时期，琼州和昌化成为海洋贸易的集散地和中转站。2宋代赵汝适说：“海南土产，诸蕃皆有之，顾有优劣耳。笺沉等香，味清且长，琼出诸蕃之右，虽占城、真腊亦居其次；黄蜡则迥不及三佛齐，较之三屿抑又劣焉。其余物货多与诸蕃同，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以泉州商人为主的海商成为此海域货物转运的中坚力量，不少人因此而留居海南，“闽商值风飘荡，赀货陷没，多入黎地耕种。”3应该说，宋代海南佛寺多分布在北部琼州府和东部万安军，与海洋移民不无关联。至少自元代开始，佛寺已经与海洋贸易发生关联，如乐会县观音庙“在县治西南，明洪武间建，再改建北门濠侧，后建县之中街，榜曰兴乐寺”，该寺又位于真武庙附近，合祀观音、真武，“二像皆铜铸，古甚。元末时有番舶载至港口，即不能前，舟人以筶卜之，乃知神意欲留兹土，乡人遂舁至庙而祀之。”4宋元海南与占城来往密切，不少占城人也因此定居，万历《儋州志》天集《民俗志·番俗》记载：番人“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浦。不与土人杂居。”明后期隆庆开海，僧人也参与海洋贸易，如濒临大海的万州“三教庵在龙滚渡北里许，僧心圆建，知州刘秉中捐俸买船给僧载货，以资香火，后为射利者霸去，曾光祖断还。”5刘、曾均在崇祯间任职万州。可见，三教庵在官方支持下从事合法的海洋贸易。
宋代佛教在海南的传播还可能与谪宦有关，时被贬海南仕宦多有参禅论道行为，6晋国公丁谓在崖州“贬所专事浮屠因果之说”；7宰相李光居琼曾作“生死如循环，我师佛老庄”自慰。8谪官与寺院往来颇多，苏轼曾为琼州开元寺题额，9还为琼州三山庵泉题名惠通泉。10李纲谪居海南，曾造访天宁寺，作《渡海至琼管天宁寺咏阇提花》诗三首，元代王仕熙为万州东山岭佛寺作《灵照堂》诗。11谪宦的这些活动也扩大了佛教对民众的影响。宋元海南民众信佛还与传说佛教有消弭灾害等功能有关，正德《琼台志》卷27《寺观》记载，老佛庙位于琼山东门内大街，奉祀普庵，“姓余，名印肃，宋宜春人。六岁梦僧点心，长果悟道，庵隐南岭，后全身入塔。”元初海口两座普庵堂均在明初被毁，弘治间，乡人喜获普庵铜像，遂在原址复建其庙，故名老佛。正德十一年春，乡绅唐胄作《老佛庙记》云：
琼郡城東地荒窊多疫，胜国至元间，尝庙师于水关上禳之。国初城展，庙祀屡废，人仍灾疫，弘治间尤特甚。余先君榕庵尝建议移郡仓、开东河以镇之。未几，乡老杨君祥获师铜像于原住持者张氏之后，皆著“永镇东关”四言，左袖折纪造铸人氏。白诸郡，复迎庙于东分司之傍，人果大安……乃募缘买地移造于表政之通衢……庙成，杨君求余文刻碑，以永其传。12
老佛庙自元代开始，就有禳灾的传说。明弘治间，因灾疫流行，普庵又被当作抗灾的救星。时普庵铜像被发现，更增加了人们重建的信念。老佛庙重建后，“人果大安”，这就将佛教与免除灾疫联系起来，对吸引民众信佛有引导作用，对稳定社会也有好处。
明代以来，民间丧葬喜用佛事，“祭用俗礼，丧作佛事”。1所谓佛事即延僧设斋诵经，超度亡灵，这在海南乡村社会表现较为突出：
（七月）十五日，村落庙堂作盂兰会荐亡。或集二三百人，各洁服清斋，手炉朝拜，有佑父母者，有负冤枉者。先三日会斋坛，相率以出，沿村乡道路随行随拜，念致心皈命礼。是日，回附斋场团拜，会主预架叫桥，高二三丈，袤一二十丈，桥门装束牛头马面，阎罗鬼像，释僧先执锡杖过桥，导众拜者随之逾桥，一步一拜，各有所呼。至斋坛，各于祀先祖处，焚疏意纸衣，毕散。2
盂兰会是佛教重要节日，世俗称中元节，届时城乡以庙堂设斋醮，焚楮衣，追荐亡者，因此而产生以此为业的市井僧。3海南乡村盂兰会的斋坛设各种道具，数百人结队沿村乡道路游行祭拜，这种壮观的场面无疑会吸引民众的眼光。每年“佛诞日”，又称“浴佛节”，也少不了女性的参与，正德《琼台志》卷7《风俗》记载：“四月八日浮屠氏，习荆楚岁事，以五香和蜜水浴释答太子佛，谓龙华会。善妇集尼庵饮浴水，余分檀越未至者。”与此可见大批女信众参与的热情。佛寺设斋坛等行为也印证了宋代以后“世俗生活成为佛教关注的重要内容”。4
明代民间信仰呈多元性、兼容性的特征，佛教为了争取发展空间，逐渐与其他民间信仰融合，越来越世俗化，表四的崖州三昧庵供观音、天后、马王诸像；金粟庵祭祀金粟、如来、观音等即是例证。万历《儋州志》记述当地习俗多以佛为主兼及诸神：
儋俗尚佛，相袭为佛日会，有上帝会、白衣会、天妃会、邓天君会、羊元帅会。大村大会，小村小会，各以其类相赛，不可胜数。每会中，轮年会首一人，营办交迎，装饰五彩鸾舆不下数十百。神驾既迎，每至村即大飨酒席，会中之人相聚，酒食连月，豆肉生熟皆有，额甚费。会首贫则鬻产以为之，甚者鬻子，至不敢避。乡无老壮，时时以佛为事，每村立一庙或二三庙，最为严整。子弟自幼但知随父兄从事于佛，虽有明秀之资，亦格于习俗而不知有学。5
方志编者明确说，儋州所有民间信仰都以“尚佛”名义举行。为了拜佛，每个村庄都建有寺庙，百姓不论贫富皆被裹挟其中，会首为筹款办会甚至出卖儿女。可见，尚佛已成为大小村落民众狂欢的重要节日。这表明佛教在海南已成为民俗一部分，并逐渐与民间诸神信仰融合。
佛教世俗化还表现在仕宦与民众皆愿意向佛寺施田，元代陈道旭向辑瑞庵施田；元文宗对普明寺“赐钞万锭，市永业地”。明代向寺院捐施的人不断增多，前文所述景泰初，文昌指挥曹英施田于万寿堂；正统时海南卫指挥陈公瑛等向天宁寺捐资买田。表四的举人张希尧、推官罗其伦、主簿曹绅、教谕林本佳及乡民唐昌、肖珍以及平光祚、陈葵、苏可诰三位庠生捐施田地。万历三十三年海南大地震后，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倡捐琼山地藏宫，万历四十三年琼州知府谢继科不仅建金粟庵，而且还通过购买、划拨、捐施等形式置办45坵田产。6佛寺得到官府与信众捐修、布施，是寺院与王朝整合、与当地社区整合的证明，7无疑也刺激了佛教信仰的普及。而仕宦为寺庙题写匾额，又强化了寺庙的正统性，琼山天宁寺匾额均出自教谕赵谦之手，永乐年间，琼州知府王修为天宁寺山门题“海南第一禅林”额，万历时王弘诲作《重修天宁寺记碑》。8士人为佛寺咏诗在方志中俯拾即是，无形中对海南佛寺起到了宣传作用。仕宦借佛教世俗化来推行教化，既可满足民众精神需求，又能收移风易俗之效果。
明代女性向寺庙施舍财物以女尼善慧为代表，与元代女尼善长不同。善慧自愿出家，并用“城中富贵家善女人”施舍，放债收息。正德时琼州府学教授庄文玄为她立传：
善慧，俗姓钟，为海南卫队长铎之女，绝欲出于天性，早丧父，稍长，喜诵佛家言，即蔬食，欲求为佛家弟子。若母张与兄璲不能夺其志，听筑室以崇奉三宝诸佛。城中富贵家善女人闻善慧名者，多来视，来则必遗金帛以资膏茗……积久，效俗人事质当，日增月益，抚其椟贯有将朽者。一旦忽悟曰：“佛以空为教，而其说恶贪，吾积此将焉攸用？”故早岁遂能新江东祠。至正德丁丑，见城北天宁寺玄妙观诸殿宇倾圯殊甚……召工抡材，先圆通殿、次大雄殿、次四天王殿、次普庵堂、次观大门、次通明阁等宇，其诸佛像皆金妆雕绘而一新之。经始于是年七月，落成于明年九月，费金凡三百两……他若饰三清五岳神像，修真武宫檐宇，舍城东比丘尼常住田及新其佛像诸事，亦可附见。1
善慧筑室崇奉三宝诸佛，得到“城中富贵家善女人”的帮助，显示女性信众颇多。她不仅出资修缮天宁寺诸多殿堂，还参与修缮江东祠、真武宫及三清五岳神像，与儋州尚佛民俗很相像，表明明中叶以后海南佛道界限模糊。而“舍城东比丘尼常住田”则意味着海南女尼有一定数量。从表四还可看出，万历中陈知州妻向万州龙池庵施田1顷，崇祯间指挥李开永妻王氏捐资创建琼州莲花庵。又如安定慈华庵即为明梁莫氏、胡氏舍地所建。2不同阶层的女性向佛寺捐施财产，也显示了海南佛教的传播具有普遍性。
佛寺是佛教传播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佛教何时传入海南，至今尚无定论。但唐代海南官衙所在地的州城内已有寺庙，表明佛教已在海南官宦间流行，此与佛教在岭南内陆传播情形一致。3佛寺由州衙所在地向乡村扩散则在宋代，且寺庙修建者涉及了各色人员，元代海南借皇帝南下的缘故，大兴土木，建立了称雄于岭南的皇家寺庙，由此吸引了大量信众。明代随着王朝佛教政策调整，佛寺在海南的建设虽有波折，但总趋势是越来越普及，一方面在仕宦与民众的共同努力下修建了遍布城乡的佛寺，另一方面围绕佛寺开展的社会活动已成为民俗文化组成部分，乡村社会各种宗教活动多被冠以佛教名义开展。宋代以来，海南佛教持续发展与海洋开发不无关系，王朝注重海上贸易，引发了闽粤大陆人口因海洋贸易而定居海南不断增多，再加上唐宋贬谪官员在海南与佛寺往来互动，海南佛寺在宋元、元明鼎革之后屡废屡兴，但总体却呈持续发展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在广东内陆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差不多也是这个路子。4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的世俗化是官绅民共同合作的结果，海南佛寺建设说明，海岛与内陆开发并行，佛教在海南世俗化的过程也表明了王朝对佛教传播的干预导向，反映了宋代以来在汉蕃海商互联互通的时势下，我国对海洋开发的愈益重视。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