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六至十二世纪的东亚处于古代中国构建的宗藩体系中，国家间的往来伴随着各类动物的赠送，是当时国际关系的重要环节。这一时期，孔雀一方面得益于自身的外在特性，另一方面借助佛教东传，成为颇具宗教内涵的符号性动物，被视为动物赠送中的代表之一。以古代国家间的孔雀馈赠为线索，有助于帮助探究其在东亚各国关系中的政治地位、文化内涵，明晰当时的东亚国家外交特性。
关键词：动物赠送；孔雀；中国；日本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3.011
引 言
研究人类的历史与文化，需要借鉴包括自然经验在内的多种经验，以此构建完整的历史文化体系。自然经验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动物，借助其在人类社会中宗教、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综合考察，有助于从多维视角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明晰社会与自然空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由于孔雀的外在属性与宗教内涵，使得它在古代东亚国家往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各国交流的媒介之一。对此，前辈学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探索。
传统上，中外学界对包括孔雀在内的古代动物研究，多集中于宗教、文化领域。国外有保罗·瓦尔多（Paul Waldau）的《物种的幽灵：佛教和基督教的动物观》、1理查德·福尔茨（Richard C. Foltz）的《伊斯兰传统动物与穆斯林文化》、2
拉比罗纳德·H·艾萨克斯（Ronald H.Isaacs）的《犹太传统中的动物权利》等著述，3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出发，探究古代不同宗教体系下的动物认识。此外，罗德尼·泰勒（Rodney Taylor）分析了儒家思想如何看待人与动物的关系。4安德森（E.N.Anderson）与拉菲尔斯（Lisa Raphals）则认为道教典籍中动物多用于比喻和教谕，且虚拟性、幻想性动物占据了不小分量。1国内有莽萍的《物我相融的世界：中国人的信仰、生活与动物观》，2归纳总结了早期中国宗教的动物观，还从少数民族信仰、民间信仰等视野出发讨论了古代中国的动物形象。郭郛、成庆泰与英国学者李约瑟合著的《中国古代动物学史》，3进一步考证了中国古籍中出现的动物名词。
具体到孔雀而言，日本学者皆川雅树的《孔雀的赠答——日本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片段》，4从佛教史、中日交流史出发，概述了中日两国的孔雀赠送及意义，分析了孔雀在日本对外关系中的作用。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娜·E·杰克逊（Christine. E. Jackson）的《孔雀》，则诠释了西方在生物学、地理学、文学、历史学、美学等领域有关孔雀的认知和解读，有助于在全球化视野下去审视特定动物形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殊含义。5除此之外，祁庆福的《美丽的文禽——孔雀》（《商业文化》，1997年第4期）、张咏梅的《中国古代瓷器上的孔雀纹饰》（《文博》，2004年第6期）、胡柳婷的《傣族舞蹈中的“孔雀形象”溯源》（《大众文艺》，2012年第7期）以及刘云地的《中国花鸟画中的孔雀形象研究》（云南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等论文大多侧重于考察文化领域中的孔雀形象。整体来说，孔雀在古代国家外交、政治领域的相关讨论尚有欠缺之处，有待进一步发掘。
一、孔雀之认识
孔雀，鸡形目雉类鸟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分布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蓝孔雀（俗称印度孔雀），另一种是分布于自缅甸至爪哇的绿孔雀（俗称爪哇孔雀）。中国现仅有绿孔雀种，多活动于云南和西藏地区。
（一）外在特性
梵语中，孔雀被称为“摩由逻”，中国对于孔雀则有多种称呼，如“越鸟”、6“文禽”、7“都护”8等，日本也有クウシヤク、9云音尺八10之名。《太平御览》中，描绘它“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班文彩。捕得畜之，拍手则舞。又曰：孔雀形体既大，细颈隆背，似凤皇。自背及尾，皆作珠文，五彩光耀，长短相次；羽毛末皆作员文，五色相绕，如带千钱，文长二三尺。头戴三毛，长寸，以为冠。足有距。栖游冈陵，迎晨，则鸣相和。”11不仅中国史料对其记载不绝如缕，日本方面也不在少数，如《运步色叶集》指出孔雀：“其尾初春生，四月后凋，与花俱荣，与花俱衰，雨雪而孕也。”12
孔雀在中国，常被视为瑞鸟、珍禽，有“萧史吹箫，常致孔雀”的传说，13而《述异记》将“白孔雀”誉为“中瑞”。隋朝大业年间，有“孔雀飞集”，被朝廷百官视为值得称贺之事。14在日本、新罗，它更是王室贵族的心爱之物。平安中期的《宇津保物语》“吹上”篇记载：“被称为宝物无所不有，甚至连新罗、高丽、常世之国的财宝也聚集一身的财宝之王”的种松宅邸中，“只是没有孔雀和鹦鹉等鸟类游玩”，1从侧面证明孔雀对贵族也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珍宝。
（二）宗教内涵
除却东亚诸国对孔雀外在属性的认知以外，它的宗教内涵也是备受当时各国喜爱的重要缘由之一。据《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四引《南方异物志》和《佛说阿弥陀经》所言，孔雀是弥陀净土中与白鹊、鹦鹉等并列的“众鸟”之一。古印度人认为它是安乐祥和的重要象征，是劝人向善的使者。北宋戒珠在《净土往生传》中，描述高僧智舜圆寂前，“自见鹦鹉孔雀累百来集”，以为“此必净土化主，示其先應以资我”。2此外，《法苑珠林》载：“如经说云。如龙骥驎凤孔雀鹦鹉山鸡画雉。为人所贵情希爱乐。”3《方广大庄严经第八》也将孔雀视为“吉祥之相”，“又有无量鹦鹉舍利拘抧罗鸟。迦陵频伽。凫雁鸳鸯孔雀翡翠共命诸鸟。翻翔围绕出和雅音。菩萨往菩提场时。有如是等无量希有吉祥之相”。4不仅如此，佛教中还有不少佛陀以孔雀为坐骑，最为有名者便是孔雀明王。密教中更有以孔雀明王为本尊而修行的秘法，即《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是“五护秘经”之一。
（三）利用价值
由于孔雀的外在特性及宗教内涵，使得孔雀的价值颇多，大致体现在实用及文化方面。实用价值方面，孔雀在古代一般被视为珍禽，为王公贵胄所喜爱。两宋时期，由于孔雀养殖技术的进步，寻常百姓之家也能饲养，宛若家禽，以至于范成大所著《志禽》中竟记载有以孔雀为原料的菜肴，“孔雀……饲以猪肠及生菜，惟不食菘……又以孔雀为腊，皆以其易得故也。”5除却观赏和食用，孔雀羽毛更是珍贵的装饰用品。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为显示自身尊贵，“织孔雀毛为裘，光彩金翠”。6清官服还以孔雀羽翎为冠饰，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以显官位尊卑，称之为“花翎”或“孔雀翎”。不仅如此，古人还以孔雀羽作屏风、扇子，“人採其尾，以装饰扇拂”、“南越以孔雀珥门户”。7黄休复的《茅亭客话》也有：“为妇人首饰及扇拂之类。”8张邦基在其所著《墨庄漫录》中，指出皇宫大内就多以孔雀尾清扫：“孔雀毛著龙脑则相缀，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诸阁，掷龙脑以辟秽，过则以翠尾扫之皆聚，无有遗者。”9文化价值方面，鉴于孔雀的外在特性，因此历来受到文人骚客的青睐。譬如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写道：“其上则有鵷鶵孔鸾，腾远射干。”10三国的杨修、曹植、钟会与晋朝的左九棻的《孔雀赋》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南朝时，一篇《孔雀东南飞》使孔雀之名广为流传。六世纪后，诗、词相继兴起，称颂其颜貌端正、羽翼灿烂、音声清澈的诗人颇多，如韩愈、李商隐、王建等。11
南方少数民族中，有关孔雀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如傣族的《罗拥罕》与《召树屯与楠木诺娜》。1此外，傣族的传统舞蹈《孔雀舞》中，显示孔雀为百鸟之王，寓意平安吉祥。除却文学领域以外，孔雀在绘画领域的应用也颇为广泛。南齐的《孔雀鹦鹉图》，是有史可查的第一幅以孔雀为对象的画作。自唐以后，墓室壁画中，还开始出现了孔雀，被时人认为是运载、引导墓室主人魂归极乐的神兽。
整体而言，古人对孔雀之认识，是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作用下的产物，观感并非固定不变，而有着丰富的自然属性和时间概念。所谓自然属性，指代其自身的外在特点，而时间概念实质上是讲孔雀所蕴含的附加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从早期单纯的珍禽到佛教语境下的瑞兽再到被人广泛圈养的赏玩之物，其认知是渐进式的。它是宗教信仰、神话观念及图腾崇拜等人类心中的间接反射和升华。当然，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东亚古代社会，对孔雀的认识及基于此种认识所伴随的象征意义也有商榷之处。但是，孔雀已然摆脱了原始的认知概念，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符号内涵，因此孔雀形象处于一定程度的失真状态是情理之中。如其性猛恶，盗食农作物，一雄多雌等，与人们想象的孔雀有着极大的差距，但这并不能阻碍人们对它的喜爱，对它进行艺术想象的升华。正所谓“凡是艺术都要有几分近情理，却也都要有几分不近情理。”2
二、孔雀与东亚外交
六到十二世纪的东亚世界，处于传统的中国宗藩体系之下。东亚各国之间的往来伴随着动物的赠送。由于孔雀自身的外在属性和宗教内涵，成为当时代表性的赠送物品。
（一）中国方面
1. 进贡历史。七世纪后，随着中原王朝的崛起，南方土邦与边郡不断将孔雀作为方物进献给朝廷。《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记载：“罗州招义郡，下……土贡：银、孔雀、鹦鹉。”“雷州海康郡，下……土贡：丝电、班竹、孔雀。”“爱州九真郡，下。土贡：纱、絁、孔雀尾。”“开元中安南所领有庞州，土贡：孔雀尾、紫铆。”3新罗也曾以孔雀为贡物，献于唐朝。4《宋史》中则有：“占城国在中国之西南……鸟兽多孔雀、犀牛……建隆二年，其王释利因陀盘遣使莆诃散来朝。表章书于贝多叶，以香木函盛之。贡犀角、象牙、龙脑、香药、孔雀四、大食瓶二十。”5
2. 输入路径。唐之前，所得孔雀主要由西域和南方邦国而来。西域之物，应是沿丝绸之路东行至长安；南方则应沿“五尺道”、6“西夷道”、“南夷道”、“博南山道”7等而北抵中原。唐之后，西域诸国进献的历史记录日渐减少，中原所得孔雀多为南方州郡及邦国所献，通道與秦汉相比并未有太大差别，主要有五条路线，即“清溪关道”（汉“西夷道”）、“石门道”（汉“南夷道”）、“安南通天竺道”东段（由今云南昆明至越南河内）、“黔中道”（由今云南昆明经贵阳至重庆涪陵）、“邕州道”（取道南盘江而下岭南）。8除却陆路交通外，海路也是运送孔雀的重要途径。譬如东南亚诸藩国进贡路线，在北宋中前期，主要从广州登岸。北宋后期至南宋时，则改为由泉州登岸。
3. 进献人物。除却西域及南方土邦属国的贡使，唐朝所得孔雀基本为土贡，负责人为各地朝集使。在《唐六典》中，对其身份有所规定：“凡天下朝集使皆令都督、刺史及上佐更为之；若边要州都督、刺史及诸州水旱成分，则它官代焉。”1值得注意的是，朝集使之外，其他的地方官员也可纳贡，李锦绣指出：“年支常贡基本由都督刺史及上佐充任的朝集使送纳，额外贡及别索贡由进某物官或进某物使送纳，进物官使为县尉或主簿等，其地位相当于运送租庸调的‘副纲。”2
4. 圈养与管理。早在周朝，便已有了管理孔雀等珍禽的官员，即“囿人”。至两汉时期，大行令、大鸿胪等官员，也负责接待外国使节，管理贡物。唐朝建立后，鸿胪寺负责“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朝贡之仪，享宴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3一般来说，珍禽异兽应在鸿胪寺进行登记，然后发于各处饲养，孔雀应属其中。宋朝的四方馆掌“凡诸蕃国使至，则视其礼命之等，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宴设、给赐之式于主典之官，戒有司办具。有贡物，则前期具数报四方馆，预备押当吏卒以进”。4关于圈养孔雀的具体场所和机构，两汉时期，由于国力强盛，异域的珍禽异兽充斥于宫廷，“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5主管官员为上林苑令，6苑中所养禽兽都被登记于“禽兽簿”上，以便查阅，孔雀也位列其中。而据《史记》卷三十《平准书》记载“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7可知汉时饲养这些动物的人为没入奴婢。唐朝时，长安禁苑建于“大内宫城之北，北临渭水，东拒浐川，西尽故都城。禽兽、蔬果，莫不毓焉”。8两宋时期，南方各藩国及边地所进贡孔雀，也大都被圈养在皇家苑囿中，如北宋的玉津园就圈养了孔雀。9
5. 政治外交意义。孔雀进献是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重要环节。虽然，滨下武志认为“以中国为中心，几乎覆盖亚洲全境的朝贡制度，即朝贡贸易体系，是亚洲历史上，也只是亚洲历史上独特体系”，10强调朝贡制度的贸易性。但是，包括孔雀在内的珍禽异兽的进献，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中原王朝豢养它们不仅只是封建帝王个人喜好，它最为重要的作用在于赠送动物背后的政治考虑。
对中原王朝而言，珍禽异兽的进献可以宣扬君权神授，用以粉饰太平。儒家天人感应体系中，某些特定的动物，如孔雀、麒麟、狮子、白鹿等象征着天子的合法性是否得到了上天的认可与表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历代王朝大都乐于接受四方进献并极力向臣下夸耀。不仅如此，传统天下观和华夷观中，中原四方的藩国还往往与禽兽相类比。一般情况下，各国的珍禽异兽多被列为贡物之首，诸夷进献珍禽异兽，被视为四方诸夷效顺、君主德被天下、声望传于四海的表现，有助于保证政治合法性和地区稳定性。不仅唐、宋等汉人王朝奉行这一原则，作为当时东亚的强大国家，辽朝也相信进献朝贡是附属国家表示恭敬、宗主国家国力强盛的表现，如《辽史》卷十五所记，回鹘进献孔雀，便是其臣属的标志之一。11
对进献者而言，进献包括孔雀在内的珍玩宝物，是确保自身政权正统性、稳定性与安全性的重要保障，也是获取赏赐的方法之一，体现某种程度上的互惠互利。中原王朝一般会按照“物有所偿、贡有所赏”的原则，对属国朝贡进行回赐，且价值多高于贡物本身，以便让进献者有利可图。以占城为例，其向宋朝进献孔雀，就有政治、经济等多重目的。第一，政治方面。占城交好宋朝，在于其与真腊、交趾的三国往来中处于相对弱势，试图向宋廷朝贡称臣，以求得保护。由于安南同宋朝冲突不断，宋朝为了稳定南部边疆，也积极参与到中南半岛事务中，拉拢相对弱势的占城借此打击安南。孔雀因此成为两国往来的重要纽带之一。第二，经济方面。人类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国家也不外如是。占城与宋的朝贡贸易，于占城而言，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为，宋朝奉行“厚往薄来”朝贡政策，占城贡物所得馈赠极为丰富。不仅如此，这些使节在得到宋朝的馈赠外，还可进行个人贸易，以致其年年朝、岁岁贡。一言蔽之，“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直慕义而来”。1
唐朝的南方州郡所进孔雀，属土贡，与藩国又有所不同。所谓土贡，是“当土所出”、“任土作贡”，即地方州郡向宫廷进献的地方物产，如土特产、手工品、珍禽等，体现着中央和地方的隶属关系。地方州郡按时按量缴纳贡物，是恭顺服从、尽心尽力的表现。唐前期，除非发生大的天灾人祸，一般情况下不会停止土贡，被视为地方州郡重要的一项职责。唐后期，随着藩镇割据加剧，土贡便难以为继，日渐荒废。对此，中日学者有不同看法。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和大津透认为土贡更多的追求礼仪性，并不追求贡物的实用性，指出特殊节日中贡物的陈列，标志着地方对中央的臣服，是对以君主为中心的世界的再确认。2王馨英围绕土贡的构成加以讨论，强调其礼仪性和实用性兼而有之。3在笔者看来，土贡数量、缴纳时间、进献州郡等的完备与否，标志着唐王朝对于地方掌控能力的强弱变化，是考察统治稳定性的一项重要指标。
（二）日本方面
1. 赠送历史。日本本身其并不出产孔雀，文献所载孔雀皆为外来之物。笔者将六至十二世纪来自大陆的孔雀记录整理成表（如下表1）。
2. 路線问题。如表1所述，六至八世纪时期，孔雀通过中国南方进入新罗并渡海至日本。
具体路线虽不能完全确定，但根据《新唐书》、《旧唐书》所见《地理志》记载，唐朝通往新罗及日本的路线主要有三条，即营州道、黄海道与东海道。营州道，即从营州（今辽宁朝阳）通瀚海、高丽、新罗各国；黄海道，即“登州海行入新罗道”，4从登州（今山东蓬莱）由海上到东北、朝鲜半岛各国和日本。该航路还可由登州东向出海，直航朝鲜半岛西岸，至白翎岛一带，与上述经渤海湾的航线会合。唐朝初年，朝鲜半岛三国及日本与唐朝的交往，就是通过黄海道进行的；东海道，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因其“梗海道”，日本迫于无奈，开辟了东海航线，5指从淮河与长江口附近沿海地区直航日本的航线。宋朝统治时期，两国贸易大兴，海外航线仍与唐相仿，东海道成为两国往来的主要路线，明州便是当时的交通枢纽，孔雀应是从明州出发，并到达日本。
3. 政治外交意义。首先，关于政治意义，通过对表1的1、2、3史料的解读，可推断孔雀在当时新罗与日本关系中所蕴含的特殊含义，明了新罗赠送孔雀的原因。史料1（589）阶段，新罗与百济、高句丽关系紧张，而百济，不仅与日本关系颇深，还与中原王朝联系甚密。百济与隋、日交好，使新罗颇感压力。笔者以为，此时新罗向日本遣使，在于牵制百济，改善自身外部环境。史料2（647）阶段，644—645年间唐与高句丽战争及647年唐对高句丽的骚扰，表明唐对高句丽势在必得。与之为邻的新罗国内正值伊餐毗昙之乱、善德女王去世。面临此种内外交困局面，向日本遣使，意在拉拢日本。史料3（700）阶段，统一朝鲜半岛后，新罗局势仍不稳定，高句丽旧地叛乱迭出。日本遣使至新罗，是对新政权的一种试探，新罗将孔雀赠送与遣新罗大使，表明了一种政治态度。新罗之所以将孔雀赠送给日本，除宣示王权外，还试图借机表明新罗与
唐关系的密切，能够得到产自中国南方的珍禽，是一种炫耀和威慑。此外，新罗与日本的往来
还有更深层次的意图，那就是联合以应对唐的威胁。唐朝的国际秩序中，需要新罗、日本、百济等国的服从和参与，以构建完善的羁縻制度。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彻底驯服地加入进来并非本愿。新罗一方面依靠唐朝在新罗、高句丽、百济混战中最终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完全遵从唐朝的东北亚政策，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反对唐朝将其与被征服国百济等而视之。虽然，齐明天皇三年（657年），日本与新罗因为护送遣唐使的问题而导致双方关系破裂，龙朔三年（663年），唐、新罗联军又在白江口之战中打败日本与百济，双方关系降至冰点。但是，由于同年唐朝任命百济太子扶余隆任熊津都督，龙朔四年（664年）又命百济与新罗会盟于熊津以昭示天下。这使新罗大为不满，为后续的唐罗战争埋下了伏笔。因此，新罗试图通过联络昔日之敌——日本，巩固自身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强化力量以对抗唐朝。新罗的这一举动，也得到了日本的积极响应，自身在朝鲜半岛势力的衰退和唐朝的日渐强势，使之意图缓和与新罗关系的来稳定外部局势。
对日本而言，从5世纪后期起，伴随着国力日渐强大，日本就不再满足于中原王朝的册封，试图构建起以本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外交层面上开始谋求与唐朝的对等地位。早在小野妹子访隋朝之时，两国就曾因日本国书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一语发生过冲突。1唐贞观年间的赴日使节也曾因礼仪问题，“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2日本一直试图通过新罗“来朝”，提高自己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构建囊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小中华”秩序。新罗进献孔雀，在日本看来，是一个极佳的宣传机会，正合日本提高国际地位的内在诉求，得到了日本的积极回馈。7世纪末日本与新罗关系恶化之后，此类行为就再也没有见诸史书。另一方面，孔雀被带入日本之后，当时的日本朝廷还将其进行展览，供百姓与贵族观看，其中就有通过珍禽瑞兽的拥有和宣扬，提高自身的神圣性和正统性，以强化统治。
其次，在经济方面，除表1中的入唐僧与新罗使节外，孔雀大多由中国商人进献。自大化改
新以来，日本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贵族阶层不断
渴望海外的奢侈品和珍稀之物，孔雀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珍禽。但是自宽平六年（894年）日本废除遣唐使后，日本推行消极外交政策，延喜年间（901—923年）还出台了“十二禁制事”，严禁私自出海，持续长达两百余年。这样一来，极大地阻碍了贵族们追求海外之物，反而让来自中原地区的物品价值扶摇直上。与此相对，同一时代的两宋时期，政府鼓励贸易，宋商积极开拓东亚市场，也使日本进入到了宋商的视野之内。此外，宋廷还常派宋商代为传递国书或赠送礼物给日本朝廷，借此拉近两国关系。可以说，宋朝派往日本的使节大都是由宋商来充当的。宋商不仅是东亚国际贸易的主力，而且还承担起了政治交往的纽带作用。如此一来，宋商为获取巨额贸易利润，完成使节的政治任务，必然要加强与日本的交流，这使宋商迫切需要日本朝廷及其皇亲贵戚的授权与支持。正是基于政治、经济的双重目的，以及日本统治阶级对孔雀的特殊喜爱之情，九世纪之后，中国商人才纷纷携孔雀渡海赴日，将孔雀作为强化与日本朝廷及皇亲贵戚联系的礼品。
最后，在宗教领域，孔雀在中国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日本，这种色彩更为强烈。平安时代，自空海强调《孔雀明王经》的重要性以来，此经成为日本佛教重要的修行秘法之一，被认为有消灾祈福、除病延命、安产等功效。日本有关《孔雀明王经》的注疏颇多，如《孔雀经音义》三卷、《孔雀经开题》、《孔雀经并仁王经法》、《孔雀经御修法日记》、《孔雀经法日记》等十余种，可见日本的《孔雀明王经》信仰颇为流行。在这一背景下，颇具宗教符号色彩的孔雀，被日本上下所喜爱是可以理解的。
三、结语
六至十二世纪的东亚世界，孔雀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早在周朝，孔雀已随外邦使节来到中国，成为当时的贡物之一。佛教东传后，孔雀在东亚中渲染了浓郁的宗教色彩，被视为祥瑞，外交中的地位也与日俱增。在东亚朝贡体系中，进贡者进献孔雀，以此表示恭顺，试图获取某种保护，得到某种利益。拥有者以此显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中原王朝借助孔雀，向四方番邦及地方州郡夸耀“天朝上国”的威仪，以巩固统治。日本的天皇及摄关家则利用孔雀，向国内诸多势力，表明其与外国间的亲密关系、自身统治的神圣性。不仅如此，由于日本国内的宗教性气息要强于中国，相较于外交层面的意义，孔雀的进献在宗教层面的意义相对更强。可以说，对于中国而言，孔雀是地方州郡及番邦表达恭顺的一种政治态度，其特殊的外在性与浓厚的宗教性，使得这种进献尤为突出，是“宗藩体制”的重要证据之一。对日本而言，孔雀的宗教符号性要强于外在体貌，获取孔雀，是日本上层显示自身尊贵、巩固自身统治的工具之一。两国相较之下，中国侧重于孔雀的外交功能，而日本则倾向于宗教属性，这与当时两国所处的外交环境以及国内的宗教氛围有相当程度的联系，需要格外注意。不仅如此，两宋以后，孔雀自身的所谓“祥瑞”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弱，越来越趋向于普通珍禽，其缘由就是南方地区养殖数量的增加，神秘性色彩不断削弱。此外，佛教在中国日渐本土化，逐步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得孔雀的宗教色彩不断被人们所淡忘，以至于生活化、日常化。与中国相比较，进献孔雀至日本的人，多数并非官方使节，孔雀在日本的外交属性就相对较弱，更突出的在于宗教属性与外在体貌，而这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未有大的更改。具体而言，早期孔雀在日本，外交属性仍旧较强，被看作是孔雀赠送方（新罗）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的重要手段之一；之后伴随着贸易發展，孔雀又被视为联络日本皇室贵戚关系的有效手段，中国商人借此得以更加顺利展开与日本的贸易。
整体而言，本文论述了六至十二世纪东亚世界中孔雀的宗教属性和外交意义，认为孔雀的特殊外貌和佛教内涵让其成为了当时的重要往来动物，决定了其与一般动物的赠送截然不同。这一时期的孔雀不能被简单认定为玩赏物，而应视为东北亚国际交流研究的符号之一。研究孔雀赠送及其相关意义，有助于从多维视角来思考这一时期东亚外交形态的发展变化，进而更好理解当时的朝贡体制。
